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蔚蓝色的天空里，有一些地方像是用朱笔精心地描过，鲜红，艳丽，柔软，茸厚，孩子喜欢这样的红颜色，它们放在天空里，使天上变得很好看。孩子不喜欢棺材的那种红颜色，他的许多小伙伴也都不喜欢棺材的那种红颜色，那上面散发出来的油漆的气味使他们感到恶心、害怕。棺材是一种陈旧而又天天刷新的事物，它凶险无比地躺在那里，成为一种不祥的现象，里面无论有没有死人，都让活着从那里经过的人从头到腿、从里到外感到不自在。它鲜红而刺眼地停放在每一个散发着死亡气息的院子里，停放在高高的打谷场上，吸引着一些飞来飞去的东西，吸引着一些勤劳而平庸的乡村画匠。它们叽叽喳喳地俯看着它，他们饶有兴致地围绕着它，津津乐道，各抒己见，之后在经验与报酬的驱使下，在那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无数的乡村是他们最理想的画廊。
什么时候，广阔而僻静的乡间不再有棺材那刺眼的影子？
在几个孩子的怂恿与推推搡搡的协助之下，傻梅被动而又主动地抬腿跨进一具未油漆的空棺材里。几个孩子拦在棺材的四周，防止她出来。接着，有人从旁边搬来砖头，放进棺材里。他们纷纷对傻梅说：
“这是你的枕头。”
“好好躺着，不要动啊。”
“闭上眼睛。”
傻梅是一个和五仗年龄一样大的女孩儿，留着男孩子式的短发，两只眼睛永远只能睁开一半，睁到最大的时候也只是一条缝。傻梅是陈大褂子的孙女，每天起来后就站在街上，头不梳，脸不洗，东张西望，像一位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有人问她：傻梅，你是谁的孩子？是你爹的孩子，还是你爷爷的孩子？傻梅就说：我不告诉你。……别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她也站在一旁仔细听着，聚精会神地歪着头，注意着别人的一举一动。有时，听着听着，她会突然咧开一张大嘴，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笑声。她听懂他们说的话了吗？他们在说什么？夏天的洪水？家庭纠纷？谷仓里的老鼠？谁也不知道她听懂了什么。更多的时候，人们不叫她傻梅，都叫她大愣子。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都能将大愣子傻梅轻而易举地弄哭，然后看着她一溜烟地向家里跑去。
……傻梅头枕着砖头，闭着眼睛在棺材里面躺了一会儿，忽然说什么也不再继续躺了，她尖叫着爬起来，闹着要出来。孩子们纷纷拦在棺材的四周，不让她出来，傻梅跑到这边，他们就堵在这边；傻梅跑到那边，他们又堵到那边。眼看着没有出来的希望，傻梅趴到棺材上呜呜地哭起来。
“哭甚哩！还不躺回去！”
“你已经死了，还哭？”
傻梅停住哭声，她的一条腿已经从里面出来了。几个孩子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抓住傻梅的那条腿，将她重新扔回去。他们还想将她摁倒在里面，但两三个孩子一起上都失败了。傻梅的力气出乎他们的意料。
附近有一座浑圆的山岗。
孩子们转过头，他们看到山岗那边隐隐约约的，有一个人从山岗后面正像一条年老的鱼一样向他们这边无声地游来，几个孩子如受惊的鸟一样立即四散而去。
那个人是陈大褂子。
陈大褂子飞快地向这边奔来。在岗后埋伏了半天，他没有逮往一个作恶的孩子，只是将尚在空棺材中哭泣的傻梅搭救了出来。傻梅那乱蓬蓬的头发上沾落的一些木屑使他气愤不已。他伸手在傻梅的屁股上打了一下，傻梅“哇”的一声哭了。接着，他又打了一下，傻梅不哭了。傻梅站在一旁，身体颤抖得很厉害。
“他们让你进去，你就进去？”他对傻梅说，“这是棺材，知道吗？专门放死人的东西，过几天就要埋进土里，永远不再出来。你以为这是甚？花轿？高级小汽车？”
他伸手将她头上的木屑摘掉。不久以后，他领着她回家。路上，他说：
“不是不让你出来吗，你咋又出来了？你这样会吃亏的。为甚不在院里和大羚羊一起耍？大羚羊不欺侮你，任何时候都不欺侮你。你让它卧下，它就卧下；你让它起来，它就起来。你要是对它说：‘来点儿刺激的！’它就顶着两只弯弓似的角，拼命地在院里跑。从东跑到西，从西跑到东，先绕第一棵梨树，再绕第二棵，一遍一遍地兜圈子，有趣极了。”
傻梅牵着他的手，认真地听着。
“我计划再养三只羊，”陈大褂子边走边继续说道，“让它们四个成为一组。知道我要做甚么？是的。我要培养它们，加紧训练它们，我要让它们像学校的学生们一样赛跑，四个一组，接力赛。就在咱们的院子里赛，谁也不让他们看，就让你看，让你给它们吹哨子。”
十一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名叫五仗的孩子正在院子里捏泥人，突然看到街门被推开，父亲回来了。还有两个人跟在父亲的后面，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他们拖泥带水，看上去走得很累。这一天是一个阴天。
父亲没有像平日那样一走进院子就回到屋里，而是直接向孩子这边走来，那两个人也跟着走了过来，他们站住了。
父亲指着孩子，对那两个人说：
“这就是我那孩子，昨天我曾说起过的，他一定能提供一些情况。”
那两个人盯着孩子看了一阵，然后又将目光移向别处，在院子里到处看来看去，甚至连他们的房顶上也仔细看了看。两个人交头接耳，悄悄地说了句什么。孩子看着他们。
这中间，孩子的父亲急急忙忙地跑回屋里，搬出两只凳子，擦干净了，请那两个人坐下。那个年纪老一点儿的坐下了，剩下那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还在到处察看，一双手插在裤兜里，这儿瞧瞧，那儿望望。也许他只有十八九岁。
“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孩子想。他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们是父亲领回来的。父亲客气、谦卑、毕恭毕敬的样子使孩子感到那两个人也许很有些来头。他们一言不发，但看上去非常厉害（一年前，孩子跟着父亲去城里的动物园看过狮子，孩子印象极深：猴子们在笼子里积极地上蹿下跳，孔雀展开彩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只有那只目光冷漠的狮子一言不发，但所有的人都很怕它。猴子有什么可怕的？孔雀有什么可怕的？鸟又有什么？没有人在乎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接着，孩子的父亲又从屋里端出两碗水。他一路小跑，到了跟前又像在请、烧香，假如他要把一套动作完整地做完，下一个动作就该跪下磕头了。他没有磕头，他请他们喝水。
屋里没人。
放下水碗后，他对孩子说：“五仗，你妈呢？”
“不知道。”孩子说。
孩子正在捏一只鸟。他用一把破梳子在鸟的身体两边分别压出一些清晰的印痕，这样一来，翅膀的模样立即栩栩如生地显出来了。接着，他又压了几下，鸟渐渐地羽翼丰满了。
那个年纪老的坐在凳子上，一边端起碗喝水，一边很注意地看孩子抓捏小鸟。看了一会儿后，不禁脱口大声说道：
“捏得好！”
那突如其来的声音将专心致志的孩子吓了一跳，以至他没听清他在大声地说什么；他抬起头去看那个人，那人有五六十岁了，头发花白，但身体看上去很结实，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他坐在凳子上，刚将水碗端到嘴边，那个与他一同来的年轻人忽然失声叫道：
“老队长，先别喝！切莫贸然行事，干咱们这工作的，时刻要提高警惕。你就敢肯定这水里没放什么东西吗？他进去那么半天才出来，不能不令人生疑。”
孩子的父亲听到这话，脸立即红了。“放甚了？我甚也没放。”他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对那个怀疑自己的年轻人说，“看您说到哪里去了，我怎么敢？您要不信，我喝给您看。”说着，从老队长的手中抢过碗，喝了一大口，然后看着他们。
