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丰收的渴望和对神明的祈祀
“旧社会”这种提法已经有好些年不为人们使用了，而这个词在20世纪中叶的30余年间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建国前”来代替它，其实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建国前，是相对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而言的概念，它把建国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的标志。而“旧社会”却是指旧的社会制度、旧的生产关系，乃至旧的意识形态，它的终止是指某个区域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民主制度的实施。与“旧社会”相对应的是新社会，在新社会，生产者获得了生产资料（在农村，农民分到了土地）；民主政权的建立则标志着人民当家做主，成了国家的主人；人们逐渐改变了落后愚昧的生活习俗。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从40年代初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可以说步入了新社会，西藏地区则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废除了农奴制之后，才算进入了新社会。李果村所在的汾城地区属于较早进入新社会的，因为汾城地区在1947年“解放”（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之后，当年冬季就实行了土地改革，这就等于同旧社会“拜拜”啦。
在漫长的旧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力量非常有限。人们虽然勤苦劳作、竭尽其力，却仍然因为自然灾害而难以自给自足，对生产资料占有极其有限的一般农民，甚至解决不了温饱的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为了获取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仍然依赖传统的农耕方式、希冀靠着自己的勤勉和老天爷的怜悯过上安稳生活的人，自然是一方面更加辛劳地“面对黄土背朝天”，一方面是更虔诚地祈祷神灵的保佑。
那时候，汾河地区依然是人们聊以自慰的福地乐土。平阳府为了夸耀汾河谷地的良好自然条件，有“金襄陵、银太平，数了曲沃数翼城”的说法，因为相对于东西两山的十多个县，上述四县的农业生产条件最为优越，是区域经济的支撑，而太平县（今天汾城一带）的人们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们认为襄陵县虽然水利条件好，但人口密度大，主要作物是玉米、烤烟、蔬菜，当地人只能吃黄灿灿的玉米面窝头，只能靠烤黄了的烟叶和被稻草捂黄了的韭黄去卖钱，故而被称为“金襄陵”。而太平县却是以冬小麦为主产，以雪白的小麦面粉为主食，才被称为“银太平”。说这话的言外之意是这个“银”比那个“金”更值得骄傲。也正因为如此，庄稼人把种地的功夫主要用在了小麦的种植上，并产生了围绕小麦生产的一系列祈祷祭祀活动。
首先是添仓节的奉祀和祈祷。农历正月二十是添仓节，它是大年集中祭祀活动结束后的第一个祭神节，祈祷和占卜的成分居多，充满了神秘感，流露着人们对神灵的敬畏和对未来不可预知的忐忑心情。冬小麦本来是“隔年的庄稼”，通过观察入冬之前的苗情和入冬后的降水量（以雪的形式），已经能对收成的好坏有个大概的估计。然而将会发生的情况是不可预料的，是否会发生春旱，是否会发生虫灾，是否会出现“雨扬花，空坍塌”或者“干热风，泼场雨”（刚摊满一场麦子碾到半截下起了瓢泼大雨，有时能把满场麦子冲个干干净净），使你快到嘴边的庄稼又泡了汤？这些谁也没有个准谱儿，所以添仓节的祭神活动是无论如何都大意不得的。添仓节的整个白天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只是晚饭后，人们会在仓神爷神像前（或神龛，或用玫红纸书写的一个简易神祇（zhà），或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位置）供上几碟油糕（糯黍面炸制的，元宵节必备的甜食供品），点起一对蜡烛和一炉香，简单地作个揖便悄然离去。夜深了，当迟升的下弦月将要运行到月上中天时，男主人会悄无声息地起床，穿戴齐楚，走到敬奉仓神爷的地方，再点燃一炉香，认真叩拜后，将供献着的油糕分别投放到“麦帮”（音bó，即粮囤，长卷状苇席圈起来盛装粮食）或麦瓮中去。