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出身
全斗焕于1931年元月在庆尚南道陕川地方出世。父亲全相禹务农为生，由于日据时代赋税日益加重，且兄弟姊妹9人（但其中3人夭折）之负担太大，故而当全斗焕9岁时，他父亲为了希求改善生活，举家离开历代祖先居住500余年的故土，经大邱乘火车迁往中国东北吉林省，在该省垦荒耕作达3年，然而生活却未见改善，且子女教育也成问题，乃在1943年（一说为1945年）又举家返韩至大邱市定居。
因全相禹对汉学（中国经史）素有研究，所以乃能在大邱以“汉医”维持家计，并将次子全斗焕送进市内喜道国小插班读4年级。全在国小毕业后则进入在市郊的5年制大邱初高等工业学校到毕业为止。全家在这一时期之生活也甚艰苦，其情况可由全在初高中时不论晴雨或严冬大雪纷飞之际每天皆要徒步往返20公里上学的事实中看出来。
他于1952年进入当时在大邱成立的4年制陆军官校，对全而言这并未中断他在生活上所受之持续磨难。由于官校是在韩战炮火漫天中成立，所以设备不足物资缺乏，因此每日三餐皆为杂粮饭、豆芽汤和一点泡菜而已。尤其在冰冻的寒天不但无暖可取，而且清晨还需破冰取水洗漱，自带服装也不足御寒。而当韩战结束后，全国在大破坏之后，一切仍在困难中，所以迁到汉城泰陵的官校，其条件也并不完善，学生之生活仍很窘困。
他在1955年9月陆军官校毕业后即被派为少尉排长。当时低级军官待遇极差。1959年结婚。婚后，其夫人曾靠替人纺织和经营小店铺来维持生活。在搬进总统官邸前，他们所住居达12年之久的房子，也是靠他夫人周转调度和省吃俭用才盖起来的。总之，至他担任师长（1978年）为止，生活压力是一直存在的。
少年和青年时期的贫穷和苦难，以及婚后的辛酸生活，一方面使他对民间之疾苦和需求有了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则也使他对韩国之贫富差距和社会之不公，产生了强烈的改革决心，所以在他执掌国家大权之后，在每次讲话中，他皆强调要建设一个“福利国家”，追求均富，同时主张清除社会上一切贪赃枉法和腐败的病根。
深明儒教传统
在近代以前，韩国和中国的情形是相似的，就是除了大都市外，一般地方上并无学校之设，因此全斗焕在幼年时无法上学，他的启蒙者是叔父全从云。全从云当时是陕川地方的最有名汉学家，全斗焕跟叔父学习了千字文等。
在9岁以后全家移居中国东北3年期间，他显然也未能进学校读书，因此推知对汉学也有研究的父亲全相禹，必然尽量设法按当时私塾教学方式，要全斗焕记诵讲明待人接物之道的书册，加上父亲和叔父两人的身教和熏陶，无形中使他在立身处世方面有了一定的准绳。
全也是一个重视家庭生活的人。当他担任特战队长和团长时，以及担任首都警备大队长和第一师长期间，他在屡次训话中指出，作为一个守疆卫国的将士，首先应使自己的家庭温馨和睦，然后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并能增强保卫家园的决心。由其行动中显示他深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在他14岁至20岁期间，是韩国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独立建国之初期。当他在大邱工高4年级（1949年）某日上化学课时，左派学生领袖进入教室鼓动罢课，而数十名手持木棍等凶器的左派分子则在窗外聚集形成威胁。在这一情形下，全的同学有些胆小者偷偷溜走，其他学生则不知如何是好，而全则不顾被杀害之危险，挺身而起用力捶着桌子，究问煽动罢课分子，不思父母卖米筹措学费之苦，不但不好好念书反而支持左派罢课的理由是什么。在激烈辩论中左派学生领袖辩不过义正词严的全斗焕，羞愧而退。同班同学对这一事件迄今仍然记忆犹新。
其后当1950年秋北韩军队进至大邱一带时，若干高年级大邱工高学生志愿成为学生兵，准备誓死保卫国家，支持前线作战。这些志愿者曾在校门摄影留念，而全斗焕乃是其中少数领袖之一，可见其反共意识是如何强烈坚定。
在军队服役期间，他于1971年曾志愿赴越南作战达1年，这一方面显露他的反共精神是多么坚强，另一面也加深了他安全第一和国防为先的观念。
典型的韩国民族主义者
大韩民国自1945年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后迄今为止，其内政很显然仍未完全脱离外力之干涉，这对热切追求独立自主的韩国国民而言，实在是最敏感和反感的情况。自1945年起至1950年韩战发生为止，韩国全境家传户晓的流行口语乃是“美国不可信，勿为俄所骗，日本会再来”，相互告诫，提高警觉，不容再被愚弄和出卖。在这一气氛中成长的全斗焕和他的同辈们，自然其民族意识益趋强烈。