“有甚呀？”孩子的父亲说，“我要是放了甚东西，我敢喝吗？我原本想放一点糖进去，就怕你们看见了产生误会，以为不是糖，而是别的。所以才甚也没放。”
“老队长，你看……”
“扯球淡！哪有那么多毒？”老队长对年轻人说，“小包呀，不要那么紧张，我谅他也不能那么干。他不想活了吗？其实，就凭他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子，他也不敢在水里放什么。我在这一带跑了几十年了，跟着我你就放心吧。小包呀，你看这孩子捏得多好！”
孩子的父亲听到老队长称赞自己的儿子，便也凑过来站在一旁，歪着头看孩子捏泥人。作为父亲，他从来没有这样真正地看过自己的儿子，他对儿子能引起老队长的赞扬感到多少有些不可思议。老队长这是什么意思？他想，他难道真的喜欢孩子吗？真的认为他的泥人泥鸟都捏得很好吗？未必是那么回事吧？那么，他这是在干什么？欲擒故纵，放长线钓大鱼？我算得上一条危险而严重的大鱼吗？我不过……这时，他听到老队长对他的那个年轻助手说：“小包啊，要相信群众，依靠他们。要是对谁都信不过，看谁都可疑，这么多年，我早就饿死了，冻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不依靠他们，我们就是聋子、瞎子，寸步难行。坏人永远是极少数的，大多数的人值得信赖，可以依靠。哪个人没有一点儿毛病呢？”
年轻的助手注意听着。孩子的父亲听到老队长这样说，脸上不禁布满了讨好而感激不尽的神色，他很想立即说点儿甚，但又恐因缺乏常识而说走了嘴，从而引起其他的变异，他很想诚心诚意地对老队长奉承上几句，但又怕将对方惹毛、触怒。他很作难，不知道该干什么，不住地搓着两只手，弯曲着脊梁站在那里。时间过得真慢呀！他想，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好半天才能勉强吃进去一点儿。
老队长放下水碗，对孩子说：
“给我捏一匹马怎么样？”
孩子抬起头，两只乌亮乌亮的眼睛望着老队长。
“还愣着干甚？”孩子的父亲急忙对孩子说，“听见没有，老队长让你给捏一匹马，快捏一匹。”
孩子摇摇头，说：“我不会捏。”
“咋不会？会，就说你会。”孩子的父亲有些急躁而气恼地推了孩子一下，他从地上抓起一团泥不容分说地塞进孩子的手里，又要抬起一只脚踢那孩子，老队长立即瞪着眼说：
“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我又没和你说话，你张牙舞爪地干什么？你疯了？”
“李德胜，住手！”那个年轻的助手也大声喝道，他下意识地将一只手伸进衣服下面，露出了别在腰间的枪。
孩子的父亲立即不敢动了。
“闹了半天，”老队长对孩子说，“连一匹马也不会捏？”
“我会捏鸡。”孩子小声说，“还会捏蛇，戴眼镜的蛇。”
（年轻的助手在一旁插话：“会捏蚊子和跳蚤吗？”）
老队长对孩子说：“咦，蛇谁不会捏，用手搓两下不就成了，那怎么能看出本事来？我来给你捏一匹马吧。”
说着，要过孩子手中的一团泥，放在手里使劲揉了揉，嫌泥团太小，遂又向孩子要了一块泥。转眼之间，一匹棕色的泥马就捏好了，孤零零地站在地上。
孩子盯着那匹马仔细看着，时而又抬头看那捏马的老队长，孩子的眼里流露出一种东西，像是深深的惋惜。
“看见了吗？这捏得有多好。”孩子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后，不失时机地对孩子说道，“看这腿，看这耳朵——”
“耳朵怎么了？满口胡言！”老队长打断他的话，对他说道，“他是个孩子，我要是真捏得好，他能不欢呼着跳起来吗？李德胜，你用不着讨好我，用不着贬低孩子抬高我，我还怕掉下来摔着呢。”
孩子的父亲讪讪地走到一边，脸上布满了绝望的愁云。
“不太威武，是不是？”老队长转身对孩子说，“是的，这是一匹老马，已经跑不动了，草也吃不了多少了，没什么用了，只好站在那里等死，哪里还能威武得起来？”
老队长说话的时候，他的那个年轻的助手站在屋檐下的台阶前，远远地望着他。不久前，他刚从院子西边的一间羊圈里出来，一缕白色的蛛网残留在他的背后。
时间慢慢地过去。
过了一会儿，年轻的助手走到老队长的身边，低声说：“开始吧？”老队长点点头。于是，年轻的助手对孩子的父亲说：
“你的孩子，还是由你来问吧。详细点儿，越细越好。”
于是，孩子的父亲对孩子说：
“五仗，别玩了。问你几句话。”
“我一起来就在这里捏泥人。”孩子说，“我不知道我妈到哪里去了。”
“不是问你妈，她去哪里先不管她。”孩子的父亲说，“要问的是陈大褂子。”
孩子看着父亲，又看看那两个人。老队长闭着眼睛，仿佛已打着盹进入梦乡，那个年轻的助手则望着他们父子俩。
“五仗，”父亲说，“你不是看见过陈大褂子偷鸡吗？他都偷过谁的鸡？”
“我不知道。”孩子说，“都是一模一样的鸡，我哪能知道是谁家的鸡？咱们不是也丢过两只鸡吗？”
“情况属实吗？”年轻的助手听到这里，立即对孩子的父亲说，“有过这回事吗？不要现编，不要捏造。”
“有过。”孩子的父亲想了想，说道，“两只很肥的母鸡，头一天还在下蛋，下了四个蛋，它们各下了两个，第二天就不见了，哪里也找不见。一开始，我以为它们死在鸡窝里了，我用棍子捅，用手电照，都没有。后来，我又想，也许是来了狐狸、黄鼠狼，把它们拖走了……嘿，闹了半天，还真是黄鼠狼，是一个两条腿的黄鼠狼。”
“行了行了，别再往下说了，”年轻的助手打断道，“让你的孩子说。”
孩子的父亲立即不吭气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忘了自己该干什么。就这样冷场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助手对孩子的父亲说：
“继续问呀！怎么不问了？你什么也不问，让他怎么说？”
孩子的父亲立即恍然大悟，意识到是自己不对，太迟钝了，太麻木了，竟然忘了说话；他咳嗽了一声，对自己的孩子说：
“五仗，陈大褂子一般是怎么偷鸡的？怎么个偷法？好好跟两位大爷说。”
“我就看见过几回。”孩子说。
“一回也行，快说！”孩子的父亲喘息起来，催促着孩子。
孩子的记忆像一片清澈的水。……总是在中午以后，人们都在睡觉，那时候，陈大褂子就从家里出来了，他戴着草帽，手里拿着用渔网线编成的罩子，走在寂静的街上或河边，有时就坐在那些枝繁叶茂的有阴凉的树下，装出一副饭后乘凉的样子。最重要的是，他的嘴里能发出一种很响的很准确的咕噜咕噜的鸡的叫声，致使所有的鸡以为他是它们的伙伴或它们的至高无上的王，这就为他下一步的行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和埋伏。事实上，这时候距离他成功，距离他顺利得手已经不远了。他只需再往前走走，在有鸡的地方，将事先带在身上的一把高粱和谷子掏出来，轻轻地撒在地上，不久以后，就看见有鸡趋之若鹜地跑过来了，兴高采烈地啄食那撒成一圈的粮食或秕子。那时候，隐蔽在一旁的陈大褂子就会带着张开的网子，以一种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敏捷的方式和巨大的力量一个箭步扑上去……至少有两次，有两只贪嘴的只顾埋头啄食的鸡，当时就被他的迅速落下来的胸脯给活活地压死了。那些没有被当场压死的还要象征性地半推半就地与他挣扎一会儿，搏斗一番。陈大褂子一边喘息，一边对那些与他抗争的鸡说，他妈的，终于又让老子逮住你了，你这小贱人，还跟我扑腾呢，扑腾什么呀？把我的火煽起来，一会儿我就要将你收拾得光光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到我的肚子里扑腾去吧。……夏天的中午，从河里凫水回来的孩子们经常可以看到陈大褂子一边在过道的暗暗的阴凉里噌噌噌地拔鸡毛，一边愉快地哼着一些难听的歌。他的脸上常有血，但那不是他的血，而是溅出来的鸡血。公鸡的毛被他做成一个个鸡毛掸子，母鸡的毛全都扔了，顺着河水向远处漂走了。
有一天下午，五仗和另外两个孩子追着大愣子傻梅一路跑回她家里，傻梅边跑边哭；在堂屋里的一张桌子上，五仗和另外两个孩子看见陈大褂子守着一盘雪白的加了佐料的鸡肉，正在手舞足蹈、载歌载舞。陈大褂子陶醉在无边无际的幸福里，他没有注意到哭着跑回来的傻梅，他一边手舞足蹈，一边欢快地唱着：
