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怀揣理想的小知识分子，她的梦想上不着天下着地，色彩斑斓，也实际，也浪漫，她和一群学生结伴来到解放区，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现实多少粉碎了一些母亲那些过于美好的理想，实际的生活使她清醒了一些，再加上战争的考验和革命的教育，使她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不是浪漫，而是流血牺牲。虽然母亲意识到了这些，但她仍无法改变小知识分子的天性，爱幻想，易激动，经常心潮难平的样子。经过一段战争的洗礼，她的爱、恶有了些改变，包括对父亲的感情。她明白了什么是最可爱的人，她自从参加革命队伍后。父亲是她交往最深的男人。前方炮声隆隆。枪声阵阵。她看着一个又一个伤员从阵地上被抬下来。她不能不联想到父亲。想念父亲，是不具体的，而是抽象的，她把对前方战士的挂念和关怀，都倾注到了父亲的身上，说白了，母亲想象中的父亲经过了母亲的理想化。随着时间、环境的改变，母亲虚弱的情感也在改变。
就在这时，母亲在众多伤员中发现了父亲。那次父亲负伤有些虚张声势，他的皮肉多处挂花，却没有伤着筋骨。父亲因失血过多，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待母亲确认出父亲后，她的心里动了一下，接着眼泪就流了出来，毕竟父亲和她是有些关系的，母亲就是对那些没关系的伤员，动情处，她也会忘记自己医生的身份。躲到无人处，伤心动情地流出几滴眼泪，这就是女人、母亲。
父亲看见了母亲眼里的泪水，他的心也有所动，毕竟他是个健全的人。在前方打仗的间隙里，脑子会冷不丁地冒出母亲，每次打仗前，父亲和所有人一样，把该想的也都想过了。谁知道双方一开火，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呢，战争中他们平静地面对死亡，但也恐惧死亡，因为不能避免死亡。过多的死亡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他们便和一般人有着对死亡不同的理解。一想到死，就会想到今天的生，梳理自己生的时候，就会想到人生的许多遗憾，这么想时，父亲就会出其不意地想到母亲。母亲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他也算得到过女人了。那种感受是活生生的，挥之不去，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虽然母亲让他有过灰暗的日子，但也有刻骨铭心的时刻。
父亲看见了母亲还有母亲脸上的眼泪，父亲就说：操，咱们又见面了。父亲说这话时，是有着许多感慨的。
那些日子，父亲成为了母亲众多伤员中的一位，现在他们的位置又一次得到了改变。母亲是医生，父亲是伤员。
母亲照料父亲时就比平时多了些关怀、体贴。这使父亲对母亲的看法得到了空前的改变，父亲就想：这小杜要是不教文化，还是挺漂亮的。父亲把可爱归结到了漂亮这一点上。
不学文化时的父亲，在母亲的眼里也不那么愚顽了，做为男人的父亲，此时的刚强和自尊又一次得到了展现，这种展现，让母亲有所心动。
父亲的伤还没有痊愈时，一次战役已经结束了，部队进行全面休整。父亲也就不急于出院了，伤员不再增加。母亲偶得空闲时，她总要在父亲的病床前站一站，摸摸这，看看那。
父亲有一次就感慨地说：要是世界上没有那些字该多好哇。
这话说得母亲一愣，待她明白过来，她只在心里轻吸了一声。这就是她眼中的父亲，有时愚顽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父亲能起来了，他可以拖着腿走来走去了。那个季节正是春天，处在山沟里的野战医院四周的山坡上到处开满了山花。父亲鬼使神差的跑到山坡上。采回了一大堆红灿灿的花儿来，他把这些花一直抱到母亲面前。他说：给你的。
母亲没料到父亲竟会有这样的举动，她绯红了脸，有些手足无措地接过了父亲递给她的野花。这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显得这么有情致，也是最后一次。这一怀抱鲜花打动了母亲那颗芳心。当时母亲又羞又嗔地望了父亲一眼，接过鲜花，低着头就匆匆走了。
父亲望着母亲的背影，他的身子呼地一下热了起来。
这一次，父亲和母亲在战争间隙里有了一次名符其实的团聚。也就是在这一次，母亲接纳了父亲。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婚，父亲也领略到了真正的母亲。
