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公司”的开山之作《貂蝉》一鸣惊人，在第五届亚洲影展上“五子登科”，获得五项大奖。这不仅奠定了邵逸夫在香港影坛的地位，同时也一炮轰红了导演李翰祥，让他从此在香港影坛出人头地。继《貂蝉》之后，《江山美人》再次夺冠，让“邵氏”名声大振。但是《倩女幽魂》参赛法国“康城电影节”却名落孙山，铩羽而归——“胜败乃兵家常事”，邵逸夫又出奇招……
1958年，邵逸夫的“邵氏公司”正式开始拍摄影片。邵逸夫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开拍《貂婵》。
《貂婵》是他开拍的第一部影片，可以说是“邵氏公司”在香港的奠基之作。这是一部彩色戏曲片。此时，邵逸夫却独出心裁，决定用只有在大陆江南一带才流行的“黄梅调”。
对于公司的奠基之作，邵逸夫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有悖常理的决定呢？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香港不是大陆内地，更不是江南，说“国语”的人少，知道黄梅戏的人就更不多了。在这里居住的人大多是广东福建人，说的都是“广东白话”（粤语）。你却要拍摄一部黄梅调的国语地方戏曲片，这不是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吗？
但是，邵逸夫通过对香港电影市场的现状认真考察之后，发现当时香港影坛的国语片一直萧条冷落，很少有重头戏爆火走俏。这就给国语片的生存留下了一个难得的空间，一个急待开发的市场。邵逸夫见行情如此，他决心拿出一部上乘之作，既可以作为“邵氏公司”在香港影坛奠基的开山之作，又可以为拯救国语片之颓风。在通过反复的市场考察，并同郑文怀等人认真地分析了这种现状之后，才作出了上述决定。应该说，这就是邵逸夫的独到之处。
邵逸夫给自己的“邵氏公司”定下的宗旨就是“振兴国语片”。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邵逸夫曾公开地向新闻界表明，他的公司，每年要生产二十六部国语片，十二部粤语片。“邵氏公司”的口号是：“邵氏出品，必属佳作。”
这种口号，在当时国语片不景气的香港，是很有号召力的。通过报界的宣传和郑文怀等人的舆论策划，“邵氏出品”还没有上市，就在香港被炒得纷纷扬扬，令多少观众翘首以待。在商场滚了半辈子，邵逸夫是很懂得“吆喝”的作用，这就叫“先声夺人”。
而在当时，又是什么原因，让邵逸夫决定开拍《貂蝉》这样的影片呢？看来这完全是邵逸夫的“福至心灵。”
因为当时在邵逸夫的眼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几乎就是当年上海滩二三十年代的翻版——在绮丽糜烂的浮华背后，到处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醉生梦死。一种怀旧复古的情绪，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衍生出来。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之后，无论是从日寇的炮火下劫后余生的香港居民，还是五十年代初，从大陆仓皇出逃而来的前朝遗民，几乎都有一种“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心理。但是，只要到了夜阑更深，酒醒梦回之时，却又有了一种“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失落与惆怅。这些人需要安慰，需要慰藉，更需要寻找一种精神寄托。于是，邵逸夫就决定投其所好，把他们带到远离现实的历史之中去，让他回到那远古的时代，去寻找一方净土，去觅得自己的精神家园。
这时，他又想到当年自己和三哥在南洋奔波，大哥和二哥在上海主持“天一”时，也是在时下类似的情况下，从稗官野吏和民间文学中，找出许多若有若无的“孟姜女”、“梁山伯”、“唐伯虎”之流，推出一系列的“古装片”，结果是一时声誉鹊起，门庭若市。他更没有忘记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出笼时不仅轰动了大上海，而且震动了南洋的盛况。
