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清朝公使、香港总督璞鼎查把茶杯摔在地上：“真是不可理喻，这帮愚蠢的商人，他们有本事去跟中国人说理去！在使馆门口吵闹能挤进广州城吗！”然后一转身面向紫禁城的方向大喝道：“无知的中国人，条约在你们眼里到底是什么？不讲理的中国人，我要去见你们皇帝！”
香港总督府门口挤满了面黄肌瘦的英商“上访族”，他们状告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不作为；状告清朝官员不履约，因为他们一直没有能够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进入广州自由贸易。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英国人为什么到英国驻清公使那里状告中国官员呢？坚船利炮带来的强大使他们和大清子民一样有着“带头大哥”的梦想，认为世界的，就是英国的，因此他们到英国官员这里状告中国官员。
《南京条约》不是为英商打开了中国的通商之门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英国商人来“上访”呢？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前英国商人都居住在澳门或者广州城外十三行街的英国商馆，贸易必须通过广州的十三洋行代办，英国人是不能擅自进入广州城的。《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按照条约规定，十三洋行的垄断特权被废除了，英国人可以自由贸易，自由出入广州城。条约上虽然是这么写着的，但是，英国人却始终没有能够进入广州城，这是为什么呢？
当道光被英国军队打得找不着北时，那种唯我独尊的梦想不得不暂时搁置一边，但是英国人走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梦又开始了。在道光皇帝看来，签订和约只不过是打发走洋鬼子的一种手段。你们军队走了，一群“夷国蛮人”敢逼我皇上执行和约吗？不仅道光如此，他的白领们也是这样想的。在中国还有个特色，臣民在思想上、行动上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不仅道光和他的白领们不愿执行和约，伟大的广州人民也不执行和约，坚决拒绝英国人及所有的外国人入城，并且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入城运动。所以，一系列的条约并没有给他们打开与大清的通商之门，甚至连划定的通商口岸的城门也没有打开。城市是一个地区的商贸中心，你连城门都进不去，还何谈贸易？所以进入广州就成了英商的梦想。
面对英商的纠缠，璞鼎查万分懊恼，但是他明白自己的职责使命，必须忍住懊恼，把气愤留给自己，努力推动履行条约。他作为香港总督、英国驻大清公使，当然对中国了如指掌，知道在中国武力是解决问题的特效药，但是作为商人国度出来的官员对“投资”和“效益”问题看得更透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投资还没回来呢，还要再投资吗？已经手握情理砝码的他决定用现代文明推动和约履行，在大清子民心中重塑英国形象，为女王节约军饷。
他手捧一些列的条约手抄本亲自找到两广总督、五口通商口岸大臣耆英。谦和中略带港督的傲慢，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找总督大人协调和约的落地执行问题的，你们中国人讲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们英国人讲究照章办事，伟大的女王陛下和贵国皇帝已经派全权代表签订了和约，我们臣子的职责就是努力地、尽快地推动和约执行。”
耆英当时是两广总督，鸦片战争后两广总督又多了个权力或者说多了个活——兼办五口通商事宜。洋人拿着和约要进城贸易，皇帝金口玉言要把洋人堵在城外，怎么办？别急，耆英有两大法宝：拖延和迂回。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中，他都采取这两大法宝。起初叫他到南京去谈判真愁得他反反复复孤枕难眠，怎么办？前进一步是战败，退后一步是抗旨。耆英就采取了迂回战术：签订合约打发走洋鬼子！契约规则约束的从来都是弱者，你军队走了，留下一群商人，能逼着大清执行和约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因此，签字画押他没有杨白劳的忧伤，倒有黄世仁的兴奋。签完和约把洋人打发走了，他不想想条约中英国获得了多少利益，中国损失了多少主权，只看到洋人走了，战争结束了，就跟道光请功：我把那帮混蛋打发走了！道光信奉的是“不管白老鼠黑老鼠，糊弄走猫就是好老鼠”。因此耆英“成功”签订南京条约后，被道光评为优秀公务员，并被委任为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口岸大臣。现在处于道光和洋人夹缝中的他依旧利用他的两大法宝，以不变应万变。
耆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之后也算是大清的外交明星，也被推着走进了现代文明，对西方的东西略知一二，他也知道这个国际“合同”的效力。但是他很清楚，他的使命就是把这些合同当废纸，并把废纸进行到底。耆英眼珠一转，说：“公使大人（注意不叫总督大人，因为割让香港是他心里永远的痛），我们中国人肯定说话算数，你尽管放心。但是你要理解，在我们人治的大清朝，从钦差签订条约到基层实施，是要履行审批程序的，我们又与你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效率不可同日而语，耐心等一下吧，我也很急，我也想早一点在我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写上“成功推动《南京条约》落地实施，中外多边贸易蓬勃发展”，为我这个五口通商大臣脸上擦点粉啊。但是很遗憾，我现在还只能素颜。我再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一下，推动尽快落地。
