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杨广小结
唐末五代时期诗人、文学家、思想家罗隐，在游览已经迁到雷塘的隋炀帝陵墓时，对于规模远远小于普通帝王的炀帝陵慨叹之余，写下《炀帝陵》一诗：
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
这首诗交代了隋炀帝最后魂归何处，并且深深惋惜，早年曾经平定南陈天下一统的杨广，最终只是惨淡收场，陵墓的规模只是数亩薄田。
杨广死后也并未入土为安，坟墓至少经过了两次迁移。
萧皇后与宫人用漆制床板做成棺材，将他草草葬于江都宫流珠堂。志大才疏的宇文化及发动政变后并没有好好经营江南之地，而是率领大军北归，似乎要去问鼎中原，最终却是羊入虎口。
宇文化及率部离开江都后，镇守江都的大将“陈棱”感念隋炀帝旧恩，为其重新发丧并改葬于吴公台下。
公元622年，唐朝平定江南后，唐高祖李渊下令将隋炀帝陵迁到雷塘（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公元648年，萧皇后病死，唐太宗李世民命将其尸骨送至江都与隋炀帝合葬。
客观来看，杨广一生，有功有过，但功过难以参半，毁大于誉，已成定论。比较权威的《隋书》在简单说了一句好话之后——炀帝爰（yuan，从，于的意思）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注意，都是讲他在小时候是个好孩子，有美名，平南却北，在兄弟中间卓尔不群。
然后给成年执政的他总结了几条罪状：
一是皇位来路不正（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
二是骄奢贪婪（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
三是残暴（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
四是穷兵黩武（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
最后对他进行了唾弃——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望夷宫是秦代宫殿名，在此指代秦二世），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天下所有的人都与你为仇，连随侍身边最亲密的人都抱着敌对的态度，执迷不悟，那个昏庸劲堪比秦二世，最后一个至尊的皇帝，死在一个无名匹夫的手中。
看看隋书犀利的评价，就算是杨广起于地下，估计也无话可说。其实这算客气的，李密起兵反隋的时候，有一位名叫祖君彦的文人，在讨伐杨广的檄文中列举了杨广的“十宗罪”，最后归纳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你的罪恶怎么写也写不完，怎么洗也洗不净。也为后世留下了“罄竹难书”这个成语。
做为一个王朝的皇帝，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把江山玩丢，杨广自然也不例外。
依我看来，杨广应该也属于好心办坏事的类型，虽然最后闹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但他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
抛开帝位来路正当与否的问题，罪过主要集中在残暴、荒淫、滥用民力开凿大运河和穷兵黩武征伐高丽上。
在正规的史料上，关于杨广的荒淫倒没有列为重点，只是提了一句淫荒无度。并且在古代，淫荒跟现在特指下半身活动不同，它的重点是耽于逸乐、纵欲放荡，并没有特别围绕杨广有多少女人去展开，可能是觉得这是帝王的一种正常的特权吧？相对与后世，杨广拥有的美女资源并不多，要知道开创“开元盛世”的唐明皇有宫女四万多人，后人也并没有太多指责。“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诗句虽然露了那么一点讽刺的意味，可是并没有汹汹大怒。
并且还有大诗人白居易为他和儿媳杨贵妃的爱情大唱赞歌，要知道，杨玉环可是已经为唐明皇生了两个孙子辈孩子的，相比之下，杨广**父亲晚年才宠幸的宣华夫人似乎更可原谅。只是后来，人们的“偷窥”和意淫的欲望高涨起来，抓住杨广这位亡国之君的私生活做文章——反正你已经有那么多骂名，虱子多了不咬，不在乎再多一项。致使提到杨广，大多人的第一印象仅仅是一个接近变态的色情狂。
残暴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大臣，二是对庶民。
