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开埠之初，西方冒险家不仅带来了害人不浅的鸦片烟，还带来了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比如交谊舞。在他们看来，吃得香，喝得爽，赚得腰包鼓鼓囊囊，这并非生活的全部，还必须玩得尽兴尽致，而要玩得尽兴尽致，没有香风细细、娇喘咻咻的舞女可搂，是绝对不行的。
二十世纪初，上海的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由洋人创办）周末必有交际舞会，灯红酒绿，履舄杂陈，中国人还无缘厕身其中。上海人崇洋媚外，善于模仿，交际舞在上流社会和中产阶层蔚然成风后，建造西式舞厅就成为投资家的热门选择。在上海百余家舞厅中，最负盛名的有巴黎饭店的黑猫舞场、百乐门舞场、仙乐舞宫（英商沙逊出资建造，将古典风格和现代气派融为一体）。嗣后，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淘汰，百乐门、仙乐宫、大都会和丽都脱颖而出，并称为上海四大舞场。其中尤以百乐门广为人知。
1932年，“远东第一乐府”——上海百乐门舞厅（Paramount）刚刚建成，一位不甘寂寞的无名诗人就赶来凑趣，其“芬芳的马屁”被时人传为名篇：
月明星稀，灯光如练，
何处寄足？高楼广寒。
非敢作遨游之梦，
吾爱此天上人间。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北京最大的夜总会取名为“天上人间”，是否受到这首诗的启发？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寻欢者的心目中，天上人间就是最销魂的地方了。
当年，百乐门的确当得起“天上人间”的夸赞。为了建成它，盛七小姐共计斥资六十万两白银，由当时最负盛名的设计师杨锡缪绘制蓝图，建筑样式采择的是三十年代国际流行的Art deco，极其新颖时髦。百乐门楼顶中央矗立着高达九米的圆柱型玻璃银光塔座，璀璨无比的霓虹灯能熠耀一里之外。
百乐门的主体建筑共三层，第二层和第三层为舞厅。二楼舞池颇为宽阔，计有五百多平方米，号称千人舞池。舞池中央用汽车钢板整体支撑，当众人共舞之时，这种“弹簧地板”合着音乐的节奏，会出现倾斜和震颤，产生明显的波动感，可使舞步更为轻灵。百乐门是全上海独家装有“弹簧地板”的专业舞厅，其强大的号召力与此不无关系。舞池周围以十厘米厚的磨砂玻璃铺成，下装彩色灯泡，晶莹夺目。大舞池旁边有中池、小池、习舞池，中池、小池一般提供包场，习舞池配有专职教练员，免费教舞。三楼有回马廊，还有著名的金光小舞池。当时有人形容道：“上也舞厅，下也舞厅。弹簧地板效飞腾，玻璃地板镶倩影。何幸！何幸！春宵一刻千金重。”
百乐门不仅出红舞女，还出红歌星。梁实秋的第二任妻子韩菁清年轻时即是百乐门走红的“歌后”。百乐门的乐队——纳尔逊乐队和吉米金乐队——在上海也是首屈一指的人气组合。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年百乐门没有停车场，车子只能泊在远处小马路等候。为方便舞客，百乐门玻璃银光塔上安装了许多彩色灯泡，串成一个个数字。每辆等候的车子对应其中一个数字。当司机看到自己的车号在灯塔上亮起时，就知道主人要打道回府了。百乐门被外界赞为“远东第一乐府”，确实名不虚传。
有了舞场，以伴舞为职业的“货腰女郎”（舞女的谑称）自然应运而生，起先舞女多为外国妹，如西人创办的新华舞场，舞女均为西欧、白俄佳丽，日本人在虹桥开设的舞场，舞女均为东洋娇娃。后来，舞厅多了，规矩随之改变，中洋并取，水陆杂陈，各喜各好，应有尽有。
