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懂事起，就知道，父亲在写一部“大书”。没想到，他这一写，竟是二十年。提笔时，他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落笔时，他已年近五旬。在写这部“大书”期间，发生了很多事，现在想来，倒也有趣。
刚从老家搬到小城时，我们一家住在一间单身宿舍里。房子很小，仅能容纳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沙发，后来又加了一组书架，书架满满占了一面墙。现在想来，那时的生活应该是清贫艰难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仿佛是世上最富有最快乐的人。在那时，我脑海里没有任何关于“贫”与“艰”的感觉，因为父母从没给我传递过这方面的任何讯息，于是，我傲气十足地成长着。
我们一家人常常谈笑风生，论英雄，论爱情，论历史，论成败……父亲对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谈这些时，带着所有的尊重和真诚。他经常给我讲些文学家的故事。还在上幼儿园时，我便知道了许多伟大作家的名字：托尔斯泰、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对这些人，我满是向往。他们像是我另一个时空里的朋友，伟大而亲切。从那个时候起，我便立志要当作家，当个像父亲一样的作家。在我心中，他是和托尔斯泰一样的作家。
很多时候，我们之间更像是朋友。八岁那年，我这样问父亲：
“爸爸，八年算多年吗？”
“八年？应该是算的。”
“哈！那以后我们之间就不是父子了，是兄弟！”
“为什么？”
“你不是常说‘多年父子成兄弟’吗，既然八年算多年，那我们当然是兄弟了！”
父亲哈哈大笑。后来，他常把这故事讲给朋友听。
每天早晨，父亲三点起床，起床后，他首先打坐，然后才写作。每到我睁开眼时，都能看见他精神抖擞的样子。从幼儿园起，他便要求我每天五点起床，他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好多人听到我五点起床，都笑父亲“残忍”，对我充满了同情。那时候，我就暗暗笑他们，我每天比你们多起三个小时，一年就是好多天，这相当于我比你们多活好多天。
在十八岁那年，我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我学着父亲也每天三点起床。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时光，我完全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或喜，或悲，或爱，或恨……我把灵魂化作一缕云、一场风、一片雪、一首歌，它们交织在一起，清澈而唯美，演绎出沧海桑田的寂寞。窗外，一地星光。
刚开始困极了，我对自己说：父亲也是这样过来的，他可以，我也可以。就是这个念头，帮我支撑了无数个难熬的凌晨。那一年，我还在上学，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可就是在那时，我写出了很多让父亲称赞的文字。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心灵是和父亲相通的，因为我总能在他的眼神里，找到我所需要的一切。
后来，我爱上了早起，母亲说我是爱上了“举世皆睡我独醒”的感觉。
父亲的《大漠祭》初稿完成时，我们家搬了楼房，欠了很多债务，迫于这些压力，父亲出了关房，开了一间不大不小的书店。刚开始很忙，父亲早上修行，上午写作，下午用来处理事务。他后来告诉我，下午应事的时候，也是他最好的调心良机，他说他行住坐卧，都不离本尊。他不拿念珠，却能记下一天里诵的所有咒子。他的身上常带一串硬纸片，每一片上都写着唐诗或宋词，稍有闲暇时，他就拿出纸片记诵。后来他说，他背会的大部分诗词，就是这样背的。
等书店的生意稳定后，父亲再次入了“关”，他刮了光头，剃了胡子，躲进了城郊的一处农房内，又开始闭关。我不知道他的关房在哪，从那时起，我便很少看到他。母亲除了照看书店外，每天给父亲送一次饭。此前，有四年时间，父亲是与世隔绝的，他自己做饭，也不叫母亲送饭。那时，父亲留给母亲的，是无休止的等待。在我小学六年级时，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敢说：如果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今天的成就；如果没有母亲，大家绝对看不到那叫《大漠祭》的书。为了父亲，母亲付出的太多了。
在无数个黄昏和夜晚，母亲总会趴在窗口，痴痴地望着外面。我知道，母亲在想父亲。父亲在一个离城区很远的地方修行和写作。他与世隔绝地待了整整四年。
