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把西南联大当做跳板，因为那里聚集了中国最好的教授；有的人，把西南联大当做熔炉，因为那里聚集了中国最正直的大师。你选择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对邓稼先来说，苦难在继续，但学识也在积累，世事愈加洞明。激情爆棚的四年大学生涯，如淬火之于百炼钢，打造出一个聪慧更兼勇猛的“青年近卫军”！
在接近无望的治疗中邓稼先苦苦支撑着，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但时光奏响激越的时代号角，不管不顾地兀自吹出了新一年的第一声。
1986年1月10日，杨振宁忽然笑吟吟地出现在放射性特护病房，本来憔悴不堪的邓稼先神奇般地精神健旺起来，他甚至还站了起来，和挚友重重地握了下手，险些摔倒。
他笑容可掬的脸上，虽还没出现老友那样清晰可辨的老年斑，手背上的斑斑血痕却让杨振宁颇为心痛。
回国之前，杨振宁特意查阅了相关资料，他知道，朋友的病情已经不是一般的严重了，可谓病入膏肓。但他脸上没有显示出来。他的开心劲儿不比邓稼先差，两个人语调不高，但情绪饱满，让护士都惊诧于今天邓老的状态如此之好！
而在病房外，总有一些患者过来探探头，他们所关注的当然不是此时尚名不见经传的邓稼先，而是早已名震全球的杨振宁。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杨振宁向邓稼先继续述说着国际物理学界的最新成果，他简直成了邓稼先的情报员，很多消息邓稼先还真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而在杨振宁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核物理的国际发展形势让邓稼先更加明白了肩上的重任。他为自己把杨振宁引为一生最好的朋友而欣慰，他的确了解自己，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的心思在哪里！杨振宁走的时候，他坚持着把他送到电梯旁，而之前，他已经好几天都下不来床了。
电梯门合上之后，杨振宁独自感到一阵唏嘘。他为邓稼先的遭遇而感慨万千。刚才闲聊时，他无意中问起刚刚获得第一届国家科技进步两项特等奖的邓稼先得了多少钱，老友之间无拘无束，他问得自然，邓稼先答得也坦荡，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
“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二十世纪八十时代的这句流行语，显然跟这次国家颁奖奖金有着微妙的关系，杨振宁对此非常震惊：即使奖金比不上他1957年获得7万美元的诺贝尔奖金，但堂堂一个国家科技的特等奖，难道只给10块钱？
“不开玩笑？”
“没有开玩笑。”
见他不打算再细说下去，在场的一名九院副院长急忙解释道：
“1985年设立的这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奖金是一万元，《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及《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都是名列第一的，共两万元。您知道，这两个奖不可能奖给某个人，即使邓院长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单位里还是得按人头分配。九院人多，还自掏腰包垫上了十几万元，这才按照十元、五元、三元的等级分下去了，老邓得的是最高等级，两个十元！”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85年首获奖励，整整21年来不光是邓稼先，整个中国核武器研制团队，没有得到过一张奖状，更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奖励！
邓稼先若是看重钱，早就不会埋首如此长的时间，甘于寂寞和贫穷了。事实上，许鹿希同样是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邓稼先去世后，国防科技成果办公室追授《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两个特等奖的奖金1000元以及《突破中子弹》等另外两项特等奖奖金各1000元给邓稼先，但许鹿希毫不犹豫地就将这些钱捐给了九院的科技奖励基金会。
杨振宁走后，邓稼先心中第一个浮起的景象，绝不是杨振宁曾经荣获的那枚内含23K黄金的半磅重的奖牌，也不是他们在芝加哥公寓里一起煮的奇香四溢的馄饨面，说也奇怪，不知为什么，邓稼先首先想到了在西南联大时，自己宿舍的茅草屋顶和杨振宁住过的铁皮屋顶，他甚至涌出一个黑色幽默般的念头：难道，这也是冥冥之中的预示？
画外音：
我们都对得起“刚毅坚卓”这四字校训，但有所区别的是，我是把校歌也当做校训一并来铭记在心头的：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你坚定地走你自己的钻研之路。我们的路不同，我有我的信仰，你有你的价值观，你每天接触的是爱因斯坦、奥本海默、泰勒和陈省身（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同陈省身交情颇深），我身边的是王淦昌、彭桓武、钱学森这些老前辈，还有郭永怀。他们很不一样，真的，好像两个世界的人物。
你知道郭永怀是怎么死的吗？
