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代中国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以及教育的普及，民智的开启，华夏女性走出闺门，自食其力，首先获得可靠的经济保障，继而寻求人格的独立、尊严的完整和心灵的自由。她们很快就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凡是男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她们也完全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
维新派曾痛切地认识到，欲图强国保种，男人固然要百倍振作，妇女也必须彻底解放。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斗胆提出了一个前瞻的设想：朝廷开设女科举，颁布专门保护妇女的法律，女性有权利从事各类职业，甚至参政议政。尽管康有为的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它为妇女就业开启了观念上的大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上海租界内，一些烟馆为了招徕顾客，尝试雇佣少女做跑堂的“女堂倌”，这类烟馆包含色情服务，却比青楼妓院的价格低廉许多。如此一来，那些低收入者，诸如小商贩、店伙、佣工、轿夫、杂役，无不趋之若鹜，到花烟馆作日常消遣。烟馆获利丰厚，女堂倌的收入也很可观，但她们必须出卖色相，仍算不上纯粹的职业妇女。何况，鸦片烟败人家业，毁人身体，女堂倌诱使“无瘾之人因之成瘾”，“年轻之辈恋恋灯前，妮妮枕畔，实为诲淫之阶梯，藏奸之渊薮”，被世人目为妖孽。1873年3月，上海道台会同英、美、法各国领事发布查禁告示，取缔了花烟馆中的女堂倌。
1872年，侨商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缫丝厂，所招收的女工多达六百余人。起先，资方使用女工受到舆论的普遍非议，一些奉行原教旨的卫道士认为，工厂不设界限，男女混杂，足以乱俗败常，使妇人女子丧名坏节，于人心世道大有妨害。因此，女工上班常常会遭到家人阻拦，甚至有夫家去工厂捣乱，寻衅滋事。但闹腾归闹腾，生计是硬道理，经济全面击溃道德只须假以时日。1881年，广州附近已出现十一家缫丝厂，女工人数大有呈几何增长的趋势。上海开埠较早，工商业发达，缫丝厂的规模更大，女工人数也比广州更多。由于女工做事手脚麻利，工价便宜，1888年前后，上海的一些茶栈、丝栈也纷纷招收女工拣茶、选茧，女工可选择的行业进一步拓展。当年，上海的贫家女子——无论是小家碧玉，还是半老徐娘——都争做女工，她们很快就成为了棉纺、火柴、造纸、卷烟等行业的骨干力量。
在中国社会，男女分工向来十分明确：“男子治外，女子治内。”随着女性走进工厂，获得经济自主权，传统的“妇道”遭到了兜底颠覆，这是比任何空对空的思想启蒙更厉害的“撒手锏”。从此，妇女解放运动拥有了强劲的外部推动力。
女学的兴起十分奏效，不仅更多的女子能够识文断字，能够独立思考，她们的社会责任感也由自发递进为自觉。突出的表现为，她们办报办刊，为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鼓与呼。从1901年到1911年十年间，知识女性在国内外创办的妇女报刊多达二十余种，其中不乏有深远影响者：
1902年，陈撷芬在上海创办《女学报》；
1903年，丁初我在上海创办《女子世界》；
1905年，张展云在北京创办《北京女报》；
1906年，燕斌在东京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
1907年，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
1911年，唐群英在东京创办《留日女学生杂志》。
先锋女性办报办刊，不仅拓宽了妇女的就业范畴，还借助舆论工具这一社会公器表达了女性强烈渴望平等、自由的内心吁求，对男性思维模式作出有效的校正。以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也可以说“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这就成功地突破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仅局限于智识、婚姻和经济层面的狭小瓶颈，从而将剑锋指向最根本的禁锢——政治锁链。辛亥革命后，唐群英创办《女权日报》，为妇女争取参政权，这是职业女性所作的最了不起的斗争，尽管一时难以取胜，但已经充分传达出中国职业女性至高无上的政治诉求。
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据统计，1916年，全国共有男工三十九万多名，女工二十四万多名，仅江苏、广东、山东、安徽、浙江五省就有女工二十万名，占女工总数的84%左右。其中前四省女工均比男工多。江苏、广东两省女工分别是该省男工的两倍以上。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当时女工所从事的多半是一些劳动强度大、生产条件苦、工资待遇低的职业。
1916年，北京中国银行鉴于“女子心思缜密”，“女子俸给可低于男子”，而且不易有“派别关系”，“不致见异思迁”，率先在银行业中使用女子司账。沪上舆论对此表示谨慎的乐观：“北京某中国银行采用女司账员，一时传为美谈，近闻上海某银行总裁亦有采用女子司账之提议，且不日可见诸事实。”当时，银行方面虽有此重大改革，却无意在男女同工同酬方面作出让步，他们肯用女工，说白了是为了省钱。但这些领取低薪的白领丽人仍足以令一般女子羡慕不已。