因此，邵逸夫便认识到，中国人的现实，永远都和历史连在一起，“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因为这部五千年的“历史”，太耐人寻味了。当年，在“天一公司”大拍古装片的同时，上海的“大中华百合公司”也曾拍过一部上下集的《美人计》，在当年可算是大制作。这部影片就是取材于《三国演义》，演的就是“貂蝉”的故事，在当时一上演竟一时轰动，效果很好。这些往事，让邵逸夫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在准备拍摄《貂蝉》之前，邵逸夫也想到了拍艺术片，也看了许多港岛的名家高手，为他的公司炮制的剧本。但是，这些剧本都让邵逸夫给退回去了，一一给予了回绝。他从心底里，也承认这些剧本有许多是大手笔，在反映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方面，的确是入木三分。但是，这时他想到的却是观众的口味和兴趣，想到的是赚钱，是投观众之所好，是让观众愿意掏钱买戏票，看自己的电影。
在这一点上，邵逸夫的观点是明朗而又鲜明的，从来都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闪烁其辞。在很多的场合，甚至在公司的员工大会上，他都是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是商人。他常常一针见血地对那些怀有“浪漫情怀”的员工们指出，我们是办公司，不是办“艺术沙龙”。
他曾经说过：“我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我要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种戏会有多少人中意看！少人看的戏，就少人得益！所以我就专门从大家都中意看的娱乐片着手。”
作为一位商人，难得的就是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商人。这是需要勇气和真诚，也是需要气度和胆识的。这样的商人，不可能是“奸商”，往往是具有竞争实力的巨商。邵逸夫就是这样的一位商人。而那类“老千”（即骗子）式的摊贩和“八股索”之流，是没有这种勇气的。
基于上面的这些想法，邵逸夫便在众多的剧本和构想中，选择了《貂蝉》。
一天，邵逸夫把郑文怀和公司的导演李翰祥请了来。待他们坐定之后，邵逸夫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暂时不可能去做艺术家，只能做一位商人，只要不做”老千“就行。貂婵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不仅美貌无比，更令人动心的是她的故事本身。一位那样的弱女子，为了一个不可药救的王朝，可以置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不顾，这种精神是称得歌颂的。何况自古以来，英雄美人，才子佳人永远都是娱乐界永恒的话题。”
郑文怀很同意邵逸夫的想法。他说：“把貂蝉搬上银幕，一定很受欢迎。”
“我想是这样。这出戏就请翰祥你来导演。”邵逸夫神情严肃地对坐在一旁的李翰祥说。
李翰祥从邵村人时代开始，就在“邵氏”效力，他对邵氏兄弟是很了解的。尤其是对邵逸夫这位新老板的为人和魄力，更是佩服有加。这时听到邵逸夫点了他的“将”，顿时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他不由得动了一动身子，连忙说：“我？我行吗？这可是我们公司的第一部……”
“翰祥，别没志气。我说你行你就行。”邵逸夫大声说：“你跟我二哥在邵氏也干了几年了，现在也该你出人头地了！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的汉学功底，你的戏路，我心中有数。”
邵逸夫这席话，说得李翰祥心都热起来了。这让李翰祥不由得回想起这十年来，自己在香港的日日夜夜——
