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垂暮之人只剩“哀叹余生”不同，邓稼先做好了人生最后一击的充分准备。将中国核武器带到更高的水平，使之足以与其他核大国分庭抗礼，这是邓稼先最后、也是此生最大的追求。他不是超人，因而能力有限，在他内心里，如果能做好这件事，已对得起寄予自身殷切希望的祖国和人民。至于是否对得起自己和家人，他无暇考虑了。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躺了许久，直到感觉妻子已经睡熟，邓稼先才来了一个艰难的翻身，成功了！居然没用许鹿希帮忙，他很是高兴。看了看表，它正好从23日翻到了24日。他内心涌起一个小小的得意：瞧，我连翻身都这么踩着节拍儿！
可惜，许鹿希刚刚睡着了，他没法子跟她吹嘘一下。他甚至想孩子气地将她弄醒！
他努力让自己抓紧睡着，好在梦里跟妻子重温往事。好景不长，几分钟后，他感觉到体内又开了锅似的热闹起来。这种感觉一般人体会不到，是那种有如一条蛇在体内啃噬的感觉，而且飞快地蠕动。邓稼先清楚，这是放射物在咬他。
他在与放射物的搏斗中，艰难地捱到了天亮，似乎放射物也需要打个盹儿，他略微感觉舒服了一些。我们知道，这是长久疼痛之后的麻木。
1985年8月24日上午，张爱萍上将收到301医院呈送的第一期《邓稼先病情报告》，他的目光凝聚在这一排黑体字上面：癌细胞转移，准备化疗。
充满希望的等待，让邓稼先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医护人员的告诫：暂且把工作先放放，尤其是那种需要费神思考的东西，无论是事务性的工作还是科研课题。
无论如何，这是邓稼先一年疗病期间最愉快的一段时光，仅仅因为希望。
当然，还有自由。时光如果能够停滞在这时候倒也不错，因为回忆突然如流水潺潺般的顺畅，在极痛的身体里，给了人一个歉疚的补偿，他的回忆闸门霍然大开，往事如走马灯般地一件件轮转起来。
画外音：
那时，我在台上口若悬河，你在台下静静地做笔记，多么认真，多么单纯！我大不了你几岁，却成了你的老师，我们的结合居然是师生恋，可这是多么纯粹、多么美好的师生恋啊！希希，你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天使，这当然是无疑的。可我没有给你带来一个稳定而温馨的家，你得到的天伦之乐少得可怜。岂止，我连给你的爱情后来都成了虚无缥缈的神品，像祭坛上的供果一样，只能看着，却不能吃上一口！岂止，受我的牵累，你居然还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岂止，我们的典典刚刚读完初中二年级，就去了遥远的内蒙古那半草原半荒漠的地带插队！更别提我没给你们带来物质上的享受了。虽然，你不在乎这些，可典典还那么小，她什么都吃不到，她还在长身体啊！
许鹿希无比震惊地看到，在“从不哭泣”的邓稼先眼中，一滴清泪摇摇晃晃，蓄势待发。她轻轻地抚摸他的胳膊，然后向上，轻轻地移转，终于摸到了那双疲惫的眼睛，她用手接着，等待着泪水的滴落。
画外音：
在我最盛年的时候，我都无法给你们带来一丝丝帮助，现在，我是可以轻松一些了，我该做的差不多都做完了，我终于有时间可以为你们做点什么了——可是，我现在能做什么？
我只是一个躺着待死的废物了！我就是一个废物！无论我的事业是不是比一千个太阳还辉煌，对你们来说，我就是一个废物。
今生，我如何回报你们？
巨大的愧疚感，让邓稼先忽然从回想中清醒过来。他眨了下眼睛，两滴泪水落在许鹿希已张开好久的手中。
对许鹿希来说，这极为罕见的泪滴，此刻真实地卧在她长满老茧的手心。它呈椭圆状，轻微地晃动，隔着斑驳的树影，缓慢地摇曳在热辣辣的午阳中。
她含着泪，轻轻地嗔道：“这是谁做的诗啊？‘罗布泊的风沙，让每一滴苦涩的水，都分外可亲。这是一百万，不敢轻易掉泪的，辉煌的铁军！’”
邓稼先刚要说话，门轻轻地响起来，九院的人来了。
“你能行吗？累了就闭眼睡觉！”
邓稼先只是微笑了一下，示意自己完全没问题。他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好像刚刚的疼痛和无力只是一个梦。
每天这个时候，邓稼先都要在病房接待九院的同事们，主要是几位副院长和一些中层干部。当然，任何一个科技人员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访，邓稼先从不显示出倦意，他毫无怨言，每次都是热情接待。事实上，来这里看他的人络绎不绝，如果不是医院后来特意做了硬性规定，估计这里比菜市场还要热闹。作为院长，很多事务大家还是想来找他商榷，待他定夺，这么多年来邓稼先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九院的定海神针。