民国之前，饭馆酒店中都由男人跑堂，民国时期出现了女招待，一时间传为新闻。据1913年6月2日上海《时报》报道：“佛山西便巷口有汾江酒楼一间，于前月中旬始行营业，专做中西酒菜茶点。聘用女招待员数人，均是花信年华，苗条态度。一般登徒之辈，如蚁附膻。该楼因此获利颇丰，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世风日下，夫何足怪，但不知有地方之责者应否干涉耳。”记者对此居然大惊小怪，呼吁当局禁止，可见女子抛头露面之难。更有甚者，1914年浙江省警察厅为整饬风化起见，拟令杭州城内外凡有女子营业之商店无论何种名目，一律取缔。政府之颟顸霸道，轻视女权，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凡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新生事物绝非任何禁令可以阻止。五四运动后，从一般产业女工到女护士、女医生、女会计、女司机、女警察、女接线员、女飞行员、女营业员、女教师、女记者、女作家、女画家、女演员、女律师、女干部、女企业家，七十二行行行都有女性的身影和位置。至此，职业女性已是整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她们出去工作，不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更高的目标：实现个人价值，保全人格、权利的相对完整。
西汉时期，卓文君与大才子司马相如私奔，连夜跑到成都去，由于受不了家徒四壁的清贫和日食一餐的窘困，没过多久，她又带着丈夫返回临邛，当垆卖酒，大大方方地做起了老板娘。卓文君此举完全是耍心计，其用意在于制造舆论压力，迫使老爹卓王孙分给她百万家私和众多僮仆。嗣后，她果然如愿以偿。司马迁以其生花妙笔将这个故事写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千古之下，仍有人羡慕司马相如的艳福和好运。“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李白《金陵酒肆留别》一诗中的“吴姬”想必也是老板娘吧，肯定别有风情，要不然谪仙人李白又怎会饮得那么欢，以至于诗兴大发？由此可见，在禁锢未严的汉唐时期，女子做店主，当老板娘，并非什么稀奇事。南宋之后，程朱理学将女子一个无遗地赶回闺阁，老板娘的身影便在江湖上失踪了。《水浒传》中的孙二娘，专卖人肉包子，那毕竟是小说人物，当不得真。
清朝末年，某些金字招牌的大商户开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管理模式，比如北京的同仁堂，由出身名门的女掌柜许叶芬掌管，她事必躬亲，知人善任，当时就确定并实行了低工资加售药提成的弹性制度，一般工人每月底薪一至两块银元，其他部分由每日售货总额中提取1%—3%，这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同仁堂的活力也因此被激发。
民国时期，上海滩十里洋场充满了黄金的魅惑，机遇伸手可得，成败立竿见影，被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正是孕育各类奇迹的渊薮。男人中的龙虎之辈固然可以在沪埠一展才智、胆魄和身手，女人中的佼佼者也同样可以白手起家，开辟一片新天地。在上海滩，除了大批名媛和女明星，还有另一个女性群落受到广泛的关注，她们就是日进斗金的女老板。常言道，商场如战场，战场通常是男人与男人以刀枪相搏、以性命相拼的地方，女人——尤其是刚刚被解放的女人要在商场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然而，世事无绝对，上海滩的女老板不乏成功的显例，张幼仪开办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和云裳公司，汤蒂因成为“金笔女王”，董竹君创办锦江酒家和锦江茶室，无不经营有方，生财有道，令人啧啧称奇。“凡是男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女人在更艰难的条件下也能做到”，这条定律在商场屡试不爽，应验无误。
1、盛爱颐
盛爱颐（1900—1983），清末民初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女儿，在家中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这位七小姐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她相貌妍丽，气质高华，吟诗刺绣，都有过人的巧思。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时，默默无闻，屈就盛爱颐的四哥盛恩颐（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英文秘书，他在盛府初见花信年华的七小姐，惊为天人，不由得心生爱慕，无法自已。
盛恩颐在上海滩是首屈一指的大少爷，交游广，玩兴大，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宋子文在美国业已养成守时的习惯，他每天早上八点即去盛府点卯，主人尚在黑甜乡中难以自拔。宋子文求之不得，正好抓住天赐良机与七小姐热络一番。宋子文的确有两把“刷子”，他主动请缨，辅导七小姐的英文，经验丰富的男人一旦觅得了与一位少女单独相处的机会，使她情窦初开就只是时间问题。
盛宣怀死后，盛府由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当家，她对宋子文出身于传教士和暴发户的双料家庭抱有极深的成见，何况宋子文尚未发迹，只是一名小秘书，他诚惶诚恐的求婚自然而然遭到了婉言拒绝。七小姐是如何打算的？她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不想忤逆母亲的意愿，另一方面又不肯慧剑斩情丝。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平定陈炯明兵变，建立大元帅府，紧急电召宋子文，催促他从上海南下广东，参与重建革命政权的工作。宋子文早就有步入政坛以求飞黄腾达的志愿，这回天赐良机，不由得欣喜万分。此外，他还打着与盛爱颐私奔的如意算盘，可是福无双至，任由他摇唇鼓舌，七小姐却拿不出这份勇气。
宋子文果然在广州发迹了，他先是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后又晋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有了高官厚禄保底，宋子文牛气冲天，几年不见，七小姐在他心目中已渐渐淡忘成一抹缥缈的鸿影。也许是受过伤的自尊心隐隐作痛吧，宋子文无意重拾旧爱。
1927年秋，庄夫人病逝，盛家的大宗财富被三位公子（盛恩颐、盛重颐、盛升颐）瓜分一空，七小姐和八小姐尚在闺阁未嫁，居然被排除在遗产继承者之外。七小姐心地善良，但她不想逆来顺受吃哑巴亏，便依据民国法律修正案上关于男女平等的条款，提起诉讼。七小姐盛爱颐、八小姐盛方颐与三位兄长对簿公堂，理直气壮地争取遗产继承权，此举在中国绝对史无前例。这场官司得到了宋氏姐妹（宋霭龄、宋庆龄）的鼎力支持，宋子文念及旧情，也在暗中出力相助，盛七小姐和盛八小姐最终打赢了这场轰动沪上的官司。