舞女的来源有四：一是茶楼酒家的女招待跳槽；二是妓女转行；三是情场或影坛的失意者来此寻求刺激；四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子为生计所迫而出卖腰肢。她们的年龄通常在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实实在在吃青春饭。当年，上海只有几家大饭店附设的舞厅没有伴舞女郎，其他舞厅少则有三四十名，多则有近百名。除大牌红舞女外，普通舞女不拿固定薪水，全赖舞票收入。舞票须与舞场老板拆账，红舞女可得七八成，一般舞女仅得四五成。百乐门舞场的管理最为严格，舞女须经过考核，持有百乐门签发的陪舞证方能进场伴舞，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舞女、舞客的安全和利益。舞女还得跟老板签订合同，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不管舞女个人生意如何清淡，收入如何微薄，每晚都得去舞场坐够几个钟头的冷板凳，不准中途走人另寻赚钱的门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一位半红半紫的舞女月收入高达一百八十元左右，而一位产业工人的月收入仅有十元上下，可见其进项不菲。不过，话说回来，做舞女也耗费本钱，她们的衣裙、鞋袜、首饰、化妆品和黄包车费是一笔相当不菲的开销，再加上舞女的家庭负担不轻，从表面看去，她们风风光光，暗地里却也得过紧日子，比如说，她们在舞场里抽的是白锡包的三炮台，回到家里则抽老刀牌；舞场里吃的是三明治火腿，回到家里则用油条、泡饭勉强对付。当然，红舞女要另当别论。
在上海滩，舞女被称为“龙头”，舞客被称为“拖车”。手脚大方的舞客邀请自己心仪的舞女跳舞，照例先开香槟，香槟贵至十元一瓶，舞女扣佣10%——20%。有些相熟的“拖车”为了讨好“龙头”，还会想方设法塞钱给舞女。场内耳目众多，不便出手，又不便托侍役代为转达，于是他们预先将小费包在花手帕中，当翩翩起舞之际，若有意若无意地塞给对方。
为了避免众舞客共争一舞女而酿成祸端，舞厅普遍实行“买钟”制，舞客看中某小姐，即买断某段时间，请她坐台，或聊天，或跳舞。舞客若要在舞女身上寻求刺激，必须另外给舞女小费，她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有明码实价，纵然舞客手脚不干不净，他也得量力而行。客人若看中某舞女，要带她去别的场所消遣，则先得买“出街钟”才行。通常所说的“红舞女”就是那些被舞场豪客抢着买钟的“货腰女郎”，她们的舞票多，收入高，被地痞、流氓盯上的风险也大。有的红舞女人老珠黄，却不肯草率从良，她们就摇身一变，由舞女转为大班（又叫“妈妈生”或“公关经理”）。由于她们认识的熟客多，人脉广，在江湖上吃得开，善于利用手中的资源为一些入行不久的新面孔牵线搭桥，借此可以抽取数额不菲的佣金。这些大班在娱乐业中举足轻重，她们负责管理舞女，发掘新人，拉拢豪客，掌控人气指数，与红舞女一样，是各大舞厅的灵魂人物。最重要的是，舞场宾客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这些“大姐大”手腕娴熟，与黑白两道有交情，能够呼风唤雨，排忧解难，舞女遇到麻烦不能自己摆平，就得请她们出面。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大舞厅对王牌大班的争夺往往趋于白热化。
舞场中最大的看点和卖点当然还是红舞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爵禄舞场的李丽娜，桃花宫舞场的欢笑风，大华舞场的陈雪莉，都因色艺俱佳而闻名遐迩。每天晚上，舞厅里围坐着一大圈舞女，但舞女大班总要为红舞女留出最好的位置，而这些“皇后”照例是姗姗来迟，方才显示出其身份之尊贵。红舞女的行头最为时髦，特别容易识别，而且每天必换，一星期内不会重复。“挂头牌”的走红舞女，以风姿绰约、纤秾合度令那些堕鞭公子、走马王孙销魂荡魄，一掷千金。
