陈敏之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了官学，再变而成为孔教。孔丘其人也就从此走了红运，被历代帝王和他忠实的信徒吹捧为中国最伟大的圣人，赠予了许多最尊崇的封号，被当作偶像来礼拜。
孔丘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下面辑录了一些材料，并略加评论。
一
孔丘生下来父亲就死了，早年丧母，是个孤儿。《史记·孔子世家》说他少年时期“贫且贱”，还记述有这样一段故事：“孔子要侄，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宪绌曰：‘季士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这是说，当时孔丘还在服母丧，腰里扎着一条麻布条（古时丧礼如此），听说季氏（鲁国大夫）请客，他不经邀请而自己撞了去，想跻身于公卿大夫之门，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讨了一个没趣。不过，这倒是为孔丘从小就想向上爬，热衷于政治提供了一个佐证。
孔丘少年时期穷而地位卑贱，除了《史记·孔子世家》说他“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做过一些仓库管理员、牧畜管理员、工程管理员之类职位低微的小官吏之外，孔丘本人也说过：“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论语·子罕》）他的弟子也说他：“子食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歇。”儒，本来是指人家办婚丧喜事时干类似近代赞礼这种营生的人。孔丘也干过这种行当谋生，因此他说“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食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穷和地位卑贱，并不是什么罪名。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主要看他的实际言行。孔丘曾极力赞美他的高足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孔丘自己也自我标榜：“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这些话的意思无非都是说孔丘是如何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事实果真如此么？
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的。这个灯笼子贡给他捅破了。子贡说：“有美玉于斯，韫庐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当时孔丘大概有点猴急了，竟也情不自禁地附和着说：“来买啊，来买啊，我就是等着善价出卖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见《论语·子罕》）出卖干什么？除了做官发财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么？
有一次，颜渊、季路在旁边侍候着孔丘，忽然他心血来潮，兴致来了，要他们俩说说自己的志愿。“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
子路比较直率，直说只想做官；也还有点义侠心肠，愿意和朋友有福同享。颜渊谨小慎微，胸无大志，是孔丘培育出来的一个最没有出息的迂夫子，而世称其贤德，还是孔门第一个高足哩！至于孔丘，其志似在济民，然而怎样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具体政策措施半句没说，还不是政客式的一篇空话！在空话背后隐藏着的是只有他自己才心中有数的内心世界。
孔丘是十分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每到一国，必与闻这一国的政治。这就引起了他的门徒的怀疑，有一次，子禽问子贡：“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为政》）（温，和厚；良，易直；恭，庄敬；俭，节制；让，谦逊）这分明是子贡在为孔丘文饰，说孔丘虽然求之，却异于其他，所谓求之，用现代语来说，无非是钻营，不过，子贡硬要为孔丘挣一个面子，说他和其他人的钻营不同。
孔丘为了谋求一官半职，不辞辛苦劳碌，奔走钻营了一生，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并没有什么市场，到处碰壁，《史记·孔子世家》说他离开鲁国之后，“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郑国的人民甚至讥讽地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孔丘自己也自嘲地承认了的，不得不说：“然哉，然哉。”
孔丘为了谋得一官半职，有时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史记·孔子世家》记录有下面两件事。
其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悦，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亦品卒不行”。这事大约发生在孔丘五十岁以后。你看，太史公描述得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孔丘被褐怀玉，技痒难熬，极想一试身手，也顾不得公氏不狃是一个背叛的家臣，自己可能也要背上一个叛逆的罪名，甚至语无伦次，把一个小小的费城比作丰镐，自己比作周文武，连子路都不以为然了。
其二，“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这件事和上面一则故事是类同的。所不同的是子路用孔丘自己说过的话直接反对孔丘应召而去，而孔丘语塞，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不敢再提那么堂皇的其为东周乎的大道理，只能找出一些什么“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入污泥而不染的意思）等遁词来支吾搪塞，最后还是露了馅，原来只是因为“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为什么不直爽一些，说我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呢！孔丘曾这样吹嘘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泰伯》）也曾赞赏过史鱼和蘧伯玉：“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两相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孔丘是否像他自己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了。