但对邓稼先来说，目前探讨的这件事，他不想参与都不行，兹事体大，确乎关键。
历史最终证明，这是事关中国能否牢固树立核大国地位的关键性的一次战略磋商，虽然是完全集中在核武器研制领域的学术问题，但其结果却跟政治息息相关。大家坐在桌子旁，开始了安静的讨论，连于敏这个一贯大嗓门的氢弹专家都刻意压低了声调。邓稼先则坐在一个酷似轮胎的大橡胶圈上——他是直肠癌，臀部一旦接触硬东西就痛得厉害。虽然，他的臀部现在已是个摆设——在做完直肠癌切割手术后，医生在邓稼先下腹部左侧做了一个人造肛门，一个让他非常不方便因此极度烦恼的“构件”——但即使这样，别人坐在那里很轻松，他也是边写边不停地擦汗，不是热出来的汗，是痛出来的汗。
画外音：
是的，还有这些相伴了几十年的同事！这二十多年来，哪一个同事不是默默无闻地低头工作？别的不说，那些被我选上来的“28星宿”，哪一个不是晚恋、晚婚、晚育，晚到了不能再晚？你们跟着我，饭也吃不饱，家也回不了，好衣服穿不上，一个个成天灰头土脸的，还有被很多人最看重的“青春年华”，统统都交付给了苍穹！而广袤的苍穹下，芸芸众生有几个人听说过你们的名号？
我知道，你们或许都不是很在意这些，当你们从我兜里肆无忌惮地掏烟卷时，我就知道了！可我在意这些。我更在意，你们千万不要步我今天的后尘。
这可敬、恐怖、该死的原子弹，必须要快速有个大结局了！希希，这正是我的最后一个欠账。
完不成这个任务，我会揪心地死去，这是你不愿意看到的。28年来，你越来越清楚，我是做什么的了。那么，我相信你，一定会支持我，支持我一直干下去，干到底，就像我在这条路上，已经无法刹住车子一样。
车？他的内心小小地温暖了一下，他想到了国家在他住院之后，特意给他配置了一辆小汽车。他是如此容易就被温暖的一个人，不管自己所获得的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所付出的又是多么的巨大惊人。在他的心里，没有关于这种得失的计算公式。他什么都曾计算过，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此生，他独独没有这方面的计算能力。即使曾经遭遇过最不公平的对待，但他从没因此说过一句愤怒的话。
邓稼先的弟弟邓槜先清楚地记得，哥哥曾写过这样一封信给自己：
“治理这么大个国家，我们党没有经验，尽管上层出了一点错，给我们个人带来很大影响，但我们一定要体谅党；我们的党是廉洁的，有希望的，局面会改变，错误也会纠正。”
哥哥还建议说：“你到党校教文化课，教工农干部学点文化知识，还是有意义的。”
这是1959年邓槜先被错划为“右倾”之后，哥哥邓稼先给他写来的信。自己的亲人（其时，许鹿希也被错划为“右倾”）身心受到如此屈辱，却还在想着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积极的事！事实上，邓稼先和许鹿希各自的两个家庭，家人都是这样胸襟坦荡，包括每一位长辈、每一个小辈，毫无例外都是这样的人。邓稼先一直觉得很庆幸，自己的家庭没有像很多家庭一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兄弟阋墙、父子告扞、夫妻反目的尴尬。那不仅仅会给工作和学习带来无限的烦恼，现在看起来，不，即使当时看起来，也是一种人生的悖论。
配给他的这辆车，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一辆普普通通的吉普车，但在那个年代，出来进去都坐汽车，那绝对是“身份人”的象征，普通老百姓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但邓稼先只是在汽车第一次开过来的时候，象征性地上去坐了一小圈，以表示对国家照顾的感谢之情。
之后，他再也没坐过这辆国家给他配的专车。他的家人，从来都没上过这辆车。
他对这些没兴趣。1971年，邓稼先第一次去内蒙古乌特拉前旗，看望在那里插队的女儿时，身为九院的中流砥柱，当时组织上给他配备了警卫员，也有专车，但他都没用，他从乌鲁木齐坐上火车，一连坐了三天两夜，在包头又转乘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到达乌特拉县城，再从县城到了女儿驻地，他坐的是一位老农民用来拉粪的平板车！
即使这样，邓稼先不仅乐在其中，还不忘对老农有所“表示”，他将自己正抽着的一盒高级烟送给了老农，老农受宠若惊。