台湾小说家白先勇擅长塑造大上海和老台北的红舞女形象，他的著名作品《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刻画了一位王牌大班——金兆丽，她决心从良，找个归宿，千挑万选，最终嫁了个够斤够两的大老板，从此要离开多年寄托灵肉的舞厅，心中既感到欣慰，又感到惆怅。在白先勇笔下，金大班世故通透，另一个人物尹雪艳则冷艳如梅，她原是百乐门中风姿绰约的红舞女，十里洋场的新贵们对她趋之若鹜。白先勇对尹雪艳形神两方面的描写着实拿出了看家本领。请看《永远的尹雪艳》中的两节：
……尹雪艳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付俏丽甜净的眉眼子，但这些都不是尹雪艳出奇的地方。见过尹雪艳的人都这么说，也不知是何道理，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贴。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子里，微仰着头，款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的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步，尹雪艳也从来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
尹雪艳着实有压场的本领。每当盛宴华筵，无论在场的贵人名媛，穿着紫貂，围着火狸，当尹雪艳披着她那件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氅，像一阵三月的微风，轻盈盈地闪进来时，全场的人都好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她迎过来。尹雪艳在人堆子里，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齐冒出火来。这就是尹雪艳：在兆丰夜总会的舞厅里，在兰心剧院的过道上，以及在霞飞路上一幢幢侯门官府的客堂中，一身银白，歪靠在沙发椅上，嘴角一径挂着那波吟吟浅笑，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协理、纱厂的老板与小开，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拘到眼前来。
孤岛时期，上海的舞厅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景象，西藏路上舞场林立，人称舞场路，大小报刊上充斥者着舞场的广告。汪伪政府统治期间，大大小小的汉奸最喜欢的去处就是百乐门这类大舞厅，因为那里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份醉生梦死的快感。不过，大舞场也是暗杀事件频发的地方，许多汉奸正是在沉迷声色时被无常鬼钩住了脚腕子。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百乐门红舞女中最富艳名的是陈曼丽。陈曼丽亭亭玉立，仪容娇媚，且多才多艺，她擅长京剧，与名角叶盛兰、马富禄合演过《鸿鸾禧》，她扮相甜美，唱作俱佳，为梨园行家所认可。当年，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有幸赢得陈曼丽的芳心，在愚园路579弄的中实新村赁屋与之双宿双飞。按理说，陈曼丽有了强大的靠山，应该告别灯红酒绿的舞女生涯，过一种全新的家庭生活才对，但她天性放浪，刘某虽金屋藏娇，她却不愿被他一人独享。