初恋破灭后，七小姐心如死灰，直到三十二岁才嫁给表哥庄铸九。也就在新婚那年，她从自己所得遗产（一百伍拾万两现银）当中拨出六十万两白银，建造了上海头号大舞场——百乐门。七小姐是大家闺秀，眼界高，凡事讲求尽善尽美，她手头比较松活，待员工也不够严格，这就是说，她并不适合当老板，经营和管理不是她的强项。百乐门开张初期接连亏损，以至亏损额高达六十万元，差不多资债相抵，已变成极其烫手的山芋。七小姐无奈，只好将它转手抛售。百乐门易主后不久，正赶上大上海舞业的兴盛期，静安寺附近的繁华地段，天时、地利、人和三不缺，生意好到爆棚的程度。人们都说，盛七小姐建造百乐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话一点也没错。
2、张幼仪
张幼仪（1900—1988），学名嘉玢，幼仪是小名，她出生于江苏宝山县（现属上海）的名门世家，祖父是高官，父亲是名医，二哥张嘉森（字君劢）是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民社党创立者，四哥张嘉璈（字公权）是中国银行总裁。由于是徐志摩的元配妻子，张幼仪常被后人附带提及，这很不公平，要知道，她自足成名，无须在徐诗人的风流韵事中扮演受气包和可怜虫的角色。
世间有许多事情自始至终从未正确过一秒钟，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就是如此。她听从四哥张嘉璈的选择和安排，十三岁订婚，十五岁嫁人。八年间，这对夫妻聚少离多，居然没有好好地说过几句话，更别说互相了解了。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张幼仪的照片，就嘲笑她是“乡下土包子”（在他看来，张幼仪虽是天足，却知识贫乏，学养奇缺），但在同时代人的笔下，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张幼仪形象不赖，“其人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婚后，徐志摩很少用正眼瞧一瞧年轻的妻子，他履行基本的婚姻义务，只不过遵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他“帮助”张幼仪生育儿子阿欢（徐积锴），满足了两位高堂含饴弄孙的愿望，就算责任和义务两清了。
1920年冬，张幼仪离开上海，前往法国与徐志摩团聚，轮船驶进马赛港，她隔老远就看出了不修边幅的徐志摩满脸都是不耐烦。在由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晕机呕吐，她再次从徐志摩口中听到了那黄蜂般螫人的五个字：“乡下土包子！”更令人心寒的事情还在后头，她在英国沙顿怀孕后，徐情圣正忙于追求林徽因，居然勒令她打掉孩子。张幼仪有些不安地嗫嚅道：“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徐志摩却以冷若冰霜的语气讽刺她：“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有一次，徐志摩带才女袁昌英到家中吃饭，这位身穿毛料海军裙装的袁小姐打扮入时，也很洋气，双脚却是三寸金莲。袁昌英走后，徐志摩问张幼仪对客人印象如何，张幼仪直话直说：“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与西装不搭调。”这句话就好像踩到了猫尾巴，徐志摩恼羞成怒，厉声尖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诗人多少有些病态，他对张幼仪的大脚，以及大脚所代表的刚健精神并无好感。
在张幼仪看来，离婚就是被休弃，而她自认为没有触犯“七出”中的任何一条，临近产期，她更加害怕孤独。徐志摩没有耐心与妻子磨蹭，怒气冲冲地撇下她，一走了之。玩了地段时间失踪后，徐志摩拿来离婚协议书，逼张幼仪就范。她痛定思痛，同意与徐志摩协议离婚，好让自己从冰冷无情的婚姻中彻底解脱出去，协议书上讲定的五千元赡养费她一个子儿也没要。徐志摩欢天喜地，写了一首诗《笑解烦恼结》送给张幼仪，在诗里，他认为忠孝节义是个死结，它“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在最末的诗节中，他这样写道：
如何！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
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
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
听身后一边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
消除了烦恼！
离婚后，徐志摩心情舒畅，张幼仪则心境悲苦，但她并未就此消沉。嗣后，她考入柏林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学，掌握了当幼师的一技之长。
1926年，张幼仪学成归国。此后，徐家二老待她胜过亲生女儿，为了表明诚意，徐申如将家产一分为三：儿子徐志摩和陆小曼一份，孙子徐积锴和张幼仪一份，他们老两口一份。实际上，自从幼子彼得在柏林夭折后，徐志摩也开始对这位脱胎换骨的“乡下土包子”刮目相看，他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提及张幼仪时有这样一句话：“C是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
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后，致信二哥张君劢，略述苦况，张君劢的回信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他还叮嘱妹妹：“万勿打胎，兄愿收养。”张幼仪听从二哥的安排，在巴黎的近郊住了一段时间，然后随七弟去德国求学。张幼仪在柏林求学期间，曾有适龄男子追求她，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还不想结婚。”那时，四哥张嘉璈告诫她，为了保住张家的颜面，她在未来五年里，都不能教别人看见她跟某个男人同进同出，以免别人认为徐志摩与她离婚是因为她不守妇道。不公平的是，张幼仪如此严格自律，徐志摩那边却变本加厉地风流快活，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有追到林徽因，却追到了陆小曼。