李翰祥，1926年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后在当年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肄业。走出校门后，毕业文凭都没有一张，加上时局动荡，谋职无门，便在1948年来到香港，开始涉足电影业。先在“大中华”公司当特约演员，跑跑“龙套”；同时，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先后在“长城”、“大观”、“永华”等影业公司任布景师、场记、服装管理等。直到五十年代初，才与邵村人的“邵氏父子公司”签约，开始了干导演这一行。1954年，“邵氏父子公司”拍摄由前苏联的小说《在底层》改编的《雪里红》一片，才由李翰祥第一次执导。《雪里红》是李翰祥导演生涯的处女作，由当时的大红影星李丽华主演。这是一部黑白片，影片面市后反响平平。李翰祥并没有由此而一鸣惊人。
接着，李翰祥又在“邵氏”拍了一连串的喜剧和肥皂剧，其中有由林黛主演的《黄花闺女》，还有《给我一个吻》、《全家福》等等。当时的反映都是有起有跌，有输有赢，最终还是没有让李翰祥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所以，在这近十年的从影生涯中，李翰祥在香港影坛导演这一行当中，一直是名不见经，事业上很不得志。其原因就是邵逸夫所说的“戏路”——也就是他风格，在当时是很难得到一般老板的赏识，往往得不到重用。
李翰祥虽然是学艺术的，但他的汉字功底尤为深厚，尤其是对历史人物、历史掌故他都能博问强记，非常精通。这种本事在“邵氏”门下，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在拍戏风格上，他既擅长拍古装戏，也善于拍历史题材的“大制作”。他每次都能以高层建筑的气势，把握住“大江东去”般的壮阔场面。对于拍那种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的风月片，对那些古典“文戏”的处理，他同样又有“小桥流水”般的独到之处。说到底，在风格上，李翰祥是“厚古薄今”；在手法上，他又能“文武兼备”。对于李翰祥的这些招数，邵逸夫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这一次他知人善用，亲自点名要李翰祥执导这部举足轻重的影片《貂蝉》。
现在听到自己的老板这么一说，李翰祥何尝不想“出人头地”。面对这种信任、理解和器重，他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当时就答应下来了。
接下来是讨论主角“貂蝉”一角由谁扮演。这时李翰祥大胆地进了一言，他说：“据我看，饰貂蝉者，非林黛莫属。”
邵逸夫一听，先没有表态，只是笑着问：“为什么非她莫属？最近加盟邵氏的明星这么多人？难道李丽华就不行么？文怀，你说说看。”
郑文怀一听，只是习惯地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谦逊地笑了笑：“这事还是听李导的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说得三人都笑了。
李翰祥说“那我就说说吧。我认为林黛时下不仅年轻貌美，又是港岛红极一时的影后，正在风头上，对观众有明显的号召力；更主要的是，通过我几次与她合作，觉得她的身世、她的经历、还有她的气质都与我相像中的那位貂蝉貌合神更合。她生性孤傲、心比天高，却又命比纸薄、多灾多难，整一个无可奈何的薄命红颜。她演貂蝉，一定能喜不忘忧，悲不渎职，最后是兴尽悲来，凄艳动人。”
“好！好一个”喜不忘忧，悲不渎职“，我要的就是这八个字。翰祥，告诉你吧，在人选上，我也想到饰貂蝉者，林黛也。除了剧情的要求之外，我还有一个商业上的要求，就是要让”电懋“的大老板陆运涛到时候大跌眼镜！”邵逸夫信心百倍地说。
邓文怀这时才说了一句很合时宜的话：“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对不对？”
三个人又一阵大笑。
不过，后来在讨论采用黄梅调这个问题上，却有了小小的分歧——关于貂蝉的故事，较早有过京剧《凤仪亭》、三十年代有过《美人计》，用的都不是“黄梅调”。在李翰祥看来，黄梅调只不过一种地方小调，没有昆曲的力度，没有京腔的气势。这样的小调美则美矣，但只适合表现那些村姑牧童的“小放牛”之类的调情斗趣，打情骂俏，于这样的历史题材恐怕不合适。
当年香港的“长城电影公司”由黄域导演，拍制了第一部黄梅调电影《借亲记》，上映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所以，李翰祥就认为不宜用黄梅调。