哎，是谁帮咱们架桥梁哎，
是谁帮咱们……
老队长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噜，突然睁开眼睛。名叫五仗的孩子将自己从前看到过的一些情景一件一件地不分先后次序地讲了出来。后来，孩子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他吃惊地看看父亲，又看看那两个人。孩子听见父亲喘得很厉害，像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
孩子停下来以后，呆呆地坐着。父亲用手推了他一下，对他说：
“再说呀！怎么不说了？好好跟两位大爷说，再细一点。”
“什么大爷？”那个年轻的助手说，“我还没结婚呢。”
“啊，对不起，”孩子的父亲说道，在自己的嘴上打了一下，不无懊恼地说道，“看我这嘴，他妈的越来越不顶用了！正经该说的一点儿也说不清，还尽帮倒忙。”
回头又对孩子说：“说呀！再说。多多地说。”
“没了。”孩子说。
“没了？”
孩子的父亲看看孩子，又看看那两个人。他对那个年轻的助手说：
“不知道他这样说行不行？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有些事情我也是今天才头一次听说，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和他家的距离挨得这么近，竟甚都不知道。这个老家伙，前前后后一共吃了那么多鸡，还把鸡毛扔得到处都是，满山遍野的劣迹。”
年轻的助手没有说话，他用眼睛瞟着老队长，似在等待老队长的态度。孩子的父亲等了一会儿，对老队长说：“够不够细？再细一点？”
老队长和他的助手都没有说话。孩子的父亲走到孩子面前，对孩子说：
“还是嫌粗，还应该再细一点儿。”
“爹，你还走不走了？”孩子对父亲说，“你的棉大衣呢？”
听孩子这样问，他没有说出话来，只是不住地朝那两个人看。看着看着，终于听到老队长开口了。老队长对他说：“你先不用再去了。”
他高兴得差一点儿跳起来。老队长的话对他来说不啻是一种解放，一个巨大的喜讯。他一下变得异常活跃起来，他想与老队长及其年轻的助手握握手，表达他内心的感激与一种亲密，他几次热情洋溢地走过去，站到他们的面前，但那两个人均没有伸出手的意思。他终于站在一边不动了，再不敢去叨扰他们，麻烦他们，
“先别得意。”果然，老队长对他说，“问题终归还是问题，它们像显眼的牛粪一样摆在你的山路上，绕着走是不行的，回避也是不可能的，只能正视它，解决它。”
老队长的话像一些刺进他肉里的针，使他刚刚膨胀起来的一腔意志一瞬间又很快瘪了下去，他颓败无力地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垂头丧气，心灰意冷。那些牛粪一样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路上的？回答真让人失望。当然，他更不知道如何解决它们，有些东西不是想搬掉就能搬掉的，这些他懂。
灰色的光线使这个数年前才落成的院子显得非常陈旧，假如没有那些碧绿的蔬菜和向上攀缘的藤蔓，活动在其中的任何人都势必会看上去老气横秋。大人自不必说，即使一个孩子，也会像是一个活在古代的孩子。
气氛就是如此的重要。
有不少人否认气氛，因为他们是罪人。
……
孩子来到台阶前，对自己的父亲说：“爹，你的棉大衣呢？丢了？”
孩子的父亲慢慢地抬起头，孩子的话像一阵风，刚刚从他的耳边刮过，还剩下一丝余音在他的脸前嗡嗡地越来越微弱地响着。孩子的父亲想：拿一根棍子去敲击一只搪瓷脸盆。不要老敲，没完没了地敲，应该敲几下就住手，那样一来就会出现眼前这样的现象，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小。什么东西去了，无影无踪了？什么叫棉大衣？
“说说他的别的事吧。”那个年轻的助手说，“那个方面的。”
“啊，他一贯就是那样，”孩子的父亲说，“老毛病了，不管家里家外的，都忍不住要动一动，谁都要动，谁都敢动。”
“不要夸大，他谁都敢动吗？”老队长说，“张月琴部长就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他敢动她吗？栾淑英主任也很漂亮，他敢吗？”
“那绝对不敢。”孩子的父亲说，“即便他有那种不良的念头，也不过空闪一下罢了。再说，他哪里能见得着她们？”
“见着了他就敢吗？”老队长说，“面对面也没有用。”
“是的。半点儿用也没有。”孩子的父亲说，“就像是看了一场戏。”
“他的那个孙女叫什么？傻梅？”
“是的，是叫傻梅，也叫大愣子，动不动就尿到裤子里了，裤子经常是湿的。”
“那么，傻梅到底是陈大褂子的女儿，还是他儿子的女儿？”
“很难说呀，老队长！这种事情很难说。人们都说名义上是他的孙女，实际上却是他献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粒孽种。其实，有那样一个傻姑娘，就说明老天爷已经对他不客气了，已经给他颜色看了，要不然……”
“好了，住嘴吧！别让我再把你带走。”老队长说，“你这已经不是在提供情况了，而是在直接参加讨论和审理。我看出你对他很有成见，但你目前没有资格直接参加讨论。”
“你恐怕永远也没有资格了。”年轻的助手在一旁补充道。
孩子的父亲立即闭上了嘴，不敢再说话了；同时，他吓出一身冷汗，那个年轻人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永远也没有资格了？老队长的话尚有很大的缓和与回旋的余地，不乏人情味，可那个年轻人却仿佛一下子就要将他置于死地，毫无任何条件和机会，毫无任何出路。他偷眼去看那个年轻人，小伙子最多不超过二十岁，唇上的小胡须还软得根本站不起来。真是可怕呀！他想道，这样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想必没有受过什么罪，没有领教过什么非人的折磨，为什么竟会有那样一些恶狠狠的令人吃惊的念头呢？谁教他的？
十二
孩子的父亲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客人一样，拘谨不安地坐在自己的院子里，一切都变得不熟悉起来，他已不再敢大声说话，不再敢说哪怕是仅有一点点刺激意味的过头的话。他暗暗告诫自己，说话一定要留神。老队长刚才对他说“别让我再把你带走”，不完全是一句玩笑，那随时有可能演变为事实。老队长对付过的人多了，绝大多数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败倒在他手下，没有几个能滑落出去。
昨天晚上，在一间堆放杂物的旧仓库里，孩子的父亲见识了一种令他目瞪口呆的刑法，叫“猴看瓜”，就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将两条腿也放在椅子上蜷曲起来，再用自己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抱住那两条腿，再将头低下去，将脸贴在两个膝盖上，最后用绳子一圈一圈缠到身上，捆紧，挽成死结，那样一来，整个人就成了一个差不多是圆形的包袱一样的重物，无论扔在哪里，都难以动弹，起初是什么姿势，最后仍然还是什么姿势，想伸展一下，万万不能。“猴看瓜”，尤其让那些身材高大的罪人们感到由衷的恐惧。
“我不可能像一粒小麦一样从老队长的手指缝里漏出去，”孩子的父亲想道，“即便由于老队长一时的疏忽大意，我侥幸漏出去了，那也不过是暂时的，最终又会被那个年轻的助手重新捡起来，再送回老队长的手里。真要到了那个时候，老队长可就该翻脸了，该真正地不客气了。”
“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漏出去，”他想，“漏到地上又有什么意思？未必那就平安无事。遍地是鸡，狼奔豕突的鸡，无所事事的鸡，被它们撞见后就要不可避免地被啄去了，那样一来，还不如就留在老队长的手里不动呢，待着不动，也许就什么事也没有。”
“一个有家有业的人，多么难成为一条漏网之鱼啊！”