1968年12月4日，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在青海221基地马不停蹄奋战两个多月，终于得到一个重要发现。他立刻要人联系飞机飞往北京。为确保这些科学家的人身安全，周总理曾叮嘱他们尽量别乘飞机，怕出事故。可郭永怀早就不止一次强行登机。这次从兰州飞北京，他更坚持夜航：“夜航打个盹儿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时，突然失去平衡，一头扎进了旁边的玉米地。人们找到他的遗体时，他正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让人眼泪横流的，是两人胸前夹着的，正是郭永怀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他临死都不放开自己的研究！
画外音：
跟郭先生比起来，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非常幸运了。你当然知道，1956年郭永怀回国之前，早已是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那正是他做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啊！其间意味着什么，你在美国时间长，你比我要清楚得多。
除了这些成名已久的前辈，同辈中我也并不孤单。中国放射化学第一人杨承宗断然舍弃55万法郎的年薪。他能做到，我有什么可多说的？
我是一名事实上的“实践”物理学家，别人对你有微词，但我清楚这一点，你动手能力差一些。可你是天生的理论高手，当年你是直接从高中二年级就跳级考到西南联大的，那可是西南联大啊，中国最难考的大学，除了天才盖世的李政道，谁还有这本事？
并且，你从化学系转到物理系，然后就一跃成为国际最顶尖的物理学家！
我只是为你感到骄傲，别的没什么可说的。你需要世界最好的物理学研究环境，你不像我，在风沙中弄出个实验室就可以了！可是我们谁也没敢违背校训所指，我们真真切切地对得起校训里的每一个字：刚，毅，坚，卓！
在昆明的大姐邓仲先得知邓稼先没赶上联大考期的消息后，立刻告诉大弟先不要到同济大学报到。经过多方联系和申请，西南联大终于同意让学习成绩优秀的邓稼先试读一年，如若期满后学业跟不上，立即辞退。我们可以想象，邓稼先是多么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天资加上勤奋，试读半年后，邓稼先各科成绩在同学们中间都力拔头筹，旋即被转为正式生！
每每记忆中触及母校，邓稼先都浑身发热，不能自己。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能够在短短8年间为社会培养出这么多卓越的大师？西方人说，“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可西南联大从头到尾的全部建校史才仅仅8年！全世界范围内打听打听去，在很多老外的认知里，西南联大——这“战火中的教育奇迹”，是响当当的中国高校第一名牌。呜呼，遗憾的是，昔人皆乘黄鹤去也，此地空余断壁残垣！
画外音：
当我走进这神秘的王国后才知道，是当年南开的“坚定如山”、北大的“宽阔如海”、清华的“智慧如云”共同造就了它，更是200名卓越的教授和8000名热血青年一起造就了它！我是多么荣幸，在这个历史大拐点的时刻投入你的怀抱！
如果说西南联大是大多数学子的人生大拐点，那么，对邓稼先来说，西南联大更像是一个加速器，加速了邓稼先早已深埋在体内的拳拳报国志的急迫生长。
面对重庆政府的“假教育之名，行政治之实”的行为，整个西南联大无声却坚定地对抗着。一道道课程改革的政令传达下来，被西南联大马马虎虎地执行着。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西南联大为中国学术和中国知识分子保存了最后的尊严。但政治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道理，这群充满激情和斗志的年轻人当然晓得，这些背井离乡而来的年轻人哪个不是在黑暗中一路摸索前行的人？而作为一张崭新的白纸，邓稼先从一开始就投入了为民主而战的热潮中。他刻苦读书，但同中学时不同的是，他开始了自觉性地参加进步组织的活动。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邓稼先开始变得关心政治，他常常带着同学一起去大姐家听收音机，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事实上，战争的炮火此时已波及到了昆明，在象牙塔里一心求学的理想状态已被打破。战争初期，疯狂的日本快速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当然也包括缅甸和越南等毗邻中国的国家，并对中国广西、云南等边境地区开始了紧逼态势，昆明从后方摇身一变，变成了同样可怕的前线了！
头顶，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飞来一架或一群飞机，炮弹呼啸着从高空落下，整个昆明成了一个日寇投靶的乐园。一旦警报拉响，迅速跑开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活命的第一要素。这就是著名的“跑警报”。
每个人都必须跑警报。而政治，也就在这时跟每个人都开始亲热地打着招呼，你想躲开都躲不及。此时的邓稼先，年龄稍长，但年龄的增长没有思想成熟得快，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这种狂轰乱炸下，没有瑟瑟发抖成悲观厌世或一走了之，而是勇猛地迎着炮火成长为坚强的爱国主义者。在苦读之余，他开始非常热心于政治活动，在物理学、数学研究领域之外，他深深地认识到，在腐败的政治制度下，科学同样是软弱无力的，挽救祖国、改变苦难同胞命运的关键是要改变政治制度！
