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后，民国女性受到西方思潮的反复激荡，开始解放头脑，张扬个性，她们叛逆旧礼教和旧道德，叛逆社会成见和家长意志，追求更多的行动自由和更高的生命价值。然而这种义无反顾的叛逆之举一旦与政治频繁交集，其变异就会身不由己，很难用常情常理去推测，进步的固然相当进步，堕落的也特别堕落。
陈璧君一度被誉为勇毅绝伦的女革命家，但她受到权力欲望的持续腐蚀之后，竟然见利忘义，赞成汪精卫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做定了铁杆汉奸。川岛芳子曾经是清朝的王室格格，却认贼作父，反噬自己的祖国，沦为了民族罪人。她们的丑恶表演已被历史记录在案，可恨可耻之余，又何尝没有可悲可叹之处。
汪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汉奸头目”，这个定论早已板上钉钉，尽管海内外有不少作家和学者（比如章诒和、高伐林）为他鸣冤，为他翻案，为他招魂，但在东方古国，名节历来凌驾于是非之上，他一旦沦为咸鱼，就很难再有翻身之日。《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在《建国与锄奸》一文中早就下过断言：“汉贼不两立。谁附敌助敌，就是贼。不论用何名义，亦不问其为何人，要之附敌就是汉奸，是叛逆，是中华民族不赦的罪人。”中国士大夫讲求民族大义，当外敌压境和肆虐时，主和派通常无法保全清誉，何况汪精卫要与虎谋皮的对象是东邻世仇——日本侵略者，这个忌讳，这个霉头，他触犯得确实太大，想纳须弥于芥子可就难了。
青年时期，汪精卫以贯虹之侠气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中年时期，汪精卫以凌云之健笔为国父孙中山执笔起草临终遗嘱；再加上他的伟词雄辩英风俊貌堪称一世无几，这些都是令世人痛惜他落水的原因。“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声感叹确实太沉重了。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汪精卫一介血性书生，往死里用劲干了一回政治，政治也往死里用劲干了一回他，直把他干到身败名裂的地步，其间的输赢胜负荣辱得失，早已定谳，容不得他在阴曹地府叫屈鸣冤。
做诗人，做文人，汪精卫无不胜任愉快，但要做男人，他素患惧内之疾，就有些勉为其难了。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是一头母狮子，她咆哮起来，别说汪精卫吃不消，连蒋介石也畏惧三分。在民国女性中，陈璧君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特异品种，够强够横够泼辣。她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女中豪杰，后是国中泼妇，最终是狱中囚徒，她的人生就是这样大起大落，与中庸毫不挨边。
1891年11月5日，陈璧君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的陈姓华商家。其父陈耕基，原籍广东新会，与梁启超是同乡，其母卫月朗，原籍广东番禺。年轻时，陈耕基携妻闯荡南洋，凭着聪明和勤劳白手起家，成为了当地富有的橡胶商和体面的绅士。陈璧君生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很完备。“绝对清洁，但不齐整。爱好天然，不事装饰，除去爽身粉外，一生未涂过脂粉。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好听优美的音乐，但是不懂。好看新、旧、中、外的画，但自己一条直线都画不出来。”这就是陈璧君的自我描述。
在华商中，陈耕基对政治较为超然，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识大体，明大义，正如她的名字那样，是位光风霁月的女子。青少年时期，陈璧君颇得母亲的真传，她有主见，也有胆魄，比一般女生更有思想，更有个性，也更有决断力和行动力。她阅读进步书刊，对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充满兴趣，对中国的内忧外患感同身受。
