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托朋友把周作人晚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的原稿，送回北京，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保藏，也算了了一桩心愿。
这就是《知堂回想录》。原名《药堂谈往》，在报纸上刊出时已改为现在这个名字。知堂、药堂，都是周作人，就像苦雨斋、苦茶庵一样。不过，两堂都是别号；一斋一庵却是住所之名，要把他们代替人名，就得加上“主人”两字，如“苦雨斋主人”、“苦茶庵主人”。
回想录就是回忆录，也就是谈往事的文字。药堂不如知堂有名，改用知堂是恰当的。
这部回忆录的原稿怎么会在我手上呢？
起念头要周作人写回忆录，是曹聚仁的主意，我听了极力支持，而且希望先给我发表。就这样，曹聚仁就挑上了这付担子，催生，设法刊布，安排出版，他花了很大的气力。我们当年叫曹聚仁“曹公”，在这部书上，真是有“曹功”。
稿子写了几年，终于完成，在我主编过的一份港报上连载，但不到两个月，北京就有令：停止刊登。还好，除了腰斩这书，还没有罪及鄙人，只是略受批评了事。
曹聚仁只好把他送去新加坡的报纸刊登，海外平安，总算连载完了。
然后他又在香港设法使它出书，书出而“文革”早已开始，周作人也被斗死，看不到他自己这部作品的问世了。
曹聚仁知道我深喜周作人的书法，就慷慨地把全部原稿送了给我。我的喜悦因此更深。
在北京，我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几位交上了朋友，考虑到私藏易散失，不如由公家保藏来得稳妥，现代文学馆就正是一个恰当的地方，于是就决定把它送进万寿寺去。那里是现代文学馆目前借用之地。
这才对得住我熟悉的曹公，我只见过一面的知堂老人。
一九九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