孩子的父亲如坐针毡地从台阶上站起来，他的脑子里仿佛在推磨，眼前的人影时而模糊远逸，时而清晰逼真，他的耳边传来刺耳的猪的叫声和母鸡振动翅膀的声音。
不久以后，他走到老队长身边，压低声音说道：“老队长，我再提供一个线索，一个最秘密的消息……”
这天傍晚的时候，人们看见陈大褂子低着头站在一张斑驳陈旧的桌子前面，桌子上有两只青瓷盘子，里面分别码着一些雪白的鸡肉，陈大褂子面对盘子，一遍又一遍地鞠躬、悔过、顶礼膜拜。有人将一只烂土豆砸到他的背上，陈大褂子的身体摇晃了一下，但没有倒下。他不知道是谁在向他扔土豆，腐烂的土豆落在他的背上，像一团冰凉的稀泥。
陈大褂子看着面前的桌子。太阳是在午后才出来的，现在已经落山了，树林上空残留着一线亮色，山岗、田野、街上，微微发红。
五仗的父亲也站在人群里，在他的前面，站着老队长和他的年轻的助手。过了一会儿，五仗看见父亲挤到老队长的身边，低声说：
“何不给那老家伙来个‘猴看瓜’？”
老队长没有说话，斜着一只眼睛看着这个积极建议的人。孩子的父亲不敢看老队长的脸，默默地回到人群里。
老队长脸上的神色是厌恶的，很难说是一些什么东西使他不愉快。孩子觉得老队长没有太多的别的意思，他似乎只想早一点完事，然后一走了之。后来，人群渐渐散开以后，老队长蹲在河边洗手，他捞起水里的洁净且白色的沙子，一遍一遍地搓着自己的手。他的那个助手像一匹年轻气盛的马，在附近走来走去。
十三
夜里，孩子睡得很死。……金色的向日葵在不远处开着，像车轮一样缓慢地转动着。人均一亩向日葵，使得漫山遍野都浮动着热情而浓郁的香气。
在那明亮的绸缎一样细腻柔软的黄色叶片后面，孩子听到一阵凄凄惨惨的哀鸣。接下来，使他感到吃惊的并不是看到了被捆成一团的陈大褂子，而是陈大褂子的蓝色的脸和黄色的胡须，一切都像是临时画上去的。孩子从旁边经过的时候，陈大褂子叫住了他。
“你咋了？”孩子停下来问道。
“我在‘猴看瓜’。”陈大褂子说。
很难说他的姿势是坐着的还是躺着的，因为他几乎被捆成了一个圆球，他被扔在一道高大阴湿的山墙下面，遍地的潮气使他旧病复发，在他的旁边，蒿草丛生，灰色的、银白的鸟飞来飞去。
“你这个孩子，你干的好事。”陈大褂子憔悴不堪地望着站在他近前的孩子说道，“你为甚要告诉他们，说我把煮熟的鸡肉藏在炕洞里？啊？你要是不说，他们哪里能找得到？你的一句话就毁了我，你知道吗？”
“我不是故意的。”孩子说，“我根本不知道你会把煮熟的鸡肉藏在炕洞里，我是随便对他们说说的，我要是不说，我爹就又要跟他们走了，结果你真的就把肉藏在了炕洞里。你为甚要把煮熟的鸡肉藏在炕洞里？炕洞是一个很脏的地方，烟熏火燎，不时地掉土，你还吃不吃了？你为甚不藏到树上去？”
“我也不愿意往炕洞里藏，我不是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么。我更不能照你说的藏到树上去。你以为我是甚？一只鸟？每天飞到树上去吃？我飞不上去，我快七十了。”
“全国人民都在吃玉米，而你却每天要吃一只鸡。吃不了还要藏到炕洞里去，你也太过分了，哪有你这样的人。”
“我是劳动所得。为了捕捉它们，我几乎像老鹰一样，我费了多大的劲。”
“老队长说，现在，全世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活得不太好，过得很不顺心，想吃吃不上，想穿穿不上，想说的话也说不出口，想干甚都干不成，而你却想干甚就干甚。你也该停下来歇歇了。”
“他们是这么说的？”
“嗯，就是这么说的。”
“他们让我给那些被我杀了的鸡磕一百个头，我磕了，一个没少。”
“我爹说，人要是吃好了，磕头也有劲。”
“你爹是个王八蛋。”
“那是你。”
“明天，他们就要阉割我了。我要是被阉割了，我还活得个甚劲？甚的奔头都没有了。我不能让他们那样做。”
“你说，他们要咋割你？”
“阉割。”
“甚叫阉割？是不是先把你像肉一样用盐腌起来，等过些天入了味以后再开始割你？”
“唉，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你说的那样，你还小，你不懂……啊！你说的那个方法更残酷，谁告诉你的？”
天空似阴非阴，灰色的光线使时间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孩子站在那道阴湿高大的山墙下，不知道现在是一天中的早晨还是傍晚。柳哨在田野里地响着，一些白色的虫子从草丛里钻出来，贴着阴湿高大的山墙缓慢地向上爬行。孩子感到自己的脸上湿漉漉的。
“啊，我要是死了，我的傻梅就没人管了，人人都要欺侮她。”陈大褂子说，“把我家傻梅许给你吧，啊？”
孩子听到这里，一下被吓哭了。
“我不要你的傻梅！”孩子哭着说，“我不要你的傻梅，她是个有名的大愣子，我要她干甚？她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你小子。白吃的葡萄还嫌酸么？”陈大褂子说，“我的傻梅已经发育成熟了，而你——还是一个小毛孩子。过来，让我看看你那个小玩意儿长大了点儿没有，是不是还像小鞭炮一样，还像小拇指一样？过来让我看看，我看看它响不响？”
孩子从阴暗高耸的山墙下离开，沿着青草摇曳的河边奔跑起来。多么可怕呀！孩子边跑边想。有人在河边洗东西，河面上漂着一些泡沫，它们如同无数小型的帐篷一样支在水上，慢慢地浮动，不知不觉地湮灭，消失。不久以后，他看到了四处林立的向日葵，它们的热情洋溢的面孔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和鼓舞。他回头看去，耸立在他身后的阴暗的山墙已经不见了。
葵花在寂静的村里村外转动着，发出黄灿灿的光芒和铜盘似的低音。
早上起来，孩子一睁眼便说，陈大褂子要死了，他选中了河边的一棵丁香树，他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傻梅。以前，他还不放心他的大羚羊，几天前，他的大羚羊死了，他从此又少操了一份心。
“这孩子胡说些甚？”他的母亲说，“做梦吧？”
“他真的要死了。”孩子说，“这一回，他下了决心，无论再有多肥的鸡也留不住他了，甚也留不住他了。”
“不可能。”父亲对母亲说，“我不相信他会死，他没有那份羞耻心。”
“有人要腌他，割他的肉。”孩子说，“他害怕得不得了，他不想让别人动手折腾他，他要自己动手。”
“没人稀罕他。”父亲说，“就他那点臭肉，喂狗狗都不吃。”
父亲说完后便转身出去了。孩子看见他们早上一起来就很忙，他们没有工夫和孩子在一起说闲话。他们出来进去，有时皱着眉头，有时满脸喜气。他们在院子的西南角一带种了几畦甜菜。父亲松完土以后，又去挑水。
屋后有一口很深的水井。孩子在院子里独自站着的时候，耳边清晰地听到了辘辘滚动的声音。在一些晴朗的夜晚，趴到井台边，能看到井里的月亮，有时是油汪汪的一个，有时是半个，甚至只是一只黄色的弯钩。
孩子站在院中央，谛听着屋后传来的辘辘滚动的声音。突然，一个不祥的念头使劲推了他一下，他转身向外面跑去。跑出去没多远，就看见父亲挑着水回来了。
孩子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
“是在迎接我吗？”父亲边说边挑着水往家里走。孩子跟在后面，望着父亲的背影。桶里的水不时地溅出来，淅淅沥沥地在地上形成一些洇湿的图案。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孩子看到母亲正焦急地站在那里张望着。
“你咋也出来了？”父亲对母亲说，“我挑的是水，不是金子，不需要一家人都出动。”
“我咋能不出来。”母亲指着跟在后边的孩子，对父亲说，“我正在屋里烧水，他突然隔着窗户喊了一声，说你掉到井里去了。我能不着急？你要真掉进去了，我还烧水做甚，给谁喝？”
父亲没有说话，回过头看了孩子一眼，挑着水进去了。
“你咋能那么说？”母亲对孩子说，“那不是在咒他吗？他真要掉到井里淹死了，你我不就成了可怜的孤儿寡母了吗？甚话你也敢说？这不吉利，你知道吗？”
“我没说，我没喊。”孩子说。
“还说没喊？我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
“我真的没喊。”孩子说，“我听见房后的辘辘一直不停地响着，我忽然觉得很害怕，就跑了出去。我没喊那一声。”