就是这一次短暂的相聚，母亲怀孕了，不久，她就生下了老大——权。
年老的父母回想起往事，他们才意识到那是他们一生中情感世界里几个亮点之一。
随着环境的改变，母亲也像普通女人一样，学会了等待。因为权的出生使父亲和母亲有了一个无形的纽带。这种纽带一直把他们系在一起。
于是就演绎出了生活中的苦辣酸甜。
权的出世，使母亲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有别于父亲，战争年代的父亲，他更像一条没有了码头的船，在风浪中飘摇着。母亲以及权只是他梦中的一个影子。只有在梦里他们偶尔才能出现。
母亲却不同了，权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只要她看到权、她就会想起父亲、想起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以及种种责任。好在母亲在后方医院，不需要她亲自去打仗，但战争年代的野战医院，作战部队走到哪里，他们就要跟到哪里。于是，年纪尚小的权和部队一样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权出生时，父亲自然不在母亲身旁，那时他正在太行山一带和鬼子进行游击战。不久，日本鬼子投降了，父亲的部队又马不停蹄地开到了东北。
母亲所在的医院虽然也来到东北，但她却无法见到父亲，父亲的部队正在营口一带和蒋介石的部队进进退退地进行着拉锯战。
在辽沈战役前夕，父亲和母亲终于见面了。他们见面的地点是长春郊外的一个小村里。那时解放军已经把长春城里的国民党部队团团围住了，父亲的部队就驻扎在郊外的一个小村里。那天，母亲的医院途经父亲所在的那个小村，就这样，父亲和母亲在分别五年后，又一次重逢了。在这之前，他们有几次擦肩而过的机会，但阴差阳错他们一直没能见面。
也就是说，父亲和母亲在长春郊外的村庄里见面那一年，权已经五岁了。那天晚上，父亲亲自把母亲和权接到了自己的指挥所，说是指挥所，其实就是三间民房。一间是父亲睡觉的宿舍，另一间是父亲办公的地方，还有一间是厨房，一直到现在。广大的东北农村仍保留着这种典型的房屋结构。那一年。父亲当上了团长。父亲和母亲见面并没有什么话可说，部队发生的故事就是他们共同的事。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母亲毕竟是女人，她刚见到父亲那一瞬，有一点点激动，不管怎么说，这五年里，她一时一刻也没忘了父亲。这完全是权的功劳，因为权的存在，使母亲无法忘记父亲。但她一看父亲的神态。那种永远无法退却的顽态。又使母亲那一点点感动也消失了。
父亲没对母亲说什么，却对母亲身旁的权说：这是我的儿子吧，来让爸抱抱。
权不理父亲这个情，瞪着一双溜圆的眼睛说：你是我的儿子！
权不是心血来潮这么说话。战争年代的部队还谈不上文明，经常有伤员和母亲的同事逗权说：权，我是你爸爸。权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他爸爸，渐渐地他学会了反抗，别人再这么说时，他也说：你是我儿子。
权当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自己的亲爹。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反抗着父亲。这种反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父亲先是怔了一下，马上就哈哈大笑道：好，这小兔崽子真是我儿子。
权这时就真的很仇视地望着父亲了，此时他站在父亲面前，不是兔崽子，而是活脱脱的一个狼崽子。那架式随时准备上前和父亲撕扯一番。
父亲接母亲和权去他那里的一路上，父亲几次想把权抱在自己的怀里，都被权愤怒地挣脱了。一路上，权一直愤怒、警惕地望着父亲。父亲无奈，大度地笑一笑，也就随权去了。
结果，那天晚上就发生了悲惨的一幕。
那天晚上自然是父亲和母亲还有权一起睡在一条炕上，在权没有睡着之前，权说死说活也不让父亲上炕，父亲没有办法，吹熄了灯，只能在暗影里坐着。后来权睡着了，父亲才宽衣解带摸到母亲身边。
父亲五年没见到母亲，当时父亲急如火煎的样子可想而知，正在父亲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和母亲送到极乐世界里的时候，这时悲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父母都很投入，谁也没有想到权会在这时醒来，而且爬了起来，愤怒地扑向父亲……
