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庆祝它的一百周年。旧《大公报》是以社论、通信文章和《文艺》副刊名扬全国的。
《文艺》副刊最初由杨振声、沈从文主编，杨振声先生辞去了大学教授教小学，并兼编《大公报》的《文艺》。《文艺》上因此名家之作如林，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岳霖、余上沅、杨振声、沈从文、林徽音、周作人、叶公超、卞之琳、谢冰心、林庚等人的作品经常出现。
一九三五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毕业，加入《大公报》，接编了《文艺》。孙毓棠的名作、长篇历史叙事长诗《宝马》就是在《文艺》上发表的。《大公报》还举办过文艺奖金的颁发，曹禺的《雷雨》、何其芳的《画梦录》、芦焚（师陀）的小说《谷》都是得奖的作品。
一九三九年，萧乾去英国留学，《文艺》由杨刚接编。一九三八年《文艺》曾经被停刊过，萧乾也被报馆遣散了，因日军占领上海，上海《大公报》因而停刊。一年后胡政之又把萧乾找回来，要他到香港《大公报》把《文艺》恢复。复刊后的《文艺》得到后来的编者杨刚这样的评价：成了“披上了战袍，环上了甲胄”的抗日战士。至于杨刚后来经手编出来的《文艺》，受到的评价是：进一步改变了《文艺》的绅士形象，而成为打击敌人、却不被敌人打倒的勇士。
杨刚是萧乾在燕京大学的同学，是萧乾把她推荐给胡政之的。胡政之初时不同意，说是要在北方找一位老教授来担任，杨刚是左倾分子，会给报纸带来麻烦，老教授稳重。萧乾说，现在抗战了，稳重会赶走很多朋友，是绅士，不是战士，萧乾终于说服了胡政之接受杨刚担任。
杨刚人如其名，得一“刚”字。朋友给她的一个外号，是“浩烈之徒”。她在自己一首八百行的长诗，《我站在地球的中央》中，有这样的诗句：“我站在地球的中央/竖起了战斗的大纛/我的旗子有鲜明的红光/有春天的荣耀/有白羽金箭的美”，因此也有人叫她做“金箭女神”。
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被日军占领这两年多的时日中，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都是经过杨刚的手编辑出来的。它正像编者所宣誓的，“是一位击不倒的勇士”，纵横于抗战宣传的战场上，洋溢着无限的斗志和生机。
它的一个特色是大量刊登了延安和敌后游击区的作品。这特色实际从萧乾时代就已经开始。延安和敌后游击区有着不少作家，他们的作品没有机会发表，《大公报》的《文艺》替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到达了陕北，是范长江在《大公报》上首先报道了出来，世界上才知道有这样一幕壮举。而文艺战线上，也是《大公报》的《文艺》首先大量作了报道和刊载，人们才知道许多作家到了陕北，到了敌后游击区。中共武的活动也好，文的活动也好，都是《大公报》替它首先做了实事求是的宣传。
萧乾在一九三八年接到胡政之的通知，要他重新恢复《文艺》的工作，他第一件事就是把《文艺》充当“邮箱”。他发表了一封《寻找朋友，并为〈文艺〉索文》的公开信。第一个给萧乾写信的是延安的严文井。他介绍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情况，还谈了住窑洞、吃小米的滋味。这封信刊出后，南阳的姚雪垠、鄂北的田涛、山东的吴伯箫，还有卞之琳、丁玲、刘白羽等都来了信。其后，鲁艺院长陈荒煤也来信介绍了延安许多作家的近况，如何其芳、卞之琳、严文井、张振亚等。
不仅来信，还有诗文，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八月，这一年当中，《文艺》上就发表了延安作品四十四篇。这还是萧乾时代，到了杨刚时代，更是增加到七十五篇。
在杨刚经手的《文艺》上，刊出了沙汀的长篇报告文学《贺龙将军》，吴伯箫的长篇报告文学《沁洲行》，还有丁玲的《我是怎样来陕北的》，这是杨刚特约丁玲写的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后方不少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国民党政府胸怀嫉恨，设卡阻挠，甚至加以逮捕，投入集中营，丁玲的文章介绍了如何摆脱盯梢、克服困难、辗转到达陕北的经验。此外又刊出了曾经在“汉园”、“画梦”的诗人何其芳崭新的诗作《夜歌》、《我们的历史在奔跳着》和《叫喊》。