起先，张幼仪帮助公公徐申如理财，十分得力，也算是磨练了基本功。1927年，张幼仪受到邀请，出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她的人脉搏资源和四哥的照应是她出任此职的要件。她还担任云裳时装公司总经理，这家成衣公司由她八弟和徐志摩等人投资。她每天上午九点正准时到银行办公室上班，她的办公桌摆在最后头，整个银行的状况一览无遗。有人开玩笑说，她这种分秒不差的守时习惯是从德国哲学家康德那儿学来的。除了负责银行的经营，每天下午五点，她还要补习一小时国文。六点钟她再到云裳时装公司打理财务。张幼仪很有经商理财的头脑，她在大风大浪的股市里赚了不少钱，在家附近建新房，给徐志摩的父母住。战争期间，她囤积军服染料，直到价格上涨一百倍才果断出手。她还炒作过风险更高的棉花和黄金，同样能够获利了结。由于张幼仪为人极守信用，战时，女子储蓄银行竟然撑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张幼仪一生恪守中国传统道德，她曾对侄孙女张邦梅说过一句耐人咂摸的话：“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一个人。”她不仅心存仁恕，而且她的悟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953年，张幼仪在香港与相邻的中医苏纪之结婚。婚前，她写信征求二哥的意见，张君劢的回信中有六个关键字：“妹慧人，希自决。”她还写信到美国征求儿子的意见，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个寡妇，理应听我儿子的话。”她儿子徐积锴是土木工程师，他的回信不仅富于辞采，而且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赡。诸孙长成，全出母训……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迄至暮年，张幼仪在口述自传中颇有些酸楚地说：“我不是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她至死都无法原谅徐志摩的放纵风流，她评论道：“文人就是这个德性！”她也不承认林徽因和陆小曼对徐志摩的感情达到了爱的程度。“如果她林徽因爱徐志摩，为什么在他离婚后，还任他晃来晃去？那叫做爱吗？”“人们说陆小曼爱他，可我看了她在他死后的作为（拒绝认领遗体）后，我不认为那叫爱，爱代表善尽责任，履行义务。”结论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在他一辈子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张幼仪的确说得起这句硬话，至少，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就是在她的精心策划下由梁实秋主编而成的。
可悲的是，张幼仪精明干练，长年喜欢与算盘打交道，她的爱情以理智的成分居多，缺乏浪漫的诗意，所以徐志摩并不领情。
3、汤蒂因
汤蒂因（1916—1988），原名汤萼，祖籍江苏吴县，出生于上海贫民之家。少女时代，汤蒂因聪明勤奋，却由于父母重男轻女而早早失学，令她心中愤懑不已。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不愿困坐在阁楼中整天描花刺叶。有一天，她从上海《新闻报》上看到广告，益新教育用品社招收女店员，初中毕业是先决条件，但这难不倒她。汤蒂因照着报纸上提供的地址，给益新教育用品社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长信，希望对方能给她一个参加甄选考试的机会。天从人愿，这位十三岁的小学生居然击败了许多比她年纪大、学识高的中学生，为自己赢得了一份女店员的工作。
汤蒂因被老板分配在金笔柜台，她很快就熟悉了业务，尽管那些金笔黑白红绿，式样各异，性能、特点和价格也不尽相同，但她心中有数。最可贵的是，她待人热诚，常常能够视顾客身份和教养程度的高低，提出合理化建议，让顾客乘兴而来，满意而返。久而久之，汤蒂因卖金笔居然积攒了人气，也卖出了名气。
当年，中国的金笔制造业尚属幼稚型工业，在上海，仅有关勒铭、金星、华星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品牌，至于工艺水平，比舶来品逊色许多。日本金笔价格低廉，在中国市场占据的份额很大。美国“康克今”、“华脱门”、“爱弗释”、“犀飞利”和“派克”等老牌金笔则以其有口皆碑的高质量深受富有阶层的青睐，以及读书人的欢迎。由于受到洋货的猛力挤压，国产金笔的市场业已萎缩到可怜的地步，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先施百货”、“新新百货”等大公司根本不给国产金笔一席之地。
上海金星金笔厂的老板周子柏为了让自己的金星金笔在永安公司的柜台上亮相，可谓挖空心思，竟采取一条送肉上砧板的苦肉计。他先是派人不断跑到永安公司的柜台询问“有没有金星笔”，然后再托人向永安公司的金笔柜长、进货部长送礼说情，请求他们试销。好一番破费之后，永安公司总算答应采取“寄售”方式试销一段时间，但要等到整批货物卖完后双方才结账。如果一个星期内金星金笔受到冷落，无人问津，货物就全部退回。周子柏把金星金笔送进永安公司后，每天都派厂里人和家里人装扮成购买金星金笔的顾客，造成金星笔大有销路的假象。所幸这条苦肉计最终奏效，永安等大百货公司对它网开一面。
汤蒂因虽只是个普通店员，但她对于业务钻研很深，她将顾客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目标明确的，需要买什么，我们就拿出什么。第二种是想买，但举棋不定，这就需要我们做参谋，帮助顾客拿定主意。如对方要买金笔，我总是重点推荐‘关勒铭’、‘金星’、‘新民’等国货，讲它们的优点。说到美国货，质量是不错，但价钱贵；日本货便宜，但质量不好；中国货价廉物美，我们中国人还是用中国货好……第三种人是潜在的顾客，他们完全无目的，只不过来逛逛、看看而已，这种人我们照样要不厌其烦，服务周到，因为他们今天不是买主，留下良好的印象，说不定明天就是我们的买主。”