而韩国的4年制陆军官校便是在此一背景下所创建。因此其首任校长安椿生（1952—1956年）和学校当时所有重要干部不仅皆是曾经参加独立运动的少壮人士，而且和美日俄皆无任何关系。安椿生校长毕业于中国黄埔军校，全斗焕大统领等第一届（十一期）和首都警备司令朴世直等第二届学生是当他主持校政期间所毕业的。当时师生打成一片，个个胸怀大志，认为官校学生在未来也将似中国黄埔军校学生一般，将是完成国家统一的中坚力量。因此虽然生活艰苦，但教官和学生们却皆意气昂扬，以天下国家兴亡为已任。
故而官校4年生活，进一步将全斗焕陶炼成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其后在军中，尤其是在他受朴大统领知遇之恩调到青瓦台担任警护次长以及担任保安司令后，更使他体认到外国势力对韩国内政之干预和困扰是多么大了。美国朝野利用朴东宣行贿案公然激烈批评朴大统领之统治，并以维护人权为口实施加压力，使韩政府对反政府活动难作有效处理，同时美国还对在野势力多方鼓励支持，增加朴大统领领导之困难。朴大统领气愤恼怒的心境，全斗焕是感同身受的。这使民族意识原已强烈的全斗焕更趋炽烈。
因此，全斗焕和他的同志们对有意无意中、挟外自重的政治领袖，甚至对强调获得友邦支持之重要性的人，皆具反感，认为这些人缺乏自主独立意识，不仅不能成为国家领袖，甚至连居高位都是不配的，所以在朴正熙突然故世后，官校毕业军官已成中坚的军方，并不支持和美日关系过深的金大中和金钟泌等。而且对美国若干建议也持抗拒和反其道而行的态度。
故而在全大统领当政期间，他在对外关系上必然会采取较朴大统领时代更为积极的自主独立外交路线。而对内则将力求建立“韩国式民主政制”。
以军纪律己
韩国第11届大统领全斗焕于1980年9月1日正式就任后，大刀阔斧的采取了一连串的措施，这提示他将领导韩国走向一个新时代。
对这位脱颖而出的新强人，不但在国际社会上，而且在韩国内也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笔者因缘巧合曾三次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机会在近处对他作了较长时间的观察，但每次所得印象皆不相同。
某一位韩籍友人对全之印象和笔者相同的。这位友人在年初时曾和全大统领（当时尚是少将保安司令）私下会晤达三小时之久，并谈及许多问题。他说，在交谈中，全氏因不同问题和情况其面容和表情乃有极显着之变化，好似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交谈时间越长，则对他之印象也就越模糊，到最后则使你很难形容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不过一位和他晤谈达二小时的美国人士却在私下说，他觉得全氏是一个率直和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他对感到同意和高兴的事，会很自然的表露出来。同时也形容他是一个能把握谈话重点和能以简驭繁的人。
由全大统领对亲近部下的叮咛训示中，很显然他是一个自制和不会感情用事的人。他曾说：“一旦成为军官后，则个人将身系所率部队之安危。故而倘其不够冷静沉着，则所率部队将可能因之覆灭。因此军官们在任何情形下皆应保待镇定和从容。”
全氏在私生活上是律已很严的。据他的一位军校同班同学闵锡源说，全氏在领导方面最重视的条件便是操守“廉洁”。他坚持一个领导者必须要保持清白且不和腐败妥协。做过他的副官的金洪培透露，全氏是追求存天理去人欲不被物欲所蔽的。金说，这可从他赴越作战1年归国时的情景中获得证实。在返国时，全氏所领导的一营官兵，几乎人人皆有相当积蓄且带回大包小包物品，但“营长”本人所带回的新物品唯剃须刀片而已。他将维持家用外的薪津完全用于帮助有困难的同事或部下，而本身生活却极简朴，毫不浪费。
全大统领尤其讨厌不脚踏实地投机取巧的人。最近所发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某一位在汉城经营大贸易公司的企业家，多方努力结果找到门路说服了全氏在乡间的一位近亲出任了该公司的董事长，并企图利用这一特殊关系贷款或取得种种其他方便等。
经全氏知悉后，他对这位企业家颇表不快，并即促使原在乡下经营电子工业的亲戚回到故居。