在以后出生的几个孩子中，父亲最喜欢的就是老大权。在权的身上他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后来权也当兵入伍，在当上连长不久，珍宝岛自卫战打响，权所在的部队上了前线。结果权牺牲在了那个冬季。
父亲得知权牺牲后，他一滴眼泪也没掉，他站在办公桌前面，默默地凝望着窗外飘舞的雪花，他只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你真是我儿子……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战争中的父亲和母亲度过了他们人生中平静的一段夫妻岁月。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他们的关系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解放战争结束了，抗美援朝也取得了胜利。在一连串的战争间隙里，父母同心协力一口气又生了三个孩子，他们分别是林、晶、海。晶是他们惟一的女儿。这些孩子都是在战争中呱呱落地，父亲在战争的间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抗美援朝结束后，战争就真的结束了。成了首长的父亲从朝鲜归来，便在一个北方城市落脚生根了。这是他有生以来安顿下来的第一个家。家自然坐落在部队营院里，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在院落的一隅又辟出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青一色是日式建筑，灰色的水泥建筑，这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遗物。日本人显然没有料到他们苦心经营的这些建筑，最后竟落到敌人手里。这些建筑异常的坚固，有点像日本人的炮楼，父亲一直在这里住到离休，那幢小楼仍风雨不透。父亲曾对着这幢小楼感叹：这小崽子真他妈的……父亲不知是感叹日本人，还是感叹日本人的建筑。
总之，父亲拥有了自己稳定的家——一幢日式小楼。楼不大，楼下有七八间房，这对父亲来说，他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他已经做好了打一辈子仗的准备，没想到这么快战争就结束了，于是他拥有了这个风雨不透的家，家里面住着妻子还有四个孩子。
一下子安定下来，打惯仗的父亲还真的有些不习惯，他第一次坐在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竟不知如何是好，站起坐下，坐下又站起，手脚都不知往哪放才合适。以前他从没有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坐过，如果说是有一间房子的话，那就是他的指挥部，不管是战前，还是战斗中，指挥部里总是热闹非凡。作战参谋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电话铃声不断，墙上桌子上铺满了形形色色的作战地图。父亲只有在那种环境中，他才显得游刃有余，心里才踏实。此时的父亲真的无所适从了。参谋人员也偶有进出，电话铃声也时而响起，这一切，远没了战争中那种紧张和忙碌。
无所适从的父亲，渐渐觉得气不那么顺了。部队面临着重新建设，各种计划和设想纷纷诞生。于是参谋秘书们不停歇地往他的案头投送各种材料和报表。父亲对那些文字天生的反感，有不少不了解父亲的下级，把那些材料恭敬地放在父亲案头，说一声：首长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父亲就火了，他拍着桌子吼道：我是睁眼瞎，你们难道也是。这些东西放在这里管个屁用，它们又不会说话。
于是秘书就承担起了给父亲念文件的任务，每份文件都由秘书先念给父亲，再由父亲拍板定夺。父亲有时也不定夺，他听着那些文件，越听越有气，然后就打断秘书道：别念了，这么点小事也啰哩巴嗦地写这么长的文件，底下那帮人是干啥吃的，他们啥事也不做主，都让我拿主意，还让不让人活了！
秘书听了父亲的话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小声解释：首长，这是程序。
父亲不管那么多程序不程序的，他觉得只有战争那才？关系到成败，和平年代，哪个师多了什么编制，哪个军少个师长，这都不算啥大事。