1907年，陈璧君16岁，在槟城同盟会会长陈世荣家莎兰园，她见到年方二十四岁的革命才子汪兆铭，即汪精卫。汪精卫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是典型的美男子，古代的潘安也未必能够望其项背。徐志摩在《西湖记·十月一日》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ll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一九一八年在南京船里曾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诚如徐志摩所描绘的那样，汪精卫身上最俊朗的地方是他那双电力十足的眼睛，别说女人抵御不了他的魅惑，就是男人与之接触也容易动情，胡适的话并非戏言。陈璧君情窦初开，对汪精卫一见倾心，极为属意。不为别的，就为了能够常常见到汪精卫，与他共效于飞，陈璧君脑海里产生出一个大胆之极的想法，远赴东瀛留学，加入同盟会。一个女人向往革命，倘若有浪漫的爱情强力牵引她，死神就无法阻遏其脚步。陈璧君的心思昭然若揭，汪精卫洞若观火，他有意回避，无论陈璧君明挑或暗示，他一概装聋作哑。当时，汪精卫的苦衷鲜为人知，他是有妇之夫，与家乡的刘姓女子结缡数年，虽在异域他乡奔波数载，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毕竟那道无形的“纸铐”没有解除。汪精卫旅日期间，因在《民报》上宣传民族革命触怒清廷，通缉令上的悬红高达十万银元，他担心牵连兄长汪兆镛，遂宣布与之断绝关系，同时单方面解除与刘氏有形无实的婚姻关系，去信表示“彼此夙无爱情，不宜再生纠葛”。偏偏刘氏是个难得的烈性女子，对夫君忠贞不渝，拒绝离婚，托人郑重其事地转告汪精卫，她决定终身守节，好女不事二夫，因此这段婚姻依然悬而未断。
无论是充当干柴，还是充当烈火，陈璧君都胜任有余，但她只有中人之姿，并非绝色美貌的女子，汪精卫对她的呵护更像是兄长善待小妹妹，他心里绝对没有一棵大樟树被雷电劈中的那种感觉。于是，他对陈璧君露骨的爱慕之情做了个巧妙的冷处理，不告而别，避免节外生枝。
单相思苦，苦在有呼无应，有往无回。陈璧君天性执拗，她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化苦为甜。她暂且不管汪精卫同不同意，先把父母争取过来，变成自己的同盟军，此举肯定有百利无一害。
陈耕基听说女儿爱上了有妇之夫汪精卫，心头颇为不悦，其过激的反应正与宋嘉树当年听说宋庆龄要嫁孙中山一般无二，但他不像后者的态度那样强硬，而是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嫁个革命党，做寡妇的把握很大，过安生日子的可能性却很小。何况陈璧君已经与表兄梁宇皋订婚，岂能说悔婚就悔婚？这成何体统！
患上单相思就像中了烈性蛊毒，必用圆满的爱情做解药，才能治病救人。卫月朗通情达理，她看到女儿茶饭不思，心神恍惚，身形日益消瘦，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来，由她亲自陪同陈璧君前往新加坡，探明汪精卫的心思后再做计较。
陈氏母女到了新加坡，孙中山特意选在晚晴园设宴，为她们接风洗尘。年过半百的卫月朗亲睹了一代伟人孙中山的风采，亲聆了三民主义主张和创建共和的远景描绘，随即心驰神往，她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到新加坡来的初衷，竟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冲动，不仅允许女儿去日本留学，她本人也要加入同盟会。陈璧君是妙龄少女，她深爱汪精卫，汪精卫若革命，她就革命；汪精卫若反革命，她就反革命。盲目的爱情足以牵引她朝着汪精卫的怀抱奔去。
1908年，陈璧君赴东瀛寻梦，兴致之高，绝对不亚于当今的烧钱美女远赴花都巴黎挑选当令时装，“心旌耀耀，一如辅翼凌空，翔飞万里”，她的豪情是那个时代狂飙激进者特有的豪情。陈璧君乘船抵达东京后，很快就结识了大批同盟会的革命志士。他们各尽所能，有的帮陈璧君补习英文，有的指导她骑马射击，有的教她如何制作土炸弹。有趣的是，偏偏只有日本语文没人教她，陈璧君也从未提出要学。陈璧君晚年谈及此事，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孙中山对陈璧君说：“君感情过人自是好现象，但不知能允我一事否？即君他日无论有何困难、危险，非至支持不住时，万勿愤而自杀。自杀只可为人，不能为己。因从今日起，已是君实行时候，既实行，则监狱、拘捕、苦刑、饥饿、穷困、疾病、枪决，均将可能连续而来，君决不至软化及投降，我信得过，能否‘不惮烦、不自杀’，我颇担心。”陈璧君年轻气盛，她的回答斩钉截铁：“我誓不自为，除非他人迫杀我，或因保护秘密及其他同志之安存始自杀。”
同盟会的一些同仁见陈璧君自信满满，就时不时跟她开玩笑。某日，孙中山等人到陈璧君的寓所商议事情，当谈论到革命者要有胆略之类的问题时，邓慕汉故意打趣陈璧君：“陈君，你不怕死的勇气，我们都信得过，因为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出生纸，故可以大言不惭。假如有急难，或被清廷逮捕，将此法宝一抛，英国的使领馆便可根据‘治外法权’出来干涉，你便不至于死了。”
“是啊！”在场的人多半应声附和。