1932年，日本侵略军兵临城下，上海市民出于强烈的爱国心，纷纷抵制东洋日货，汤蒂因看准时机，更是大做国产金笔的宣传，争取了大批顾客。就在这一年，十六岁的汤蒂因被提升为门市部主任，不久又被提升为自主权更大的进货部主任。然而，令汤蒂因深感意外的是，益新教育用品社的老板除了赏识她的才干，脑袋里还打着如意算盘——纳她为小妾！对于一位新女性来说，做小老婆显然是一种耻辱，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汤蒂因赶紧脱身，抢先炒了老板的鱿鱼，自己另起炉灶，开办一家“现代物品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汤萼改为汤蒂因。
益新的老板见小妮子不识抬举，不肯就范，就来了一招釜底抽薪，向零售商放出口风：“上海最近有一家文具批发店，大发广告，招摇撞骗，请勿轻信；如有吃亏上当，责任自负，与本店无关。”汤蒂因的现代物品社尚在初创阶段，资本规模不大，受此挤兑，自然是岌岌可危。益新的老板打出的直拳够狠，汤蒂因还击的勾拳更加有力。她根据在益新工作时所掌握的准确信息，决定大胆一博，销售方面，她对那些信用可靠的客户适当给予优惠，采取放账或邮购的方式，用户收到通知，只需寄来一张订货单，等收到货物、验过质量之后再付款。如此一来，零售商的风险降到了零，金笔的质量也有了保障，他们何乐而不为？至于进货方面，汤蒂因专找益新搞不掂的大商家，诸如“合记”、“合众”、“育新”、“鼎新”等文具店，他们才不会傻到有现成的生意不做。
这两记勾拳打出，现代物品社的生意顿时兴隆无比，汤蒂因恨无分身之术，就算忙得晕头转向，她也是快乐的。她把生意人的信誉看得比黄金还要珍贵，因此在任何一个环节和细节上都绝不马虎。她的经营方式富有人情味，总是在寄出的货物里附上一封简短的致谢信和新的货物详表，在商业往来的过程中与自己的主顾自然而然形成互惠互利互诚互信的感情纽带。
汤蒂因的经营思路同样十分灵活，要扩大规模就得从外部渠道吸纳雄厚的资金，于是她改独资为合股，将一指变成十指，将十指化为一个拳头，实力的几何增长使她的生意越做越大。
1937年，淞沪之战打响，上海局势急转直下，隆隆炮火之下，百业萧条，汤蒂因的现代物品社也无法幸免，亏损巨大，顿时陷入困境之中。此后，汤蒂因几经辗转，在昆明开办了一间“上海现代物品社昆明分社”，把文具生意做到了贫穷偏远的云、贵、川等地。
1940年，汤蒂因祸不单行，先是至交好友毕子桂去世，紧接着，她从上海托运的一百五十多箱文具在海防被日本占领军没收，现代物品社的股东们见势不妙，纷纷撤股，汤蒂因再次陷入困境。乱世经商，处处都有风险，资金链一旦断裂，汤蒂因支撑一个门市部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但她愈挫愈奋，很快就找到了翻身的契机，她设计出一种名为“绿宝”的时髦金笔，在笔尖的小斜方块里嵌上绿色，令年轻人一见倾心，由于宣传到位，这种金笔很快就打开了销路。汤蒂因一不做，二不休，她索性开办了一家绿宝金笔厂，请出从不做广告的越剧皇后袁雪芬在电台为“绿宝”做广告，这一招颇为灵验，“绿宝”从此跃升为国内名牌，汤蒂因也从此被人誉为“金笔大王”和“金笔汤”。
4、董竹君
董竹君（1900—1998），出生于一个充满忧患的年头，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腐败的大清王朝踩着“庚子之乱”这块巨大的香蕉皮疾速滑向亡国的边缘。她家位于当时上海有名的臭水沟洋泾浜边上，父亲本姓东，后改姓董，性情耿介自尊，拉黄包车，照样能挺直腰杆做人，女儿显然继承了他的性格。母亲姓李，勤俭能干，风火急躁，因为家计艰难，喜欢叫苦连天。父母虽穷，心气并不低，眼看着女儿聪明漂亮，总想让她多读点书，将来好嫁个像模像样的人家，别受了委屈。读私塾，她的成绩常常压男孩子一肩，只因家底太薄，父亲患了伤寒症，身体每况愈下，经济来源日益枯竭，无奈之下，她只好中途辍学。那时，“三寸金莲”还很吃香，缠脚的“艺术”仍被旧派人物看重，董竹君却拗着性子，宁肯做被街坊白眼的“半截观音”，也要保全天足。父亲病怏怏的，拉不动黄包车，简直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万不得已，他只好剜去心头肉，来医眼前疮，将女儿抵押给长三堂子，为期三年，价钱三百块。董竹君从旧书上读过“割股疗亲”和“卖身葬父”之类的传奇故事，为着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孝”字，她明知前面是红红的火坑，仍然奋不顾身地跳下去。做“小先生”和“清倌人”，卖艺不卖身。两年后，她装病逃出淫窟，与常在青楼出入的革命党人夏之时结婚，潜赴日本留学，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他们的婚姻本该是幸福的，可是夏之时为人刻板，心胸狭隘，不喜欢与人沟通，表现出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身上缺乏浪漫情调。
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举事，打响了护国战争第一枪。夏之时奉命回川，临行前，他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教她防贼，若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则用它自杀。他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夏乃逵到日本陪二嫂读书，用意无非是要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以免她获得自由就红杏出墙。董竹君平生最痛恨的就是亲友看扁她的人格，夏之时对她如此不信任，她心里火冒三丈。
1917年秋，董竹君从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师毕业，原想补习法文，前往巴黎留学，但夏之时连发十八道金牌，一催再催，她只好启程回国，远赴四川合江。
要在一个勾心斗角的旧式大家庭中理顺关系，谈何容易！董竹君相当用心，她先是在省城买了一大堆洋货作为见面礼，打点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一个不漏，他们的口被封住了，不好意思一上来就揪她的辫子，找她的茬子，剩下的事再见招拆招，随机应变。夏家的老太太嫌弃董竹君是个下江人，有过青楼卖笑的案底，居然还留过洋，恐怕不好使唤，就敦劝老二（夏之时）立刻将她休掉，另娶一房新媳妇，这事被夏之时顶了回去。董竹君拿出十成功力，里里外外精明贤能，很快就让夏家上上下下生出敬意，连老太太也改变了根深蒂固的成见，还亲自主持操办了一个旧式婚礼，让已为人父人母的夏之时和董竹君高烧红烛，重新拜堂，算是正式接纳她为夏家的媳妇。