“要不是听见你喊了一声，我能出来吗？”母亲说，“你又在刺激我们。”
“喊就喊了。”父亲说，“喊一声又有甚，反正我又没有掉进去。”
“我真的没喊。”孩子说。
孩子的眼泪快要出来了。他看着自己的父母，他很想再说些什么，说上许许多多，一大堆，但他逐渐发现自己有些张口结舌，很难说出什么来。他的脸红了。
太阳出来了，院里流动着黄白的光线。孩子一个人坐在早晨的门槛上。他听到他的父母一边做饭，一边互相调笑着。
“一个人只有一张嘴是不够用的。”孩子想，“一个人要是有五张嘴，那就厉害了，无论多么不易说清楚的事情也能说清楚了。”
十四
现在，他们一家人在很从容地吃早饭，初升的太阳透过窗户照射进屋里，给他们每个人都披上了一层透明的霞光。丰盛的早饭使孩子感到吃惊，他还不知道摆放在他面前的许多小盘子都是为他而设的，这样的早饭与以往的任何一次早饭都迥然不同，有些过于复杂了。他多少明白今天的早饭为什么做了那么长时间才终于做好。
孩子握着筷子，仿佛在别人家里做客。“为甚今天要吃这么多的饭？”他望着自己的父母，不解地问道。
“问得好。”父亲大声说道，“以后，我们天天都要像今天这样。只有这样，人活着才多少显得有点意义。”
“每天都要吃这么多菜？每天都要把这些大盘子小盘子端上来，再端下去？”
“是的。怎么，你不信？”
当然不信。孩子在心里笑了一下。那怎么可能呢？父亲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眉飞色舞地说着话，不断地指手画脚。孩子想，毛主席的桌子上也不是每天都有这么多的盘子，我们这一家人又算老几，每天大盘子上来，小盘子下去？
父亲拿来瓶酒，还没打开，他的脸先红了。
“早上还要喝酒？”母亲说。
“咋，不合适吗？”父亲说，“我需要。我现在需要一点点酒，镇定一下我的心情。”
“酒咋能让人镇静？只会让人变得更加激动不安，一过了头，就像疯子。”
“我需要激动。我总算解脱了。有陈大褂子在那里顶着，我就没事了。”
孩子听到父亲的话后，吃了一惊，昨天晚上，在睡梦里他就听到这句话了，只是说话的不是父亲，而是另外一个遮着一半脸的人，孩子不认识那个人。在那个人的不远处，陈大褂子的大羚羊躺在一片阴影里，一些雪白的梨花飘落在它的身上。大羚羊是被两只瘟鸡传染死的。此前，它每天在院子里逗着几只鸡玩。陈大褂子从外面捕捉回两只鸡，他轻而易举地就得了手，它们懒洋洋地躺在那里，他朝它们走过去，一伸手就捉住了它们的翅膀。他不知道那是两只生命垂危的瘟鸡。回到家里，他拔掉其中一只鸡的毛，另一只还没来得及杀，他自己养的几只鸡就死去了。紧接着，一向身强力壮的大羚羊也倒下了。大羚羊的死去，仿佛使陈大褂子缺了一条胳膊，失去一只眼睛，他前面的亮光也越来越少了。
“陈大褂子已经死了。”孩子说，“吊在河边的丁香树上。”
“嗯，好好吃，”父亲沉浸在某种情绪里，心不在焉地对孩子说道，“这六小盘菜都是你的。”
父亲没有听到孩子的话。他灌了一口酒，对孩子的母亲说：“啊，我总算解脱了，没事了。我今天想到镇上去逛逛。”
孩子的母亲说：“我听说去镇上的桥被水冲断了……”
“瞧你，”父亲说，“我又不是一辆汽车，也不是一辆马车，非得从桥上过？我是个自由的人，头脑清醒，身体灵活，上面长着眼，下面长着腿……”
“你去吧。”
“我想好了。我要慢慢地走，直奔目的地，累出一身汗，也没甚意思；我要一边走，一边浏览沿途的一切东西，走着，看着，转眼就到了镇上了。我是顺路去的，不是专门去的。你觉得我这样安排有甚不妥？”
“我不知道，带五仗去吗？”
“他就不要去了吧？他总像一只耗子一样到处乱跑，我没有精力追他，喊他。桂花，我觉得我很虚弱，就像一个刚从医院里出来的病人一样，病是治好了，可身体还需要恢复。”
“你尽管去吧。你甚东西也不要给我买，裤子啊袜子呀鞋啊，我甚也不要，头巾也不要，扎辫子的头绳也不要。”
“啊，对了，你要不说，我差一点忘了。给你买一条裤子吧。”
“我说了，我甚都不要。”
“不，我一定要买。一条裤子。”
“我说了，我不要。”
“我一定要买。你要是不让我买，我就去死，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要站在那座破桥上，等着水来冲我；我要站在镇里的主要街道上，等着汽车来撞我，它要不撞我，我就趴到它的轱辘下面去，用手抓住它的刮泥板和飞轮……”
“汽车好像没有飞轮，自行车上才有。”
“有没有，趴下去就知道了。”
“既然这样，那就买一条裤子吧。”
“买一条蓝色的。”
“我不要蓝的。”
“不要蓝的？……不要蓝的，那么，黄色的咋样？我看不错，周主任的女儿丽丽就穿着那样的一条，很漂亮，连她自己都说‘我有什么？我有曲线’。”
“你知道我的腰围是多少？”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
孩子抬起头，看着父母，他说：
“甚叫曲线？”
“问这干甚？”父亲对他说，“曲不曲和你一个小孩子有甚关系。你吃饱了吗？吃饱了就出去耍去吧，我要给你妈量一下腰。”
你的腰围多少？一米？
太阳在天空里照着，满街的长短不齐的土板墙如同镀了金，橙黄，弯曲，绵延不尽。孩子来到街上，走在浓稠的阳光里。不久以后，他看到还有一个人也走在那种浓稠的光线里，那个人心神不定地徘徊着，像是在等什么人。那个人先是慢慢地向前面走，走着走着似乎遇到了迎面而来的风的阻力，于是又退着往回走，但并不转过身来，他的脸融在雾蒙蒙的光照里，模糊的灰色背影在孩子的视线里轻轻地耸动、摇晃。很像是一个与天色赌气，与自己开玩笑的人。孩子这样想着，忽然闻到鼻子下面飘起一阵很大的血腥气，他吃惊地用手去摸。手上竟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哪来的血呢？”孩子向四周打量着，浓稠的光照里，很多东西看上去都微微发黄，有些是陈旧的枯黄，有些是鹅黄。街道如同梦里的街道，熏黄、飘忽，街两边的房屋及其上面的黄色的浮云也不是头一次出现了。
孩子小心翼翼地呼吸着，他闻到周围有很大的血，很旺的血。
……
这时，那个一直在浓稠的黄色光照里倒退着走的人忽然转过身来了，孩子忘记了血，将目光移到他的身上和脸上。那个人一走近，孩子印象中的血就没有了。
那个人朝孩子笑着。孩子对他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只感到背后很热。孩子看看周围，不远处有一只灰蒙蒙的羊。
你知道你们家发生了甚么事吗？我在夜间看见你们的窗户上有红光。
那个人几乎是无声地朝孩子笑着，笑容稀松、柔软、陈旧，虚浮无比。
我们家甚事也没有。孩子站在橙黄的光线里想道。今天早上，我们一家人吃了一顿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最丰盛最复杂的早饭，我们都吃得很饱，尤其是我，将属于我的六个小盘子里的菜几乎都吃光了。饭后不久，父亲换了一身新衣服后，就到镇上散心去了，他的心需要休息，他的身体和脑子也需要休息，需要一路上慢慢地走，才能渐渐平息下来。父亲是一个做事谨慎的人，当听说通往镇上的那座桥被水冲坏了时，他就决定不从那座坏桥上过了。另外。他还要为他的女人买一条黄色的裤子，那不过是一件顺手的事。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女人怎么也不同意他买，但他铁了心，执意要买，她的话也不如他的话有说服力。他说，不，我一定要买，你要是不让我买，我就去死，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要站在那座破桥上，等着水来冲我！我要站在镇里的主要街道上，等着汽车来撞我！它要不撞我，我就趴到它的轱辘下面去，用手抓住它的刮泥板和飞轮……这样一来，女人立即就软了。她说，既然这样，那就买一条吧。其实，他今天的心情真可以说很好，不像平时那样急躁、火爆。早上起来他去屋后的井边挑水，孩子听到辘辘转动的声音，转动得很不寻常，像是突然失控了一样。孩子就以为他掉进井里去了。尽管是这样的事情，他后来知道后也没有生气，只是看了孩子一眼，什么多余的话、责备的话，都没有说。再后来就是给女人买裤子的事，两个人争论了一会儿，后来他们两个人的意见终于统一了，他们就决定不要蓝色的，而要黄色的，因为那中间包含着曲线。