陈璧君表情肃然，一言不发。邓慕汉的话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和伤害。她出生于英国殖民地，英国臣民的出身证就是最好的护身符。她离家前，陈耕基知晓女儿加入革命党的迫切心理，为预防不测，他将出生证放在陈筐君的行囊中，以备患难时应急之需。这件事不是什么秘密，邓慕汉顺手拿来做了玩笑的题材。陈璧君动了气，发了火，她走进房中，将行李打开，取出身份证明，二话不说，当众将它撕成碎片。大家没料到陈璧君会动真格的，错愕间，那张护身符已化为乌有。
孙中山见状，立刻批评陈璧君太过意气用事，他说：“君曾作誓谓决不自杀，今如此，省非另一种自杀？须知吾辈革命党人，固应为革命的真理而‘不怕死，不避死’，但不是‘轻于一死’，因一次不死，便多了一次做事机会，十次百次不死，不啻多了十个百个有行事经验的好同志。出生纸何罪？在如何用之。君负令尊，不明吾之苦心，我很担忧。”陈璧君闻言知错，也自觉过于冲动了。这件事显然使她增长了记性和悟性，直到晚年，她在狱中作洋洋两万余言的自白书，仍强调此事的正面效应：“这便是为什么精卫死时我不死，失自由时我不死，诸同志纷纷就死时我不死，移禁今监时我不死的一种强有力的理由。因我只要有一线可生之机，我都不死。”她在监狱中数次绝食抗议，也就是做做样子。
1910年，汪精卫决意亲赴北京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以回击外界对同盟会高级干部的质疑（认为他们是怕死鬼，是缩头乌龟，只知怂恿别人流血革命，自己却躲在幕后唱高调）。壮行之前，他写了一封《致南洋同志书》，慷慨陈词：“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情词如此壮烈，他与戊戌变法时期的谭嗣同相比，也不遑多让。刺杀清廷的高官大吏是极其冒险的行动，可谓十去九不回，陈璧君非但没有拦阻汪精卫，还毅然与之同行。当时行动经费奇绌，筹措甚难，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得悉实情后，立刻典质衣服、首饰，给他们提供川资。“天下慈母之心，目击其所生及爱如所生之人，相将入万死之地，不尼其行，且务有以成其志。如吾母者，似非‘慈’之一字足以形容也。”陈璧君对母亲的大情大义没齿难忘。
由于细节上的疏漏，汪精卫和黄复生的刺杀行动尚未实施，就泄露了行藏，警察顺藤摸瓜，捕获了汪、黄二人，将他们打入死牢。按常理推测，人证、物证俱在，汪精卫的口供无所隐讳，坦承他要刺杀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摄政王载沣，清廷将大逆不道的革命党人“明正典刑，以儆效尤”，乃是一贯的做法。但汪精卫和黄复生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善主——肃亲王善耆。当革命党刺杀成风、起义不断时，善耆曾说过以下颇具见地的话：“革命党人，早已甘心鼎镬，不畏一死，酷刑重罚，决难禁止其谋。为今之计，只宜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宣统三年（1910）春，善耆细阅汪精卫的供词之后，慨叹“其才出色，其志可悲”，称道汪精卫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经善耆力争，汪精卫和黄复生幸免一死，仅被判处终身监禁。自有大清律例以来，这是破天荒头一遭。
汪精卫与黄复生入狱之后，陈璧君与方君瑛重返北京，竭力营救。有一天晚上，陈君璧买通巡夜的狱卒，给汪精卫传递了一封情书，内容是：“四哥如面：千里重来，固同志之情，亦儿女之情也。妹之爱兄，已非一日，天荒地老，此情不渝。但此生已无望于同衾，但望死后得同穴，于愿已足。赐我婚约，以为他年作君家妇之证。忍死须臾以待之，其当字覆许我也。”署名“冰如”。生死未卜之际，汪精卫被陈璧君的挚爱感动，于是他步清初顾贞观寄吴兆骞之《金缕曲》的原韵，填词一阙，赠陈璧君：“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续，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顾、吴是云天高谊，汪、陈是江海深情，都有令人心折处。在这阙词后，汪精卫还另书五字——“勿留京贾祸”，表达了他的殷殷关爱。在回信中，受到鼓舞的陈璧君彻底表明了心迹：“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汪精卫自料必死无疑，有约如此，理应遵行不悖。他咬破手指，写了一个红红的“诺”字，认同了陈璧君的方案。对此，曾有“高人”指出，陈璧君耍足了心计，用情用得狡黠。这话未免有些扯淡，生死关头，谁还会拨打这种小算盘呢？
