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景气造就新贵族
日俄战争后，工业主义的扩张和仰赖莫大外债的殖民地经营，令日本濒临破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拯救了日本的国民经济。这场大战给日本带来双重甚至三重的渔翁之利。
第一，日本可以实现帝国主义性的领土侵占计划。
日本政府以日英联盟友好为由向德国宣战，其实真正的意图是攻占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之后虽曾短暂退还给中国，不久即再向中国租借。当初催促日本参战的英国，很快就看穿日本政府答应参战的幕后动机，于是又要求日本取消参战。但日本无视英国的要求，占领青岛后便袖手旁观。也就是说，日本除了在青岛和德国交火，几乎没有参与任何战争。战场舞台主要在欧洲。
第二，迎来出乎意料的大战景气。
处于战争圈外的日本，看着欧洲各国的经济陷于麻痹状态、汇率混乱、海上交易不安定，认为这是拓展工业生产和海外市场的良机。
大战前，以轻工业为主体的日本工业生产额居农业之后，开战那年，两者大体并行。大正四年（1915）后半期，交战国的军需品订货单蜂拥而来，日本国内因军需景气而生气勃勃。进入大正五年（1916）后，即迎来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景气。
第三，大战景气掀起企业热。
以海运、铁路、造船为首，金属、化学、机械、纺织、电力、铁道公司不停新设或扩张规模，继而唤醒新的投机热，结果出现了一批空前的新贵族。
新贵族三大家是矿山（久原房之助[16]）、船舶（山下汽船，内田信也[17]）、贸易（铃木商店）。尽管当时是官尊民卑的时代，但他们的气势根本不是官员能比得上的。例如山下汽船的年轻社员带官员朋友到某家日式高级酒店，由于客满，店家婉拒，结果一句“我是山下汽船的人”便让店家马上准备了座席，令官员朋友大吃一惊。
新贵族中，属内田信也最独特。他是赤手空拳爬上云端的人物，经常狂喊“我是神户的内田，只要是钱，再多也付得起”。不论茶馆或妓院，每次都整栋包下，一夜花费数千元也不喘一口大气。
任何事业都要揽一把的是女社长合股公司的铃木商店。该公司总计有60多家公司，不明就里地一直投资或收购企业，有阵子成为逼近三井、三菱的新兴暴发户财阀。不过，大战景气衰退后，铃木商店也随之滚落至无底深渊。
这些新贵族的活跃背景是“暴发户日本”。
例如大正三年（1914）的日本出口总额是6亿日元，三年后增至16亿，大正九年（1920）更增长至20亿。出口顺利，贸易出超，光是1915年到1918年的四年间，就总计赚了14.1亿日元。此外，运送费、租船费等非贸易收入，也在这四年期间赚了7.6亿日元。
为此，日本的外债从19.6亿日元减至16.38亿。另一方面，对外国的债权于1918年末时增至19.25亿，日本从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简单说来，日本本身就是个暴发户。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日本的经济，虽然一部分暴发户没多久即没落，但三井、三菱等垄断资本的财阀，反倒变得更强大。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敌手工人阶级也跃上舞台，劳工运动正式发展起来。
至于日本于第一次大战中赚得的钱呢？据说都浪费在“西原借款”[18]和西伯利亚出兵，导致景气下沉至绝望的深渊，到了昭和初期仍无法脱身。
上班族初登场
关东大地震的地狱之火烧毁了江户的情趣和风景，东京以震灾为契机而脱胎换骨。
新东京的惊人变化象征，是郊外住宅区的开发，以及为了这些居民阶层而出现的新宿、涩谷等闹区。朝夕的上班高峰时段，新宿和涩谷无法容纳上班族人潮，连交通警察都要赶来处理。三越及伊势丹百货公司也是在这时期挤进新宿。
上班族激增的原因，在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跃进。培育高级官僚的东京帝国大学，向来以法律系为主，却在大正八年（1919）设置了经济系。京都帝大也成立了经济系，东京、神户两家高商都升级为商大。虽然个中有种种理由，但主要还是基于日本经济的要求。
既然如此，在大正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上班族，会比过去的劳动阶级更轻松吗？似乎也不尽然。
汉字“通勤”这个词，是明治时代出现的新词，当时在工厂和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因职场和住居分开，于是诞生了这个词。明治十二年（1879）的新闻即有“修改通勤时间”的报道，看来这时期便已经很常见了。在此之前的江户时代，商人都是住宿佣工的服务制度，没有“通勤”观念。到了明治二〇年代，工厂和政府机关的职员都是在市中心半径五公里内徒步上下班。之后，上班族逐渐迁移至郊外住宅区，铁路和市营电车、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发达，一下子增加了许多“通勤”的上班族。据说，明治三十二年（1899）便开始推出通勤定期车票。
大正时代中旬开始，领固定工资的上班族骤增，集中在都市的人口，变得向往生活质量高的郊区。又因为关东大地震，许多灾民迁移至郊区，利用电车往返都心的人益发增多。电车的列车时间表也日益改良，大正十三年（1924）时，东京至中野的电车驾驶间隔已经缩短为三分钟，实在令人吃惊。“交通高峰时间”这个词正是在此时出现。
随着住宅区往郊外发展，电车也随之发达起来，致使更多人迁移至郊区。昭和初期，“通勤高峰”已经成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昔日的爸爸族和现代的爸爸族丝毫不变，都要忍耐“通勤地狱”往返公司与家里，赚钱回来养老婆和孩子。
那么，一家之主的工资到底有多少呢？