孩子直到现在也仍然不知道曲线是什么意思，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正在量她的腰。一只喜鹊站在对面的墙上，望着里面的情形。
孩子这样想着，慢慢地向路边移动着。他沿着一条潮气不断上升的乡间大道向前走了一段，回头再看那个人时，已经不见了。他隐约看到那个人的背影重重地摇晃了一下。
那只灰蒙蒙的羊还在。
孩子停下来，他现在忽然觉得自己从前在哪里见过那个人。他努力思索，拼命地回忆，想方设法要把那个人放置在一片灰色的天空下，然后捡起一些他所熟悉的又必不可少的东西给他一一地安上，装在他的身上，贴到他的脸上，那样一来，孩子有把握将他变成一个与偶然相遇无关的人，将一张日常生活中最为熟悉的面孔完整而准确地恢复出来，使人人都认识他。
站在乡间的雨后的路上，孩子用自己的目光和心思在做着一种不为人知的不切实际因而徒劳无益的事情；尽管如此，也称得上辛苦，与正式的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不差多少，焦虑与期待也在他的稚气的脸上交织着出现，相持滞留。……渐渐地，他发现了一种现象：他想得越是深入，幽远莫测，那个笑容如梦的人就走得越快越远，匆匆忙忙，四处躲闪，他不能完整而熟悉地形成一个真实的轮廓，他东一块西一块，不能合体，无法成形。孩子想重识旧人，直呼其名，并用手去触摸他，但他始终不予配合。他仿佛已被彻底打散，从此再难聚拢。
失败的回忆，加上难以为继的想象，再加上一厢情愿的想象，不久便使这个孜孜不倦的孩子感到了疲倦与无望，他叹息一声后放弃了那一切。橙黄的光线里出现了劳作的人影，黄芥花开了，“鬼辣椒”细密的小麦般的花瓣释放出阵阵令人眩晕的气息，贪长的柳叶桃急不可耐地从人家的墙头上爬出来，意外地腐烂在路边。
十五
走到几棵黄色的柳树下面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忽然将孩子吓了一跳：
“你的腰围是多少？”
孩子抱住一个粗糙的树干，向四周张望。周围没有人，黄色的柳树枝叶垂地，柔软地簇拥着他，使附近一带显得更加寂静。旁边的水渠里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流水的声音，不用心听是听不到的。一只牛蜂飞过来，在孩子的脸前嗡嗡地叫着，孩子伸手打了一下，牛蜂飞到树后面躲了一会儿，很快又飞出来了。孩子看着牛蜂那粗笨短小的身体，对它说：“你的腰围是多少？”
牛蜂盘旋在他的脸前，不断地画出一些没有痕迹的圆弧。
什么叫曲线？孩子想。是不是出现在水面上的那些一个一个的圆圆的圈圈？名叫华章的客人说，有一种东西叫韵，过去有一种古老的东西也叫韵，将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水面上荡起的一层一层的圈圈其实就是韵，它在不了多久，很难捉摸。事实上，那远去的波纹也算不上准确，还有另外一种东西，类似于芬芳馥郁的香气，它最动人的时候总是一闪而逝，比雨前的闪电还要光滑细腻、柔情似水，一个人不管有福无福，都无缘见识。
那样一种详细而罕见的东西。名叫华章的客人难道就见识过吗？孩子不相信那个奇丑无比的人会有那样的福分，他多半是在胡诌，坐在亲戚的家里，东拉西扯，没话找话，消磨时光，他知道没有人会拉着他去亲自验证，因此就什么话都敢说，他随身背着雨伞，随时准备一走了之，像人世间一切稀有的东西一样无影无踪。
孩子从那片黄色的柳树下走出来，过了水渠以后，他看见大愣子傻梅正在河边铲沙子。河边只有傻梅一个人，她手里拿着一把家里炒菜用的铲子，将铲起的沙子堆成几个圆形，看上去如同一些年久荒败的土围子。孩子来到河边后，傻梅被吓了一跳，她紧紧地将铲子抱在怀里，不安的神色使她像一只伺机逃走的松鼠。
“傻梅，你别怕，我不要你的铲子。”
“我不给你。”
“傻梅，你们家的大羚羊哪里去了？”
“大羚羊死了。”
“大羚羊是咋死的？”
“我不告诉你。”傻梅忽然低下头，羞涩无比地说道。
“你爷爷哪里去了？”
“我不告诉你。”傻梅忸怩作态地摇晃着身体，怀里的铲子差一点儿滑落出去。
“你这个大愣子，你说不说？你看我不把你的沙子踩扁，踩烂。”
“我就不告诉你。”
“你敢不听我的话？把铲子给我！”
傻梅听说五仗要她的铲子，忽然哭了，她紧紧地将铲子抱在怀里不松手。五仗说，你给不给？还不听我的话？傻梅愣了一会儿，突然发出一声尖叫，转身向回家的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发出呜呜的哭声。五仗在她的后面说，把铲子留下！傻梅在他的声音里跑着跑着突然摔倒了，这个与她同龄的孩子使她感到害怕，感到心慌意乱，她趴在地上哭着，当听到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的时候，她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家里跑去。
沿河一带的沙子被水冲刷过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一些鸡奓着翅膀在街上奔跑，不断地将阵阵尖锐的呼声留在沿途。孩子站在玉米地边缘，里面亮得像镜子一样的水上映出几个歪歪斜斜的影子，有些互不关联的话仿佛柔软湿润的缨须，轻轻地拂动在人的脸前，令人手脚发痒。
孩子刚在河东的那些稀稀落落的残垣断壁之间一出现，坐在高处的于氏就看到他了。于氏悄悄地下来，借着树叶和断墙的掩护，一直跟踪到自己的一棵树下。孩子刚要抬起头往树上看，于氏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你这个倒霉的孩子，你咋又来了？”于氏气咻咻地说道。她手里拿着一根枣木棍（不是拐杖），望远镜挂在胸前。“你就不怕我把你的头捏扁？”她说。
“我又没有摘你的，”孩子说，“我是在等我爹。”
“甚？”于氏惊愕地张大嘴，看看眼前的孩子，又抬头向树上望去。“你爹在我的树上？”她说，“他难道是一只鸟吗？他躲在我的树上干甚？”
于氏举起望远镜，向树上仔细观察。看了一阵，又竖起手中的木棒，站在下面往树上最稠密的暗处又戳又捅。
“下来！你给我下来！”她边捅边向树上喊。她一直在高处看着，几乎没看到有人在什么时候藏到了她的树上；而现在，这个别有用心的孩子却大模大样地在这里等他的父亲。那个人是甚时候溜上去的？世事险恶，她感到自己的精力不行了，眼睛睁得再大也没有用，看着看着就让人钻了空子。
仰望与激愤使她很快变得头晕目眩，她低下头，扶住树身，接着又活动了一下酸困的手臂，正要再捅时，一旁的孩子对她说：别再捅了，我爹不在你的树上。他到镇上去了，一会儿回来要从这里路过。
于氏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孩子，一开始她好像没大听懂他的话，她看见他不住地向东南方向辽阔的河川里张望，还以为他要伺机逃走。后来她终于恍然大悟，她抬起头，看到树上寂静如初，连一只蝴蝶都没有。
“你这个瞎扯的孩子，你为甚要说他在我的树上？”她愠怒地看着那孩子。
“我没说他在树上。”孩子说。
“你没说？”她看着他。她也忘了这个孩子是否说过那样的话，但她清楚地记得，他抬头朝她的枝繁叶茂的树上看过。是的，他抬头看过，不管是在盯着那泛红的李子，还是在找他那个倒霉的并不存在的父亲，他从河那边一过来就仰起脸，眼睛向上，目光像钩子一样。
于氏看了一阵，突然扔掉手里的棍子，趴在地上。她又捅又戳的最终结果是使一些树叶和果实从树上坠落下来。她把它们一一地捡起来，抓在手里，流出了心疼的眼泪。
“多么短命的李子啊！都还年轻，根本不到落的时候，你就甜言蜜语地把它们骗下来了。骗下来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没有骗它们，”孩子说，“是你自己拿棍子把它们捅下来的。”
“我还不是受了你的骗，”她突然伸开一只手，上面放着一个红黄的李子，对那孩子说，“来，张开你的嘴，你敢咬它一口吗？你敢吗？你今天要是敢咬它一口，我就也要咬你一口；别以为我没牙，我还咬得动大豆。”
“我就不咬。”孩子说，“你的李子比醋还酸。”