1911年10月10日，十八星战旗插上武昌城头。不久，清廷覆灭，汪精卫出狱，成为全国景仰的大英雄。陈、汪二人聚首上海，重逢之时，回想前尘往事，欷歔再三，格外激动。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就在这个月，汪精卫和蔡元培发表《告别京津同胞书》，他离京返沪，正式宣布和陈璧君结婚。4月8日，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等二十多人乘联鲸号兵舰去武汉，汪精卫把酒临风，意气洋洋，他填写了一阙《念奴娇》：“飘飘一叶，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微波翦。翛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记否烟树凄迷，年年漂泊，泪洒关河遍。恨缕愁丝千万结，才向东风舒展。野藿同甘，山泉分汲，蓑袂平生愿。呢喃何语，掠舷曾笑双燕。”这阙词淋漓尽致地表明了革命家的浪漫情怀，也表明了汪精卫与陈璧君功成身退、偕隐林泉的心愿。你若说他为赋新词，强作洒脱，那就错得离谱了。4月下旬，汪精卫和陈璧君回到羊城，正式举行婚礼，陈璧君的伴娘是何香凝。其时，同盟会志士齐聚广州，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一周年，因此汪、陈的婚礼办得非常气派，观礼的人很多。
袁世凯上任后，聘请汪精卫为“高等顾问”，对于此等美差，汪精卫却敬谢不敏，他还辞去了民选的广东都督一职。他和陈璧君一心想去法国留学，对做官不感兴趣。他们的这个决定遭到了陈耕基的激烈反对，他对女儿说：“尔辈辛勤缔造之民国，恐不久便变本加厉，如不勤为守护，剔除害虫，加速建设你们的一切，以前尚有王法，今为尔等破坏，又不改设，诸恶虫害兽，冬则穴居蛰伏，春则抬头。快回去，看好尔辈之作品罢。”陈璧君素来不信服父亲，因此对这话不以为然。直到多年后，她才后悔自己赴法留学是孟浪之举，是走弯路，是做无用功。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璧君出尽风头。她不仅是仅有的妇女界与会三名女代表之一，而且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始步入政坛。她得到孙中山的赏识，主要还是凭靠自己的能力，汪精卫夫人的身份固然使她叨光不少，但她是同盟会员，美洲之行在海外华侨中取得过募捐的佳绩，为国民党筹集资金三十多万元，创办黄埔军校的经费因此有了着落。
1925年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同年7月，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陈璧君平步青云，成为了令人仰慕的“第一夫人”。
汪精卫主持广东国民政府期间，蒋介石想与汪精卫义结金兰，这种称兄道弟的江湖把戏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秀，自从刘备、关羽、张飞在桃园玩转后，后世效尤者不乏其人。陈璧君对蒋介石没好感，她特别担心的是汪精卫千辛万苦得来的大权将被蒋某人的鹰爪轻易攫去。有一次，她看到汪精卫在信函中称呼蒋介石为“介弟”，一股无名火倏然腾上心头，她数落道：“你愿意做他的把兄，我还不愿意做他的把嫂呢！”汪精卫听出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于是他顺从夫人的旨意另行起草，两巨头之间所谓的“兄弟情分”就这样被陈璧君的一句话彻底勾销了。
1926年，蒋介石气走汪精卫，将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央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6项要职抓在手中。其后数年，汪精卫东山再起，出任行政院长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已经退而居其次。陈璧君何等强势，何等狂恣，尽管她贵为显赫的院长夫人和主席夫人，但较之昔日，总觉低人一肩，因此心有悻悻然。陈璧君肯服输吗？她另寻胜筹，以其超常规手段，为丈夫找补几许亮色。她开始注重享受，居则富丽堂皇，穿则奇装异服，食则美味佳肴，热心社会慈善事业则只为猎取美名。宋美龄行事高调，夫人外交笑靥生春，陈璧君看不顺眼，妒意和敌意齐齐发作，免不了嗤之以鼻：“她是什么东西，早年我做第一夫人时，她在何处待着呢？”于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政坛上掰腕子，陈璧君与宋美龄在后院中斗心气，两方面的戏分都很充足。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前往会议厅门口合影，汪精卫与林森、张学良、阎锡山等要员站在前排。摄影完毕，大家陆续返回会场，正准备开会，摄影记者孙凤鸣突然拔枪，连发三弹，汪精卫倒卧在血泊之中。
陈璧君见状，心知不妙，她拨开人丛，向前施救。此时汪精卫浑身是血，双眼紧闭，她将他抱在怀里。所幸汪精卫神智很清醒，他用颤抖而断续的语音对陈璧君说：“我为革命……结果如此。我……我……毫无遗憾。”