夏之时出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一改初衷，做起了地方军阀，凭仗枪杆子欺负商民，从中渔利，钱倒是捞了不少，但他原先的革命理想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董竹君看到这一点，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劝他正道直行，保全清誉，这些规劝招来的却是轻蔑的骂声——“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1919年，由于夏之时在四川军界内部白热化的派系斗争中站错了队，跟错了人，被正式解除军职，从此在成都过起了求田问舍的赋闲生活。他创办过锦江公学，但只是短期行为。他喜欢赌钱，一把把钞票随手而空。他喜欢敲木鱼念经，假把式学佛。他抽鸦片烟上瘾，董竹君看不惯，将烟具藏起来，他就恶语相侵：“就算把房子吸成了灰，也不是花你娘家的钱！”因为不得志，夏之时的脾气越来越糟糕，经常无理取闹，甚至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扬言要一枪崩掉她。最令董竹君难过的是，她患肺病避居花园亭子，休养三个月，他从未去探望过她。他重男轻女，见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口头不说什么，心里却非常恼火。当年，夏之时的母亲生下第二个女儿，曾残忍地将她淹死，此后胎胎生儿子，夏母居然将这种恶行当作经验加以推广，这当然是宅心仁厚的董竹君深恶痛绝的。董竹君怀第四个女儿国璋时最为辛苦，因为劳碌过度，胎气不足，共怀胎十五个月才分娩，身体亏损极大，夏之时却毫无关怀之意和体贴之举。董竹君苦口婆心地规劝丈夫放下往日都督、司令的架子，多接受点新文化新思想，多兴办几项实业，多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她还拜托国民党内头号理论家戴季陶去劝导夏之时重拾雄心。殊不知，戴氏意志薄弱，是个动不动就想到自杀（最终于1949年自杀成功）的衰人，结果有辱使命。
在军阀割据、工商凋敝、教育废驰、民不聊生的乱世里，董竹君仍自强不息，开办“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起先，生意还差强人意，可是受到民族工业大气候的影响，经营渐趋惨淡。
1929年春，董竹君将工厂关闭，将公司盘出，带着四个女儿（将最小的儿子留在四川）前往上海，与夏之时会合，这本是他们讲信修睦的最后机会，夏之时却将它白白浪费了。他的指责、怀疑（疑心她卷空了家产）和辱骂，以及手持菜刀追杀，令董竹君再也无法容忍，她咬紧牙关提出离婚通牒。
分居五年后，董竹君与夏之时在上海正式签署离婚协议。她只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夏之时不要断绝抚养费，以免孩子们长大后，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二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她有个三长两短，请夏之时念及儿女情分，培养四个女儿大学毕业。这两点要求合情合理，令在座的见证人都感叹唏嘘，夏之时也走过来，握手下泪，对她说：“竹君！今天才知道你的人格。你提出的要求，（我）完全可以办到。”事实上，夏之时回川之后，就暴露出本来面目，他不但分文不汇，还向戴季陶、李伯申（夏、董二人的离婚律师）等人诬告董竹君隐匿款项，叮嘱他们“勿予接济”，并请他们设法以共党嫌疑罪将她驱逐或拘禁，逼她交出孩子，其用心不可谓不毒。后来，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痛陈董竹君数条罪状：胳膊肘外拐；视女若男；交友不慎；对新文化、新思想趋之若鹜；忘恩负义；经营不善而使工厂和公司倒闭。信末他提出三项“善后办法”，无外乎是要董竹君带着女儿返回四川，这当然是白日做梦。所幸戴、李等人还算明白事理，并没有为难董竹君。只不过中间添出一个插曲，戴季陶和夫人纽有恒极力笼络董竹君，要介绍她加入国民党，她以不懂政治、对政治毫无兴趣为由巧妙地推脱了。
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婚姻原本有点英雄救美的意味，不乏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到头来却演变为反目成仇的结局。应该说，夏之时算不上行侠仗义的英雄，董竹君却绝对是一位坚毅好强的美人；夏之时只有一时惝恍的爱美之心，董竹君却有永久珍视人格和尊严的主见；过气的英雄长年以恩公自居，觉悟的美人则不愿一辈子保持女奴的姿态。于是，这桩在外人看来异常美满的婚姻最终从内部稀里哗啦地解体了。夏之时离婚后干出种种卑劣行径，更将董竹君心中残余的那点爱意和敬意化为烟尘和齑粉。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断言：“……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此外还有第三条根本不算路的“路”：饿死。董竹君，这位中国上海的娜拉居然打破了这个魔咒，尽管她所遭遇的社会环境比挪威奥斯陆的娜拉更为险恶，但她凭着勇敢和智慧走通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第四条路，那就是独立之路、创业之路、自我完善之路。
鲁迅先生对女界现状颇感悲观，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董竹君比别人更能深切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试想，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四个女儿，要在大上海那种花花世界里立足存身，已经很不容易，若要白手起家，赤手空拳杀出一片生天，更是难乎其难。但董竹君偏偏有这种破釜沉舟、置之绝境而后生的勇气。这位织梦者决心织造出生命中应有的绚丽云锦，即使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她也在所不惜。