作为大清当时为数不多的明白人耆英知道不能惹恼璞鼎查，不能惹恼英国人，因为大清已经载不动太多的枪炮了。这只两头受气的耗子怎么办呢？他先使出了他的第一个法宝：迂回。很快回复璞鼎查：这事得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广州城封闭了几千年了，按照广州人的思维，广州是广州人的广州，外人来了好像要霸占他们的广州，思想上接受不了。贵国商人要想顺利进入广州，必须循序渐进，先允许你璞鼎查进来，我们在城里举行会谈，以后渐渐扩大英商入城规模。
在璞鼎查看来，虽然只是允许他一个人进城谈判，也是允许英国人进城了，这是质的飞跃，因此对于这个方案也是接受的。但他正准备欣然前往时，广州人民不干了。
士绅组织广州人民进行爱国大游行，并散发传单，舆论抵制。士绅老大、在籍内阁中书何有书联合80名士绅给耆英上书：广州人民不接受《南京条约》的屈辱，广州的城门不给外国人开放；外国人向来不讲理，弃而远之还没事，接近了就会酿出事端，民间冲突再引起两国开衅咋办？甚至有人叫嚣重演“三元里”的故事，更有甚者攻击耆英卖国。
“卖国”耆英倒是不怕，因为“卖国贼”的桂冠早就属于他了。但是士绅的反对他不能不在意，因为广东的士绅集团势力是很大的，动辄组织团练和政府、和洋鬼子叫板。耆英没办法，给璞鼎查写了封信，大意是：不瞒您说，广州人民不答应您进城谈判。但是不用担心，我会让地方官开导民众解放思想，开放贸易。地方官也不会糊弄您，我已经把此项纳入年度考评。以后咱再谈入城的事。最后耆英说“如有一语相欺，上帝鉴之”。
耆英这中西结合的发誓感动了璞鼎查，在璞鼎查看来上帝大于天，连上帝都搬出来了，还难为人家干吗呢？入城的事就暂时搁置了。所以英商还是没能成为“城里人”，一直在城外进行零星的贸易。
后来驻华公使换成了德疪时。德疪时可不甘心继续做“乡下人”，又来找耆英了，并以“如果英商不能进城，即使还清战争赔款也不归还定海（《南京条约》实施细则规定大清还上赔款英国人归还定海）”相逼。
面对这位傲慢的德疪时，耆英更加小心翼翼，况且德疪时还抛出了“定海”这个筹码，置之不理是不行的。浑身是坏水的耆英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广州知府刘浔。耆英回复德疪时：我是两广总督，英国人早就进入广东了，现在你要进广州城就跟广州知府交涉吧；另外按照位置来说，你是以“驻清公使”的身份交涉入城问题，驻外公使充其量是个地厅级干部，而我是二品封疆大吏，从哪里看，你也得和广州知府谈。以文明、规则、秩序自封的英国绅士德疪时被耆英这么一忽悠还真有点蒙了，就乖乖地去找刘浔。
要是有心眼的人，会骂耆英王八蛋，把自己推进刀山火海，但是刘浔不这么认为。他反倒认为这是耆英重用他，给他锻炼的机会。现在代表国家与外国（虽然是“夷国”）谈判，何等荣耀？有点飘飘然了，一飘就什么都答应了。1846年1月15日，传闻刘浔要与英国人签订了入城契约，广州人民不干了。士绅发动群众闹党委，把府衙砸了、烧了。
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英国驻清公使提醒国人远离涉事区域，保障自身安全。英国人自然不能进城了。耆英领导的“反入城”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耆英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引发者处理也很果断，将刘浔立即撤职。
耆英顺应民意处理了刘浔，群众的激进情绪下去了，耆英的心跳却上来了。面对广州人民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和英国人日益紧迫的入城要求，耆英知道广东是风口浪尖，一不小心就玩完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吧。他开始在北京使银子，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广州人民的反入城胜利了，城外的英商日子就不好过了。不但买卖难做，人身安全也难保障。天朝上国思想支配下的华人不时教训这些“夷人”，冲突不断。
德庇时一想，你不能叫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啊，就上蹿下跳，要求教训大清。1847年，巴麦尊又重新担任外相，这个强硬派继续他的强硬，一听英国人在广州不但不能入城，还经常挨揍，岂有此理！
1847年4月1日到3日，英军又对虎门等炮台开炮了。炮声一响，广州的爱国民众不见了，但是你耆英跑不了。战争是不能要，否则自己的下场还赶不上林则徐呢，耆英想，如果让英国人入城“爱国群众”不答应，怎么办？这次耆英使出了他的第二招：拖延。
耆英找到德庇时，把秘书早已写好的《广州群众反入城形势分析》交给他，仔细分析了现在不是英国人入城的时候，要有个缓冲期，要广州人民渐渐接受英国人。因此耆英与璞鼎来了个“两年之约”，以1847年4月6日为期，两年之后英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德庇时一想，两年就两年吧，中国人总算把入城的具体日期提出来了。因此两年之约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两年之约”签完之后，耆英就像没事一样，继续他的丝竹乱耳、歌舞升平的督抚生活。
你总说两年遥遥无期，可转眼就近在咫尺，很快一年过去了，两年也不会太遥远，怎么办？耆英有办法，他的银子没有白花。1848年2月，皇上下来一道圣旨，耆英升文渊阁大学士，任命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和通商大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
耆英总算是脱离了广东这个是非之地，但是他心里很清楚，知道他的那个和英国人的“两年之约”早晚会出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