陈璧君神色镇定，与数年前廖仲恺遇刺时何香凝的表现有得一比。她强忍悲痛，安慰汪精卫：“四哥，人必有一死，即使你遇不测，我们仍要继续努力，将革命进行到底。”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矛盾愈积愈深，成为死结，难以打开。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一度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很难维持。巧的是，合影时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他的嫌疑最大。
第二天，陈璧君强行闯入蒋介石的办公室，她严词厉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确实不知道刺杀汪精卫究竟是何人暗中主使，面对陈璧君咄咄逼人的质问，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便发作，还得反过来安慰陈璧君：“汪夫人息怒，汪夫人息怒，我一定会查清此事，斩断幕后黑手。”陈璧君板着脸，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性格即命运。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汪才思敏捷，待人温和，可他办起事来瞻前顾后，缺乏魄力，柔韧有余，刚猛不足。陈璧君是炮仗脾气，快人快语，勇决智断。这就不奇怪了，贵为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反而要处身于老婆大人陈璧君的卵翼之下，受其保护。汪精卫若在政治上遇到重大难题，总喜欢与夫人商量，陈璧君也乐此不疲，为夫君出谋画策。久而久之，陈璧君养成习惯，事无巨细她均要插手过问，汪精卫的左右可就苦不堪言了。汪精卫曾说：“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员，许多事当然要听她的意见才能决定。”这就等于他亲口承认了陈璧君是其主心骨。陈公博是汪精卫的死党，他的议论颇具说服力：“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坏不了大事。”
1936年2月，陈璧君破例让汪精卫独自一人前往欧洲治病养伤，她本人则留在国内，搜集情报，静待时机，幻想有朝一日重温“第一夫人”的美梦，舒吐胸中那口恶气。两个月后，在结婚纪念日那天，汪精卫收拾心情，赋诗赠陈璧君：“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当年百感并。志决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复信来生。头颅似旧元非望，恩意如新不可名。好语相酬惟努力，人间忧患正纵横。”这首诗见情见性，陈璧君在汪精卫心中的位置显然是不可替代的。这样看来，他一生不赌不嫖不抽，并非惧内所致，而是敬内所致。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打算以空间换时间，先避战，后抗战，汪精卫则力主和谈，他认为，中国军队根本日军的对手，与其以卵击石，不如委曲求全，他的妥协论调受到舆论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内反汪倒汪的呼声迅速高涨。这一回，蒋介石是幕后推手。汪精卫深知蒋介石的厉害，强争必然大败，他一度心灰意冷，决定退党赋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手下的那些小弟，尤其是陈璧君，决不会允许他金盘洗手，他们要为他找寻出路。
有一天，广州《民国日报》编辑陈曙风去汪府做客。席间，陈曙风谈到抗日宣传深入民心，国人众志成城时，陈璧君立刻打断他的话尾，揶揄道：“行了，行了，别吹了。前方军事失利，报纸上不说‘败退’，而用‘转进’替代，一天到晚，老是‘转进’、‘转进’，不知还要‘转进’到什么地方去？”
陈曙风闻言一怔，好在他反应奇快，不久前获胜的台儿庄战役是个现成的好例子。陈璧君却认为一俊难遮百丑，她说：“算了吧！抗战以来，上海丢了，南京丢了，撤退到武汉。这不，没有办法，又把黄河花园口炸开，放水阻拦。日军没挡住，倒把中原三省变为一片汪洋。其实我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能从日本人手中得回黄河以南的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陈璧君越说越放肆，把谬论当成高论，和盘托出：“东北本来就不是中国的地盘，奉天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罢了，有什么可反对的呢？”陈曙风内心并不苟同陈璧君的说法，但陈璧君气焰逼人，他虽有腹诽，也吱不得声。