树下是湿润的土，松软的叶子铺在上面。孩子不住地向东南方向一带望着，那里河汊很多，水面像弯曲的绸带一样绕来绕去，一些小树林子有的疏朗透明，有的密集幽黑，河面上泛着银白的亮光。父亲前去的那个镇子就在那些小树林子的后面。镇上有很多黄色的房子，镇子四周的山岗上放牧着无数只黑羊。不是天生的黑山羊、黑绵羊，而是烟尘将它们雪白的毛染得遍体污黑，蓬头垢面。
“你老子到镇上做甚去了？”于氏坐在树下，对孩子说。
“去散散心。”孩子说，“还要给我妈买一条黄色的裤子。”
“是去银行存钱去了吧？”于氏说。
“不是。”孩子说。
“你们家里有的是钱，你为甚还要老跑到这里打我这个孤老婆子的主意，啊？我甚也没有，只有这么几棵树。”
“我没有打你的主意。”
“手里有钱，甚的东西买不到？啊？不仅能买裤子，还能买……”
“我爹没有钱。他一直抽的都是水烟。他要是有钱，咋还会抽水烟？早就不抽了。有钱的人没有人抽水烟。”
“他有。我说有就有。你知道个甚？你只知道过河来祸害我的李子。”
孩子还想说什么，忽然想起今天早上家里吃的那顿有史以来最丰盛最复杂的早饭，不禁有些心虚了。那样的饭，要花很多钱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就能办到的。
“抽抽水烟算个甚？”于氏说，“就不能做做样子么。从前，枯树镇有一个地主，叫沙大头，一年四季穿着破裤子，补丁也舍不得打一个，露着肉。里面连裤衩都不穿。出门的时候，背着粗糙的炒面，像一个要饭的……”
“他为甚要那样？”孩子说，“他要那么多钱准备干甚？”
“干甚？”于氏吃惊地看着孩子，“谁知道他要干甚。这事你得回去问问你的爹，他为甚还要天天抽水烟？其实，他现在……”
“能不抽水烟？”
“当然能。”
“他不抽水烟，那让他抽甚？抽晒干的葫芦叶子？”
“抽纸烟呀！机器卷出来的纸烟，商店里有的是，合作社里也有。那些连水烟都抽不起的人，才会抽晒干的葫芦叶子、马粪面子。”
干燥的马粪面子使孩子笑了起来。他用一种有趣的目光看着坐在树下的于氏。以前，他们许多孩子都一直认为她是一个凶狠而诡计多端的老太婆，却从来没想到她竟也会笑，也会开玩笑。她不盼望果实甚时候变红，甚时候完全成熟，却非常在意树上是否繁华，枝条上是否一直沉甸甸的。能将枝头压弯的，只要不是虫子，别的甚都行。
……已经将近午时了，孩子仍然没有望见父亲的影子从那些小树林子后面出来，远处的河湾里现在没有人。父亲也许一高兴买了很多东西，拿不动了吧？孩子想。早上吃饭的时候，他还对孩子的母亲说他感到很虚弱，浑身没有力气，动一动就要出汗，像一个刚从医院里出来的病人，病是治好了，可身体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起来；现在，他却要拼命往回买东西……孩子焦急不安地在树下走来走去，一会儿踮起脚向远处的小树林子前和弯曲闪亮的河湾里看看，一会儿又向身后的村庄里望一下。他很想站到于氏的树上向远处眺望，但又很清楚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于氏宁可让他站到她自己的肩膀上，也绝不会让他的脚踩住她的任何一根树枝。
孩子一副猴急的样子。
“我从天不亮的时候起就坐在这里了，”于氏对孩子说，“没看见他从我的眼前过去。他真的去了镇上了吗？”
“他非常想去。”孩子说，“他说他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不去不行？”于氏惊讶地看着孩子，问道，“他咋了，咋这么说话？他有病了吗？”
“他的病已经好了。”孩子又向那边引颈望去。
于氏摇了摇头。她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将那些收拢到一起的新树叶和旧树叶全部培集到树下，之后又用土将它们压住。
不久以后，孩子离开河东，一个人过了河，向家里走去。
孩子看见不远处的那几棵黄色的柳树先是一动不动，寂静地垂挂着，后来慢慢地在他的视线里轻轻地摇晃起来，树上似乎驻满了细碎而详尽的微风，树叶一片一片地先后动起来，十分低远地簌簌作响……树下有一个孩子，既不是五仗，也不是大愣子傻梅，仿佛是一个从从前的旧时代里走来的孩子，五仗叫不出他的名字，发不出他的声音。那个孩子像一个哑巴，安安静静地站在那些鹅黄的柳树下。
是谁带他来的？他的匆匆忙忙的伯父？他的行程诡秘的二舅？
不久前的一天，孩子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穿一身青布衣衫的中年人，如果不是眼前那灿烂的阳光里跑动着活生生的猪羊和女人们的说话声，而是单凭收音机里传来的紧急万分的电闪雷鸣声，孩子很可能就将那个穿对襟青布衫的人与过去年代里的那些日常出没于乡间的武工队员画上了等号，他太像那个时候的人了……孩子在路上迟疑了好一会儿，心跳得非常厉害，仿佛在异地他乡里迷失了方向。
那个人显然不是孩子想象中的那种人，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到底也不知道。后来，那个人很快就再也不见了。
孩子边走边想：水烟其实也是一种很呛人的东西，只不过没有旱烟那么辛辣罢了。父亲不抽旱烟就算不错了，还想抽机器卷的纸烟么？
十六
孩子的父亲没有到镇上去，他仿佛做了一个无法再继续下去的梦，那样的结果，连半途而废也谈不上；因为，还没有正式开始，一切就全都被忽然打碎了。
吃过那顿丰盛而复杂的早饭以后，他为自己的那个姿色尚未完全衰退的女人认真地量了她的腰围，另外还……不久以后，他从家里出来，心情很好地沿着一条最为熟悉的路往东南方向的镇上走去，心里计划着要买的东西。有人与他打招呼，他热情地回答着，但没看清对方是谁，甚至连是男是女都没有印象。
雨后的乡间，空气湿润清新，到处都能看到那些透明晶莹的、悬而未决的水珠。它们有的挂在草木上，有的摊在宽大的葫芦叶子上，还有一些垂在花瓣上的，令人心悬，眼看就要挂不住了，就要掉下来了，但就是掉不下来，你就是站在旁边守着它，认真地将它盯上一整天，它也不见得就能真的掉下来。
很多类似的时候，耐心与热情显得多余，心诚也未必就灵。
孩子的父亲就这样走马观花地从家里出来，又粗枝大叶地向河边走去。
他也不大清楚一个人应该忽略一些什么，又应该特别地注意一些什么。
明亮的河水随意地弯曲着，在某些地方显得多少有些过分。他注意到河对面的一条土路不算泥泞，虽然昨夜下了雨，但那条路上有沙子。过了河，穿过河东的那些稀稀落落的残垣断壁和一些树木，就正式走上通往镇子的路了。那个镇上有什么？有周围一带人们最为需要的几乎是所有的东西，大的小的，软的硬的。
孩子的父亲没有想到，他刚来到河边，眼前的一种情景就使他惊呆了……十几分钟以后，他像一个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回到了他的家里。他的样子使孩子的母亲感到突然而不安。
……
“咋又回来了？”她说，“出甚的事了？”他走后不久，她心血来潮地找出一件从未穿过的新衣服穿在身上，并在镜子前顾影自怜地盘桓了半天——是一件新的衬衣，有许多碎花。
孩子的父亲瘫坐在一只凳子上，他的腰仿佛断了。他吃力地看着自己的女人，他闻到一种气息，痛苦地捂住了脸。
“出甚的事了？”女人放下手里的一个什么东西，向他走过来。
“我完了。”孩子的父亲说。他将一只手从脸上移开，看着她。
“你咋完了？”
“那老家伙真的死了，吊在河边的丁香树上，像一截木炭。”
“你看见了？”
“很多人都看见了。”
“你害怕了？”
“何止是害怕。我刚走到河边，一抬头，就看见他那瘦小的身体像一截木炭一样挂在那里，我突然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走路了，我的两条腿像是没了，整个下半身都没了。”
孩子的父亲说到这里，突然软弱无力地从坐着的凳子上滑了下去。女人尖叫了一声，将他的头扶起来，放在自己的腿上。
“他为甚要死呢？”女人说，“你不是说他没有羞耻心吗？”
“我完了，再也藏不住了。”孩子的父亲翻着苍白的眼睛，女人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却不知道他在看哪里。
“那个死老头子。”女人说。
“他要是不死，还能替我顶一阵子。他死了，说死就死了。”
“没人让他死，他自己不想活了。”
“你要是再让他……，他的眼前一点儿亮光也没了，他甚的盼头也没了，能不去死吗？换了我，也会去死。”