画外音：
每个中国人，在这国家生死存亡之时都应该站出来，有力气的上战场，有思想的发布告，有好嗓子的去喊口号，有钱的捐给前线将士！总之，我们不能一味按照自己的最初理想去躲避，并美其名曰“坚持理想不动摇”，须知再大大不过国家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和坚持搞学术绝不冲突。“我愿意为此而死”，我在演讲台上大声疾呼。我愿意为此牺牲掉我多年的苦读，真的，没什么比当亡国奴更让一个人尊严尽失的了。
人们谈论邓稼先最多的，当然是其在核物理领域的辉煌成就，很多其他的珍闻轶事所知寥寥，甚至邓稼先本人也对自己的“从政”生涯几乎从来不谈。谁也不喜欢谈曾经遭受的侮辱与损害，科学家如果不好好搞科研，似乎总显得不是很敬业。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世界范围内，当然更包括中国，科学家搞政治的寥寥无几，而年轻时宁肯耽搁学业，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为政治为民主助力的科学家，则少到罕有。
但邓稼先终于站了出来，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暴徒分头围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学生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和中学教师于冉四人，重伤二十余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一”惨案。邓稼先怒不可遏，他恨不得亲手粉碎了这个罪恶滔天的反动政权，他积极参与上街游行，手持巨大的标语，喊着口号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在为死难学生举行的葬礼队伍中他泪流满面。
然而，就在这次游行结束后，以著名教授身份同样参加了本次游行的闻一多先生，居然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卑鄙地杀害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学生们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残暴行为予以强烈谴责，邓稼先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了大型演讲台，发表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
“同学们，‘八一五’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可是，随之而来的，不是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恢复建设而是内战，是‘一二·一’血案。这是为什么？青年朋友们，用自己清醒的头脑想一想，我们要选择什么？我们要民主，反对独裁！我们要和平，反对内战！我们要衣食，反对饥寒！我们应当团结起来，树起不捣黑窠心不止的意志，达此目的，才是真正的胜利！”
邓稼先饱含情感、义理清晰、掷地有声的演说，博得台下掌声和呼喊声，这交汇成激昂的海洋，邓稼先同样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感觉到自己的报国之心同莘莘学子们的爱国激情强有力的碰撞，有这么多热血青年，中国不是无药可救，中国一定大有希望！台下的西南联大民青组织负责人杨德新则非常惊喜，他觉得这名貌不惊人的年轻人政治上十分成熟，演讲和煽动能力十分老练，绝对是不可多得的政治人才，会后，他诚恳地约邓稼先加入民青组织，邓稼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西南联大为世界培养了杨振宁，为中国培养了邓稼先。说句到家的话，中国将两极世界变成多极，为全球持续和平做出的贡献，简直难以用数据衡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南联大不仅仅是埋伏给中国腾飞用的一个历史据点，更是埋伏给世界人民用的一个“和平空间站”！而西南联大培养的为中国、为世界做出贡献的星罗棋布的大家名师中，这句话更多地是为如下七个人而谈，而其核心就是邓稼先。
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赵九章，王希季，屠守鄂，陈芳允，这七个人都是1999年被授予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英雄！
在西南联大校风的深刻激励下，在吴有训、周培源等众多教授“科学治国、严谨治学”精神的影响下，并在大姐夫郑华炽教授及著名热力学家王竹溪教授等人的精心指导下，邓稼先开始更加发奋地读书，离家时父亲的嘱托一次次在耳边响起，他发誓要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来报效祖国。
那四年，是激情爆棚的四年，未来就在眼前，命运则在自己的手里，有这么多互相鼓励的同学，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要出人头地。在联大图书馆外，同学们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而在室内昏暗的灯光下，是密密麻麻而又鸦雀无声的读书人。在西南联大图书馆里常常见到邓稼先的身影，有时借到一本难得的好书，如获至宝，他会立刻将其中最重要的章节一个字一个字地誊抄下来，以便其他同学也能读到这本书。他借阅时间最长的一部书，应该是《牛津英文字典》，他拼了命地背，死记硬背，将笨功夫用到了极致。