《论语》中有下面一则小故事，很少为人注意，也几乎没有人提及。故事很简单：“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音喜，醋也）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公冶长》）（原注：微生姓，高名，鲁人，素有直名。人来乞[醯]时，其家无有，故乞诸邻家以与之。夫子言此，讥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虽小，害直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曰直。圣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驷万钟从可知焉，故以微事断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谨也。）
这本来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极平常的小事。有人来向一个叫作微生（此人平素为人有一点正直的小名气）的讨一点醋，恰巧他自己家里没有，就向邻人借了一点给了他。这样一件无可非议的小事，孔丘不但记在心里，用讥讽的口吻攻击了他；孔丘后世的忠实门徒，更小题大做，大肆攻击，而且说了一大篇似乎振振有词的大道理，说什么“所枉虽小，害直为大”，好像微生犯了一桩天大的错误。
好，就算微生不对，不该没有明说自己家里没有，不该去问邻居借了给他。那么，你孔丘的行为又如何呢？这里也来抄录几则故事在下面：
其一，“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其二，“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相助匿非曰党），君子亦党乎？君取（娶）于吴为同姓（按古礼，同姓不能为婚，乃违礼行为），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注）其三。“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名圉，卫大夫）（《公冶长》）
关于孔文子其人，《论语》旧注中还说了下面一段故事：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按：即夺其妻耳）。疾通于初妻之娣，文子怒，将攻之，访于仲尼。仲尼不对，命驾而引。疾奔京，文子使疾弟遗宝孔姞，其为人如此而谥曰文，此子贡所以疑而问也。孔子不没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为文矣，非经天纬地之文也。
够了，不需要再多举例证了。
孔丘口口声声说为人要正直，提出什么“举直错（措）诸枉”等从政为人的主张。然而，他的直在哪里？他明知鲁昭公违礼，而硬说他知礼；他明知孔文子其人品格下流，夺人之妻，一副流氓相，还硬要为他文饰，甚至吹捧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还公然说什么父子互相包庇是一种正直的行为（直在其中矣）。他自己颠倒是非，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攻击微生。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仔细一追究，原来鲁昭公、孔文子都是当权派，是得罪不起的；而微生不过是一个区区小子，何妨施之攻击，从而可以抬高自己。君不闻“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论语·述而》篇冉有曰：“夫子为（意即助）卫君乎？”条下注），“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其奥妙就在这里！否则，岂不是自己断送了进阶之路！
（注）这段话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较之《论语》为详尽。在君子亦党乎以下的文字为：“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施（疑是期）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
二
孔丘在他的言论中，包括他所发表的政见和他对他的门徒的教诲中，是非常讲究“信”的。这里，可以列举出许多条来：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学而》）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音倪），小车（音月），其何以行之哉。”（《为政》）
这一条，是说得非常严重的，其意思是如果人而无信，犹如车之没有而不能行，就不能做人了。但是，在另一处，孔丘又否定了自己的这个论点，说什么“言必信，行必果”，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注）
孔丘在和颜渊、季路各述其志的时候，孔丘也说了自己的志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对朋友要讲究信用，孔丘是作为自己一生的志向提出来，并且是对他的门徒说的，总该是郑重其事可信的了吧！但是，且慢！不要急于轻信，这里用得着孔丘另一条“教诲”：“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郑重一点，还是先考察一下孔丘的实际行为，然后再加判断吧！
《史记·孔子世家》记述有下面一段故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以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得感谢太史公，为我们保存了这样一段珍贵的记录，否则，将无以考察孔丘之为人。也得感谢孔丘本人，是他提醒了我们不要轻信一个人，并且教会了我们“听其言而观其行”这种考察一个人言行的方法。
对于太史公的这段记录，用不着再作任何解释。不过，我敢深信不疑，谁看了上面这段故事都会感到义愤填膺，并且还会说：背信负盟还不算，必欲假人之手把脱己于死地的蒲人灭之而后快，孔丘还能算得是一个人么！这是孔丘自己往他脸上抹的黑，并不是任何别的人往他身上栽的赃。
孔丘这个两千多年来一直被誉之为“圣人”的，其为人品格之卑劣，如斯而已。什么“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什么信义等等，在孔丘嘴巴里说得那么动听的这一套，在孔丘自己也不过完全是一堆骗人的鬼话。除此而外，不可能得出别的结论。
（注）《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里，把忠君放在第一位，把孝悌放在第二位。虽然勉强也提到了信，但是不必那么认真，过分认真“言必信，行必果”，那就和小人一样了。
三
下面几则故事，饶有趣味，先录之于下，然后再加评论。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论语》旧注，以下同。令尹，楚上卿执政者也。子文，姓斗，名谷于菟。其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无间。知其有国而不知其有身。其忠盛矣。故子张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许其忠，而未许其仁也。）
