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寡妇坐在被告席上，并非心乱如麻。
此种受审查、挨批判、遭揪斗、作检讨、关禁闭、逼供信、交待罪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挤牙膏、变戏法、避重就轻、一问三不知、蒙混过关、又新账老账一块算、竹筒倒豆子、从重从快、放屁打鼓赶上了点、当典型、蹲班房、最后一刀切、一风吹的亲身经历可谓多矣。他这个老犯错误的好汉见多识广。算个毬！他母亲的——为了净化语言，他将鲁迅先生认定的“国骂”他妈的加工润色一番，改为他母亲的，以示文雅。
他坐在被告席上，本应喊冤叫屈。可那不符合他的脾气。老子南征北战十多年，出生入死，什么阵仗儿没见过？身上枪眼挨着枪眼儿，伤疤摞着伤疤，大江大河横渡无数次，难道会在这太平盛世的小小阴沟里把船翻？呸，真他姥姥的——不对，真他外祖母的毬事！
因此，他坐在被告席上有问有答，对答如流。文思敏捷，甚至说得舌头滑，口若悬河侃大山讲故事，被审判长的惊堂木打断多次，还是一泻千里。当讲不当讲的全讲，连辩护人都急得抓耳挠腮找不到机会插言。此种自我申诉的效果肯定预后不良。但他掏出良心来捏在手心里凭良心说真话：我还是尊重法官和经济法庭的！特别尊重这种公开审判——旁听席上还坐着好几百位关心改革的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嘛，我非常尊重你们，决不说半句假话。
唯一令他扫兴的是那位小小的原告，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主任，缠过足又放过脚的小老太太。好男不跟女斗！你他母亲的算什么对手？婆婆妈妈的红眼病患者，一心想讹我几万块钱，还好意思粗脖子红脸的当众抹眼泪儿，卿着嗓子唱高调儿好比有人踩了猫尾巴。呔，跟你打官司，真真的教人倒胃口，大煞风景。
“我说完啦。你们爱咋想就咋想，爱咋判就咋判吧。只不过，休想教我低头认罪！”
说罢，他昂着头端坐在椅子上，腰杆儿笔挺，不失军人姿态，好象在听律师与起诉人的辩论，其实早已神游庭外，体味着茅台酒与油焖大虾的种种美妙。他还想深深地吸几口美国万宝路牌烈性香烟，然后冲着原告小老太太布满皱纹的歪脸喷个浓浓的大烟圈儿。对，他喷的烟圈儿历来很美，飘飘悠悠，飞向窗口或者天花板，或者变成一朵小小的白云，绕梁不散。
从广州参加笔会回家，一进门就瞧见两位穿工装服的师傅在门厅里修理我那台多灾多病的电冰箱。
“又坏啦？”
我随口嘟囔一句，没等妻子回话，便走进卧室去脱衣换鞋。天儿太热，妻子相信龙年多灾的传说，女儿则认为是太阳黑子爆炸引起的气候反常现象。不论什么原因吧，现在我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洗澡。广东话叫冲凉，笔会期间我们早、中、晚儿的每天至少冲三次。
妻子跟过来给我拿换用的衣服。我一回到家里就变得非常无能，连自己的衣服也找不见。她一边说着：“幸亏找到了这家服务公司，肯上门修理，要不然，送回冰箱厂去排队修，租车拉，请人抬，上楼下楼，装车卸车，还得买菜做饭，喝酒吃肉，敬茶递烟，花钱费事累死大活人，好比打了一场世界大战！”
她虽然由于到了更年期的缘故，话变得特别多，说的内容却句句都是实情。又由于嗓门儿大，门厅里干活儿的师傅们也听得见，所以传过来一阵笑声。
“妈妈说话言过其实。上门儿修理好倒是好，可他们也是为了多收钱呗！”女儿也追过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她并非成心跟妈抬杠，而是关心我那只旅行箱里有没有带回来新潮式样的衣裙？
我去卫生间，经过门厅，停了一下，这才看清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师傅正蹲在冰箱背后的旮旯里，埋头修理着部位很低的压缩机。他身子肥胖，蹲着干活儿非常吃力，工装服的后背已经汗湿透了，一圈圈白霜般的盐渍汗迹像地图。我不由得说了句：“老师傅辛苦啦！”
他没理我。倒是站在旁边吸烟的小师傅回了一句：“心苦肝儿不苦。你家小姐说得挺在行，上门儿修理为了多收钱呗！”
洗完澡，再经过门厅时，他俩正在给冰箱接电“试车”。大概又发现了什么毛病，老师傅那颗白色的脑袋瓜儿整个的钻进了冰箱里，弓着腰，撅着屁股，像只老鸵鸟。他背上汗湿的地盘儿又扩大了，冰箱可是启动着，正在制冷。忽听见冰箱里传出瓮声瓮气的几个喷嚏，象打闷雷。小师傅站在一旁哧哧笑。这是有点儿好笑——身子渡夏，汗湿后背；脑袋过冬，白发加霜，我真担心这老头儿会冻感冒了。可又不知道小师傅为啥不跟老头儿换换？
女儿已经穿上了我花100元外汇券从深圳买的新潮连衣裙，对着镜子旋转腰身，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自言自语（其实是说给我听的）：“还凑合。中上等儿，基本上属于大路货。”
“当然！”我登时发了脾气。“也有一千多块钱的，一件就是我的一年的工资，你敢穿吗？”
“您敢买，我就敢穿。”她鼓起圆眼睛，似笑非笑，“穿一穿也烧不死吧！为什么倒爷的臭姘头能穿，我硕士研究生反而不能穿？”
我懒得骂她。80年代的年轻人歪理儿多得很……唉，别说没钱，就是有，我也绝不敢奢侈到那步田地，去买千元一件的连衣裙。而她却认为穿一穿也没啥了不起。
电冰箱终于又一次修好了。妻子数出一百元钱，却被女儿夺过去，挤挤眼：“我来。”
门厅里传过来女儿与那小师傅的对话，讨价还价，二人说得都很油：
“别宰人，你说实的，多少？”
“讲好啦，上门儿检修，十张大团结。”
“听着，我不用你开发票，明白？”
“那，给八张吧。”
“你甭懵人！七张，撑死啦。”
“好好，今儿个碰上懂行的主儿啦……”
我和妻子在里屋听着，互相望望，哭笑不得。
女儿转身回屋，两张大团结还妈妈，一张举着晃晃，揣进自己衣兜，挤眼笑成一条缝：“节约有奖，大头儿交国库，小头归个人。”
我拿起从广州带回来的健牌香烟——这是我今年吸到的最高档香烟了，走过去请老师傅吸一支，想跟五行八作的各色人物聊聊天儿，这是我的职业病。
四目相对，彼此一惊。
“哎呀，老……老首长，怎么是您呀！”
我在这声“哎呀”之后本来要叫他黑寡妇的，但是，毕竟30多年没见面了，临时改口叫了个“老首长”。其实这也不确切，黑寡妇当年的级别是比我高，资格也老，却并没当过什么首长。
他也认出了我，怪模怪样地一笑，立刻身价百倍，大剌剌地往沙发上一坐，跷起二郎腿来，“小鬼点烟！”
我的身份也一落千丈，只好躬身给他划火点烟。他眯缝着眼，叼着那支健牌大白杆儿，深深吸上几大口，又喷出来两个好看的烟圈儿——仍然是老习惯，习性难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