父亲走了。母亲承担了家里的一切，撑起了这个家。她起五更，睡半夜，为家庭奔波着。她不让父亲担忧，让父亲在那里安心创作。
父亲走了。这个房子空荡荡的，没有了往日的笑声，没有了往日的温暖，家一下子变得十分冷清。母亲忍受着孤独寂寞。但是母亲的意志十分坚强。她坚信，父亲一定会辉煌的。既然付出了，就一定会获得；既然耕耘了，就一定会丰收；既然努力了，就一定会成功。她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再苦再累也不怕。她愿为丈夫付出一切。
母亲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但她以惊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一切困难。说实在的，我真佩服她。她是个坚强的女性。
每到夜里，家里就冷清得可怕，静得可怕，没有一点温暖的气息，空气似乎也凝固了。可母亲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在父亲写《大漠祭》的几年里，母亲老了许多。在这期间，她就像慈母一样关怀着父亲。如果没有那份等待的煎熬，她至少比现在年轻许多。她做到了寻常女性做不到的一切。父亲闭关的四年里，母亲仿佛老了十岁。
一个又一个黄昏，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剪影。
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整整一个星期无法退烧。从医院到家里，都是母亲一个人在跑。那几天夜里，母亲无法睡觉，她一遍遍用凉水浸透的毛巾放到我额头上帮我退烧。她没有告诉父亲，怕打扰他。可是，我无法忘记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和一身的落寞。
现在，她开始照顾我，像当初照顾父亲一样。她帮我做完所有生活中的琐碎事，好让我有更多时间写作读书。她常说，用她的生命来节省我和父亲的生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做我们想做的事。她说这话时，总显得平淡与坚定。
有时候，当写作的灵感消失殆尽时，我总是很懊恼。每每这时，母亲就会说，能凌晨三点起床写作的孩子，怎么会没有出息？听到这句话，我心中所有的阴霾与懊恼都消失了。
每当我写东西时，家里就安静极了。母亲蹑手蹑脚地走路，轻声轻气地说话，生怕一不小心弄出的声响，会惊走我脆弱如水泡的灵感。母亲从不主动要求看我写的文章，我每次眉飞色舞地给她讲小说的构思与选材时，她回馈于我的，永远是满足的笑容和赞许的眼神。
支持完父亲支持我，不知不觉间，母亲老了，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她头顶的白发再也不躲躲闪闪，曾经羞涩的皱纹，现在也大大方方地爬满了她的额头。写到这里，我特别想哭，我不知道怎么去报答我的母亲，我只有好好写作。
提起父亲，我满是骄傲；提起母亲，我满是感恩。
为了写那部“大书”——我眼中，这大书，甚至也包括了父亲自己——父亲放弃了许多别人眼里的好机会。无论是升官还是发财，他都放弃了。同事笑他傻，亲戚干着急，年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支持父亲的选择，就像后来他支持我的选择一样。
父亲每天待在那个残破的关房里坐禅、读书、写作，一日、一月、一年……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去了父亲的关房。那是一间狭小的房子，里面仅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堆满了书。那屋子像山洞，很黑，很湿，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窗户，只有尺把大小的一个天窗。父亲戏称自己在“坐井观天”。房子的墙上挂着一幅字：“耐得寂寞真好汉，不遭人嫉是庸才。”
2000年10月，父亲的“大书”之一终于出版了，它就是《大漠祭》。这本书一时轰动了，除了书本身很优秀的原因外，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作者“十二年磨一剑”的精神。很多人非常吃惊，在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竟然有人用十二年时间去一遍又一遍地写一本书。可是我明白，父亲不仅仅在写一本书，他是在完成自己，一次次打碎，再一次次重建。他用一支笔重塑灵魂，完成了蜕变。
《大漠祭》出版后不久，父亲低价把书店盘了出去，还剩下上万册书。几位当官的朋友想帮他处理，父亲没答应，他全部捐给了农村的孩子。他又开始了闭关，他一边修行，一边开始《猎原》、《白虎关》、《西夏咒》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