然后走到院子正中，把一根事先准备好的尺子（当然是市尺）在月光中竖在地上，仔细划出阴影的长度，再用尺子度量阴影的长度。度量过后，男人又悄无声息地回到卧屋脱衣服睡觉。这个过程叫作“量年成”，顾名思义，是度量一年中收成的好坏。整个过程女人和小孩是不准参与的，好奇的孩子从被窝中爬出来想隔着窗户往外看也会被拉回去按进被窝。量的结果女人们也不问，但细心的女人能猜出几分：如果男人是动作利索地钻进被窝不多一会儿就响起均匀的鼾声，那一定是个好兆头；如果男人辗转反侧甚至有轻轻的叹气声，这当然就是有些不妙了。“量年成”是一种神秘的测定年景的方法，预示着神的旨意：一尺高的尺子，月影能量出几寸，就预示着有几成“年成”。中国的农历是太阴历，与农事活动紧密关联的二十四个节气就是按太阴历的日子规定的，它是农耕经验长期积累和总结的结果。难道每一年收成的好坏真的与正月二十日夜晚的月影存在着某种联系吗？至今还未见有人做过相关的论述或探讨，不过人们似乎对“量年成”的结果深信不疑，使这种古老的祭神活动一直流传了下来。平心而论，“量年成”（也叫作量年景）在心理激励方面还是有着它的积极意义。如果量得的结果比较乐观，肯定能使农民对一年的农事活动充满信心，无形中会激励农民付出更大的努力，使获取好收成的几率更大。如果量的结果不够理想，则会提高他们对可能遇到灾难的警惕性，未雨绸缪，提前采取尽可能充分的补救措施，从而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从多年的观察中不难发现，“量年成”的做法不过是要人们“年年防天旱，夜夜防贼人”，提高警戒心，相当于眼下呼吁人们“提高防灾减灾意识”，“量年成”使农民更紧趁（勤恳，不失时机，不误农时），更谨慎地做好农务。可每每听到的却是老年人摇头叹气地念叨：“今年年成不太好，能有个七八成就不错了。”从未见到他们有过“今年年成好得很”的放松与喜悦。
接下来的农事祈祀是农历四月初八。没有人能说清这一天究竟是什么节日，只知道这一天要供奉“姑姑”。这位姑姑和仓神爷一样，都是春节大祭祀之外有自己专门祭祀日的神灵。与添仓节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妇女（主要是家庭主妇）唱主角。因为这是妇女们唯一一次在祭祀中唱主角的机会，所以她们准备起来也就格外认真，早几天就开始忙乎了。她们把五彩缤纷的绸缎边角料加上衬布浆硬，再剪成一定规格的几何图形，最后仔细用彩色丝线扎成小巧玲珑的绣球，下面还要吊着彩线做的垂穗作为装饰。四月八日当天，一对小点儿的绣球挂在姑姑神神龛的两侧，一个稍大的挂在住房门楣的中央。挂好绣球之后妇女们摆上供品，认认真真地“福”（万福的简称，妇女传统的行礼姿势，相当于男人的拜揖）几下，然后就叫上左邻右舍的姊妹们到村外去，逐块地去巡视土地，看看麦子“秀齐”了没有。原来这个绣球的“绣”和麦子秀穗的“秀”是相互联系的。秀穗即是抽穗，人们把麦子抽穗前叶鞘圆鼓鼓的样子叫“抱娃娃”，整块地麦子抽穗全部完成叫“秀齐”。四月初八处于农历立夏到小满之间，距芒种小麦收割不到一个月，就等着灌浆（俗称“上颗”shé kuō）了（当时的小麦品种落后而又单调，种来种去只有“笨麦”和“蚂蚱蚱麦”，发苗迟，长势弱，花期短），农民们眼见得新麦就要登场，当然要感谢上苍的恩赐。不过，这一次感激的是主管孕育的神，自然就是女性神了。所以人们叫神不叫爷（yiá）爷，而是叫“姑姑”，是姑奶奶的意思，但因为直接叫姑奶奶又显得年龄过大，管孕育的事不太合适，就叫“秀姑”，又亲切，又俏气。每年月逢四、日逢八，二四得八，属纯阴，自然是供奉姑姑神的最佳时日。对于妇女们来说，四月初八的绣球和五月端午（端阳节）的香囊（当地称之为香包，然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包”，而是要做成各种形状，比如各色水果啦，十二生肖啦……香包只有小拇指头大小，里头装一些中药铺买来的香料。做好后用丝线扎好，系在孩子们的纽扣上）是她们女红功夫的大展示，谁做得细致、秀气、漂亮，谁能够别出心裁、有创意，谁就出了名，甚至传得三村五村都知道。
围绕小麦生产的最后一场祭祀活动当然要安排在收割碾打结束的大结局阶段，当地人称之为“积秸（zhān）”（当地人把碾好的麦草叫麦秸）。然而积秸却基本上没有什么礼节性的奉祀程序，反而更像一个庆祝丰收的欢庆节日。农民们把集中收割的麦子堆积到打麦场上之后，为了抓紧时机保证大部分麦子尽快归仓，先碾打头遍。因为场地有限，碾打时要分批次进行，每一个批次都得按照摊、碾、翻、起、扬的程序重复一遍，所以人们把这一套程序叫作一场（zhé）。这大概也是后来人们把规模较大的活动称作“场面”，演戏时每个片断称作“一场”的最早起源。碾过头遍的麦草暂时被比较随意地堆放在麦场边上，等到头遍碾打全部结束，就要趁热打铁地“祭秸”（实际上是圆满地结束麦场上的全部工作）了。虽说是二次碾打，但并不在乎能收回多少麦粒，而是要把麦草碾扁、碾烂、碾柔软，然后非常认真地堆积成垛，因为它是牲口一年之中的重要饲草。