有时父亲听秘书给自己念文件。念着念着父亲在那叨叨声中坐在椅子上竟睡着了，而且打起了鼾。秘书便左右为难，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就那么难受地手捧文件站在那里，直到父亲醒来，秘书再接再厉地念下去。
父亲被和平生活这些毫无头绪的琐事搞得心情烦乱。他上班的时候是这样，下班回到家里他的心情仍得不到缓解。
老大权那时已经上小学了，剩下的三个孩子还在幼儿园，他们吵吵闹闹，楼上楼下窜来跳去。母亲那时在一家部队医院里任职。她已经不当医生了，当上了一级领导，上班下班的，也有很多大事小情等着她去做，这些孩子她基本上也没有精力去专管。在战争年代，孩子们有保育员去管，和平年代了，他们不是上学就是幼儿园。只有晚上才回到家里。
下班后的母亲，还要给一家人做饭。这些孩子基本上就处于自由化状态。因为对父亲感情生疏，父亲出来进去的，他们根本没把父亲当回事，该吵就吵，该闹就闹。
父亲回到家，楼上呆一会儿，楼下又呆一会儿，他不管呆在哪里都得不到清静。白天秘书已在他的耳边叨叨了一天，此时的父亲耳畔仿佛有几架敌机在不停地飞来飞去。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大叫一声：你们都给我住嘴！
孩子们突然遇到喝斥一时噤了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轰的一声又跑到了楼下。没过多大一会儿，他们该干啥还干啥。连续几次之后，在这期间，母亲也抽空从厨房里走出来制止过孩子们的这种胡作非为，可是只消停一会儿。父亲忍无可忍，扑向了孩子们，就像扑向了敌群，劈头盖脑地把几个孩子都揍了一遍，这下可了不得了，不但没有止住孩子们的闹，还引来了他们集体的大哭。
这时，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她一个接一个地哄劝孩子们，让他们都停止了哭，坐到饭桌前。父母也坐到了饭桌前，父亲早就没有了食欲。他吃什么都索然无味，于是，他就把火气发在家里惟一的明白人——母亲身上。他冲着一桌子的饭菜说：这哪里是吃饭，简直就是猪食。
说完狠狠放下碗，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母亲做菜水平的确不敢恭维。母亲是学生出身，战争年代都吃食堂，那时也不可能讲究，有吃的能吃饱就不容易了。谁也没有那么讲究，冷不丁自己做起了饭菜，质量上肯定就没有了那么多的讲究。其实，父亲也不是挑肥拣瘦的人，啥苦他没吃过，在朝鲜，一把雪一口炒面他也过来了，此时他发火完全是他的心情所致。
父亲这样，母亲自然也不高兴。见父亲摔了碗，她也没心思吃饭了，眼里含了泪，径直找到父亲说：我做饭就这个水平，要想好吃，有本事你自己做。
母亲是个很独立的女性，也算从小参加革命，什么场面她也算都见过了，她没法忍受父亲这一套。她才不管父亲是不是首长呢，那是在外人眼里的首长。
父亲不再提伙食的问题了，他又说起了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最后父亲竟恶毒地说：早知道这样，何必当初。
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一时气得脸色苍白。
父亲说完一摔门就走了。
从那以后，父亲住在办公室，吃在食堂。每天，父亲去干部灶排队买饭时，总有一些机关年轻干部冲父亲投来百思不得其解的目光，父亲于是瓮声瓮气地说：看啥看，快吃你们的饭。这些年轻干部便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出了。在这支部队里，父亲的名声和他的职务一样，让下级们望而生畏。
这是父亲母亲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在父亲眼里，家里乱成了一锅粥，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换句话说，他还不适应这个家。父亲过惯了南征北战的日子，那时部队就是家。
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觉得伤心委屈。这么多年来，父亲只管播种不问收获。父亲让母亲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然后他拍一拍屁股去南征北战了。然而母亲却无法躲开这种现实，她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这几个孩子，四个孩子让母亲费尽了心思，她从没有抱怨过什么。现在条件好了，父亲又嫌弃这个家了，这使母亲伤心不已。母亲那时就想，父亲走就走，不回来才好呢。
