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台北蔡文甫先生来信：“拜读大作《‘七七’神话和悲剧》文，颇为感慨，同时见到七月七日《联合报》郝柏村一文。他是身经抗战的军人，做过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他的资料可靠。在抗战期间，人人都知道共军是一分抗日、九分抗中央（国军）。未来的历史看谁写了，悲剧可能永远是‘悲剧’。”
我说的悲剧，和蔡先生所说的恐怕有些不同，我指的是战争，尤其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蔡先生说的是写战争，“未来的历史看谁写了”，写得不当，那就是悲剧，“可能永远是悲剧”，我没有这样悲观。
手头刚好有北京新出的张洪涛所著的一本五百多页的《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书的封底上印着这样的文字：“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最为疯狂的战略进攻阶段，是‘九·一八’至武汉会战结束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承担着正面战场作战，承受着最大压力。长城抗战、卢沟桥抗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场场会战，空前惨烈。佟麟阁、赵登禹牺牲了，郝梦麟、王铭章倒下了……数十个将领慷慨捐躯，上百万将士血染沙场。这是血写的历史，这是民族的壮歌……”
来信附来的郝柏村的文章《缅怀抗战，回复历史真相》，提到“八年抗战，国军阵亡的将领有二百一十一名，其中上将八名，中将四十五名，少将一百五十八名”，《国殇》书中虽然没有这样详细的数字，却是并未忘记一一提到他们的英名。郝柏村还呼吁国共“在重要的战役地点，共同建立符合历史原貌的抗战纪念馆”。他去过大陆，参观过卢沟桥和上海宝山的抗战纪念馆，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完全扭曲或湮没了真相”。卢沟桥的纪念馆我去看过，印象有些模糊了，宝山的却没有去过，估计不脱长期以来的观点，对国民党的抗战显得反映不足。但从《国殇》这本书看来，却没有这个印象，由佟麟阁、赵登禹开始，一个个在战争中英勇捐躯的将军，都在他笔底下显出了英姿。对那些没有牺牲的将领，后来去了台湾做官的，也都有着实事求是的肯定和表扬，如孙立人，就不忘写他在上海会战中以战功在战场上被提升为将军的轶事。
书是一九九四年完稿的，以《燃烧的太阳》的书名出版。但不久就被禁，直到今年，连战应邀访问大陆，这才又删改，并改书名为《国殇》，由北京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团结出版社出版，销路甚好，不过半年就多次印刷。这本书由被禁到解禁，反映出在中共来说，要改变国民党对抗日战争功罪的看法，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需要的是时间，这时间也许是十年，就像《燃烧的太阳》到《国殇》的命运这样。但总算有了能够说出事情真相的改变。《国殇》的出版是不是可以看到，某些事情不再像蔡文甫先生所说的那样“永远是悲剧”，永远使人悲观？
海峡两岸现在能够不独不战，保持和平，不必悲观；回顾历史，是非逐渐分明，也是无须悲观的吧。
二〇〇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