碾好的麦草被人们堆成高大整齐的垛，垛顶用扬麦扬出去的麦秸（zhi，麦壳、麦芒、短草屑的混合物）苫好，防止雨水灌进去造成霉烂。优质的麦秸作为饲草的一部分被人们运回封存，杂质过多的麦秸则用土覆盖好让其沤成肥料，整个麦场旮里旮旯都要清扫干净。所以“祭秸”也可以说是“积秸”。积秸的工作量很大，这一天要一大早就起来，全家动员，精神抖擞，做好庆祝夏收全面胜利的准备。耕地特别多的有钱人除了要把所有的长工、下人都动员起来之外，还要雇临时帮工，家中的男成员即便不干活也得到场。一般人家则是自愿结合起来，今天是张三家，明天是李四家，形成牲口集中、人员集中、工具集中的大会战。在实际的积秸中，每一场不需要摊得太厚、也不需要死板地按摊、碾、翻、起、扬的程序走。有时，往往两三场才起一次秸堆，一天结束或者一户结束才统一去扬场，所以节奏很快：这边挑草起场，那边又摊开了下一批的麦草；这边碾好的草还未上完垛，那边已经开始碾场，每个人都是刚放下耙子又拿起扫帚。虽然劳动强度大，人人汗流浃背，但由于绝大部分麦子已经顺利入库，整个夏收的大战役即将胜利收官，所以劳动中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气氛，相互说笑甚至打打闹闹也都无所顾忌。
谁家积秸谁家就要招待大伙儿吃好饭，打麦场上人欢马叫地紧张着，家里头也不懈怠，做饭帮厨的妇女们也是好几个。菜照例是大烩菜，主食必须是油饼（当地人叫油卷子或油垛子），而且要做得尽量多。因为这种食品不只是用来对人们辛苦一个收获季节的犒劳，而且也是对乡邻帮忙的酬谢，另外还要用作祭祀的供品。这时候奉祀的是什么神，谁也说不清，也没有神龛、神像、神位一类的东西，祭祀也不过是在麦草垛渐渐增高的过程中往里头扔油卷子。尽管是象征性的，但却也马虎不得，绝对不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的油卷子就能够满足的。特别是那些富家大户，祭祀时尤其大方，通常一次要抬来两筛子（一种用细竹篦编成的扁圆形器具，底部是更细的竹丝网眼，以前石磨硙面前用水浸湿闷潮，故名曰淘麦筛子）油卷子，高兴起来能扔进去半筛子，东家也是高兴着，笑着，自己也动手扔，他认为这是对神灵虔诚的表现，这样做来年的收成会更加好。有的人扔得准，故意往踩垛人脑袋上扔，有的扔过了头儿捡起来再扔。场面像是打闹又像是欢庆，每个人都是乐哈哈的。收尾草垛封顶时，主家要提着罐子把米汤绕着麦秸垛浇一周，浇完米汤，仪式才算结束。最初人们庆祝麦子收获的仪式是什么样子的，又是怎样演变为现在这种谐多庄少的场面，已经无从考证了。但能够想象得到，在炎热干燥的季节里，在到处是干草的打麦场上，焚香烧化肯定是不可行的，所以也就少了焚香膜拜的严肃场面，况且丰收的喜悦和紧张劳作后的轻松自然产生一种欢快的气氛，这样想严肃也严肃不起来了。光洁整齐的麦场上，男女老少围着高耸巍峨的麦草垛欢呼笑闹，这场景充满了诗意，与一些少数民族欢庆丰收的仪式相比，也许就差手挽着手围着垛子唱歌跳舞了。刚开始麦草垛的形状自然是圆顶，像一个馒头。之后慢慢地把下部周围松散的麦草拔得凹了进去，馒头最终成了一个个粮囤的样子，这一个个麦草垛寄托了人们对更大丰收的期盼，难怪要往里头扔油卷子甚至发面团。到集体化时期，有了专用的粮库，生产队的大库房动辄就是五间、七间，甚至九间，人们又把麦草垛装饰成大瓦房的形状，与生产队的粮库差不多。
第二节 试图挣脱单纯依附于土地的种种尝试
农耕社会的生产效益低下，私有制的存在，也造成了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许多人拥有的土地很少，甚至还有些人完全失去了土地，最终无奈地沦落到扛长工、打短工、靠出卖体力谋生的地步。这些完全没有了土地的劳动者，生活更没有保证，辛辛苦苦的劳动仅能够勉强糊口，结婚生子和成家立业都成了一种奢望，许多人甚至觉得“穷汉”家一辈子打光棍是理所当然的事。运气好一点儿、能耐强一些的男人，捡一个失去丈夫、生活无靠的寡妇勉强生活在一起就算不错了。可是因为既非原配，又非明媒正娶，所以这样的婚姻关系很不牢靠，今天能养活得起就过在一块儿，明天养活不起你也可以“散伙”走人，所以只能算是“搭伙计”。男的一方图个衣服有人浆洗缝补，回到“窝”里有口热汤热饭。女的一方图个有依有靠，彼此相互照应，相依为命。这些，都让单纯依赖农耕生活的人有了危机感，都思谋着寻找其他出路，试图挣脱依附于土地的生活方式。