当年，日本军方野心勃勃，意欲玩成小蛇吞大象的把戏，从中国腾出部分兵力去征服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他们请汪精卫出马收拾中国沦陷区的人心，似乎是一举两得，一事两便。汪精卫深知这一步迈出，就算踏上了不归路，他迟疑不定，徘徊难决，召集手下干将周佛海、梅思平商议对策时，陈璧君按捺不住，给汪精卫拿了主意，定了基调：“只要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1938年11月，梅思平受汪精卫指派与日方秘密达成协议，初步拟定汪精卫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行动计划。对于协议内容，汪精卫斟酌再四，并不感觉屈辱，他能够接受，但他是堂堂的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他若与日寇合作，必定名节亏丧殆尽。东晋大权臣桓温尝言，“不能流芳千古，亦当遗臭万年”，汪精卫一直有士大夫情结，他更想流芳，不愿遗臭。当然，找个聊以自慰的理由还是不难的，从事和平运动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应以大乘佛家精神为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汪精卫的内心受到日复一日的煎熬，并不像后人臆测的那样，他一开始就急不可耐地投靠日本军政府。
陈璧君只认一个死理，蒋介石一手遮天，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日益被边缘化，地位岌岌可危，与其这样，还不如换个地盘，另起炉灶。她见丈夫举棋不定，就再次越俎代庖，话说得相当难听：“难道当汉奸也要坐第二把交椅？谁不愿意走，只管留下好了，我是一定要走的！”陈璧君去意已决，她一把火烧掉了《日华协议记录》，消除隐患。梅思平赴港之际，她在饯行酒会上发飙，逼迫汪精卫表态：“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能反悔！”逼上梁山的事情会发生，逼上贼船的事情也会发生，汪精卫视陈璧君为主心骨，她拍了板，他也就豁出去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与其说是时势使然，还不如说是陈璧君使然。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出走河内，29日发出“艳电”，公开投靠日本。这条不归路自始就是凶险万分的。1939年3月21日，一伙军统的蒙面杀手身负极峰之命，趁着夜色的掩护，摸入越南河内高朗街27号汪氏夫妇居住的双层花园洋房，实施暗杀行动，可是阴差阳错，他们打死打伤的一男一女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和他的妻子、著名画家方君璧。汪精卫和陈璧君侥幸逃过一劫。但这次幸免于难的经历显然在汪、陈二人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陈璧君终于餍足了自己多年梦寐以求的权力欲望，她网罗亲信，安插私人，不仅在党政部门布下众多耳目，而且倚赖亲属为心腹爪牙。1939年8月，汪精卫召开“国民党六大”，陈璧君的两个弟弟和妹婿、侄子、干女婿以及家庭教师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其后，这批亲属顺杆子往上爬，纷纷升迁，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的显要官员。陈璧君将汪伪政权视为家族公司，只相信自己的至亲，她“量才器使”，胞弟陈耀祖和陈昌祖荣膺要职，前者出任广东省主席，后者出任航空署署长，她的几位侄子悉数鸡犬升天，陈春圃任行政院秘书长、建设部长、组织部长，陈国琦任侍从室第一室主任，陈国强、陈国丰、陈常焘也都主管要害部门，她的妹婿褚民谊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干女婿林柏生任宣传部长，汪府的家庭女教师陈君慧也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经济专门委员会主任。此外，汪精卫的两个侄子，一个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另一个任广州警备处长。这样的“家族公司”，陈璧君打理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