后人在评论邓稼先的卓越成就时，包括他在普渡大学只用了23个月就完成了原计划用三年才能修完的研究生课程，他们都极为推崇他的天才，但殊不知，勤奋才是邓稼先成才的真正秘密。
众所周知的一个著名故事，当年美国福特公司有台电机出了故障，费了很多人力物力，修了三个月也毫无起色，德国工程师斯坦门茨潇洒前来，在电机外壳上用粉笔划了一道线，让技工把里面的线圈减少16圈即可，技工照做果然修好了电机。斯坦门茨开口就要10000美元，很多人开始议论纷纷，意思是这么简单地划道线，要的也许太多了。
斯坦门茨没有过多解释，只是说：
“划这个线值一美元。但知道这条线在哪儿，值9999美元。”
只看到科学家的谈笑自若，没看到他们成功的背后是无日无夜的钻研。这里面完全是汗水的浇灌，与智商无关，但人们大为喜欢八卦一些比较轻松和神秘的东西，事实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勤奋是成功的前提，但世人大都不喜欢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成功，今天，投机取巧获得成功更让人痴迷，人们对这样的人也更加羡慕乃至嫉妒。
在邓稼先身上，从来没有过这种因“暴发”而来的灵感，一切都建立在踏踏实实的苦读与钻研中。其用23个月获取博士学位固然令人惊叹，尤其是第二外语课他一天没上，居然能顺利过关，但如果你能将邓稼先从未中断过的学业联想起来，就会明白，在西南联大学习时打下的坚实基础是这一切的源头，另外再加上普渡大学“建校八十载最用功学生”的非凡评价。
事实上，从国难开始，邓稼先的求学之路就一改之前的顺风顺水，用一句话概况就是“从艰苦走向更艰苦”。自从邓稼先步入西南联大以来，昆明的物价就开始持续飞涨，最高时跟抗战初期相比涨了300倍，而教授的薪金只增加了5倍，在西南联大这所全中国最牛的大学，教职员工的收入之低让人无法相信，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也在西南联大教书，曾连写两首诗反映当时物价飞涨的奇状：
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
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陈寅恪是当时少数的部聘教授之一，同时还在中央研究院兼职，他尚且因为入不敷出导致的营养不良而目疾难愈，一般教授的境遇可想而知。连闻一多那样的文学巨擘，都需要上街在西门外挂牌刻印章度日，连郑华炽这样曾担任过物理系主任的名教授，为给妻子买药治病都不得不卖掉珍爱的怀表。在学校里，他们正襟危坐，为给国家培养栋梁之材殚精竭虑；在家中，则毫无例外都清一色地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朱自清曾有一次上街，一个乞丐紧跟不舍，朱自清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转过身去严肃地告诉他：“我是教授。”
乞丐立刻仓皇而去。
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是这些中国著名教授工作最艰难，生活最困苦的时期，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这8年恰恰也是大多数名家和大师们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培养人才桃李芬芳的鼎盛时期。历史是如此地令人瞠目结舌！
教授如此，学生的生活当然更是苦不堪言。邓稼先住的是像临时工棚那样的“学生宿舍”，一个大棚里挤着四十多人，统统是上下铺，拥挤不堪。既然是连工棚都比不上的临时工棚，宿舍自然是冬天不挡风，夏天不蔽雨，十分简陋。寒冬腊月里的春城昆明，尽管达不到北方那样的严寒，但对于大多得不到家庭接济而一身单衣度四季的学生来说，依然感到寒气袭人。赶上风雪天，宿舍里宛如冰窖，学生们只好裹上被子在床上哆哆嗦嗦地看书。夏季的昆明早晚凉爽，但一到白天，太阳毒辣地照在薄薄的铁瓦房顶上，整个室内热得像蒸笼。学生们只好穿着背心、裤衩，把脚伸进床底下，让两腿挨近潮湿的泥土里长出的杂草，借以降温防暑。更可怜的是，偌大的一个宿舍只有一盏油灯，借不上光的学生只好点一根灯草，坚持做功课。
教室比起学生宿舍来，虽然要好一些，但顶棚都是薄铁皮遮盖，遇上大雨天，房顶叮咚声四起，即使前面的教授扯着脖子高喊，三排以后的学生也一句都听不清，更别提暴风骤雨的热闹场景了，学生们的头顶上隆隆作响，像无数铁锤狠命地敲击屋顶。老师手持高音喇叭也没用了，只好停讲。同学们将这唤作“老天爷下达了停课令”。
更大的困扰来自吃。邓稼先再一次开始饱尝食不果腹的痛苦滋味。待他来到西南联大的时候，身处大后方的昆明粮油食品也日趋紧张，以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学生的伙食已大不如前，饭碗中沙子与米饭争辉，简直无法嚼咽。调皮的学生苦中作乐，拣大粒沙石投在碗里听叮叮咚咚的响声，或互相用大沙粒瞄准攻击，既是取乐，也是表达对时局的严重不满。这不是一天两天，是经年累月的苦熬啊！当然，头脑聪明的学生——比如邓稼先，连花时间去拣饭里的沙粒都不肯，那意味着饿肚子，必须大口地将“砂石饭”吞下，然后去抢第二碗。