父亲离家出走，吃住在部队里，不久便被各阶层的领导都知道了，他们觉得这是个大事，老石家里出了这么大事，那就是部队的大事。于是分管政治的老冯找到了父亲，老冯和父亲搭班子已经很久了，父亲一直抓军事，老冯抓政治。老冯戴眼镜，一脸的知识分子气。老冯的确有水平，经常捧着马恩列的著作看。父亲看不惯他这一点，曾说：老冯你看这些有球用，又不管打仗，又不管吃喝。在父亲眼里，看书就是瞎耽误功夫，因为老冯读了很多书，在指挥打仗时就不管用，部队打仗都靠父亲指挥拿主意，因此，父亲不太把老冯当回事。现在不打仗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老冯一会儿一个方针，一会儿一个政策，听得父亲一愣一愣的，他不知道这些方针政策，是老冯自己的还是上级的。总之，搞得父亲不明不白，索性，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父亲理都不理，他只管队伍的建设和训练，父亲认为以后打仗这些都用得上。
老冯找到父亲就说：老石呀，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你这样？
父亲这人处事历来不拐什么弯，有什么就说什么，于是他就说：家里太乱，不是人呆的地方。
于是父亲就把家里鸡鸣狗跳墙的景象说了说，他又补充道：像咱们这样的人，就不该有啥家。
老冯惟一推鼻子上的眼镜，深刻地说：这个情况的确很重要。
那时的部队刚稳定不久，后勤保障工作还没有稳定下来，一切还都显得没有头绪。但老冯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看待“家”。
不久，在老冯的亲自过问下，部队成立了全托幼儿园。父亲的四个孩子，除老大权之外，都被送到了全托幼儿园。这使得一批像父母这样的双军人，有了更多的精力放到工作中。
在一派大好形势下，父亲在老冯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半推半就地回到了那幢二层小楼里。没有了孩子的家，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和日丽。只有老大权进进出出，权已经上小学了，况且权天生早熟，他很少说话，没事就盯着某一个地方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权的存在一点也不影响父亲。
父亲的怨气得到平息。母亲却不这么认为，通过这件事，她更清楚地看清了父亲的嘴脸，她越想越觉得委屈，然后就独自生气。一天到晚，不管父亲说什么，她就是不理父亲。
父亲的情绪已经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于是他就有了过剩的精力。每天晚上，他和母亲躺在床上，他就又有了求欢的要求。母亲显得极冷漠，她自己严严实实地用被子把自己裹了，不管父亲如何挑衅，她总是无动于衷。父亲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动手去扒母亲裹在身上的被子。母亲就大声地说：你住手，我不想和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人有什么，我怕再生个孩子，没人管。
这句话说到了父亲的软处，一下子他就软了，吸了口气，翻个身并不舒畅地睡去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许久。最后还是母亲妥协了，毕竟他们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在后来的岁月中，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心慈手软，使她错过了一次又一次重新寻找幸福的机会。
父亲不仅一生没有得到母亲的真爱，他甚至也没有做成一个合格的父亲。几个孩子出生时，他都不在身旁。因为他的生活习惯，使这些孩子们一直对他敬而远之，他也没有兴趣走近孩子们。但在孩子们的人生大事面前，他却武断专行。后来，孩子们一个个都从中学毕业了，又一个又一个地被他送去参军了。在父亲的眼里，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他甚至连孩子们的意见都不征求，因为他是孩子们的爹，他是部队的首长，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人能够反驳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