但是邵逸夫却有自己的一套。他认为《借亲记》虽然反响平平，但是，大陆拍摄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香港上演时，却是轰动一时，这关键不在曲调的本身，而在于运用是否得法。再说，京腔昆曲气势倒是不错，但年轻的香港人对那种有板有眼的京腔京白，听得懂的恐怕不多。如果连唱腔道白都得一字一句地上字幕，势必会影响效果。黄梅调与国语相去不多，这与他们“邵氏公司”倡导的振兴国言片的宗旨也不谋而合。
经过几番讨论，最后还是定了黄梅调。这时，邵逸夫特别提醒李翰祥，要他不要认为“董卓”、“吕布”、“王允”之流都是朝阁重臣、无敌天下的大将军，但在这出戏中，表现的不是“气吞万里如虎”的“沙场秋点兵”，也不是廷争殿谏的社稷江山大计。虽然事关宏旨，但在剧中所体现的却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私生活”。人有七情六欲，自然少不了儿女私情。如果没有这种“儿女私情”，就没有貂蝉的成功和失败——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英雄难过美人关”。
邵逸夫的这种提示，实在是画龙点睛。从而让李翰祥接受了“黄梅调”，全身心地投入了《貂蝉》一片的制作之中。
《貂蝉》一片杀青封镜，一上市果然轰动了整个香港，盛况空前。连续放映半月，场场爆满，给“邵氏”创下了丰厚的票房价值。
更可喜的是，在当年的第五届亚洲影展上，《貂蝉》一片“五子登科”，一举夺得五项大奖——李翰祥获“最佳导演奖”、林黛获“最佳女主角奖”、高立获“最佳编剧奖”、姜兴隆获“最佳剪辑奖”、王纯获“最佳音乐奖”。
尽管这一届的“最佳故事片奖”被“电懋”的《四千金》夺走了，但“邵氏”的《貂蝉》还是一炮打响，名利双收。
《貂蝉》一片轰动之后，其中最得利者，当然是“邵氏公司”的老板邵逸夫。但是，除了邵逸夫之外，导演李翰祥也是大得其利。李翰祥来香港创业整整十年，一直是时运不济，默默无闻，不料这一次却时来运转，一炮走红。不仅成了“邵氏公司”的头牌导演，而且一夜之间，成了香港影坛炙手可热的红人。李翰祥走红之后，香港许多影业公司便都打起了他的主意，纷纷来抢挖李翰祥加盟自己的门下。但是，李翰祥却不为金钱所诱惑，只是想到要在这清水湾的摄影棚，为这个新老板邵逸夫效力。
李翰祥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其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李翰祥从邵村人主持“邵氏父子公司”时，就来到“邵氏”门下，是邵村人第一次起用他为导演；这一次邵逸夫又慧眼识真金，信任他，器重他，将自己的开山之作交给他去执导，结果让他一炮走红。因此，对于“邵氏兄弟”的知遇之恩李翰祥是不能忘记的。所以，他不能一时因名利所惑，为金钱所动，去投靠别人。他不能做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不过，后来李翰祥与邵逸夫不欢而散，那是事出有因。此是后话。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翰祥当年加入“邵氏”时，就同邵村人签约了一份为期八年的合约。
当时，李翰祥为什么要签这么一份合约，事后他在回忆中说：
“那时我才三十岁，八年一点都不觉得长。老实讲，不要说八年，就是八十年我都签。那年头，只要有人肯出钱叫我导演，怎么说怎么行。”
李翰祥真不愧是一条东北汉子，敢于实话实说。从这段话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当年李翰祥那种落魄的窘迫和无奈。如果不是“邵氏”兄弟发现了他，并且能及时地重用他，他的出名是不会有这么早，这么顺利的。
1958年，这份合同还没有到期，这也是李翰祥没有见异思迁的原因。
但是，这并不是李翰祥这时没有离开“邵氏”的主要原因——一位名导演，难道还会被一纸合同缚住了手脚，关键是一种对事业的追求和一种相互之间感情的维系。后来，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李翰祥不是“跳槽”了吗？那时，尽管被邵逸夫告到法庭也在所不辞。