还有一篇黄钢写的《刘呐鸥之路》的长篇报告文学，叙述了刘呐鸥由追求享受到沦为汉奸、终被刺杀的全过程。写的虽不是陕北和敌后游击区的事，但黄钢也是由国民党统治区到解放区的人，这篇文章是引人注目的。
杨刚经手的《文艺》除了这一来自陕北的特色外，还有经常展开讨论的特色，如关于民族文学问题的讨论，如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
关于后一个问题的讨论，是杨刚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她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发表的《反对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当时香港流行着一种论调，说香港是个“世外桃源”，许多文学青年受了这种论调的影响，出现了一种倾向，不少文章都是在怀乡病下写出来的，“这些写文章人的情绪，大都在一个‘我’字的统率之下，发出种种的音调。多半的人是中了怀乡病的，想着故乡。”这一类文章“除了对祖国的呼唤在某方面能够引起相当的共鸣而比较有意义外，别的都可以风花雪月的自我娱乐概尽。风花雪月，怜我怜卿，正是这类文章的酒底。不过改了新的样子，故统名之日：‘新式风花雪月’。”
这篇文章引起了近三个月的讨论，有十多家报纸参加，刊出了九十多篇文章，在讨论最热烈时，《大公报》的《文艺》用了一周的时间，刊出了关于“新式风花雪月”讨论的笔会。事后冷静看来，应该说，这个讨论的调子是不免有些过高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大公报》停刊。杨刚经过东江游击区，几个月后到了桂林。一九四三年六月她接编了由杨纪（张篷舟）主编的桂林《大公报》的《文艺》，一九四三年十月她被调往重庆，主编重庆、桂林《大公报》的《文艺》版。这就和香港的文坛完全无关了。
附记
杨刚（一九〇六年—一九五七）原名杨季徵，后名杨缤，最后改名为杨刚。湖北沔阳人，但在江西的九江诞生。一九二八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当选为北平学联总指挥，组织领导了“五一”的示威游行，被阎锡山逮捕，阎部败走她才得出狱。发起组织北方左联，任宣传部长。后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左联的工作。应美国作家斯诺的邀请，与萧乾合作，编译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一九三九年，到香港接替萧乾，任《大公报·文艺》主编，并积极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担任理事。一九四二年日军攻占香港，她和留港文化界的人士偷渡到东江游击区，数月后到了桂林，重任《大公报·文艺》主编。一九四三年到重庆，续任《文艺》主编，并兼任外事记者。一九四四年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进修。一九四六年，她的四哥，著名的时事、军事评论家杨潮（羊枣）被国民党虐杀于杭州监狱。一九四八年她离美返港，推动香港《大公报》正式向左靠拢。一九四九年，到天津《大公报》（后改名《进步日报》）任党组负责人兼副总编辑。后随军南下上海，任接收《大公报》的军代表。一九五〇年，调北京，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十月朝鲜战争爆发，调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一九五三年，续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一九五五年，改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不幸碰上车祸，严重脑震荡。一九五七年，“在精神失常下”逝世（也有另一说是自杀）。
作品有小说集《桓秀外传》，诗歌集《我站在地球的中央》，通讯集《东南行》、《美国札记》等。她一九四八年在美国时，曾用英文写了一个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女儿》，交给美国朋友保存了三十四年，一九八三年终于被发现了送回给杨刚的女儿、曾任交通部副部长的郑光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