1940年2月25日深夜，陈曼丽被刘姓、彭姓两位舞客买钟坐台，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转钟时分，陈曼丽正纵情谈笑，与舞客零距离接触的时候，突然从音乐台左侧跃出一位身材高大的西装青年，从腰间拔出手枪近距离对准陈曼丽连发三枪，一弹击中颈项，一弹击中臂膀，一弹击中腰腹，她当即倒地身亡。同座舞客刘其甫由香港来沪，被流弹击中右臂轻伤，另一彭姓舞客被流弹伤及背部，终告不治。百乐门血案发生前两小时，仙乐舞宫已发生过枪击事件，是军统地下特工刺杀了汪伪“76号”机要室主任钱人龙。据说，陈曼丽是军统的潜伏人员，汪伪特工总部蓄意报复，就将这笔血债算在了她的头上。另一种说法则是，陈曼丽不拘形迹，与汪伪要员时相过从，军统地下特工以“锄奸”为名，一举“锄”掉了她；还有完全相反的第三种说法，陈曼丽是因为拒绝为日本军官伴舞而被日本军方派出的枪手暗杀于舞厅之中。百乐门血案最终变成了无头“谜案”，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掩埋，它的谜底将更加难以揭开。
看过曹禺《日出》的人，肯定对红舞女出身的交际花陈白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旧上海，大丰银行总经理潘月亭倾慕红舞女陈白露，他操纵选美比赛，使她获得“舞厅皇后”的美名。这位红得发紫的交际花、电影界的大明星风光一时，但随着女儿的不幸夭折，丈夫的愤然离去，她才猛可间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别人股掌间的玩物和名利场上的牺牲品，于是她万念俱灰，在黎明前服下了大剂量的安眠药……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先入为主地认为，旧上海的交际花是风月场中的尤物，她们相貌美艳，体态妖娆，善于打情骂俏，常年周旋于那些脑满肠肥的高官巨贾之间，依靠色魔供养，物质生活十分优裕，精神生活则异常空虚。实则大谬不然。
法国作家梅根·特里西德（Megan Tressider）在《爱的秘密语言》中写道：“传统地说，真正的交际花并不仅仅是美貌的妓女……历史上最成功的交际花，很多都是修养出众、城府很深的，她们喜欢拥有与个人才智相匹配的权力和影响。”交际花是颇具秒杀魅力的美女，秋波是她们的子弹，舞池是她们的猎场，那些大佬富翁则是她们“格杀勿论”的猎物。就连法国皇帝路易十五也成为了交际花蓬皮杜夫人的入幕之宾。烟花女不能等同于真正的交际花，巴尔扎克小说《交际花盛衰记》中的艾丝苔，小仲马小说《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左拉小说《娜娜》中的娜娜，她们都只是阔佬的玩物，名为“交际花”，实则与烟花女子没有太大区别，跟旧上海最著名的那些交际花毫无可比性。
当年，上海滩的一些甲级旅馆如“大东”、“东亚”、“大中华”都有女客租住，在“国际”、“金门”和华懋公寓这类特级旅馆中，女客的“档次”更高，而且租期更长。这些香艳神秘的女人多半都吃“青春饭”，她们有的是上海各大舞厅中的红舞女，有的过去是书寓、长三堂子中的红人，从良之后，被夫家休弃，只好重操旧业，出来招蜂惹蝶，有的是离家出走、被花花世界收入笼中的“金丝鸟”。她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排场不小，在黑白两道之间游刃有余，但她们充其量只能算是“交际草”，离“交际花”还有一段难以缩小的距离。她们要获取“交际花”的资质认证，光有千娇百媚万种风情仍是远远不够的。
起初，“交际花”是舶来的褒义词，非出身豪门的名媛不得称之。“交际花”与“交际草”的严格分际就在于她们是否公认的“名媛”。曾有人戏言：“交际花形同特工，后者以窃取情报为目的，前者以窃取感情为初衷。用一句话形容她们，‘交际花’是交际场合的润滑剂和爽身粉，是乱世中粉饰太平的七彩流苏。”
老辈文史作家陈定山在其笔记《春申旧闻》中写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交际名媛，特别标举了以下几位：“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周（叔苹）是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女公子，陈（皓明）则为（中华民国）驻德大使陈蔗青的爱女。其门阀高华，风度端凝，盖尤胜于唐（瑛）、陆（小曼）。自是厥后，乃有殷明珠、傅文豪，而交际花声价渐与明星同流。”
