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回忆是靠不住的。这可以先从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卢梭的《忏悔录》来举例。对于卢梭，在新近出版的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是这样评介他的：“政治思想家写回忆，卢梭首开先河。他的《忏悔录》与《卢梭评判卢梭》，为一段走岔的人生告罪。有些读者读《忏悔录》，惊其极其坦白，有人则认为，弗洛伊德未出之时，诚实的内省也甚有限。卢梭似乎每每擅长挑起他人热情，尤其是上层社会才女。卢梭在他人心中激起的情感有时变成嫌恶，甚至仇恨。他时而一心信人，时而无人不疑；他的性格里包含着很大的狂热成分，也像无数偏执狂，时时将老友化为敌人，而世人也将他化为敌友。生前如此，死后依然。同一个人，今天可能爱他欲其生，明天可能恶他欲其死。有一点是确定的，与卢梭接触一久，没有人可能无伤而归。”
卢梭这个名字，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讲，也可称得上是“声名显赫，影响甚远”的，就是他的这部自传体回忆录《忏悔录》，仅从20年代到40年代，就有七种中译本问世。到了80年代的新时期之后，更成为读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卢梭本人也成为许多当代青年崇拜的偶像。说起来，卢梭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他的文字笔法是“反历史”的，即把早年个人的经历尽往坏里说，以自身的经历来鞭笞虚伪的旧世界，“耻辱恶性，亦所不避”。书中自我陈述曾经犯过偷盗、说谎、诬陷、奸淫等种种恶行，但面对人性的丑陋，他笔锋一转，说人是生而善良的，只是社会制度使人性恶化，金钱使人性变得贪婪虚假，所以面对残酷的世界，他才发出了“我无罪啊！”“谁有比我更好？”的呼喊。当年卢梭的思想犹如飓风，摧枯拉朽，让欧洲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顷刻间坍塌瓦解。法国大革命时期，不仅他的遗骸被移葬于法国先贤祠，连其影响力都达到了神话般的地步，成为拥护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者的光辉旗帜。正如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所说：“卢梭通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明他作为人类导师的价值。”
然而，就是这部尽把自己往坏里说的回忆录里，仍有许多虚假的和不可靠的成分。对此，英国文化史学史家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第一个就从启蒙运动创始人卢梭开始着手解剖，来向读者展示出一个“有趣的疯子”。因为卢梭是文学史上最大的抱怨者之一，说他一生都在遭受苦难、遭受迫害。就在他的传世之作《忏悔录》里，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疾病缠身的可怜虫，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在病痛与死亡之中度过的”。可约翰逊根据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卢梭的身体并不坏，而且还很强壮，“在气候最坏的时候他在甲板上过夜达十小时，而其他船员都几乎冻得要死，他却毫发无损”。卢梭之所以要陷入自我怜悯中不能自拔，其目的就是要博得别人的同情、特别是要博得出身好的妇女的同情。在这自我怜惜的背后，卢梭表现出的却是自负自大、粗野无礼、动辄与人争吵。他后来的敌人，几乎全部是原先的朋友与恩主，如狄德罗、伏尔泰、大卫·休谟等。他总是先给别人设些小圈套，一开始是强调自己的困难和贫苦，但如果人家表示愿意援之以手的话，他又假装受到侮辱以至愤愤不平。尽管卢梭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全人类的朋友，可为他吃尽苦头的朋友却质疑道：“这位人类的朋友怎么可能不再是个人的朋友呢？或者难得是个人的朋友呢？”
这位英国传记作家指出，卢梭在把自己说得如此不堪的自传中，也有一种狡诈的成分在里面，即对自己的责骂使他以后对“敌人”的责骂更加振振有词。那个在《忏悔录》里被他称为“最好的女人和母亲”的德瓦伦夫人，曾经不下四次地把他从穷途潦倒中解救出来，然而在他后来发达，轮到她落难时，曾向卢梭求助，他却无动于衷，不加理会。德瓦伦夫人最后两年卧病在床，孑然一身，孤苦凄凉，死于营养不良。至于那个二十三岁时就与卢梭同居的洗衣女特丽莎，侍奉他长达二十三年一直到他去世，但他鄙视女方只不过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俗佣女而已，认为“对她从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爱意，我从她那里得到的感官满足完全是性欲上的，同她作为一个人毫无关系”。特丽莎先后生过五个孩子，都被他送进了孤儿院，除去第一个弃婴，剩余的孩子他甚至连姓名卡都不填写。而据当年的《法兰西信使报》记载，在每年八千个弃婴中，三分之二的在头一年夭折，百分之十四的只能存活到七岁，其中的百分之五虽然可以活到成年，但也多数沦为乞丐或流浪汉。即便是这样，卢梭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慈爱！”他甚至还写出了如何教育儿童的鸿篇巨作《爱弥儿》。
卢梭的政治思想，包含有国家极权主义的早期萌芽，因为他主张按照社会契约，个人有义务“把自己以及一切个人权利转让给国家”，他的理论轴心是公民是孩子，国家是家长，孩子要全面服从家长，要服从“公意”。但个人一旦服从了“公意”，便彻底丧失了个人的自由，最后连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了保障。这种理论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充满混乱和前后矛盾的，因为现代民主意识的中心，是公民个人权力与国家利益是平行的，不存在孰大孰小、孰轻孰重的比较。所以，卢梭的思想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暴力革命和滥杀无辜的理论基础，德国诗人海涅就说过：“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一只手，把卢梭已经造好的胎儿，从时间的子宫里取出来的血淋淋的手！”
英国作家保罗·约翰逊是当代保守派学者中著名的“道德警察”，因为在他的《知识分子》一书里，通过掌握的大量资料，揭露出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罗素、萨特、海明威、布莱希特这些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卓越贡献、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个人隐私和败德行为，指出他们都有着双重人格，都是双面人。不过，这位作者并无靠揭人隐私来哗众取宠的不良动机，也不想贬低或藐视这些文化名人在人类历史上的所做出的贡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青蝇点璧，瑕不掩瑜。何况作者所援引的资料，并不是八卦新闻，全部是这些人公开的日记和信件。作者的用意，是让读者提高独立思考的分辨能力，要学会对客观存在的人与事有一个比较立体的、明暗层次的透视了解。不过，这对于那些还没有脱离偶像崇拜的天真读者来说，一旦看到平素景仰的光辉形象原来是石膏制的，稍加重击便即成碎片的话，也许会发出回忆是靠不住的一声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