离婚后的最初几年，董竹君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典当行。平日不用的首饰抵押殆尽，她不心疼；贵重点的衣服抵押一空，她也不心寒；而大女儿国琼的乐器大提琴被抵押出去，她才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心酸。囊空如洗，手头拮据，迫使她一再搬家，即使栖身在最便宜最阴暗的亭子间，她仍要为房租发愁。
受医生郑德音的影响，并由她引荐，董竹君一度想加入共产党，却未能如愿，于是她就做了一位不签字的党员。那位姓李的神秘人物倒是给她指出了一条创业的光明路，这方面她在四川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董竹君也想到了办企业，可是资金从何而来？她找到二叔，二叔倒是极力赞成她开办纱管厂。她通过可靠的门路，东拼西凑，集资四千元。
1930年春，董竹君办起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她在销售方面下足了苦功夫，直跑得双腿肿胀，患上严重的关节炎。当时，女子办厂在上海还是新鲜事，很难赢得上海银行界和实力雄厚的企业的信任，可想而知，要找他们贷款和拆借资金均是此路不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董竹君经高人指点，远涉重洋，去菲律宾马里拉华侨界招回一万元股资，从而扩大了生产规模。
1932年1月28日夜，侵华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群益纱管厂遭到炮击，被迫停工。海外股东不明真相，立刻有不少流言中伤董竹君，说她是“拆白党”，即今日所谓“空手套白狼”的骗子。为了恢复生产，董竹君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一时心急，她险些中了专门设局坑人的“翻戏党”张云卿的圈套，待她识破张氏的鬼把戏后，张氏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倒敬佩她在商机无限、危机也无限的上海滩敢闯敢干，还无偿地资助了她一笔钱，以解燃眉之急。
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总之是祸不单行。这期间，董竹君的母亲去世了，父亲重病，债主催迫得一日紧似一日。眼前八面悬崖，看不到半线生机。她“顿时觉得四海茫茫，束手无策。一阵心酸，一阵沮丧，自杀之念油然而生”，甚至觉得死是最好的解脱，可以了却万般烦恼。但这个念头闪现时，她耳畔立刻响起了夏之时的那句预言：“到头来，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我手板心煎鱼给你吃。”
大成功者除了自身具备勇气和实力，通常还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贵人相助，董竹君否极泰来，重新崛起，也不例外。
有一天，董竹君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四川人李嵩高，此人曾留学法国，是四川地方军队的军火采购员。他慕名而来，听说她会经商，资金方面遇到难处，就慷慨解囊，愿意借给她两千元做生意，这岂不是雪中送炭吗？此人语气诚恳，并没有提出任何非分要求，董竹君欣然收下了这笔救命钱。她仔细琢磨，办厂太难了，只好放弃，办川菜馆，也许更有奔头？当时，在上海酒菜业中最受欢迎的是粤菜和闽菜，川菜并不吃香，主要是因为川菜太麻、太辣、太咸，不对下江人的胃口。若将川菜的花色品种加以重新组合和改造，未见得不能与粤菜、闽菜争一日之雄。
想到就做，谋定不夺，这是董竹君的一贯作风。打从一开始，她的定位就极高。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吃饭不仅仅是吃饭，还是食文化，瞄准了这一点，她开川菜馆，就不单纯出于赚钱的商业目的，还要把它当作文化产业来经营。取店名，她无须挖空心思，绞尽脑汁，“锦江”二字是现成的。四川成都依傍着美丽的锦江，因此古时候它被称为“锦官城”和“锦城”。在锦江边，有一座著名的望江楼，曾是唐朝女校书薛涛吟诗会客的地方，后来成为川中名胜。风雅的游人也许还能背诵楼中的那首七绝：
望江楼上望江流，人自望江江自流。
人影不随江水去，江声不断古今愁。
董竹君与薛涛均出身青楼，天涯沦落，虽然异代永隔，但两心相契。以“锦江”作店名，可说是川味十足，文化味十足，雅气十足。她意犹未尽，还拿出了与之相称的设计，店徽是一片青青竹叶。
1935年3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锦江川菜馆正式挂牌营业，开门就是满堂红，此后生意节节攀升，简直好到爆棚的程度。上海滩青、红帮的头面人物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固然捷足先登，南京及上海军政要人也经常在此设宴，默片时代的头号明星查尔斯·卓别林访问中国，在此品尝过香酥鸭子，还在他的回忆录中特意提到一笔。满座的时候，竟连杜（月笙）老板也得排队，有一回，他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就让招待员捎话给董竹君，赶紧扩充店面，房间不够，就用他的名义跟房东孙梅堂打商量。董竹君求之不得，孙梅堂误以为杜老板是她的靠山，只好尽力玉成。锦江向后弄深入，必须搭天桥过去，又是杜老板出面疏通，促使法租界工部局破天荒签发了特许营业执照。扩充店面后，锦江的生意更加蒸蒸日上，董竹君名声大噪，被视为神通广大的女强人。
在当时的酒菜业中，还没有人像董竹君那样讲求文化品味，室内装潢十分考究，除了红木雕刻的宫灯、意大利样式的雕塑，墙上还挂有张大千画的丛竹、郎静山拍的照片和郭沫若写的条幅。这里应特别提及郭沫若，他困居上海期间，一直由锦江照料饮食，因此他称赞董竹君为一饭救韩信的“漂母”，还写诗填词以表谢意，其诗为：
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