为了讨生活，这一带许多人都选择了“出门”“停生意”“熬相公”。那时候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萌芽，许多地方的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晋商啦、徽商啦，已经是声名赫然。即使是像李果村这样相对闭塞的内陆小村子也有人做买卖发了财。所以尉、王、霍、贾、赵等老住户，外出熬相公的现象很普遍，三代以内没有“出门人”（当地人把远离家乡学做生意者称为出门，即出远门的意思）的家户少之又少。因为“出门”是当时极为普通的现象，所以甚至逗引襁褓中孩子的童谣里都有相关内容：老太太们用手指勾着孩子的小手有节奏地来回拉送，锻炼孩子的握力和臂力，嘴里轻声念叨着“拖拖——拽拽（zhuai）——出门门——做买卖——挣下银钱——拿回来——挣下狗屁——娃吃了”。那时候人们把买进卖出的商业活动简称为“买卖”，有买卖就有利润生出，所以也叫“做生意”。“停生意”“熬相公”就是住在经商的店铺里跟着人家学做生意。过去的商业店铺各有各的字号，相当于现在店铺名称，如福升号、永兴号、鸿发号。店铺里受东家委托负责日常经营管理者称为掌柜的，相当于现在的经理，大的字号还会有级别不同、分工不同的掌柜。一般店员都是雇来的伙计，资历较深、能够独当一面的伙计被别人尊称为相公。刚进店铺学着做生意的孩子只能算是小伙计，没有具体职责，当然也没有薪水。学生意的不敢有什么大的奢望，只盼能靠岁月的磨炼熬到“相公”的位置也就知足了，所以出门学生意的也叫作“熬相公”。
熬相公都要出远门，根本原因是商家们认为远离父母，远离家乡的孩子便于使唤。当然要进入店铺也得有些“因缘”，有些“拉扯”，也就是得有些熟人关系。以此可见商家是很精明的：远离父母的孩子可以由他“摆调”，有个不远不近的人夹在中间，既是介绍人，又是“保人”，这样能了解你的底细，出了什么事也好有个交代。这一带去宁夏、甘肃，以至青海做生意的人多，所以“停买卖”“学生意”“ 熬相公”者也大都去了那一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附近的县城州府（汾城、新绛、襄陵、临汾）商业也很发达，却很少有人去熬相公，一方面由于这些地方历来就是南县里（秸山、河津、万荣、运城）买卖人的地盘，另一方面也是避免犯商家招学徒太近的大忌。这样一来，又形成村子里人口变化的一个规律：不断有山东、河南等地的人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来李果村扛活打短，投亲靠友，使村里人口增加着，同时，经常有人去宁夏、甘肃停买卖、学生意，这又造成了人口的减少。
中等家庭的男孩子长到十四五岁，生活基本可以自理了，父母就考虑着如何送孩子去停生意。为了把孩子送出去，他们七大姑八大姨地到处求人，没有关系贴近的就攀稍远些的。这是件要大大麻烦人家的事，关系亲近的，就觉得稍微志气点儿，关系稍远的就得送些礼，家境差些拿不出像样礼品的，就帮人家干活偿还人情债。那些先一步到了“西面子”（本地人把宁夏、甘肃一带称为西面子，再远一些就是“口外”）的人如果已经站稳了脚跟，当上了掌柜或准掌柜一类有身份的人，或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建立了一定的人际关系，就自然成了大家求告的对象。每逢年节探亲或者婚丧大事，他们回来，总有人哀告拜托：“把咱娃带出去，长点见识，跟上你学着点儿”，“给咱娃在那边找个地方，有您照看着咱也放心”。有的还把孩子领来让他们“目测”。个别的可以马上答应，当场拍板：“回去给娃收拾收拾，过几天我动身时就跟着走。”但大多是说句“活络话”（模棱两可）：“行，我一定操心，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就捎信让娃出去。”如果运气不错，过一段时间真的有邻村的某某人回来了，专程上门送信儿：“某某先生给娃在某某号里说了个口儿（位置的意思），让我顺便把娃跟过去。”这就烧了高香了。那时没有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能有钱雇牲口的也不多，大多数人都是背着一个小包袱靠两条腿走。现在坐火车一两天可以到达的路程，那时需要走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十几岁的孩子，一走千二八百里怎么能不让人牵挂。临走时父母千叮咛万嘱咐，“给人家干活儿要勤快，要多长些心眼儿，要照顾好自己，要分得清孬好人，要……”孩子一动身，要再见一面就不容易了，不像现在有手机、有电脑，又能发短信，又能视频，几点几分到了什么地方都知道。那时候通信手段落后得你无法想象，文化人少，邮递系统不健全，道路也不畅通，信息交流全靠人顺路带信，孩子们走后一半年才能收到报平安的信也是经常的事。孩子走后，做父母的只能朝思暮想，坐卧不安，唯恐发生什么不测。如果传言有什么兵事匪祸，更是如坐针毡，妇女们心眼小，讲迷信，不是眼皮子跳，就是做噩梦，实在急不出招数来就深更半夜到磨坊里对着硙子眼呼唤孩子的名字（根据迷信的说法，入夜人静时对着硙子眼叫唤能听到远方人的回应声）。男人们则不论心里头怎么急都不能挂在脸上，总是宽慰着女人，有时实在心烦了也给几句呵斥。