联大最著名的就是物理系，由饶裕泰做系主任的物理系名师荟萃，其强大让今天的各高校依然眼红不已，自叹弗如。物理研究离不开实验，一到做实验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欢呼雀跃，但同时从老师到学生内心都在叫苦不迭：从清华大学运来的二百多箱实验仪器，都埋藏在距学校二三十里地以外的村庄地下，每逢实验时便兴师动众地去地挖掘，一路艰辛地弄回来，实验完毕又费力地让人肩扛着送回去，并再次埋于地下。丝毫不亚于重体力工作的“垂直”（挖掘和掩埋）和“往复”（来回运送）运动，师生之劳累可想而知。
画外音：
每天，我躺在风一吹起即能看到星星的茅草屋顶下，一遍一遍地背诵英文单词。个别同学有时会不解或嘲弄地问道：“学这些洋鬼子的话有什么用？”我说，当外国人拿着枪对你吼叫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向他们学习，才是最后制服他们的最好办法，也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你们抬头看看，日本的飞机就在我们头顶狂轰乱炸！所谓的敌后都如此愁云惨淡，前线该凄厉到了什么样子，不敢想象！“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老先生，早在1842年就在他的地理学名著《海国图志》中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世事弄人。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恰恰是30年之后，中国大地上妖风阵阵，“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懂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一时间，当年的苦读全成了催命的音符，愁云惨淡下，谁知你、谁管你莘莘学子们惨淡星光下那一颗颗纯粹而奋进的心？
画外音：
每天，我想方设法多听几节课，我喜欢听测出了普朗克常数的叶企荪先生的课，我喜欢听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吴有训先生的课，我喜欢听涡旋力学权威周培源先生的课，我当然还喜欢听证实了正电子存在的赵忠尧先生的课，还有郑华炽先生，还有饶裕泰先生，还有吴大猷先生……我多么希望我是一个超人！
从那时候起，邓稼先的心里，已经对自己未来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划。
画外音：
没有西南联大，我还能进同济大学，还能进云南大学，还能进无锡国专，但没有这些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我去哪里聆听这些黄钟大吕般的教诲？我能从闻一多先生身上知道自由大于一切的真正内涵吗？我能从刘文典先生身上知道独立人格的广泛外延吗？这样还会有后来赴美留学、舍身报国的邓稼先吗？没有先我三年而来的杨振宁、没有我毕业那年才从浙大转来的李政道、没有同系同学朱光亚他们这些同学的鼓励和激励，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吗？西南联大，你是历史埋伏在我生命中的一个桥头堡，我必然要走进你的身躯，吃透你的营养，然后走出一个生龙活虎的邓稼先来！
西联师生们为什么如此优秀？西联式智慧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仅一句“师资力量雄厚，生源且广且优”就能解释得了吗？
曾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因为，最远的周培源教授住地离学校50里！现在，应该这样说更贴切，“世界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甚至说“银河系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你看，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遍布世界最优秀的研究机构，其后代几乎都成为第二代、第三代知识精英，再向外面看，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卫星、一飞冲天的神舟系列飞船等等，哪一颗不是由西南联大毕业生或他们的学生们的心血凝结而成呢？
苦读，苦读，除了苦读，还是苦读，对邓稼先来说，大学就是读书的圣殿，无论它是黄金阁还是茅草房，不能轻松读，那就苦读，反正必须读书。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不读书，我们跑这么远来干吗？”
这就是西南联大至今无法超越的核心所在。
当然，无论多么艰苦动荡的环境，西南联大校方总是设法保证提高教学质量。
典型的例子正是物理系。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与教授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道托亲靠友，再通过欧美各盟国的驻华机构，源源不断得到英文版的科技书籍和杂志，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这使得西南联大的物理教学，始终站在科技的最前沿。
这使邓稼先在战乱中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在大方向上与国际物理学基本一致，在学习质量上，差距也并没有被甩得过于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