这不是邓稼先装出来的清高。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当年邓稼先听从美国同事（其中包括一些华人同事）的劝告留在美国，一辆小汽车是算不了什么的。假如在1971年杨振宁来到大陆后，邓稼先听从了这位美国挚友的建议，他在有生之年拥有一辆自己的小汽车又算得了什么呢？杨振宁在得到诺贝尔奖后，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所给他开的年薪达到了50万美元，那是在全中国人民都节衣缩食的六十年代啊！
但是在1985年7月31日，当邓稼先坐着九院的小汽车驶进301医院时，内心还是起了一些微微的波澜。他看到了路上有行人侧目。这非常正常。这一天，首都北京的天气如往年一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当这辆汽车风驰电掣驶入南楼时，很多骑车或步行的路人纷纷扭头观看，在那个年代，能够坐小车来医院的绝非等闲之辈，一定是高级干部才有可能。而路人所侧目的，还不仅仅是一辆汽车，还因为这辆车开进了南楼。
谁也不会想到，车里只是一名科学家。而且，估计任何人都不可能想到，这个人还是一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
没错，这时的邓稼先在九院（正式名称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当然是大名鼎鼎，而且也是高级干部了，但中国老百姓有几个知道邓稼先是干嘛的。
邓稼先的嘴角咧了一下，露出一丝并不暧昧的苦笑。即使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中国已独立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即使这方面的消息已陆陆续续开始在媒体上有所披露，即使自己已经累倒、病倒，结结实实地躺在了病床上，还是“天下无人识稼先”！
邓稼先不知道，从现在开始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他的大名将会如雷贯耳，他将成为每一名中国人热捧的新时期英雄，成为神一样的人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邓稼先的大名越来越震响，如同在他麾下，一颗一颗当量值越来越巨大的连绵起爆。
张爱萍上将曾经对这批核专家们说过，“你们是会被封神的！”这句掷地有声的预言，若干年后果然在神州大地应验了！
但我们不得不说，这太晚了，当我们想对一个英雄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时，他却已经听不到了！一生辛勤付出，辉煌却自身后始，让人情何以堪！
在人群熙来攘往的南楼门口，路人所热观的，还不仅仅是因为这辆车开进了南楼，更是因为看到了成群结队出门迎接的主治医师们。
这样的规格，难不成是中南海里的大干部？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派头呢？
邓稼先只记得上级给他的温暖，从来没有不良情绪，比如，这时他原本可以感觉到一丝丝的苦涩。可邓稼先的心里，现在剩下的只有感恩，对老领导的衷心感谢。张爱萍上将的一个电话，让医院立刻对邓稼先的病情高度重视起来，活检报告按常规需要一个星期出来，现在只用了短短的20分钟冰冻切片的结果就出来了。这就是差别。
邓稼先当然不会对此浮想联翩，他不是一个愤青。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邓稼先无疑却是最高级别的愤青，他当年的愤怒程度，远非今天的网络水军们鼠标一点能轻易等同的。
没错，当年如果没有对帝国主义的满腔愤懑，他不会选定核物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虽然，这里有他父亲邓以蛰的忠告：“孩子，不要像我一样学文，学文对国家没用！你一定要学理！”虽然，“二战”之后的核物理学科是一个最热门的学科，可以说时髦得很，但邓稼先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喜欢赶时髦的人，精忠报国之心早在他读初中时就牢牢扎根了。
