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越战争以来，李鸿章自一直想和牌，“息事宁人终久长久之计”。李鸿章是大清朝忠实的拥护者，是慈禧太后狂热的追随者，可以说是大清和慈禧的铁杆粉丝。李鸿章虽然是近代中国史上有名的“卖国贼”，在对外谈判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其核心就是为了保全清王朝。李鸿章掌握着淮军、北洋水师等清朝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内无谋反之心；掌握着清政府的外交，他是清政府真正能出头露面之人，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大清一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其为“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争长短之人”，完全可以凭着自己广博的人脉关系，通过列强给清政府施压，自己做大，但外无通敌之意。虽然搞团团伙伙，门生遍天下，比如前面说的岑毓英、张树声等人都是他的嫡系，但是人家却在政思想上始终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虽然算不上人民的好公仆，但是绝对是大清的好臣子。慈禧也称其为“再造玄黄之人”。
李鸿章之所以避战主和，一是考虑到中国的拳头还不够硬，等到变法富强之后再与列强争锋，他认为法国“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炮弹所到，无坚不催，……”。二是怕后院起火，当时日本图谋朝鲜，朝鲜一旦落入日手，大清朝的龙兴之地东北首当其冲，所以朝鲜的重要性高于越南。你看看人家鸿章大哥，革命觉悟何其高？时时处处替主分忧。三是走进了自己的梦里，他在搞洋务运动时过分的宣传西方的文明、进步，本来是想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结果没有把别人说服，却把自己说服了，认为对付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法国，外交不失为良策。四是个人的小九九，保全自己的势力，不愿碰自己羽翼未满的北洋海军。
但是事态时局的发展并不依照李鸿章的思维发展，法国只是把越南作为一个跳板，把他的魔爪伸向中国的西南边陲。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主观上的错误。他并没有用“两相交用”的方式，他不积极备战，只是尽量斡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外交上，力图希望西方列强的干涉调解，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时代这似乎是一种意想。
北宁的战败，红河三角洲的丢失，更加坚定了李鸿章的和谈想法。他扒拉着自己的洋人朋友，看看谁能从中说和。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广州税务司德崔林来了。
德崔林是英国人，原来做过天津税务司，和李鸿章私交很好。当然，这种“好”是建立在李鸿章通过德崔林购买船炮，德崔林通过李鸿章捞银子的基础上。所以你要记得，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法国由于受到国内财力和国际压力的影响，不得不停止贪婪，守住沉稳，总理费茹理有意和谈，就派出了东京远征军的一名小军官福禄诺来中国和谈。德崔林和福禄诺是朋友，得知消息后，知道财神又要眷顾自己了，兴奋不已：本来就是二号强国的法国在战胜的情况下与手下败将和谈，这是大清朝和李鸿章求之不得的事情，如果能促成此次和谈，何忧金钱美女？而李鸿章和福禄诺也是朋友，促成的可能性较大。由此可见，朋友是多么重要？人在江湖走，不能没朋友。
德崔林带来了福禄诺的一封信，是谈判的底线：大清承认法越之间的条约，大清从越南撤军；法国不索赔；如果清朝不答应，法国将对中国沿岸港口发起攻击并夺取一二港口。
李鸿章看着这几条要求，哭笑不得，就现在的局势来说，这似乎是最好的结果，但是这不又回到了原点吗？当初不出兵也不过是这样的结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对于谈判，李鸿章是举双手赞成，况且此前已有法国军舰到基隆骚扰，现在法国东京舰队的副司令利士比又率队到了厦门，显然是磨刀霍霍，牛羊怎么会不害怕呢？李鸿章派人详细侦查并研判了利士比舰队的势力，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北洋舰队与利士比的舰队（不是法国的整个舰队）差好几个重量级，打是坚决不能打，所以谈判是必由之路。
但是左宗棠、张佩伦等主战派正控制着舆论的主流，代表着民意的走向，因为无论如何，强硬总是一个民族的期盼。又加上李鸿章和宝海的《备忘录》被法国人涮了，李鸿章为此很被动。因此他派人把德崔林的谈话和福禄诺的信发给了总理衙门，叫他们定。
但是李鸿章又怕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奕劻和军机处领班大臣世铎没有主意，就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进一步探听了德崔林的口风然后又给朝廷去了一封信，大意是：中国人的朋友，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德崔林同志为息中法之战，平中法之争，本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游说法国，终于迎来了和平曙光，开启了谈判通道，并带来了法国军官、拟指定的谈判代表福禄诺的个人意见。请领导定夺战和大计。最后他表达了和谈的倾向。