应该说，“交际名媛”与“交际明星”这两个名称在概念上有很大的区别。“名媛”必须出身于豪门巨族，即使不算钟鸣鼎食，其父祖叔伯也得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明星”则不必受此限制，寒门女子色艺俱佳，演得几部电影，唱得几首情歌，跳得几支洋舞，懂得几门外文，就能成为明星，在交际场合受人追捧。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唐瑛与陆小曼齐名，两人多才多艺，各自在婚姻上做尽轰动一时的波澜文章。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再嫁徐志摩，不吃“西点”（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而吃“海宁菜”，曾引起轰动，成为话题女王。她捧昆伶，抽鸦片，与翁瑞午形影不离，也招致许多非议。
唐瑛比陆小曼小七岁，生于1910年，她肤白如凝脂，貌美若仙姝。唐瑛比陆小曼更大方更洋气，这是当时交际场中登徒子的普遍品评。唐瑛的父亲唐乃安曾留学德国，是沪上名医，家境殷实。唐瑛的妹妹唐薇红晚年回忆，小时候家里光厨师就有四位，他们各司其职：两位厨师（一对扬州籍的夫妇）负责做中式点心，一位厨师负责做西式点心，还有一位厨师专门负责做大菜。由此可见一般。她们姐妹去参加舞会，装备都很贵重，首饰且不说，一双精致的绣花鞋就价值二百块雪花花的大洋，当时拉黄包车的“骆驼祥子”从年头辛苦到年尾，也很难净挣到她们的一只绣花鞋。其生活之奢华令人啧舌。
骏马配金鞍，美女的行头岂可逊色于人。唐瑛有十口镶金大衣箱，昂贵的裘皮大衣挂满大橱，穿也穿不完。唐薇红回忆，她姐姐唐瑛极其注重修饰打扮，就算待在家里，一天也要换三次衣服，早上穿短袖的羊毛衫，中午穿旗袍，晚上家里有客人造访，就穿西式长裙。那时候的旗袍滚很宽的边，滚边上绣出各种花样。唐瑛最喜欢的一件旗袍滚边上有一百多只翩翩飞舞的蝴蝶，用金丝银线绣成，钮扣熠熠生辉，竟然颗颗都是红宝石。可以这么说，衣饰之类，但凡法国贵族小姐所有，则唐瑛不缺。
唐瑛有专配裁缝，她记性出众，每次逛街，看到新式洋服，觉得买下并不过瘾，而是将样式默记于心，回家后画出图样，在某些细部做些别出心裁的修改，然后吩咐裁缝用顶好的衣料做出。这样的洋服唐瑛穿在身上，绝对不必担心与任何名媛“撞衫”，其时髦和前卫的水平，旁人无法看齐。
在女权薄弱的年代，唐瑛是天生的幸运儿，足以羡煞旁人。她父亲与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有得一比，同样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唐家也跟宋家一样，是标准的基督教家庭，因此不但不会重男轻女，反而有点重女轻男。唐瑛生长在西式家庭氛围中，真是太有福气了，她十六岁踏入交际圈，参加成年少女才准参加的社交活动，根本不知道“传统礼教束缚”是什么滋味。
唐瑛毕业于上海教会贵族学校——中西女塾，此校后来改名为圣玛利亚女校，大略算起来，张爱玲是唐瑛的校友和学妹。唐瑛中、英文俱优，昆曲唱做俱佳，演技一流，造诣非凡，多次以票友身份登台，博得满堂彩。1927年，上海妇女界慰劳剧艺大会在中央大戏院献演节目，十七岁的唐瑛与二十四岁的陆小曼联袂演出昆剧《拾画》，唐瑛毫不怯场。翌日，报纸上刊登两人的大幅戏装照，陆小曼轻摇折扇，唐瑛款走台步，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有一次，英国王室到沪上访问，唐瑛演奏钢琴，清唱昆曲，其风头和光彩竟盖过了王室成员。1935年秋，唐瑛与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在卡尔登戏院用英语表演京剧《王宝钏》，这是英语版的京剧在国内首次演出。唐瑛不仅扮相美丽，戏路娴熟，而且她讲的牛津口音英语颇为地道，她所受到的热捧，许多女明星望尘莫及。
