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六一，儿童教育就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也就在这天，听到一个老者说，他五岁的孙儿在北京一家幼儿园，加上两个要去的培训班，每月的花费就得四千多元。幼儿园的花费比上大学贵得多，这在北京，已经是流行了好多年了，我的家门口有一个双语幼儿园，每月的收费标准是五千元。而这五千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前几天，北京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档次，由原来的八百元增加到九百六十元，也就是说，如果拿最低工资的两口子不吃不喝不花费，连这幼儿园支出的一半都不够。即便是这样的天价，北京市的幼儿园还不好进呢，还要托关系走路子才能进一家好些的幼儿园。前两天有条新闻，说是因为名额有限，北京上百家长为孩子能入幼儿园，竟排队八天八夜。这条件好的孩子，一入园讲的就是双语，享受的是王子公主般的待遇，关爱呵护，无微不至，教育熏陶，皆是上流，好像将来一长大就是龙胎凤体、经理太太似的。
与此反差巨大、让人揪心的是另一组数字。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联）、全国心系好儿童系列活动组委会日前首次发布《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的数字称，目前内地农村留守儿童已达五千八百万人，十四岁以下的约有四千万。何谓“农村留守儿童”？就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因此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十四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报告称农村留守儿童中有45.1%认为，父母不在身边“感到心里孤单”，有近两成的孩子表示自己的“生活没人照顾”。调查还发现，有超过三成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内向、孤僻、缺乏自信等。
1928年，当时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出版了他的《中国教育改造》一书（此时用的名字还是陶知行）。他在书中说，自从福录伯发明幼稚园以来，世人渐渐地觉得幼儿教育的重要；自蒙特梭利毕生研究幼儿教育以来，世人渐渐觉得幼稚园的之效力。但世人的两种心理对儿童教育绝对有害，一是忽视，二是希望太切。他说当年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幼稚园里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弹的是外国钢琴，玩的是外国玩具，吃的是外国点心，可怜的儿童居然成了外国货的主顾。二是花钱病，幼稚园花钱超过了小学好几倍。三是富贵病，因为学费高，幼稚园于是成了只有富贵子弟才能享受的幸福和专利品，平民是没有份的。所以，陶行知提出中国需要建造的省钱的和平民的幼稚园。
陶行知八十多年前所提到的儿童教育的三种症结，在今天一一得以印证，有些地方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城市里的有钱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希望都太太切；而社会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这一块的教育却视而不见或听而不闻，这就形成了如陶行知所讲的城市孩子的教育过度和农村的孩子教育不足的反常现象。不要说偏远地区了，就拿北京周边来说，就有多少在集贸市场、在饲养场和垃圾堆旁长大的儿童。前几天，京城媒体竟惊爆出六名流浪孩童和一只大黑狗同住在一个铁笼的新闻，最大孩子不过十来岁，最小孩子才一两岁。这样的孩子，不受歧视，不受侵害，已属万幸，更无法想象他们生活中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六一儿童节了。
陶行知在这本书中专门有《幼稚园之新大陆》一节，提出最需要和最欢迎幼稚园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工厂和农村，应该提倡幼稚园的进厂和下乡运动。今天，我们所提的幼儿园应该建在哪里？实质上还是社会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让现实中国的儿童教育出现了九天九地的差别。与大都市里些“幸福得像花儿一样”的儿童相比，我们总不能让那五千八百万农村留守儿童继续无人管理、永远生活在社会的断裂带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