江户时代，住在大杂院的庶民们，通常以行商或手艺挣得生活费，赚得的钱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武士则为年俸制。到了明治时代，以官员和官吏为首，教员、职员等变成月薪制。
明治三年（1870），政府统一了东京府的警察，起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身体健壮，并具有某等级程度教育的人。明治八年（1875）起，全国的警察名称从“逻卒”改为“巡查”，等级也分为四级。当时的一等巡警月薪是七元，四等是四元。明治十年（1877）时的内务卿伊藤博文[19]的月薪是三百元，可见警察的工资非常低。
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一等警察的初次任职薪金是九元，小学教员八元。明治二十四年（1891）的东京都知事月薪是四千元。看来，无论明治时代或平成时代，知事的薪水都比老百姓多出许多，虽然他们的公务也比老百姓繁杂。
再来看看大正时代的公务员工资。
大正七年（1918）时，约有两万名公务员，当时一家五口的年间最低生活费是二百元，但能赚得这么多的公务员只限全体的0.9%。
例如某小学教员的月薪是二十元，家里夫妇两人、父母一人、孩子两人，总计五口。米平均消费是一人一天三合[20]，五口的话，一天一升五合，一个月四斗五升。米价格一升二十四钱，一家五口一个月就要花掉十多元，其他如蔬菜、味噌、酱油、柴火等，一个月需三元，冬天的取暖火炭费是六元，煤油六十钱。简单说来，一个月的生活费至少要二十多元。光靠固定月薪根本不够用。
只是，这时期仍残留大战后的好景气余波，物价高涨，而且本来一升二十四钱的米于夏天暴涨至四五十钱，难怪会发生“米骚动”暴动。
至于商人，直至大正时代中期，仍维持江户时代的住宿佣工制。所谓住宿佣工制是小学毕业后就到商家当学徒，吃住都由老板负担，之后慢慢升级为二掌柜、掌柜、大掌柜，幸运的话可以分字号自己独立开店。住宿期间没有固定工资，除了一年两次返乡时，老板会分发绸缎给店员带回老家孝敬父母，平日有时也会给零用钱。
对穷人家来说，只要供孩子吃住，父母便可以省去一大笔养育费，因而当时的孩子于小学毕业后通常到都市区的商店当学徒。女孩则去当女佣或帮人带小孩。
工匠也如此，在师傅家住宿学习手艺时，没有工资，但不用担心吃住问题。习得手艺后，赚的是日薪或计件付酬。月薪制只限公务员和公司职员。
大量消费时代与专业主妇的出现
大正时代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化学工业兴盛，日本迅速发展为工业国家。大战致使日本国内技术创新，给社会带来新利益。以全国市场为对象的广告活动和大量销售系统也随之开展，日本经济充满活力，迎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
企业的管理系统腾飞，企业逐渐扩大雇用规模。资本家和工厂工人之间出现了一批上班族，称为“新中间层”。现代的日本上班族正是在大正时代诞生的。此外，丸之内的国有地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售予三菱企业，之后红砖大楼林立，成为办公大楼区。
接着，东京车站于大正三年（1914）竣工，丸之内发展为钢筋混凝土的大商务区。在这个区域，走在街上的人都是穿西装的上班族，他们在大都市的办公楼工作，每月领取固定薪资，如此，每天在固定时间上下班，获得固定月薪、奖金、终身雇用的安定人生，并以“新中间层”阶级之名引领时代前进。
根据史料，大正末期的上班族初次任职薪金是大学毕业五十至一百元，当时的木匠日薪约三元五十钱。女性打字员的平均月薪四十元，电话接线员三十五元，事务员三十元。物价在“米骚动”之后，米一升降为二十五钱，啤酒一瓶三十五钱，出租车则仅限市内一律一元。
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中坚的上班族过着相当充实的生活。穿西装的上班族的地位象征是万宝龙和百利金外国制钢笔、金壳怀表、柯达照相机等。“今天帝剧，明天三越”成为有闲阶级妇女的代名词。帝国剧场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剧院，三越是奢侈品齐全的最高级百货公司，前往帝剧和三越表示走在时代尖端。
此外，大都市的繁华市街，百货公司和商店鳞次栉比，大量贩卖各式各样的商品。西餐厅和西点餐厅也陆续登场，迎来持续至今的大量消费社会。
由于上班族骤增，“专业主妇”也随之出现。
明治时代初期，都市区里的个体经营户、商人、手工业者等“旧中间层”的主妇，一般都必须工作。其他如日工、土木工程粗工、车夫等低所得层的妻子女儿，也必须工作才得以过日子。领月薪的公务员多半是以前的武士阶级，他们的伦理观是不让妻子出去工作。再穷的武士也会雇用一名女佣陪在妻子身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导致工资高涨，并改变了日本的家族形态。不但出现官僚、律师、办公人员等新知识分子阶层，在都市工厂工作的工人也增多。他们在都市区组成核心家庭，过着与数百年来完全两样的生活方式，于是，丈夫负责在外工作赚钱，妻子负责在家做家务带小孩的新思想也随之诞生。
例如大正十一年（1922）的制造业工资，比起五年前大约增加1.5倍，重工业的成年劳工和贫民阶层的工资相对提高，光靠丈夫挣钱也能生活。
根据统计局的调查报告，当时，东京贫穷阶层的妻子工作率，在明治时代末期占72%，但到了大正时代，减至44%，大正最后一年更减至9%。换句话说，不论中产阶级或工人阶层，妻子不用出去工作也能生活。这就是“专业主妇”出现的背景。
不过，低所得阶层家庭的妻子也会在家做副业。副业所得都是卷香烟、缝日式布袜、粘贴圆扇的低廉工资，目的也非补贴生活费，主要是储存孩子的学费、医药费、偿还欠款等，有些主妇则为了“今天帝剧，明天三越”。
只是，到底要缝多少布袜或粘贴多少团扇，才能逛一趟三越百货公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