奕劻和世铎在战和上确实没有主见，但是对于李鸿章的建议确实很有主见，他们的意见就是与李鸿章唱反调，李鸿章主张和，他们就战，李鸿章主张战，他们就和。为什么呢？奕劻知道李鸿章和德崔林、福禄诺都熟，他的第一反应是李鸿章又要和他们做买卖了，好处怎么能你独得呢？给你设置个绊马索！但是现在是醇王奕譞时代，他们又不得不征奕譞的意见。
奕譞本来是主和派，但是他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醇王，这个位置来之不易，因此对待工作格外认真，没有敢擅自做主，决定请示大姐大。所以有句话“权力是世间的万能药”，你看奕譞同志大权在握后一改原来的浪荡公子做派，谨言慎行，兢兢业业，变成了一名优秀的革命同志。
慈禧收到李鸿章的奏折倒是颇感轻松，这几天她也在犹豫，继续打下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这帮男人有几个能够靠得住？后院当中会不会起火？女人，有时真该忍一忍，忍受过后才会迎来极致的兴奋。现在法国人想谈，正好在国际国内都有个台阶下。不过慈禧一看李鸿章的信，就这道他想耍滑头。另外她也担忧即使谈判成功费茹理会不会像上次那样言而无信？这个福禄诺能代表法国吗？谈判一旦办不漂亮谁承担这个责任？要你们这帮男人干什么？不就是替我顶雷吗？她叫军机处拟了一道圣旨，意思是你李鸿章定夺，还特别提到以前谈判不力，很多人打你的小报告我都替你顶住了，把这次的事情办好将功补过吧，办不好那我也没辙了。
李鸿章也是在担心慈禧担心的那几点，一看没办法，端人家的碗收人家管，大姐大又安排下了来了，我不垫背谁垫背？我拿主意吧。但他实在不想替清王朝去签订这个合同了，他签订的合同已经不少了，也没有退休后开律所代人签合同的打算，我去反复练习这个干嘛呢？他就给朝廷上书一封，大体意思是：臣纵观战场局势和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意愿，和谈仍为当今之上策，当然要派得力之人结合战场的具体情况，进行谈判，据理力争，我会在这边尽量帮着和法国人斡旋的，维护国家利益。
醇王这时真的很累，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白天花天酒地，夜晚轮番作战。他在竭尽全力摸透慈禧的意思。知道慈禧也想和谈之后，赶紧上奏折建议和谈。奕劻、世铎等人也跟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热衷于上奏折呢？这就是政治敏锐性。稍后您就找到答案了。
慈禧一看李鸿章的奏折，“结合战场具体情况”、“我会帮着……”明显是想置身事外。搞洋务，建北洋，你跑的比谁都快，现在满园的花草数你红，和洋人打交道签合同你却龟缩了，不知道什么叫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吗？慈禧当即安排下了一道圣旨，把皮球又踢给了李鸿章，你说谈就谈吧，好好准备一下一谈判吧，谈判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李鸿章一看大姐大又把皮球踢回来了，知道只能从命了。不过他又向慈禧讨价还价：给我个助手。李鸿章知道这又是一次艰难的谈判，法国人又要碗外找饭吃，又要带一次“卖国贼”的帽子了，叫个人来跟我共享吧。
这时很多大臣都上书，有的不建议谈判；有的指出福禄诺代表不了法国，谈判是假，刺探我方态度是真，建议谈判的同时积极备战。现在你知道醇王的良苦用心了吗？因为事先有醇王等人的奏折，主和派也有一大群，尽管反对谈判的很多，慈禧依然可以大胆的安排李鸿章谈判：有点反对声音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主张言论自由嘛。
慈禧遵从了李鸿章的意见：安排通政使司吴大澄会办北洋事务，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务，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伦会办福建海疆事务（他这是第二次会办福建海疆，第一次因为推荐徐延旭受到牵连）。
李鸿章这时还是抱着一颗爱国心，认认真真地准备这场谈判的。在有能力卫国的情况下，谁都不想卖国、叛国。
就李鸿章来说，他对这次谈判还是很看重且很看好的，甚至寄希望于洋人斡旋，在他看来，牺牲一点经济利益息事宁人也算是上策，他这种确保稳定和平的环境搞经济建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对的；在外交职场上的福禄诺和李鸿章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况且李鸿章从小就以及时雨宋江为楷模，对于江湖好汉广施银子，福禄诺也从李鸿章这里得到一定的好处，也算是故交。但是谈判从来就不是人与人的对阵，而是国与国的对垒，这一点李鸿章很清楚。因此在谈判前，他对法国代表福禄诺的要求做了底线评估，对自己的要求做了上限分析，最后确立谈判基本原则：不割地、不赔款。
就在大清朝的高管们来回踢皮球的时候，费如理和他的白领们也没有闲着，他们也在激烈的讨论。很多议员认为福禄诺一个小军官纯粹鼠目寸光，现在应该乘胜追击，再重重地敲大清一竹杠。费茹理有他的小算盘，他是同意福禄诺的意见的，但是他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想这样先不索赔让大清承认法越之间的条约，也就是让大清实质上放弃与越南的藩属关系，下一步再图谋赔款。就在争论喋喋不休时，费茹理征求了米乐等前沿将官的意见。米乐等人的意见是现在与大清开战并无胜算。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们这些议员得听人家前方将领的意见。争论结束了，福禄诺的谈判资格拿到了。
经过了一番口舌战之后，1884年5月11日（光绪十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主要内容是：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