所以，李翰祥这时没有离开“邵氏公司”，主要考虑的并不是这张八年的合同，而是他觉得这位邵逸夫，在当时的香港影坛上，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是一位能成大器的人物。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明主而事——对中国文化有相当造诣的李翰祥，当然明白这句话的道理。
“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对于邵逸夫的信任和器重，让才情独具的大导演李翰祥，再一次在“邵氏”大展身手。
这时，已经是1959年的春天。《貂蝉》一片的成功，终于让“邵氏兄弟（香港）公司”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影坛稳定了脚根，并且打开了局面；同时，也让第一次独立掌坛，正式制片的邵逸夫信心倍增。
继《貂蝉》之后，李翰祥又在开始为“邵氏”执导另一部影片《江山美人》。《江山美人》是一部大型古装片。影片中仍然用黄梅调作音乐，仍然用林黛饰演主角。这时，邵逸夫对古装片和黄梅调几乎是情有独钟，而导演李翰祥则是对林黛的演技信任有加。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江山美人》开机了。
在开机拍摄《江山美人》的同时，郑文怀也加大了宣传的攻势。影片还在拍摄之中，就在香港的街头巷尾被炒得沸沸扬扬。此时，香港的大报小报上，也经常出现许多“拍摄花絮”之类的“花边新闻”，连篇累牍，天天都在撩人心弦。
有一则“片场花絮”说：导演李翰祥对布景的要求极其严格，“造假”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在一场戏中，有几根立在大厅里的木柱子。李导演为了逼真，除了用原木作柱子外，他还要求“制景”用喷火器将这些原木烧焦，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用沙纸将这些焦木磨光打亮，使之现出来的木纹就像陈年朽木上的一样，栩栩如生。
这则新闻，并不是小报记者的“妙笔生花”，当时的情景的确如此。李翰祥对影片中的每一处景点，每一个细节，都要认真推敲，慎而又慎。这种精神，连邵逸夫都感动了。当时，邵逸夫想到了上海三十年代拍古装片的情景，就对李翰祥说：“李大导，如果现在拍古装片，再让乾隆皇帝留着一分为二的大背头，让林妹妹穿上开叉极高的缎子旗袍，脚蹬高跟皮鞋，你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李翰祥不屑一顾地说：“那同样有效果，一种荒诞片的效果。”
邵逸夫很满意地点了点头。他不用担心李翰祥会把《江山美人》拍成荒诞由于李翰祥的精雕细刻，《江山美人》一片上映之后，果然又一次轰动。邵逸夫给予了李翰祥充分的信任和充裕的资金，使他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美学构想。李翰祥也不负邵逸夫的期许，当《江山美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它那宏阔华丽、美仑美奂的影像，它那史诗式的风格，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该剧还是王纯作曲。由于在《貂蝉》一片中成功地运用了黄梅调，并获得了“最佳音乐奖”，因此王纯被称为“港台黄梅调第一功臣”。王纯以黄梅戏唱腔为主体，糅合了江南小调和流行歌曲的元素，用单纯的曲调创造了一种醇厚婉转的意蕴，使得其中的一些唱段，如《扮皇帝》、《戏凤》等流传至今。于是，《江山美人》一上映就受到空前的欢迎。
这一次，“邵氏公司”出品的《江山美人》不仅在放映国产片的二三流戏院上映，而且第一次挤进了香港豪华的“西方大世界”电影院，在那里进行放映。要知道，当年香港的“西方大世界”，是专门放映西片的电影院，国产的或者是本地的影片，是很难有机会到这里上演。由于《江山美人》的成功，“邵氏公司”的名声一下子打出来了。前来订购该片拷贝的不仅有中国片商，连许多不可一世的西片公司，也来向邵逸夫买拷贝。这一下，不仅让邵逸夫、李翰祥、郑文怀等人得意开怀，也让港岛上的华人扬眉吐气，让许多中国同胞脸上有光。
《江山美人》上映后，久盛不衰，再一次刷新“邵氏”影片的票房记录。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就突破四十万港币大关，让邵逸夫大发其财。
