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正读着历史学家赵俪生（1917—2007）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据说这本书在读书界引发的好评如潮，多是看重书中的人物评价，力求不扬恶、不溢美，忠实地记录个人的眼光与看法。这样直来直去的文法，自然是与常见的那种傍附名人、谀辞阿世的回忆录是不同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谓的优良传统，多是宁静致远，淡泊处世，口不臧否人物，哪里像赵俪生这般秉笔直书、口无遮拦的。
赵俪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其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算是一个进步青年。他回忆，运动后期，运动的领导人蒋南翔曾动员他参加党组织，他却回答说：“我读《列宁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整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听了这话，从此蒋南翔再也不找他了。也就是说，赵俪生骨子里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者，所以，他认为“左”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一种政治痼疾，如论“左”的来源，则是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过分强调，唯恐出叛徒、特务、异己分子等等，久而久之，这种政治的心理状态就凝固到政策和策略中去了。
自由知识分子特征之一，就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判断能力。1948年，赵俪生在解放区跟大家一起唱歌，打头的一首歌就是《东方红》，而且歌词也与今天的不同：
三山低，五岳高，毛泽东治国有功劳；
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颂唐尧。
传主说他一边唱着，一边对“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有意见，《国际歌》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救世主吗？还有“唐尧”二字，作词者还是费了斟酌的，没有用“秦皇”“汉武”这名字。很显然，这就是个人崇拜的滥觞，发展下去，就有了“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一直到“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等等。
当时的河南解放区农村，正在热火朝天地闹土改，一座古老的城墙大门两侧，刷着两幅大标语：“地主就是罪恶，农民就是真理”。对此，赵俪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有很坏的地主，也有不太坏的地主，如果抽象地、概括地来形容一个剥削阶级，说它“罪恶”也可以，但少了点“区别对待”。对“农民就是真理”这句话，更说不通了，马克思说过农民有其趋向革命的一面，也有小私有者的一面，所以它还需要革命的改造，需要工农兵的联盟。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自己去闹革命就必然走向大皇帝，刘邦、朱元璋无不如此。如果“农民就是真理”，那么平均主义、报复主义都会表现出来，岂不乱了套。于是，赵俪生把上述的想法写进了日记，后来又写进一本《从中原到华北》的小书里面，并准备出版印刷。新中国成立之初，三联书店打来电话，说书稿在渤海湾中遭遇蒋匪的炮舰袭击，沉入到海底了。直到“文革”时期，被关进牛棚赵俪生才得知，这部书稿就夹在他的档案里，并成了他“污蔑农民手中没有真理”的罪证之一。
自由主义者往往不识时务，独自高标，无所羁绊的。在华北大学跟成仿吾的冲突，即是一例。那是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要进城接管大专院校的前夕。当谈到北平的教授们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问题时，有人主张，无论年龄大小，必须亲自来报到。也有人提出，像陈寅恪这样的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虚弱的，由家属和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候，华北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这是个态度问题！”赵俪生觉得这高亢的湖南话特别刺耳，心想，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作被征服者，叫他们来“迎降”的，不如就在文管会门前办个受降仪式吧。于是，他按捺不住，起来发言了，说读过一些列宁的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知识分子要比中国的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他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来看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这一切，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三天后，赵俪生就被调离了华北大学，依照他自己的话，就是被“开除了”。
跟郭沫若的冲突，则是在1949年11月，赵俪生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当编译的时候。有意思的是，早年赵俪生还算是郭的粉丝呢。但他亲眼看见郭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默默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赵俪生很是反感，个性又一次发作，就把这事情向《人民日报》反映了。此后，郭沫若写了一篇稿件《蜥蜴的噩梦》，让赵俪生去编，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有到台湾去殉葬。赵俪生认为，董已经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郭却还在考古所担任研究员，这样骂法合适吗？就问郭老能否改一改？没想到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当年三十二岁的赵俪生觉得憋气，又年轻气盛，连写了三封辞职信，后来收到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
赵俪生自己说，他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头，总以失败告终，但在精神上却是愉快的。正如赵俪生的老伴高昭一所讲，赵俪生的人格有三个特点。一是天生的自由主义者，这天生不是先天遗传，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新思潮所带来的；二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倡导宽容、理解个性，尊重独立思考；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追求知识，追求学问，孜孜不倦地耕耘着自己的事业。为此，赵俪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屡屡碰壁，而且碰得头破血流，但一生也没有改掉他那个性自由、棱角分明的脾性。作为华北大学的老同学、党史专家胡华回忆，反右期间赵俪生不甘寂寞，投出一篇题为《放的关键在于领导》，发表在《青岛日报》上。文中点名高教部和他所在的山东大学负责人不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胡华此时恰在青岛碰上作者，惋惜地表示：“你这么聪明的人，也被‘阴谋’炮弹击中了！”而赵俪生后来也是因为这篇文章被划为右派的。
有历史学者推崇，“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但仅仅讲课好，是没有用的。独立精神，自由意识，往往成为个体知识分子的致命伤。到了1958年，赵俪生被补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又以“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判，一生颠沛流离，历尽人间坎坷。在国外，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三层含义：一，社会的良心；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依照这个标准，如果需要在20世纪的当代中国推举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笔者愿投赵俪生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