陈公博一直被汪精卫倚为股肱和心腹，但他属于国民党改组派悍将，喜欢自行其是。1939年12月，陈公博从河内前往香港，以老母病重为由，深居简出，大有中隐隐于市之意。翌年3月，陈璧君奉承汪精卫的旨意，专程去香港劝导陈公博出山，就任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院长。二陈相见，就如两阵对圆，陈璧君采取的是先声夺人的战法。她虎着脸，将陈公博狠狠地数落了一顿，骂他忘恩负义，只可同安乐，不可共患难，愧对汪先生多年来对他的信赖和栽培，眼下百废待举，汪先生正在用人之际，他却匿居香港，首鼠两端。劈头盖脑的指责使陈公博疲于招架，他确实感觉愧疚，心思不免松动了。陈璧君察言观色，拿捏火候，大棒一收，立刻奉上“胡萝卜”：“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公博在香港陪母亲养病是孝子，到了紧要关头，急公近义，先国后家，也是难得的忠臣。”许多人都误以为陈璧君只会以本色示人，其实她的演技很高明，她亲自登门看望陈公博的母亲，一番好言相慰之后，倒是陈母出面催促陈公博赶紧去帮汪先生襄理大事，陈公博忠孝两难全，只好乖乖就范，听由陈璧君穿了他的牛鼻子，牵回南京。
权势最能扭曲人异化人，使廉者贪，使清者浊，使智者癫，使勇者顽。陈璧君把持权柄，炙手可热，气焰日益嚣张。她的脾气越来越坏，不分对象，不分场合，稍不如意，就对人颐指气使，甚至暴跳如雷。汪精卫只能苦笑着自我解嘲，陈璧君到了更年期，她不是这副样子，还能是什么样子？她变得痴肥了，变得暴躁了，都是正常的。有时候，汪精卫与来客娓娓深谈，刚过约定的时间，陈璧君就会推门而入，大声发出逐客令：“你们该让汪先生休息了，有话改天再谈。”有时候，汪精卫设宴待客，饮酒正酣，谈兴犹浓，陈璧君轻咳一下，或叫声“四哥”，汪精卫就会放下酒杯。在众人面前，他对“妻管严”从未流露过抵触情绪，这一点太难得了，许多人都佩服他好涵养。汪伪政权中的那些官员对陈璧君畏之如虎，被她辱骂了，被她冷遇了，被她责罚了，也都只能忍气吞声，不敢还以颜色。
1943年，汪精卫枪伤复发，胸背及两肋疼痛难忍，沪上的名医为之束手，只好送往日本动外科手术，无奈旧弹头的铅毒已经渗入骨髓，虽削去其三分之二的脊骨，仍无济于事。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高烧后陷入昏迷，医药罔效，一命呜呼。
汪精卫撒手而去，陈璧君顿失凭依，她将一张写有“魂兮归来”字样的纸条黏附在丈夫的尸体上，对自己的前景头一遭感到了茫然。可想而知，南京政府的那些大小官吏早已受够了老板娘的窝囊气，也该是他们拿出个态度的时候了。昔日宾客如云、走卒如蚁的汪公馆，如今门可罗雀，那些攀龙附凤之徒绕道而行，不再登门。陈璧君眼看南京不是自己的安身之地，便去坟前哭别汪精卫，她决定前往广东投靠两位胞弟。
此时，汪伪政权风雨飘摇，陈璧君已踏上穷途末路，等待她的将是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她的胞弟、广东省主席陈耀祖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侄儿陈春圃眼见大势不妙，也挂冠而去。陈璧君唯有指靠妹婿褚民谊，请他出马来主持广东政局。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国民政府”的老板已换成了陈公博，他对陈璧君的电函不以为然，理由是“民谊不能离开中央，有许多事要借重于他”，这个硬钉子把陈璧君碰得火冒三丈。汪精卫尸骨未寒，陈公博就没把她放在眼中了，这还了得。接下去，一场文戏就变成了武戏，陈璧君直闯主席官邸，一脚踹开陈公博的办公室，捶胸顿足，拍案狂呼：“汪先生一向待你不薄，呃，你就这样对待他的未亡人！”云从龙，风从虎，风云未见，龙虎当前，陈璧君突然从天而降，陈公博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深知今天大白日撞鬼了，若不让她满意，自己就无法过关。于是，陈璧君如愿以偿，褚民谊出任广东省主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军无条件投降，陈璧君如遭雷殛，自知大限将临。轮到她向亲信训话时，她好不容易才找出一套自欺欺人的说词：“慌什么，汉奸才发慌呢，我们又不是汉奸。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和平已经实现，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有什么可慌的！”她心里能不慌吗？汉奸罪即是叛国罪，死有余辜。
这节骨眼上，陈璧君惶惶如丧家之犬，也只有妹婿褚民谊肯来跟她打商量，与其说他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还不如说他们是“瞎子牵瞎子，相将入深池”，谁也帮不了谁。小聪明帮大忙，平时或许灵，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陈璧君授意褚民谊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试探蒋介石的态度，电文如下：
“敌宣布投降后，共军乘机蠢蠢欲动，正三三两两潜入省防，不良居心昭然若揭。愿谨率所部严加防范，力保广东治安，静候中央接收。”
翌日，陈璧君心有不安，毕竟前面的电文没讲到她在此形势下有何作为，于是她让褚民谊再补发一封电报：