他的另一位副官张元宇说，当全大统领担任第一特战团团长时，一位下级军官乘全不在每间时，曾偷偷送了一份礼品给他。而全团长在第二天集合了全团官兵讲话，不但公开了这位送礼者的姓名和礼品内容，而且对这种行为严词斥责。此举赢得全团官兵的一致钦仰，也使他们深知坚守工作岗位不怠忽职守，是唯一可以获得长官信赖提拔的途径。这对特战部队的军风无形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蓄意培养军中嫡系
公明廉洁之外，其奋斗过程中，所表露另一最强烈的性格则在于他有“定见”。
当全自军校毕业不久，官阶中尉时，曾被选拔担任当时军事领袖朴正熙的民愿秘书官达1年。由于他做事明快干练。所以极得朴正熙最高会议议长的赏识，因此当朴准备还政于民时，曾特别表示希望他能离开军队继续在他身边工作，但是全却婉转报告愿意在军中发展。当时和他一同在最高会议议长室内工作的少校李洛善和上尉车智彻，却皆欣然退役，并立刻转任重要文职。其后李洛善并曾担任过商工部长官等，而车智彻则历任若干政治方面要职。按当时情形而论，全只是一个28岁的青年而已，但他却置近在眼前的权位名利于不顾，不避艰难困苦坚持其从军报国之初志，由这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之坚韧了。
其后，在特战队成立初期，一般军官因参加此部队需接受跳伞、山岳作战等种种艰苦训练，多数皆却步不前，然而已是上尉的全斗焕则认为在近代战争中，为达成若干冒险之特殊使命，创建坚强的特战部队，实为急需之举，因此他自愿参加，乃能成为这一劲旅的少数创始干部之一，从而展开了他和特战部队长达18年的深厚关系，他历任该部队之各级指挥官，使这一在平时是治安后盾的武力，成为他的嫡系部队。而这一部队不但较一般战斗部队凶猛勇敢，尤其他们能进行市街战和突击战，所以也是镇压内部暴乱的核心武力，故而他在朴大统领死后短期内能凭恃特战部队之支持和保安部队之控制力，加上4年制陆官校毕业军官的组织力量，毫不费力的执掌了大权。
清除政敌毫不留情
由于朴正熙独立自主的建国目标也是全所追求的理想，而其个人也受到朴之提拔赏识，加上他是一个坚决奉行“对上级应绝对服从”的人，所以当他获知朴系遭“部下”金载圭所弑后，内心沉痛至极，但在伤心之余却冷静地按兵不动，至情况明朗后则立刻迅即逮捕金载圭和金桂元等所谓“背信忘义”分子。
透过对金载圭等的调查，他进一步了解了军中若干将领在思想观念上也并不支持朴，也发现并怀疑中央情报部高级官员和国际方面保持了业务外的密切联络活动。所以他首先在1979年12月12日组织动员少壮军官，将涉嫌在弑朴案中的10余名将领加以清除，进而驱逐军中腐败无能者，然后撤换几乎所有中情部高级官员。这是韩国独立建国以来前所未有之最果决的改革行动。
特别是在5月上旬学生示威游行之后，立刻宣布全国戒严，并扣押前民主共和党总裁金钟泌，软禁新民党总裁金泳三，并以煽动内乱为名捕逮金大中和统一党总裁金录永等。这不仅是任何人所不敢采取的行动，而且是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之外的。复以其后他处理光州暴动的残酷措施等，一切皆明白显示，他对一切阻力和敌人是毫不宽纵的。
（李志民）
军中“四人帮”
以1980年5月18日零时为期，韩国戒严军队把“非常戒严令”扩大到全国范围，全面禁止政治活动，关闭所有大学，拘捕了前总统候选人金大中、前总理即当时的民主共和党总裁金钟泌等26名政治家、大学教授及过去的军人。从那天起，韩国再次进入“军政”时期。崔圭夏体制已被视为“僵尸”。据说，军事政权的核心是经过去年12月12日发动政变掌握了韩国军队实权的“四人帮”。
他们是陆军保安司令兼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全斗焕、首都城防部队司令卢泰愚、第三集团军参谋长金复东和特殊战斗部队司令郑浩永等四将军。这些人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毕业生，籍贯是庆尚北道（道厅在大丘）。其中除了全斗焕中将是大丘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之外，卢、金、郑三位少将都是庆尚北高等学校毕业的。而且，卢、金两位少将还有亲戚关系。
以这“四人帮”为核心，拥戴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生、庆尚南道（道厅在釜山）出身的李熹性参谋长作戒严司令；副参谋长中有陆军士官第十期毕业生、庆尚北道出身的黄永时中将，这是因为已故朴总统是庆尚北道出身的。从构成军队核心的人员来看，也可以认为是“朴死后的朴体制”。