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1936年初，董竹君开办锦江茶室，给社会贤达名流提供一个幽雅整洁、安静舒适的清谈环境。茶室全用女招待，却从不播放靡靡之音，以示正派经营。董竹君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办得红红火火，与其经营理念和严格管理固然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她能在三教九流各路神仙中周旋自如，诸如官场中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国民党政要戴季陶、红人郑毓秀，黑道上的青红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白道上的文、教、法、工、商、报界的名流，她能一一摆平，不开罪任何一方，在商言商，不卷进政治漩涡，尽管她也掩护和资助过一些爱国人士和地下共产党员，但做得天衣无缝，就算是后来军统特务沈醉有所察觉，也没能抓到把柄，不敢轻举妄动。
当年，与锦江齐名的是梅龙镇酒家，女掌柜吴湄曾做过演员，交游甚广，是《时报》名记者陈万里的夫人。抗战期间，陈万里前往西南边陲采访，撰写《西行艳异记》，逐日刊载在《时报》上，由于深入瘴乡，不幸失踪，未曾生还。吴湄在南京西路静安别墅开设酒家，由威海路出入。梅龙镇酒家菜式多样，味美价廉，因而食客常满。梅龙镇由小变大，由一家变为数家，虽然两次失火，却越烧越旺，在南京西路上站稳了脚跟，分店遍布全市。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一点不错。董竹君身上的传奇色彩极浓，有名声，有事业，如此成熟的美女，身后自然不乏追求者，烦心事也就如影随形。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董事、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负责人张翼枢深有背景，与黑、白两道的大人物都有拜把子交情，他来扣弦琴挑——打董竹君的主意，自以为十拿九稳。张某请吃请玩，送花送礼，表情表意，高招低招用尽，董竹君只是虚与委蛇。她掐准他有家有室，而且有摆脱不了的苦衷，就急中生智，巧妙地将了他一军：“你要我与你结成眷属，我也同意。但你必须先和你妻子离婚。”她的“认真”令张某大吃一惊，她摆明了态度——不可能做小老婆偷偷摸摸马马虎虎过一辈子。张某色心未死，仍旁敲侧击地说：“像你这样美貌、聪明而且事业心强的女性确实少见，但是你必须知道，没有政治和经济力量来支持你的事业，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说这话，表明他已泄气，只不过仍硬撑着局面。于是，董竹君不失时机地抱怨道：“看来，你的意思是不肯离婚，那你也太不替我着想了！”这次口头交锋后，张某一票水撤退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来找董竹君的碴，毕竟是他情亏理不沾，怨不得别人美女不给机会。
1940年冬，董竹君搭乘一家荷兰公司的轮船前往菲律宾马尼拉，一是探望大女儿国琼，二是为锦江两店募集新的股金。她选择的时机显然不对，日本远征军于翌年入侵菲国，董竹君与女儿沦为难民，险些死于菲国新兵的枪口（误以为她们是日本间谍），幸亏朋友跪地作证，才逃过劫数。董竹君临危不乱，关照大家要穿戴整洁，妇女略施脂粉，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尊重富人和女士，打扮得漂亮些不难博取同情，容易获得救助。事实证明，她这是神机妙算，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他们果然多次得到意想不到的援手，从而死里逃生。
1945年初，在菲律宾受困五年后，董竹君乘日本红十字会的难民船回到上海。沦陷区的上海早已面目全非，日本人的“善治德政”通过汪伪政权尽展“魅力”，有钱有势的人纸醉金迷，没钱没势的人忍气吞声。她回国后，立刻发觉锦江两店（饭店和茶室）的代理人张某某贪污严重，经营额已急剧下滑，她若再晚回一段时间，锦江两店势必会落入他人之手，她的心血就将付诸东流。她急于筹集资金，在证券交易所栽了个跟头，屋主要挟收回店面，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和金元券，物价疯涨，锦江两店险象环生。董竹君临渊履冰，战战兢兢，但她相机行事，一一化险为夷。
我们不能不佩服董竹君的精明干练，也不能不佩服她的烂漫天真，上海解放后，她遵照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的指令，以锦江两店的人员为班底，以十三层楼的华懋大厦（英国犹太人沙逊的大厦）为场地，创立锦江饭店。董竹君将自己含辛茹苦十六年所赚得的资产十五万美元（折合当时黄金三千两，折合今日人民币约五千万元）全部奉送给国家，还交出了自己的花园住宅，她只保留了郭沫若手书的一首《沁园春》词和一套文房四宝。可后来，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对董竹君的实际困难（工资只有一百六十多元，要养活一家，还要周济朋友）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她只好再次以典押物品来维持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更可气的是，作为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她是首席董事长兼总经理，却被莫名其妙地排挤出去（那些抢班夺权者得到潘汉年的撑腰），甚至给不出一条令人信服的理由。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锦江饭店还割断其前身——锦江两店的历史，尤其令她吃惊。她的四个女儿提出要求——自费刻写锦江饭店的来龙去脉，也被有关方面断然拒绝，认为董竹君有为自己树碑立传之嫌。1991年锦江饭店开纪念会，这位创始人仍旧被遗忘，很显然，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一直想磨灭历史，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片面。
有人将世纪老人董竹君形容为“中国的娜拉”和“中国的信子”。前者强调的是她的人格觉悟，能够毅然摆脱男权色彩浓厚的家庭；后者强调的是她的青楼出身，能够赤手空拳开辟一片事业的疆域。生逢艰难时世，她毫无背景，毫无靠山，却时时护惜着翼下四只雏鸟，义无反顾做“娜拉”，确实堪称神勇，白手起家做“信子”，更是智慧超群。在中年和晚年，董竹君还遭受过两次牢狱之灾，坚定的人生信念却毫发无损，这样坚强卓越的女企业家，无疑是一个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