家里人的惦念仅仅是心理上的煎熬，在外头的人才更加不容易。孩子们初次离家，环境一片陌生，举目无亲，又毫无社会经验。吃喝穿戴就靠自己将就，有啥冤屈事、苦恼事也无处诉说。学生意不像现在住学校，学校有老师、有教材、有系统性的理论学习、有计划性的实践见习，而学生意只能从受指使，打杂工开始，还要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学生意的孩子起床要比别人早，睡觉要比别人晚，从清晨扫地、擦桌子、抹柜台、洗茶具、擦煤油灯罩、擦掌柜的水烟袋，一直到晚上打烊、上板搭门、给掌柜打洗脚水、提尿壶，手脚不停。如能博得人家高兴，可以得到几句“小娃勤，爱死人”的夸奖，可稍一懈怠，就要被斥为“小娃懒，没人管”。怎样沏茶倒水，怎样招呼客户，怎样拿里送外，甚至怎样抬脚迈腿，都得小心谨慎，照着规矩来。想招人待见，手要快，脚要轻，学会揣摸掌柜们的心思，掂得清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吭声，分得清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啥时候磨炼得差不多了，掌柜看着你顺眼、机灵、老实可靠，才会逐渐让你接触一些生意上的事，到这时才算真正进入学生意的阶段。你如果老实巴交，稍微迟钝些，或者露出些过于个性的样子，掌柜的就会让你继续“熬”下去，一般伙计也挑你的毛病，受不尽的呵责和白眼，让你吃饭也得从脊梁后头咽下去。李果村最后一代熬过相公的有王全阳、霍清来、赵众管，他们都算运气不错，没吃了多少苦就碰上解放，公私合营。赵众管后来参了军，部队转业参加了工作。王全阳、霍清来则随着工商业改造做了正式职员，后来都在工商部门当了干部，而那些再早些学生意、熬相公的人却没有几个熬出好结果的。
出门熬相公的人最害怕遭遇“时疫”。“时疫”就是传染病。那时没有传染病这个概念，更没有什么传染病学的知识，卫生条件差，医疗条件更差，更没什么防控措施，传染病流行起来人们几乎束手无策。鸡瘟传播开来大批地死鸡，猪瘟传播起来大批地死猪，人也在所难免，只能用迷信去解释这种现象。人们就哀叹地说“老天收人哩！”让人更加惶恐不安。遇上时疫，孤零零在外熬相公的人别说治疗，就连最起码的休养生息都谈不上，因此而丧生的事时有发生。西院尉家的尉致中，从小痴迷于读书，上私塾时就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编对联，回答对论（回答先生对文章内容的提问）都受到先生的夸赞。然而他家道平平，便只好跟着姐夫去甘肃学生意，一场时疫过来，郎舅两人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后来外甥赶去处理后事，把他们寄埋在城外的山脚下，几年后筹了盘缠去搬运尸骨，却因为“山走了”（当时对山体滑坡一类的地质性灾害的说法）找不见踪迹，年轻的妻子不久也在家中忧郁而亡，一个后代也没留下。像他这样抱着好的幻想出去，最后却把骨头也扔在他乡的不乏其人。
真正能在学生意的道路上闯出名堂，能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观念上的不适应。农耕生活环境下生活过来的孩子很难学会“生意人”的机敏和诡诈。更何况“无本难求利”，所以农家孩子如能熬成相公（即正式店员），挣上一份“身钱”（工资），工作比较稳定，就算是心满意足了。熬到相公的资格可以“休假”，回家时用积攒的钱买一匹骡子，路上作脚力，走时留给家里，就算是发了财，三村五村的人都会以羡慕的口吻传颂。然而相当一部分人熬不出什么结果，年纪稍大些，东家就不再喜欢，自己也失去了信心。若是回老家吧，觉得没有混出个名堂挺不好意思，就只好自己做点小本生意，也有的人靠特长和手艺受雇于人，逐渐成了家，便长期旅居到当地。像西支王家的拴娃、扽娃哥俩儿，后院尉家的跟龙、发龙，都是早年就落户到当地一直没有回家的。更有一些最不济的人熬了几年没个下场，所在的商号却因为各种原因倒闭了，长期拖欠下的工钱给不起，只好胡乱拿一些家具物品抵账，弄得你留没地方留，走没地方去，更为狼狈，更为无奈。总之，出门学生意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容易。所以一旦社会平静，一旦能够有地种、能种地，许多人还是愿意返回老家过比较稳帖的农耕生活，村子里学过生意又回村种地的人不在少数，如王森林、王森昌、贾福和、尉槐喜、赵天管、赵根管、王吉、尉福才……
相比之下，年纪稍大一些，因为家中有老有小实在走不开的，没法出门学生意，只好留在家里。生活虽艰苦，但起码有个安定的窝，受苦受累总是全家人在一起待着。这部分人要生活、要养家糊口也不容易。虽然说种地之外百行百业都要人去做，但在李果村这个相对闭塞，相对传统的小村子，除了种地还真难找到其他出路。油坊、粉坊、醋房、碾坊、木厂，这些营生都需要资金、需要技术，也需要大的消费市场，李果村不具备这些条件；打壶（镕制加工锡锌合金的器皿）、箍漏锅（小炉匠）、钉镰（带着割麦镰的镰头、镰把根据你的需要现场加工为成品）、缠杈（麦场上用的木杈，也是现场加工）、编柳篮簸箕（带着杞柳材料现场加工捎带修理）、镟锭（tiè，用简易的手动车床镟制妇女纺棉花的纱碇芯、掸子把、捣蒜杵、小鼓槌）、钉盘碗（那时细瓷器皿稀缺，有裂缝的可以钉起来再用）、扫硝打茅锈（作为原料卖给做花炮的人配制火药），都是有专门技术的外地人干的，李果村人干不了。