“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至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齐大夫，名杼。齐君，庄公，名光。陈文子，亦齐大夫，名须无。违，去也。文子洁身去乱，可谓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见义理之当然，而能脱然无所累乎？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而犹未免于怨悔也。故夫子特许其清而不许其仁。愚闻之师曰，当理而无私心则是仁矣。今以是而观二子之事，虽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见其必然于理，而真无私心也。子张未识仁体，而恍于苟难。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许也宜哉。……今以他书致之，子文之相楚，所谋者无非僭主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齐，既失正君讨贼之义，又不数岁而复返于齐焉。则其不仁亦可见矣。）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鲁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后行。若使晋而求遭丧之礼以行，亦其一事也。程子曰：“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然至于再则已审。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愚按季文子虑事如此，可谓详审而无过举矣。而宣公篡主，文子乃不能讨。反为之使齐而纳赂焉。岂非程子所谓私意起而反惑之验欤？是以君子务篡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
“子曰：‘寗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恳。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寗武子，卫大夫，名俞。按《春秋传》，武子仕卫，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无道，至于失国，而武子周旋其间，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凡其所处，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及也。程子曰：“邦无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当愚者，比干是也。）（以上均见《公冶长》）
以上四人，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令尹子文三仕三已，旧政必以告新令尹，事君可谓忠矣。寗武子当成公无道，几至于失国的关键时刻，经过他的努力，“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做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的事，“卒能保其身而济其君”，较之令尹子文，其事君尽忠，尤为过之。然而孔丘对令尹子文的评价是“忠矣”，“焉得仁”。对寗武子的评价却是“其愚不可及也”。真是奇哉怪也。而其后世门徒程子说得更加荒谬，“邦无道能沉晦以免患”，简直认为寗武子在亡国危机面前，应当在家沉晦，以免身及其患，而他不逊艰险地事君尽忠，（我当然不是在这里提倡事君尽忠），完全是多此一举，愚不可及。按照孔丘和他门徒的界说：“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当理而无私心则仁矣”。寗武子于此想必可以当之无愧了吧。然而孔丘不仅未许之以仁，连“忠矣”都不说一句，反而讥之以愚不可及。那末，孔丘的所谓仁，所谓忠，究竟又是什么玩意呢？他的那一套伦理道德，即使在当时，岂不也不过是一些诓骗人的动听的谎言？
齐的陈文子和鲁的季文子属于另一种类型。陈文子在崔子弑齐君后，丢弃了他的四十匹马（可能还有其他带不走的财产，细软大概是带走了的）跑了。他的离开齐国，是因为斗不过崔子，还是为了到国外去反对崔子，没有说（注解中说他几年之后又回到了齐国。为什么回去和怎么回去的，没有交代。孔丘当其时，应该是知道的）。他到过其他几个国家，而这几个国家的情况较之齐国好不了多少，大概也都发生过弑君篡权的事，因此他一再说“犹吾大夫崔子也”，看不惯，哀叹一阵，一跑再跑，最后，可能感觉到天下乌鸦一般黑，也无处可跑了，只好又回到了齐国。孔丘大抵是了解陈文子的历史的，因此对他的离开齐国，赞许地说他“清矣”，然而“焉得仁”；却没有责备他为什么不去声讨崔子，也没有责备他没有尽忠。
至于鲁的季文子，因事其人其事都在鲁国，孔丘对之应当是更为熟悉的。这个人的品格极为低劣。仅拟注解中列举的两件事——使晋而必求遭丧之礼以行；宣公篡主，不能讨，反为之使齐而纳赂——来看，按照孔丘的道德规范来评价，实在最低限度也应当说几句贬辞。然而孔丘却只是摸摸胡子，惋惜地说：“想得太多了，一想再想就可以了。”说得多么温情啊！读到这里，不禁要问，孔丘对之何以温和乃尔？如果再想一想（就像孔丘“教导”的那样），想到季文子是鲁国在位的当权派，而孔丘正是在他治下的臣民，得罪不得，因而只能莞尔而笑，说一句不痛不痒、不伤脾胃的话，也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孔丘真可以称得上识时务，深知做人诀窍的一个伟大的“圣人”。呜呼！
四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注：比孔子周游四方，道不行而思归之叹也。吾党小子，指门人之在鲁者。狂简，志大而略于事也。斐，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观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于是始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又不得申引之士而思其次。以为狂士志高意远，犹或可进于道也。但恐其过中失正，而或陷于异端耳，故欲归而裁之也。）
关于这一段话的历史背景，注解中已说得很清楚，是孔丘在现实政治活动中到处碰壁，计不得售之后说的。孔丘在哀叹之余，还想传道于后世。这段话也确实说出了孔学——孔门之道的历史命运：其一，孔门之道在当世吃不开（关于孔门之道为什么在当世吃不开，已另专文论之）；其二，正是经过孔子纠合他的吾党小子对他的那一套经过裁割整理，才能成为显学，才能传之后世，而且连孔丘自己做梦也想不到，孔教在精神上竟统治了中国人民两千余年之久，至于它的幽灵还在有些人的头脑里萦回作怪，企图采取新的形式，穿上时髦的外套，继续愚弄人民。孔丘九泉有知，也许还会莞尔而笑吧！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