也许，只有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才能彻底懂得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但这种最宝贵又的确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很多人从此远离政治，销声遁形，过上了“平安是福”的小日子，但远离政治，真的就能确保平安吗？恩格斯说过，真正的政治跟每个公民都关系紧密。这个道理，是不是每个人都明白呢？
对邓稼先来说，“抢时间”已经成为生命中头等重要的事情。十年浩劫无端消耗掉了太多精英们的太多时间，而现在留给他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一想起这些，他就心悸——他不是怕死之辈，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认为邓稼先是怕死之辈，谁有这样的想法，是无知可笑到了极点。且不说以核物理学家的身份踏入原子弹研制领域，这等于是预判了自己的死刑（这一点，在邓稼先死后，许鹿希曾经探访“两弹一星”元勋以及其他参与原子弹、氢弹研制的科学家，调查结果是令人震惊的：这批在新时期的枪林弹雨——核辐射中穿行的先驱们，大多数死于恶性肿瘤！据许鹿希最初的考察，倒也不是没有特例。1964年任中国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的李旭阁中将，活到73岁时仍然安然无事，包括许鹿希在内的人都以为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迹”或一个疏忽般的“遗漏”，但最终，李旭阁仍未能跑出肿瘤魔咒——2001年，他被检查出患了肺癌，只说在1979年中国发生的第三次核试验事故中，邓稼先制止住众人独自去寻找、验证那颗没按计划爆炸的核弹头，那已是一种“习惯性”地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超然之举了。）
极目天下，有几人能坦然做到如此？
这样的人，怎么会在病床上哀叹时日无多？
但心悸却是真实存在的。这一切，只因为“计算机模拟爆炸”七个字！
邓稼先的一切散漫思绪终于又回到现实世界。面对来谈工作的同事，他为自己刚才短暂的神游天外而抱歉，但同事们都马上进入了正题，他们都清楚巨大疼痛带来的“暂时性失魂”是怎么回事。
作为医学专家的许鹿希，当然知道这是邓稼先一贯为人谦逊的个性。作为当事人的邓稼先又岂能不知？面对这一群时刻都把事业供奉在心头的铁汉子们，邓稼先几乎热泪夺眶。
1985年的8月下旬，是邓稼先一年疗病期的开始，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很关键——化疗即将开始，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一旦失败，谁都明白意味着什么。
邓稼先是唯物主义者，他对生命充满了渴望，甚至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渴望过。但他知道，他的生命主控权自此已交付给了头顶上的苍穹。欢欣的等待和不祥的预感交替出现，无论如何，在这人生倒计时里，他越来越真切地听到了催命符般的鼓点，如此密集，如此惊骤。
在他的人生大计划里，这最后的任务已泰山压顶般落在他的肩上。
烈日炎炎，国际列强们的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继美国、前苏联之后，英国也“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爆炸试验，现在五个核大国中只剩中、法两个国家，还没有实现这核配套工程的最后一击。邓稼先想起1967年6月17日，当罗布泊的科学家们比毛主席的命令提前一年，比聂荣臻元帅的部署提前半年，完成惊人的氢弹空爆时，戴高乐总统在遥远的法国，面对法国原子能总署的专家时把桌子拍得山响：
“你们这帮草包，怎么中国能这么快制出了氢弹，我们的原子弹都搞完多少年了？你们必须检查原因，尽快完成氢弹爆炸，否则，你们就立马集体辞职！”
这段话是1985年“法国快堆之父”万德里耶斯访问中国，同钱三强交流时亲口说的。当然，他绝没有忘记向钱三强询问：“你们的氢弹怎么那么快就制造出来了？”
现在，是继续抢在法国前头，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核全套”的国家，还是被法国反超，成为国际第五？但邓稼先清楚，现在排名次已经毫无意义。美苏正紧锣密鼓地联合预谋出台《核禁试条约》，一旦获得联合国批准，什么叫功亏一篑邓稼先比任何人都清楚。