不少李果村人给人家打短工，今天为张家磨面、明给李家劈柴，有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意思，但是渔网可以挂起晒，一家人的嘴巴总不能挂起来。一家人左盘算右盘算，只有做些肩贩小生意维持生计。做肩贩生意本钱小容易凑，出力受苦那是逃不脱的，每天虽然收入不多，但比较“靠常”（经常、稳定的意思）。那时候洋布、绸缎是有钱人穿的，他们可以到城里的京货铺（经销轻工商品、舶来品的店铺，相当于现在的百货公司）去买，绝大多数农村人（特别是山区）都是穿土布。妇女们自己纺纱织布很普遍，许多妇女还把织出的布出售一些补贴家用。因此，收集妇女们织好的土布到集市上去卖就成为一种行当，李果村好些人都从事过这种职业。他们走东家串西家，花不同的价钱把“身份”（质量）不同的布匹收拢起来，再背到尉村、苏村、泽掌这些边山的农村集市上零售给山区的老百姓（因为山地不适宜种棉花）。为了赶早占到个较好的位置摆地摊，他们通常要很早就起床，背起几十斤重的包袱，掂着鞭杆（并不是赶牲口的皮鞭，而是专门加工好的，介于手杖与哨棒之间的细长木棍，可以挑包袱，可以探路，碰到野狼之类的歹物还可以防身）摸黑走二三十里路，即使冬天下了大雪也是如此。往往他们赶到集市天还不大亮，稀稀拉拉地没几个人。向刚刚“构架”（gou zha）开始准备生火的烧饼摊、羊汤摊借把笤帚，从雪地里扫出一块地方来就成了卖布的摊位，摊开包袱，就地一蹲就算是开张了。卖布是件辛苦的差事，饿了，他们能啃几个冷馒头就不错了。大步流星地赶了一路，脊背上早出了一层虚汗，冷风吹来，刹那间湿衣服贴在了身上，别提多难受。刘思温、邹积成、尉松茂等人就是几个经常“跟集”（哪里逢集日就赶到哪里，没有固定铺面地摆地摊）卖布的搭档，邹积成就是因此受了风寒害病去世的。也有个别人是转村子卖菜。当地大多数村子是旱地，地头地垅地点（零散着下种）几颗北瓜、种两行萝卜，菜的品种非常单调，只有个别水源好的村子有外地搬来的菜农，像汾城北关、南关、东关、南膏腴园子，远点儿的赵康晋城园子、景毛南高园子。菜农们都是赶大集市，“菜担子”们则是向菜农接一些菜（类似现在的批发）挑到各村去卖。干这一行靠的是“肩膀腿瓜高嗓门”，两只特制的菜畚箕（底宽、沿浅、舌头平）、一根扁担，百十斤重的菜、百十里路，不是肩膀硬梆腿麻利的人干不了这个活儿。一进村、嗓子一亮“茄子豆角韭菜葱——”，喊叫得半个村街都听得到。那时候这一带有两个大家熟知的“菜担子”，一个是大南关的老王，声音稍为沙哑带点儿河南腔，但浑厚哄亮，余音绵远。另一个便是李果村的景家老三，他是唱秧歌曲子练就的花腔高音，豆角叫“dou zhe zhi”，葱叫“chun er”，乡土气十足，听起来亲切顺耳。买主们讨价还价，挑挑拣拣时，他总是满脸堆笑，态度随和，所以自然菜也卖得快。一般的肩贩都是满负荷出去，空挑子回来，一路走来肩膀上越来越轻松。张德奎老汉却是正好相反，他几乎是每次都空着挑子出去满筐满载回来，后来还居然还把挑子换成一辆木轮手推车。他干的那一行现在叫作收破烂，当时社会分工没有那么细，没有什么正当名目，由于他总是吆喝“碎铜烂铁换洋火啰！”人们就叫他“换洋火的”。那时候没有其他能源，更没有任何家用电器，即使是很简单的打火机也没有，用火的地方多，却没有火源。冬天，家家的炉灶里都用细碎的柴草末埋着，保存着火种，人们在用火时拿根细柴棒点燃后引过去。可夏天就没有那么方便了，三顿饭要生火，晚上点灯要用火，老年人抽锅旱烟叶要点火，都是靠燧石敲（用专制的火镰）、硝棉燃（用硝液浸泡过的旧棉絮再晾干）。再往后，从国外传入了白磷制作的火柴，一划就着，携带方便，人们叫它“洋火”，但因为缺钱，两分钱一盒、两角钱一包都很少有人舍得买。张老汉吆喝的是碎铜烂铁，实际上能换的东西很多，几乎是所有破烂不堪失去使用价值的东西全部都包括在内：用秃了的镢头、摔碎了的铁篦子、断成几截的铸铁炉条、哑巴了的牲口串铃、缺帮少底儿的烂布鞋、断成小圪节的麻绳头、破布乱铺衬（穿乏的旧衣服撕下来的碎布条）他都要。这些破烂通通不分什么等级，也不称什么重量，而是由张老汉说了算，有时给一盒、半盒火柴，有时甚至按根数算。这些破烂东西横竖没有什么用，又占地方又不雅观，换多换少也没啥人争竞。所以，张老汉出发时不过揣着三五包火柴，回来却是满载而归。走进老汉的院子，这儿一堆绳头，那儿一堆烂铁，分门别类，码放得挺整齐。过一段时间就有人赶着大车来，北关南关搞铸造的车子是来拉废铁的，河东邓庄、东侯、西侯纸坊里的车子是来拉绳头破布烂鞋底的，反正拉回去都是他们再生产的原料，装完车就给张老汉数钞票，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的时候都有。用张老汉的话说这是他用平时的小钱积攒成大钱的，可大伙儿都知道，这里多半是老汉的辛苦钱和心计钱。
第三节 乱世乱象