更值得庆贺的是，在1959年第六届亚洲影展上，《江山美人》又一举夺魁，获得“最佳影片奖”。
这时，香港所有的电影公司，不得不对这家刚刚起步的“邵氏公司”另眼相待，刮目相看了。一时间，邵逸夫也成了香港的风云人物，成为香港新闻界抢镜头的“焦点”。他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香港的许多大小报刊上。他开始在各种酒会、宴会、茶话会上频频露面。
当时邵逸夫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在拍摄影片和获奖上，在其他方面他也是突飞猛进。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以后，从60年代开始，就开展了一个庞大的扩张计划，在香港、新加坡推出“每月一院”，选择适当地点大开影院。短短几年，邵氏影院星罗棋布，迅速增至130余家，形成一张巨大的发行网络。应该说，正是“邵氏兄弟”的成功，才加速了60年代香港电影的繁荣。当时的“邵氏”经常在亚洲影展中夺得奖项，旗下拥有大量著名影星。其获奖的影片如《貂蝉》、《江山美人》还有后来的《独臂刀》，均是脍炙人口的影片，从而开创了香港电影业的新时代。“邵氏出品，必属佳作”，不再是一句口号，一种梦想，而是一种有目共睹的存在。
面对暂时的成功，邵逸夫并没由此而陶醉。继《貂蝉》和《江山美人》之后，邵逸夫又在构思他的第三部影片。这时，他想到的不仅仅是在香港，在亚洲地区拿大奖，出人头地；他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国际大赛中拿奖。当时，他来香港创业时，就立下了这种宏愿。他要把香港作为他走向世界的“桥头堡”，让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夺得一席之地。
1959年，邵逸夫决定参加一年一度的法国“康城电影节”，拿下最高的荣誉“金棕榈奖”——因为法国的康城电影节，和意大利的威尼斯电影节以及德国的柏林电影节一样，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并称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如果能在法国康城电影节获奖，那么“邵氏出品”就得到了国际电影界的承认了。
于是，邵逸夫就和李翰祥、郑文怀等人商量，决定抓住这个机遇，争取早日走向世界。这时又在紧张地策划选题，定剧本，选演员。有一次在商量剧本的时候，李翰祥快人快语地说：
“六叔，我想剧本就定《倩女幽魂》吧。这个剧本是根据《聊斋志异》的《聂小倩》改编的，我看……”
“等等，翰祥，你等等，”邵逸夫连忙打断李翰祥的话说，“你刚才叫我什么？六叔？”
“对呀！现在大家都这么称呼您啊！难道就要我一个人称为”波士“（老板）？”李翰祥奇怪地问。
因为当时在“邵氏公司”中，上下的职员都不叫邵逸夫做老板，而叫他“六叔”。原因是邵逸夫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加上他又为人随和，不摆老板的架子，年纪也有五十多了，便觉得叫老板有些疏慢，不知是那位“甜嘴妹”带的头，称他为“六叔”。于是，“六叔”这一个称呼这样就传开了。后来，在香港和亚洲的电影圈子里传开了，大家都称他为“六叔”。从此，“六叔”就成了对邵逸夫的一种尊称。当时邵逸夫听了也没有异议，六叔就六叔吧，就算是接受了。不过，李翰祥还是第一次这么称呼他，所以，他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奇怪。现在听李翰祥这么一问，也只好笑着说：
“好，翰祥，六叔就六叔吧，反正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做你的叔叔也绰绰有余，我就认了吧！”
“好，多谢六叔不见外。”李翰祥便趁热打铁地补了一句，接着说，“我看《倩女幽魂》这种剧本，拍起来很有戏，同时，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把它拍成一部很有韵味的影片，一定能拿个大奖。”
邵逸夫一听，就说：“翰祥，这个想法不错。我看《聊斋志异》就是个好东西，我们中国人喜欢，我想外国人也喜欢。那就拍拍这个”聂小倩“吧。”
