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借了我的文章给我看，如果不是有着我的名字，我还未必看得出来那是自己写的东西。
署名是“封建余”，这曾是我的笔名。它来自鲁迅杂文，常常提到的封建余孽。我写杂文就用了三个字，把那个“孽”去掉了。没有这一条尾巴，却还是看得出这一点意思。尽管原意是讽刺那些封建余孽的人和物，却总有时感到是在讽刺自己，承认自己就是这种余孽。这也是事实，谁能脱胎换骨，洗毛伐髓，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彻底的新人呢？身上总不免要有点余有点孽吧。但把它挂在名字上，似乎有点不知丑恶，而且也逃不脱朋友的嘲笑。于是后来就改了两个字，成为“丰剑余”，像是一把出自丰城的宝剑，不是龙泉，就是太阿，这是小时候读古文《滕王阁序》知道的，“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就是，想到这里，似乎又有点飘飘然神气起来了。
这是四十多快五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编辑副刊。朋友送给我的，就是这个《大公报》副刊上的一些剪报，他把一九四九到五零年的一些剪报以作者为分类，剪贴装订起来，像一本薄薄的书。一本是《马桶间寄居者文录》，一本是《真自由书》，一本是《每日杂文》。还有两本《讽刺诗专页》，那是分别来自《大公报》的《文艺》和《文汇报》的《彩色版》的作品。
《马桶间寄居者文录》的作者是绀弩，《真自由书》的作者是蒙田，《每日杂文》的作者就是封建余了。本本小小书的封面上都题写上书名和作者名，还盖上了藏章：“冷眼向洋楼”。这个来自毛泽东的诗句“冷眼向洋看世界”。篆刻的作者不用问就知道是作家卓琳清。几本小书都是他珍藏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他的“作品”，每一本都是他精心的“创作”，剪贴装订得就像当年的杂文刊物《野草》那样大小，只是比《野草》薄些罢了。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写过这些文字，或编发过别人这些文章。灯下翻阅，当年的往事才一一重上心头，依稀出现，已不是那么清晰。
香港《大公报》是一九四八年春天在香港复刊的。这以前，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九三八到四一年，它也曾经在香港出版过。我是从重庆《大公报》调来参加这复刊工作的。当时有一个传说，说《大公报》的老板胡政之拿了蒋介石的二十万美元，在香港办报，实际上是批了这样一笔美元外汇，外汇和黑市美元价之间，差距极大，要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赠送也可以。于是左派之间就有这么一个说法，说香港《大公报》是为蒋办的，因此左派作家要“杯葛”，不替《大公报》写稿。我当年从桂林而重庆《大公报》，也被认为是一个小小的左派，这就被选中了来港编辑副刊，希望能突破传说中的“封锁”。
谁知到了以后，不是原来的传说不准确，就是形势有变，左派的“封锁”并不存在，要不然我就恐怕要难为无米之炊了。事实上，报纸的新闻到副刊的版面，主要都掌握在左派的年轻的同事手中，领导同事也是态度开朗的，基本上没有把报纸办得跟着国民党走。后来的事实更是相反。一开始，左派就不是“杯葛”，而是支持，左翼作家纷纷替《大公报》写稿。有些作家的写稿还成了生活上的需要，他们从内地南来，多数人经济上都很困窘。
绀弩就是一例。重庆官方包围《新民报》，要逮捕他，他匆匆逃来香港，住在九龙何文田梭标道一个劳工团体的厕所改成的住房里，那个团体是朱学范领导的，绀弩的妻子周颖在那里工作。绀弩因此才有了那《马桶间寄居者文录》的专栏名字，不是他有古人文章成于三上（马上、枕上、厕上）的传统，实际上他可以说就是睡在抽水马桶（屎塔）上，而且还是个打单的“寄居者”，作为家眷，夫凭妻睡，连式房家也不是。
至于蒙田，当然不是法国作家蒙田，也不是香港作家黄蒙田。我想了一阵，才想起好像是端木蕻良的笔名。后来从文章的带有东北味，以及绀弩的揭发中，又得到了证实，就是他。
对于端木蕻良，绀弩好像一直有些情绪。这情绪来自萧红。绀弩三十年代在西安，和萧红有过感情。就是那一回在西安，萧红最后决定愿意跟着端木走。后来和端木到了香港，有些人认为端木在萧红最后的日子里对她不够好，因此对端木颇有意见，绀弩就是其中之一。两人和陈迩冬都是好朋友，晚年在北京，两人有约到陈家，往往是一个去了一个就先走，避免同时在一起的不愉快。
端木的《真自由书》显然是从鲁迅的《伪自由书》而来，剪贴本的小书中有这样几篇：“拟冈村宁次致何应钦书”、“拟莫德惠致张学良书”、“第五度空间——拟鸡蛋致爱因斯坦书”、“拟萧伯纳致中国人民书”、“拟毕加索致×××书”（从文字看来×××可能是张大千）、“拟毕加索宣言”、“拟毕加索给蒙田先生一点更正”。一共是七篇。