祈求神灵也好，自己挣扎也好，都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民风淳厚的李果村更是如此。然而天不遂人愿，从“反长毛、打捻子”（注一）到推翻满清政府（注二），社会渐渐不平静起来。二十余年的军阀混战始终没有理顺眉目，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过来。好容易赶走了日本鬼子，国民党顽固派又到处搞摩擦、打内战。抗战期间，仅仅是1938年3月至1943年5月的五年零两个月之间，发生在汾城襄陵一带的较大型战斗就有十五次之多，（注三）日寇的抢掠、清剿、骚扰更是家常便饭，不少人家为躲避战乱举家外逃。跑不动，走不了的人家也是随时准备逃难，干粮袋就挂在门背后，只要一有风声就出去躲避，不是地窖（当地人称窖子）内，就是野外的沟沟坎坎，当时人们称之为“跑日本”。战乱造成了人口大量外逃导致大片大片的土地无法耕种，昔日精耕细作的田地里长着半人高的蒿草。一些游手好闲的混混儿胆子越来越大，到处“充光棍”（耍利害、逞霸道，做出天不怕地不怕、要命有一条的样子），逐渐形成了团伙。一部分生活无靠的人也不得不铤而走险，加入了歹徒的行列。慢慢地，又逐渐从小偷小摸发展为明火执仗，拦路抢劫、打家劫舍也都变得屡见不鲜，非但是殷实之家难逃劫难，就是一些勉强过得去的中等、下中等人家也免不了“明火贼”的光顾。当地人把公开打劫的强盗和偷鸡摸狗、顺手牵羊、一经发现就慌忙逃窜的盗窃行为加以区别，他们将后者称为贼或蟊贼，前者则称之为“明火贼”。当然，明火贼和土匪之间还是有距离的，他们不像土匪那样有组织，土匪有窝巢、有一定规模、有武装，还有势力范围。明火贼一般比较松散，都是临时组合的，一旦得手，便分赃散伙。不过明火贼也是分等级的。一些成员组成比较稳定，打击目标比较明确的团伙以绿林好汉为榜样，他们专门劫掠豪门富户，特别是那些为富不仁、欺男霸女、巧取豪夺，横行无忌的恶霸财主。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作恶者的惩处。李果村因为村子小，没有特别富有的大户，也没有特别严重的对立情绪，不值得那些杀富济贫的好汉们光顾。来村里打劫的大都属于那些层次较低的团伙，他们或者是贪图一点小财，或者也是生活所迫，目的不是要什么金银财宝，而只是搜刮一些家当，比如柜子里织好的粗布（有时甚至把织布机上织了半截的布都剪下来带走），米缸面瓮里吃剩的米面。他们一般情况下只拿东西不伤人，只是咋咋呼呼地吓唬人，以便能让他顺顺当当地拿走东西。家中虽然较为富有，但院子“严遮”（an zhan，严实的意思）的他们无从下手也不勉强。家道平平，一点儿称不上富裕的，如果是断垣残壁，有机可乘的他们就捞一把，先后有过这种遭遇的一般家庭不下十余家。他们打劫的手法也不固定，有翻墙越户撬门而入的，也有暗地“进账”，事先埋伏的。后院尉家的尉凤翥家就经历过这种恐吓。半夜三更睡梦中隐隐约约听见棚（bia）门（传统的居室在二道梁处用檩条木板隔开，木板以上称为棚上，相当于阁楼，但低矮狭小，只能放下日常用不着的杂物，能够掀动供人上下的活动木板即是棚门）响，迷迷糊糊地怀疑是老鼠作祟，紧接着就有人从棚上下来了，先把凤翥两口子按在被窝里用什么东西蒙住眼睛，然后逼着他们拥着被子坐到墙角去，三四个人就点燃屋里的菜油灯翻箱倒柜地翻腾，像样的东西都拿走了，夫妻俩动也不敢动。他们心里宽慰自己，反正也没啥值钱的东西，只要人不受“治”（挨打）就行。他们蜷曲在炕头一角，只听得耳边声音似乎有点熟，从没有捂严实的缝隙中偷偷地瞟，发现果然是西边邻村的×××，心里念叨，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东西近几年不干好事，但嘴里头却不敢吭气。临出门时，还有人对着他们问“知道我们是谁吗？”凤翥故意嗫嗫嚅嚅地说：“肯定是远处来的，要不能到我这个凄惶（穷困）家来？”他们这才离开了，两口子怕他们走后又返回来，窸窸窣窣挨到天大亮才穿着衣服出去向邻居诉说，顺便借些米面做饭吃。他们一出去才知道村子里早已经传开了，一个晚上倒霉的不仅是他家，还有思温家、胜喜家也遭了“明火”。
正当的事情做不成，赌博也就成了风气，不过赌博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正式开赌场设赌局耍宝盒子（一种大型赌博的赌具）的，李果村没有。全村专职以赌为业，不分昼夜，不论远近的赌徒也就是两三个人，他们尚没有发展到“赌棍”的地步。大多数人不过是ze ji（玩耍的意思）而已。反正大家都无所事事，就寻找一点儿刺激，消磨一会儿时间，所以甚至一部分老实本分过日子的人也偶尔玩一玩。当时赌博的形式不多，一般都是丢（投）骰子、抹牌，不像城里大户人家赌具也讲究个细致排场，推牌九要用骨牌（那时候没有塑料制品，没有现代工业，骨牌是以真骨头为材料手工制作的，价格昂贵）。纸牌就是民间流传的木雕板，玩牌的人自己用麻纸、黑墨印好，再在背面背裱上几层纸，晾干后再裁开。骰子也有自己找材料下功夫磨的。这些东西在解放初整肃民风民俗时都是被禁除的，即使在当时的李果村村民的眼中也不是什么正道，那些偶尔玩玩的人也会受到众人的斥责和劝诫。赌博即便赢了也毕竟是不劳而获，为农耕传家者不齿；而且赌博是邪门歪道，刺激性强，容易上瘾，一旦形成恶习，很难自拔。内圈子人（关系亲近的人群）玩起来“抹牌丢骰子，一家一会儿子”，“赌博两三年，赢的是自己的钱”（意思是说赌博的随机性强，每个人机遇相等，输赢的概率接近），然而一旦禁不住诱惑上了赌场，那可是人少鬼多的地方，大都是先让你吮（shuo）一下“甜甜塞”（吃个小甜头儿），然后让你血本无归。往往越是执迷不悟、越是拼着命要捞回老本的人，输得越惨。