李翰祥接着说：“不过，我想改变一下的原著的风格，尽量往艺术片靠一靠，不要拍得太冷涩了，争取做到雅俗共赏。”
邵逸夫一听，更是高兴。他觉得李翰祥是一位有追求的导演，各方面都想磨练、尝试一下。他就说：“多种风格多条路，你就去试一试吧。在这样的年头，还不晓得哪一招，才可以”吃遍天“呢！要是能到法国拿个奖回来，那就更好了。”
于是，他便同意了李翰祥的想法，叫他大胆地去尝试，去创新，拍出水平来。
《貂蝉》和《江山美人》走俏，李翰祥风头正盛，他的确想多几种尝试，就怕“六叔”不同意。现在看到邵逸夫这样支持自己，信赖自己，李翰祥自然无话可说。从此，他就全力以赴，进行《倩女幽魂》的制作。在用人方面，他却一反常态，不再启用他的老搭档林黛。他认为如果再用林黛再去主演，不仅让观众觉得“邵氏”无人，也会让挑剔的观众腻味。于是，他就决定启用“邵氏”的老牌影星李丽华，由她担纲主演。
经过几个月的艰难拍摄，一部具有东方文化情趣的艺术片《倩女幽魂》终于杀青封镜。这时，法国康城电影节在即，邵逸夫就亲自出马，同李翰祥双双飞往法国南部著名的影城康城去了。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参赛康城电影节的影片。不知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距，还是那些外国评委们的偏见，在康城电影节上，“邵氏公司”精心打造的《倩女幽魂》竟名落孙山。搞得邵逸夫和李翰祥一伙人，真是乘兴而去，结果却是败兴而归。
真是“祸不单行”——《倩女幽魂》不仅让邵逸夫没有捧个金灿灿的“金棕榈”奖杯回来，而且在香港上映时，竟然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上映后观众反映冷淡，再也没有《貂蝉》与《江山美人》上映时的那种轰动效果。这真不得不令满怀希望的大导演李翰祥大失所望，也让邵逸夫感到不妙。因为这部电影，从选题到拍摄，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慎重的，尽量做到精益求精。如果这部影片再次走红，那么“邵氏”的事业也就会更上一层楼。结果却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难道是这种选择一开始就错了么？李翰祥觉得愧对信任自己的“六叔”，心情很不佳，整天的闷闷不乐。
“翰祥，我发现你近来有些不对头。”
一天，邵逸夫把李翰祥找到自己的房间，同他谈心。他语重心长地对李翰祥说：“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倩女幽魂》出师不利，是多方面的原因，没有什么值得耿耿于怀的。商场如战场，现在香港的影坛也就是战场，你想想，在战场上哪有常用将军呢！哈哈哈哈……”
邵逸夫一阵爽朗的笑声，让李翰祥打从心底里感到一种感激，一种温暖和鼓励。他愧疚地说：“六叔，我真有点怀疑我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邵逸夫说：“何必说这种话，你的才气和人气是有目共睹的。在电影这一行中，我刚才说过，有谁敢说他是常胜将军呢？”
李翰祥点了点头说；“这倒是，感谢六叔对我的鼓励。”
邵逸夫说；“我今天找你来，并不是要你感谢我。我是要和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李翰祥不解地望着邵逸夫。
邵逸夫神秘地笑了笑说：“今年的”香港小姐“选美”在即，我想请你策划一下，搞一部与“选美”有关的影片。因为“选美”这件事在香港由来已久，现在又是越炒越热，香港市民对此都很感兴趣。我想，如果搞一部这样的题材的影片，一定会受到市场的青睐。你说呢？
“六叔的眼光真有独到之处。”李翰祥不由得佩服地说。
“什么独到之处，”邵逸夫笑着说，“还不是商人的眼光。市场需要什么，欢迎什么，我们就拍什么。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你说是不是？”
李翰祥点了点头，他不得不承认邵逸夫的话有道理。他说：“六叔，我尽力而为吧，让我考虑一下，过几天，我会找你谈谈。”
邵逸夫说：“行，我等着你的消息。”
李翰祥告辞了。
“邵氏公司”又在酝酿着一次新的行动，准备参与“香港小姐”的“选美”活动。不知这次“选美”能不能爆个“冷门”，让邵逸夫的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