但从绀弩的《马桶间寄居者文录》中却可以知道还有一篇“拟端木蕻良与蒋介石论红楼梦书”不知道为什么遗漏了，没有剪贴进去。此刻我只能从绀弩的文章看到一句，蒙田先生也就是端木蕻良说：“蒋介石是贾政和王熙凤的私生子。”
绀弩又是怎么说起的呢？
绀弩的《马桶间寄居者文录》中有还几篇文章：“人与非人”、“音乐牛谈”、“三人坐”、“迎骆宾基”、“鱼水篇”、“由萧军想起的几件事”、“谈‘拟致’”。和《文录》一样，也是七篇。我怀疑实际不止，没贴全。
“谈‘拟致’”就是对端木放的冷箭。“拟致”就是有些文章的题目，“拟……致……书”。绀弩说：他自己也写过一篇“拟致”，是“拟聂绀弩先生向……书”还注明了，这是“仿蒙田先生‘拟端木蕻良与蒋介石论红楼梦书’”。他的文章作者署名就是绀弩，这就是绀弩拟“绀弩先生”，这就无异于揭发出，蒙田先生拟端木其实就是端木拟端木，自己拟自己。
绀弩实际上是在反对端木这些“拟致”体的文章，认为没有意思，其实不作过高的要求，也就不必反对。有些趣味，没有什么意思，但也没有什么恶劣的意识，也未尝不可以；能有一些意思更好，却也不必要求过多。不过，当年大家思想都过“左”，这样严格要求，也不足为奇：本来就对那个人有些情绪，因此容易流于严、流于苛，就更不足为奇了。
绀弩的箭是这样射出的。他说：“‘拟致’用得最多的，恐怕是蒙田先生了。比之于题目，我觉得他的文章倒是值得谈谈的。那些文章可以使读者震惊他的机智、渊博、才气、勤快，以及一百种同类的好东西，可是缺乏一种更重要的对于文章则是生命的见解，也就是意见，意思。鲁迅先生嘲笑过作古文的秘诀，即说了一大阵，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以‘萧伯纳致中国人民书’为例，蒙田先生的文章，不幸而类是。也许没有意思，正是文章的难能可贵处。赵元任的‘阿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序文里，你看曾有这样的名句：‘谁不能把文章写得有意思呢？但是你能写得没有意思么？’诚然，我们不能写得没有意思；但是有人能的，例如蒙田先生。蒙田先生的文章也有点意思的，可惜比起文章来，却少得出奇。以‘论红楼梦书’为例，意思只有一句：‘蒋介石是贾政和王熙凤的私生子’。凡此往往，如果有人愿意谈谈，至少，要比写俏皮题目有意义些。”
这几本小书只剪贴了两个月左右每周一篇的文字，我已经不记得他们到底写了多久，也不记得另外还有哪几个人在写什么专栏。我自己写那些杂文，既不是每日杂文，也不是固定专栏，它没有挂任何招牌，只是想到就写。也不太多，顶多每周两篇。算是我的那本小书中，有的是这些题目：“穷追与穷死”、“爱敌如己·放走冈村”、“且思索那死”、“曲线获伪片”、“吴裕后愤怒声明书后”、“他们和她正像美国”、“耳朵在美国”、“谈代圣人立言”，也是七篇。
这最后一篇是谈一本书和一篇文章的，从《陈布雷回忆录》谈到徐道邻的《敌乎？友乎？》。徐道邻这篇长文而又是名文，在抗日战争前夕发表，十分引人注目，人们多半认为那是向日本军国主义送秋波，侵略事实已经斑斑在目，还谈什么“友”呢？《回忆录》自我揭露，原来那是陈布雷“代圣人立言”的文章（“圣人”自然是蒋介石），用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罢了。
我的这些文字当然不足道。绀弩的杂文自然是大手笔。端木蕻良这蒙田，这些“拟致”体的《真自由书》似乎并没有收进他后来出版的集子中，也许认为那是一时的游戏文章吧。其中的“拟莫德惠致张学良书”，是一篇骈文，在端木的文章中，这恐怕是空前绝后之作了。莫德惠是东北元老，是张学良被幽禁以后，少数还被允许去探望他的人。端木这个东北作家写这样的题目真是大有文章可作。不过，当时有当时的说法和看法，今天事过境迁，许多事情真相已露，对一些人和事的说法和看法可能要有所不同，就不必照旧认真，不妨只作谈助了。
国家大事，固然如此，个人感情，也可能有些谈不清的地方。就只能大处着眼，宜粗不宜细。
绀弩一九八六年在北京老病长逝。端木蕻良自己也在病中，送去一诗为悼：“以诗作诔已寻常，未吊遗容欲断肠。天殒繁星空月冷，缁衣绀裹大弩殇。”绀裹大弩，正是绀弩的本色。
绀弩的逝去，至今已是十周年了。他是一九五三年离香港回北京的。二十年代，他还往返经过香港，去过南洋，办过侨报。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在香港工作、生活过好几年。后来以旧体诗名满全国的他，在香港却只留下了一诗一词，词是“浣溪沙·扫萧红墓”：“浅水湾头浪未平，独柯树上鸟嘤鸣。海涯时有缕云生。欲识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一往情深，柔情可见。
萧红墓在浅水湾，一九五七年骨灰内迁，原意以为会迁葬故山，回黑龙江，不料却被葬在和她毫无瓜葛的广州银河公墓。六四年绀弩以戴了“右派”帽子的北大荒劳改者劫余之身，南下广东，为她扫墓，一口气作了六首律诗，有“悠悠此恨诚终古，渺渺予怀忽廿冬”，“恨君生死太匆匆”，“乱搔华发向空濛”之语。
这一切，都只是为香港的文坛留下一段掌故了。
一九九六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