唐瑛身材苗条，亭亭玉立，皮肤白里透红，宛如出水芙蓉，打扮清雅脱俗，即使身穿雪白的旗袍，也掩不住骨子里的洋派风情。追求她的男士不少于一个团，其中就有宋子文、杨杏佛这样重装上阵的“敢死队员”。宋子文走得更近，情书写了许多封，但唐瑛的父亲对政客没有好感，宋子文近水楼台难得月。杨杏佛恋慕得更苦，为伊消得人憔悴，但他与唐瑛无缘无分，最终知难而退。
有其父必有其子，妹妹出众，兄长是否也出色？唐瑛的哥哥唐腴庐仪表堂堂，才智超群，是宋子文最亲信的秘书。1931年7月23日，宋子文在上海火车北站遇刺，刺客以貌取人，认错了对象，开枪误杀了宋子文身旁的唐腴庐。唐乃安痛失爱子，视宋子文为灾星，又怎肯把爱女许配给这样的祸害？宋子文侥幸捡回一条性命，对唐家人既愧疚于怀，又感戴于心，厚赠优抚是少不了的，对唐瑛的追求则从此抛锚搁浅。
唐瑛花信年华即由父亲“操盘”，嫁给沪上宁波籍豪商李云书的公子李祖法。这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对唐瑛的美貌颇为中意。然而，门当户对也未必保险，婚后，夫妻性情圆枘方凿，格格不入。唐瑛的生活依旧如鱼得水，惬意舒心，交际花的排场，胜似明星的风光，她乐得一如既往地享受众星捧月的待遇。李祖法在上海担任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总代理人，善于经营，长于理财，但他对文艺不感兴趣，对妻子那种穿花蛱蝶般的交际花生活颇有微词。1937年唐瑛与李祖法终告仳离，他们有一个六岁的男孩李名觉，受到母亲的影响，热爱文艺和美术，日后成为美国著名的舞台设计大师。唐瑛的第二任丈夫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时任美国美亚保险公司的中国总代理。这位熊七公子相貌平平，却是个花样百出的大玩家，性情比化学分子还要活跃，唐瑛将他视为“同道中人”，引为“蓝颜知己”。夫妻都有很强的娱乐精神，这样的结合自然幸福。1948年，唐瑛随熊七公子离开大陆，先屯留香港，后移居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建交，唐瑛曾回上海探亲，六旬老妇仍似青葱少女，毫无美人迟暮的哀愁，可见她保养身心之佳。
身为沪上首屈一指的交际花，唐瑛并不以香艳取悦于人，她貌美，艺精，文雅，品俊，婚前婚后，她的穿着打扮考究而前卫，是上海时尚潮流的风向标。当时的女性杂志《玲珑》就特别鼓励新女性们向唐瑛看齐，将她当成榜样，要打扮，要交际，更多地参加社会活动。
有人说：唐瑛能压倒一众交际花而傲视群芳，是因为比她更漂亮的人远不如她聪明，比她更聪明的人远不如她漂亮，跟她一样聪明又漂亮的人又远不如她富有，几头她都能占到优势，自然成为终极大赢家。
上海滩的另一位交际名媛周叔苹也曾红极一时，其父周今觉是实业家，除开办工厂外，还投资上海租界中的房地产，随着租界的畸形繁荣，成为上海富商中的翘楚，安家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摩西路（今陕西北路）富人住宅区。有趣的是，周今觉的名头并非来自办企业和经商，而是来自集邮。1931年2月12日，英国皇家集邮学会授予周今觉会士称号，他是享此荣誉的首位华人。这位“邮票大王”名不虚传，他收藏的珍邮总价值居全国集邮者之冠。其中清末红印花加盖小字壹元的四方联堪称世间孤品和绝品，据1941年《世界邮票年鉴》估价为五万美金。在当时，这可是一笔相当惊人的财富，能买十辆林肯房车或一幢高级花园洋房。后来他急于筹款，出让价高达三十根金条（实际上他只得到十五根金条，中间人做了手脚）。