“你不是说要杀他，还要杀我吗？”
早上曾经一度有过的欢乐，现在已烟消云散，荡然无存。屋里有一个地方在滴水，他们竖着耳朵听了一阵，他们听见了，但找不到漏声的出处，仿佛空气里出现了窟窿。
时光在慢慢地过去。街上，有一个人在大声地咒骂一只喜鹊，那可恶的黑鸟一个俯冲下来，弄脏了他正在喝着的一碗水，接着又扶摇而上，将一粒白色胶囊似的鸟粪丢落在他的额头上，使他大惊失色。
很久以后，女人说：“咱们得想个办法。”
“办法只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说，“躺下等死。”
“你别吓唬我。”女人说。
“我没有吓唬你，”孩子的父亲说，“有人正在像赶鸟一样吓唬我们。”
女人吃惊地看着他。
“你知道甚叫水落石出吗？”孩子的父亲说，“让我来告诉你。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陈大褂子就是水，一池浑水。我是甚？我是一块石头，一块戴罪的石头，一块布满苔藓的石头。现在，水落了，池子干了，我被露出来了。你明白我说的话吗？池子里没水了，我被露出来了，谁走过来都能看到。”
“我不让你露出来。”女人说。
“妇人之见！难道我想露出来吗？难道我想躺在池底供人看吗？”孩子的父亲说，“已经露出来了，再想缩回去也不可能了。”
“早知这样，就该设法保住那池浑水，”女人说，“不让它干了，流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重要，一池浑水……”
“天要灭你，你不得不灭。”
女人和男人离得很近。这时，她忽然闻到他的身上有一种气息，她被吓了一跳，不安地站起来，向屋里环视。转了一圈，最后她又将目光停留在男人的身上。“你哪儿破了？”她说着，伸手想掀起他的衣服，“让我看看。”
“咋了？”孩子的父亲说，“你这是要干甚？”
“我闻到了血。”女人说，“是从你的身上散出来的。”
“我还没死呢，”孩子的父亲说，“这时候哪来的血？”他认真呼吸了一下后说，“我咋没闻到？”
“让我看看，”女人几乎哀求地说，“你身上一定有哪个地方被刮伤了，我不会平白无故地这么说的。”
“我没伤。”
“没伤我也要看看。”
女人说着，又将自己的手伸过来。孩子的父亲突然变了脸色，像一个害羞的女人一样紧紧地护着自己的身体，不让她的手碰到。他的脸越来越红，急促地喘息起来。当她的手越来越逼近，不可避免地要触摸到他的身体时，他忽然站起来闪到一边，像仇人一样看着她。
“别碰我！”他几乎是粗暴地说道。
女人惊讶地停下来。她看到他的那张脸正由红变白，越来越苍白。他的目光让她感到寒冷、陌生、羞愧无颜，于是，女人走到一边，不再去想那件事，不再去想她闻到的血。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她看他的身体。
这时，孩子从外面走了进来。
“爹，你是甚时候从镇上回来的？”孩子说，“你是飞回来的吗？我咋没看见你？我一直在河东的树下等你，于氏也说没看见你。你是从哪条路上回来的？”
父亲没有对他说话，母亲也没有对他说话。孩子在屋里站了一阵，忽然感到眼前一亮，他看见母亲穿着一件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崭新的衬衫，他知道父亲已经去过那个镇上了，那衬衫就是最好的证明。孩子只是对父亲回来的方式和途径感到神秘、奇怪，迷惑不解，他到底是什么时候从哪条路上回来的？
孩子没听说过从村里到镇上还有其他的多余的路，父亲早已安然地坐在家里了，而他却还在河东的树下傻等着。这样想着，孩子渐渐有些沮丧，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孩子忽然感到害怕起来：傻梅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也不傻，后来才慢慢变傻的？
大羚羊正在院子里两棵梨树之间的空地上卧着，两只瘟鸡像两个各怀心事的女人一样，踏着银色的月光轻轻地向它走来。
……
十七
天快黑的时候，村里的老支书来了。老支书进来带着一身露水。孩子的母亲刚把老支书让进来，自己突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她红着脸去看老支书，但那一位根本没有注意到她。
“该咋办就咋办吧。”老支书开门见山地对孩子的父亲说道，“德胜，你知道我也保不住你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孩子的父亲说，“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共事了，你重新物色一个大队长吧。”
“我很难受，德胜。”
“听说你的女儿要出嫁了，我想送一份礼，你要不要？”
“今天不说这些。”
“我不是送给你，我是送给姑娘自己的。她小的时候，我没少抱过她。”
“德胜，先别说这些。”
孩子的父亲将水烟推至老支书的面前，老支书看了一眼，有些吃惊地说：“早就听说你已经不抽水烟了，咋又捡起来了？”
“谁说的？”孩子的父亲有些伤感地说，“那是巴不得我死。”
“不能这样想，”老支书说，“这样想事情，事情就会越来越大，就像人身上的粉刺，就像蚊子叮过的痕迹，只是那么小的一个红点儿，你要是忍住别理它，它用不了多久就消了，自己把自己整没了。可是，你要是沉不住气，不断地要用手挠它，它就会越来越起劲，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红，越来越了不起。你再去看它时，连你自己都会感到吃惊：它已经变得让你完全不认识了。它自以为是天底下最大最红的一个东西，尽管它的实质只是一包脓。”
“有酒吗？……”孩子的父亲对孩子的母亲说，“把酒拿来！我们要就着那个不自量力的粉刺喝两杯。”
……干烈而又潮乎乎的酒气在夜晚的空气里悄悄地弥漫着，不知不觉地扩散着，不断地向一些地方渗漏、深入。
这时，孩子突然叫喊起来。
孩子看见黑暗的窗外有一只白色的手，一会儿握紧，一会儿又将五指张开……
“不要惊吓孩子！”老支书看着漆黑的窗外，高声说道，“想伸你就伸进来吧！忸怩个甚？”
老支书端起一杯酒朝漆黑的窗户上泼去……不久以后，孩子睡着了。
夜已经很深了，
孩子的父亲对孩子的母亲说：“你还不回去，还在这里等甚？”
“让我回哪里去？”孩子的母亲说。
“回你的娘家去。”孩子的父亲说，“就像当初那样，你好好在家里等着，二十年后我再去娶你。……看见红布在你娘家的门前飘起，你不要忙着出来。听见鞭炮声在墙外响起，你也不要出来。听见我走进你们的院里，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后，那时候你再出来……”
女人听着，脸上流满了泪。
“你喝多了，德胜。”老支书说，“桂花，扶他去睡吧。我也该走了。”
十八
这天夜里，名叫五仗的孩子在睡梦中听到寂静的村庄里传来的叮叮当当的砍树的声音。又有人在河边的丁香树上吊死了……仿佛雨过天晴一样，人们奔走相告。
木匠们模糊的身影出来了，木匠们耳朵上别着多余出来的纸烟，用匠人兼木材商的眼光打量着那些郁郁葱葱的树。一棵开着紫色小花或白色小花，能够散发一个月香气的树木，除去其纷繁庞杂的枝叶及根须，事实上并没有多少赚头。最终真正落到手里的，也许只是一些碗口粗细的货色。尽管如此，砍树声仍然持续不落……
天亮的时候，河边一带的丁香树已经砍尽。
名叫五仗的孩子来到河边，河边没有人，只有一些躺着的树枝。走了一阵，孩子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个灰色的影子，那是傻梅，手拿着她家炒菜用的铲子，在铲沙子。“一下一下又一下。”她边铲边说。时令已是秋天了，傻梅还像夏天时一样赤着双脚，穿着一件灰色的过膝的旧衣服。五仗过来之前，空荡荡的河边只有她一个人。
“傻梅。”五仗说，“河边的那些丁香树都到哪里去了？”
傻梅听到五仗问她，立即低下头，忸怩不安地摇晃着自己的身体，羞涩无比地说道：
“我不告诉你。”
原载于《大家》一九九六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