“汪夫人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誓将广东完璧归还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
两封电报发出后，如同泥牛入海。此时，广州城内，锄奸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陈璧君躲在寓所里，忧心如焚，一日数惊。
某些不待见的人，换个时刻，就变成了救星。当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现身时，褚民谊如逢大赦。郑介民带来了蒋介石的密码电报：“重行兄：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处理。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兄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 蒋中正。”
褚民谊字重行，他反复细读电文，恨不能从字缝里看出字来，他将信将疑，但又不敢说出自己的疑虑，只向郑介民打听了赴渝的日程安排。
陈璧君为人骄躁，但她并不天真，她读了蒋介石的电文，疑心这是一个请君入瓮的圈套，但褚民谊比她乐观，一方面他认为他们有旧功可以折新罪，另一方面他认为蒋介石会看在彼此反共目标一致的份上，给他们效犬马之劳的机会。陈璧君进退两难，她说：“去吧，弄不好，自投罗网；不去吧，蒋介石倘是出于真诚，倒是自己错失良机，到头来敬酒不饮饮罚酒，岂不罪加一等？”最终，她拿出一枚硬币，用它卜定了自己的行止。陈璧君让人上街买了两筐刚上市的洋桃，准备带到重庆，一筐送给宋美龄，另一筐送给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请他代为缓颊说项，他的话蒋介石还是会听的。
然而郑介民欺骗了他们，陈璧君和褚民谊登车之后，很快就失去了自由。军统特务收缴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和全部贵重物品，用一架军用飞机将他们押送南京，关在宁海路25号看守所。陈璧君沦为了阶下囚。
抗战胜利后，汉奸逆案成为全国瞩目的重案，如何惩处这些卖国求荣、认罪作父的汉奸，成了一道摆在媒体和大众面前的竞猜题。在法庭上，昔日那些趾高气扬的汪府大员，一个个垂头丧气，唯独陈璧君硬着头皮，依旧霸气，她拒不承认自己是汉奸，厉声质问众位法官：“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若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东北、华北、华东沦入日本人之手，还不是蒋委员长拱手相让的！当初日本人进攻广东，国府大员闻风而逃，你们何曾尽过守土之责，这难道也是汪先生的责任？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汪精卫投靠日本是汉奸，蒋介石投靠美国英国是不是汉奸……”此言一出，法庭大哗。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当庭宣判时，她大声抗辩道：“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将陈璧君从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移送到公安局看守所。数月后，陈璧君被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其余生的最后十年便在此度过。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宋庆龄、何香凝与陈璧君私交很深，念及旧谊，请主席和总理特赦陈璧君。
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
当晚，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
谨此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陈璧君并未欣领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善意，她给宋庆龄、何香凝回信婉拒，大意为：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死硬的陈璧君真就把牢底坐穿了。不管你是否认定她是汉奸，但你肯定会对她精心饰演的硬派角色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硬气的男人尚且不可多得，何况她年老体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