周今觉有女儿缘，一口气生下八位千金，个个是天仙下凡。这八位娇娃从小锦衣玉食，哪知人间有“疾苦”二字。周家鼎盛时期，有洋房，有汽车，不足为奇，居然还有游艇。时不时，周家倾巢出动，驾乘游艇从外滩到吴淞口“逛海”，与那些顶多只能逛街的少女相比，周叔苹姐妹着实要幸福得太多。上中学时，周叔苹姐妹坐轿车往返于学校和家园之间，这样的好日子，周家姐妹竟然过腻了。七妹周稚芙的回忆是：“在中西女中读书时，我们就盼望下大雨，因为下大雨马路上会积水，家里来接我们的小轿车就不能开，我们就可以乘电车回家了。那时觉得乘电车很开心，那么多人乘一辆车，很热闹。觉得过点苦日子反而很新鲜。”
周叔苹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这是一所教会中学，西式教育十分成功，学生不仅功课好，而且能力强。中西女中的校训是：“Live，Love，Grow。”翻译成中文，意思是：生，爱，成长。周叔苹中学毕业后不久，即嫁给富室子弟、工程师李祖侃，婚礼当日，盛况空前，社会各界的头面人物前来捧场，周叔苹的闺密向她投去艳羡的目光。难能可贵的是，周叔苹不仅是交际花，还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和恪守信达雅标准的翻译家，她翻译过一些英文作品，在高品位的杂志——比如林语堂主编的《西风》——上发表。国民党元老张群曾为周叔苹的散文集作序，国民党高官蒋彦士为她翻译的外国长篇小说《拿破仑和黛丝丽》作序，可见她的魅力之大，交际能力之强，人脉之广。1949年，周叔苹随赴港潮前往香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返上海。
当年，上海滩的交际名媛各有绝招绝活，但万变不离其宗：出身是门票，美貌是资本，才艺是光环，三者缺一不可。
上海滩能造就奇迹，当年沪上也有出身寒门的交际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多家小报称为“乱世佳人”的“黑猫”王吉。在择人而嫁前，王吉是上海黑猫舞厅的当红舞女，伴跳华尔兹和探戈等高难度舞种是她的拿手好戏，表演节奏奔放的西班牙舞和吉普赛舞也是她的绝活。王吉喜欢穿黑色旗袍，束玫瑰红辫带，这种搭配颇富神秘感。王吉的语言天赋很高，她能操英、法、日三国语言与人轻松交谈，于书画之道也颇有心得，她是沪上名画家符铁年的入室弟子，她还会演唱京剧、昆曲，而且能登大雅之堂，作为票友，她与梅兰芳合演过《游园惊梦》，在剧中饰演春香一角。
王吉初嫁上海硝矿管理局局长秦通理，秦某善于钻营，他利用王吉的美貌和交际能力，结交了一批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狠狠地发了几笔洋财。王吉虽久惯风尘，却忍受不了秦某的官场习气和铜臭味，且两人性格处处不合，终于分道扬镳。上海沦陷后，秦通理摇身一变，当了汉奸，却仍然不能忘怀王吉，一心谋求复合，王吉却对他嗤之以鼻：“你以为当了汉奸就可以逼我就范？我去找个比你更大的汉奸让你开开眼界！”
这个女人从来不打诳语，说到做到，她果然嫁给了潘三省。潘三省受庇于日本人的卵翼，是上海赌界大王，有钱有势。他娶到交际花王吉之后，特意买下两座花园洋房，一座作住宅，另一座作会员制的赌场，即兆丰总会，王吉作为兆丰总会的“老板娘”，更加如鱼得水。王吉喜欢身穿黑色金丝绒旗袍，宛如黑猫一样轻灵地穿梭在各张赌桌之间，与豪客大佬和那些伪部长、伪次长级的汉奸不停地寒暄应酬。
1943年，潘三省玩女人玩过了界，闹出丑闻，王吉愤而离婚。她万万没想到，这回可真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无意之间幸运地逃过一场大劫。两年后，日本侵略军战败投降，大汉奸潘三省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全部家产遭到政府藉没。
到了1949年，旧上海的交际花多半去了港台和国外，曾经的繁华富丽都成了过眼云烟，那种令人难忘的馨香也在风中渐渐消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