韩国地方派系之严重，恐怕连日本人都是难以想象的。1971年选举总统时，庆尚北道出身的朴正熙和全罗南道出身的金大中分别成为总统候选人，一对一展开了被认为是新罗和百济之战。自朴政权以来，韩国是新罗派系的全盛时代。
去年12月，“四人帮”联合调动军队，制造了逮捕当时的戒严司令郑升和事件，以后又控制了军队要职，在汉城市内和近郊都部署了他们自己的兵力。
不过，越来越多的庆尚北道出身的人担任将军，也有它的必然性。因为现在达到少将级的第11期毕业生，是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2年入学的。当时的陆军士官学校设在镇海，但能够得到充分学习机会、未受到北朝鲜军队洗礼的只有庆尚南北道的人。
尽管崔总统和申铉碻总理亲自多次否认政府、执政党的一部分人要建立新党的传说，然而以军队为后盾，建立以申总理为中心的新党的传说，并未消失。其间，申总理恐怕也有这种言行。因为申总理是庆尚北道出身的人。学生提出要“全斗焕离职”、“申铉碻辞职”，举行游行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大学的民主化运动是在3月26日开始的，而且转眼之间就扩大到全国，但是，它始终是一场以驱逐朴政权时期的“御用校长”和“御用教授”为中心的学校骚动。那场民主化运动有一条自我克制的界限，即各大学协同作战，但不走出学校，一进入5月，这场运动就转而带有反政府色彩了，变成在校外举行游行，运动达到了高潮。
激起学生游行的原因是：4月24日宣布全斗焕兼任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由此使全斗焕掌握了审查军队和民众的全权；关于修改宪法的政府草案逐渐确定下来，而国会草案却破忽视，削弱总统权限用内阁责任制予以补充的“二元体制”成了领导中心；建立以军队为后盾的新党的传说，尽管政府加以否定，然而并未停止；还有，4月30日举行的全军指挥官会议，决定对学校、劳资纠纷采取强硬措施的消息，导致了学生在5月1日起上街游行。
5月上旬，汉城的一部分人就在传说军队决心采取强硬措施。因此，也有人认为，14日汉城有六万人游行，15日有10万人游行，都是军队的战略引起的。还有人认为：军队认为民主化的方向和步子，由于学生和反政府势力的反抗，已经不能按照军队的意志办了，所以决心采取强硬措施。
18日扩大“非常戒严令”给韩国带来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作为利用特权、贪污发财，而被拘捕的人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还有支持朴体制的权威人士，例如原总理金钟泌和其被称为资金来源渠道的亲哥哥金钟洛，还有原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在越南威名远震的原大将李世镐、接近朴总统的总统警卫室长朴钟圭、促进把出口放在第一位的青瓦台经济首席助理吴源哲等人。连这些权威人士都不照顾，这也许要给人留下下述印象：军队有正义感并不只拘捕反政府势力。
特别是金钟泌被打上了贪污受贿的烙印，这意味着他将彻底丧失了政治生命。
另外，以制造社会混乱嫌疑而逮捕延世大学副校长金东吉也有巨大意义。被称为申内阁中“重点人事安排”的金玉吉文教部长，是这位金副校长的亲姐姐。学生对申内阁抱一丝希望，也在于作为女性代表、进步的金文教部长人品好，有本领。而且，就在学生游行活动平息下来的17日晚上，正在梨花女子大学集会的25名学生领导人，被机动队逮捕。这所梨花女子大学是金文教部长担任过18年校长的母校。
“戒严令”扩大后，全斗焕将军在施行军政中出头露面了。然而，他作为军队的第一号人物，其实力能维持多久？这里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拘捕许多学生所敬爱政治家和学者，会激起被困学生的反抗怒火。而熄灭这一反抗怒火，需要长期施行“戒严令”。可是，大学也不能总这样关闭下去。
而且，美国对全斗焕将军没有好感。今后美国对韩国政局施加多大压力，全斗焕将军和韩国军队能抵抗或妥协到什么程度，这些将成为今后政局发展焦点。
再有一个问题是，全斗焕将军等人组成的“四人帮”掌握军政工作的能力。韩国军队的陆军士官学校十八期毕业的上校级优秀分子中，由于不少人赴美受过教育，因而有许多军人厌恶军队介入政治。“四人帮”虽然团结得很紧，但是，全斗焕将军果真能成为军队的第一号人物吗？根据介入政治的深度和强弱，军内的反感不会成为新的祸根吗？这种令人担心的因素是存在的。
（《朝日周刊》，1980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