杨广对大臣说是残暴，到不如是荒唐。和前代的汉武帝后世的朱元璋相比，杨广并没有大规模屠戮大臣，但是他的行为真是堪称另类，那些死在杨广手下的大臣们死的冤枉。大业七年，二月十九，杨广乘坐龙舟从江都巡游到涿郡，命令官员在船前接受挑选，陪伴出游，被选中的有三千余人。对不起，你们要来一个长途急行军，有的人徒步随船行走了三千余里，没有得到安置，冻饿疲顿，因而致死的有十之一二。
对百姓的残暴，杨广确实有一套混蛋理论，在平定了杨玄感的叛乱之后，他发了一通感慨：“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可见天下人多了不好，人多就会相聚为盗，杀人不尽，无以惩后。”具体怎么杀人就不提了，抱着这种“患天下人多”思想的皇帝真是可怕啊。
征伐高丽前文已经说得不少了，这次跳过，重点说说大运河。
大运河不是杨广的专利，早在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为了长安的漕运——漕运嘛，就像现在为了保证首都啊、上海啊这些大城市的物价稳定社会祥和，全国各地的物资会源源不断地往这些都市里调运。在古代没有动力机械，比起陆路，水上运输可以利用水能风能，运量大，运费低，更加便捷、安全。
首先修复了西汉的关中漕渠，名为广通渠，后来为南下平陈，重新疏浚了邗沟，也就是说早在二十年前（大业元年是公元605年）就已经开始这项工程了。由于隋朝太短命，杨广其实没有沾到大运河多少光，反而颇多诟病。后来的唐朝老实不客气地大加利用，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政府财政收入全仰仗江淮地区，大运河成了唐朝的救命河，维持李唐生存的物质血液都是从这条经济命脉中输进长安。
前文提到的诗人皮日休，就是基于此写下了《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这么肉麻地吹捧杨广，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他还写过一篇《汴河铭》的文章，概括了通济渠所起的重要作用：“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看来此人称之为诗人实在屈才，是个水利经济学家啊。
到了宋代，又开凿了由开封通往山东地区的五丈河、通往西南和南方的蔡河(惠民河)，和作为五丈河水源的金水河。这三条河，和大运河，合称“漕运四渠”。
“要想富，先修路”，大运河做为一条经济之路确实泽被后人，到了明清时代，运河漕运依然是主要的运输手段。记得《金瓶梅》中就写过西门大官人到码头接货的情节，《金瓶梅》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山东临清，正是大运河上的一个沿岸城市。
大运河还是一条孕育之河，由于大运河的经济推动作用，沿运河两岸成长了大批的繁华都市，大运河就像丝线一样，把这些明珠串缀起来。比较熟悉的就是扬州和杭州了，这两个城市都是在隋唐时期才发达起来，留下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典故。大运河同时又是一条对外交流之河，到了唐朝，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沿这条河走近大唐的，鉴真东渡，也是从扬州乘船由运河出海。
由此可见，开凿大运河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操之过急，没有掌握动用国力民力的尺寸，不顾民众的承受能力，结果物极必反。
这种急于求成急到事急必反地步的根源恰恰是我们抛开的问题——帝位来历。
正是由于这种废长立幼，骨肉相残的无形压力，才使杨广建立不朽帝王功业的心态失衡，心情太迫切，急于向死去的父皇，向当今的臣民，向整个天下证明，证明自己是应该坐这个位置的。年号大业，就把这种心态展露无疑。
看看杨广早期的执政：上台先平叛，取得完胜；开凿大运河，按计划完工；耀军威于突厥，风光无限；杀前朝重臣以立威，乾纲独断。
到了大业五年，隋朝的国力达到了鼎盛，资治通鉴记载：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正是因为这样，杨广才急于完成做为帝王最大的功业——开疆拓土。
正是出于对这项事业的重视（估计和后世的唐太宗一样，也看到了高丽的重要性），他才决定御驾亲征。如果能和平南陈拒突厥一样，干点筹划、组织、协调的工作，估计大业八年一征高丽就取得完胜了。真的是这样，后来的起义军恐怕很难有什么作为，杨广就不会被用来和秦二世相提并论了。
不过这是杨广之不幸，恰是李渊之大幸。至于百姓辛与不幸，一时难以断言，虽然饱经战火，生灵涂炭，但在涅槃之后，却迎来了盛世大唐。“唐人”的招牌，至今还在全世界接受众人的崇敬，我们的文章，也即将进入正题——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