也许，那时的被动局面，就叫“千年打柴一担烧！”
这是邓稼先作为制造原子弹和氢弹领导者的非凡眼光。说穿了，这是一个干大事的人才具有或者说必须具有的远见卓识。
邓稼先很清楚，对美苏这两个核大国来说，技术设计水平已然到了瓶颈，即使再有提高和发展，也如百米赛跑的世界纪录一样，即使艰难地打破，也无非是提高了0.01秒左右，量的积累再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了。而计算机模拟技术的成熟，将使这两个国家迅速祭出“禁试”大棒，彻底封杀其他欲在核领域追赶的国家。当前，主要就是针对很不讨美国喜欢的法国和尤其不讨美国喜欢的中国。
此时，邓稼先比谁都清楚，中国目前的核武器小型化水平、核武器威力水平已经赶上或接近美苏的水平了，但在很多方面，比如核武器在实战条件下的对生存、可靠性的认识，以及核武器对人员、装备的杀伤效能的认识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起步时间太晚、发展底子太薄而导致核试验做得太少。美国已经做了一千多次核试验，前苏联做了七百多次，中国只做了三十几次，中国在核试验方面取得的数据和经验，相对美苏来说少得可怜。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在禁试条约出台获准之前，加快完成计划中包括一些计划外必须进行的核武器爆炸试验，获得最丰富、最全面的实践数据，这样才能在接下来的计算机上进行模拟爆炸，也就是从实爆到机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完成这一步，中国就可以胸有成竹地在禁试条约上潇洒签上自己的大名。从此，中国的核武器试验就将更秘密地在计算机上进行，国外将更加忌惮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从而确保中国能永远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这样八国联军入侵、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屈辱与悲惨的往事，才会真正一去不复返！
邓稼先为什么能名列“两弹一星”功勋阵容？为什么张爱萍独独为邓稼先题写了“两弹元勋”的题词？邓稼先为什么能年纪轻轻就担当重任，被中国高层领导选中，成为中国核武器理论设计负责人？
这一切，绝非他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有什么超人的资历，邓稼先一次次用自己远超他人的远见卓识证明了，有一种忧虑叫未雨绸缪，有一种智慧叫望穿千年。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诗人臧克家当年在自励诗篇《老黄牛》中的佳句。多年以后，很多老干部的办公室中都悬挂着这幅字画，或为明志，或为激励，但更多最终都成为装饰品。然而，这句诗用在此刻的邓稼先身上，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然后，邓稼先心里突然从未有过地冒出一个热烈的念头。
画外音：
然后，我就好好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我要出去走走，去普渡大学再看一看，也看看那艘“威尔逊总统号”是不是还在服役；看看杨振宁、李政道，我所尊敬的吴健雄博士，看看我的导师德尔哈尔先生。亲爱的希希，我要让你看看，我不是没有朋友，我可是知交满天下啊！我还要在国内多走走，去怀宁老家我的祖屋看看，也去你的老家九江看看庐山。当然，绵阳科学城也是要再看一看的，金银滩草原是必须看看的，至于颐和园，当然得去，从佛香阁到十七孔桥，还有那一条条野路，我们都要再走一走。希希，至于白塔啊、后海啊你说我们能不去吗？那是我们谈恋爱的地方啊，我当然更要去看看。最重要的，每一次出行，我都要带着你，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说真的，我实在太想吃你做的红烧鱼了！
这种念头，渐渐在他的身体内燃烧起来了。他被自己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烧得浑身火热，他甚至觉得自己压根儿就是“蓄谋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