抽洋烟（鸦片）吸料面（鸦片细加工后的毒品）在李果村也没有形成市场，也就是一两个财主家少奶奶和极个别想在外头尝尝当“师爷”味道的人赶时髦似的玩过几次。
尽管比起周围村子李果村算得上平静，但还是出现过一些令人齿冷心寒的人物，发生过一些匪夷所思的惨事。像后院的尉百保，为人精明，还在军队里担任过教官，但队伍溃散回乡后无所事事，还在旧军队沾染上了一些恶习，他不再愿意做辛苦劳累的庄稼活，于是纠集了几个“光棍”做起了半匪半盗的营生。由于自己本领了得，心狠手辣，每次分赃也要拔头筹，结果遭同伙暗算丧了命。
还有两场最惨的血案。
第一桩发生在日本鬼子占领汾城县城的第三年。初冬的夜已经长了起来，还不到九点钟已经万籁俱寂，又因为兵荒马乱，晚上村子里早已连鬼影都不见一个。刚从宁夏做生意回乡探家的尉琨龙在堂屋与家人闲聊。琨龙这些年在外头混得不错。他本人性格温顺，不事声张，偶尔回来住几天和乡亲们打交道也不多。他有儿有女，两个大的闺女已经出嫁，大儿子在他上次探家时刚被带出去学生意，这次就没跟父亲回来。同样出嫁的三姑娘因家事不和长期住在娘家，此时正帮着母亲纳鞋底，刚满十二岁的四姑娘在学着纺棉花。五岁的小儿子已经有点困，等着母亲给他铺被窝。忽然，二道门外的狗叫了起来，接着有人在外头一边敲门一边喊着“开门，开门”，一家人谁也想不出这么晚有谁会敲门，但听声音似乎有点熟，琨龙老婆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男人长期不在，一应门头差事都是她支应，就去开门。谁知大门一开，就挤进来六七个人，他们一边往院子里走一边催促“快些，庙里叫哩！”那时候“庙里”是指村公所，不是日本人查稽什么就是二战区（指阎锡山的队伍）征要什么，庙里传唤也是常有的事，并且只要是庙里催唤一般没有人敢违抗。但一听说让全家人都去，已经出嫁的三姑娘也不能落下，琨龙不免有些纳闷，但也没多想。走出二道门，他才发现那条狗已经被弄死在狗窝前头，两脚一出屋门他就被人扭住了胳膊，人小力单的四姑娘也没有幸免，喜欢咋咋呼呼的母亲还被塞住了嘴，三姑娘见此情形就知道事情不妙。当弟弟也稀里糊涂追出来时，她一边轻声交代“别吭气”，一边趁人不注意把弟弟塞进了堆在墙边的高粱秸秆堆。第二天天亮了，人们发现这个孩子正站在矮墙上哭，人们问起来，他才说是一家人被庙里叫走了。大家觉得蹊跷，再一打听，前一天夜里没听说村公所里有什么事，于是就急忙通知亲朋邻居四下找人，最后在离村三里路的一口废弃的水井里找到了尸体，四口人全都是被绳子勒死的。整个过程就是那个四五岁大小的孩子能模模糊糊说一些，问他有没有认识的熟面孔，他直摇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家人的惨死，谁也说不清楚。当时的社会没有人给老百姓做主，更没有人立案侦破，普通人又不敢出来多事，人们也只能是凭着一些捕风捉影的线索瞎猜。第一种猜测是琨龙探家带了不少钱，不小心“露了彩”，都是钱财惹的祸。第二种猜测是与三姑娘婆家有牵连。据说男家那边本来对这个赌气住在娘家的媳妇还抱一些希望，琨龙回来却护着女儿，和前来说合的人也闹翻了，扬言要把女儿带出去另找婆家，于是男方便动了杀气。第三种猜测是琨龙老婆这人太“扎哇”（利害、难缠），凡事都与人扳上卸下地下不了场，只占便宜不吃亏。而且她还和城里日伪军（开始叫警备队，后来改为保安大队）的柴××沾点儿亲戚，动不动就抬出姓柴的吓唬人。还有的人把这起凶杀案和五六年前红军东征来村里的事联系了起来。然而猜测归于猜测，凶手究竟是谁，多年来始终没有办法落实，随着岁月的消磨，物是人非，连凶案本身也被人们渐渐地淡忘了。
第二桩血案是一桩情杀连环案，时间比上面提到的血案更早一些，大约是1937年上半年。发根是李果村有名的赌徒，发根媳妇则是个水性杨花的人。发根嗜赌如命，整天在外鬼混不太顾家，他媳妇就同时和本村的新民、小娃都勾搭起来，发根并未察觉，于是他们就胆子越来越大。终于，发根听到了风声，威胁媳妇说要“收拾她（严惩的意思）”。媳妇却伙同两个情夫先下手为强杀害了发根。三个人的手段也真够残忍的，他们居然像杀猪宰羊一样，把发根捺在炕沿上放了血。事后，他们把盛着人血的瓦罐藏在炕巷里（土炕中间土坯摆成的烟道），把尸体裹好扛到东弯子巷口两丈来高的巷门楼上。第二天晚上才重新扛下来，从西城门楼上吊下去（当时为了安全，西堡的东西城门长期封闭不用，所以要偏僻得多），塞到了半里路外一个塌陷的坟坑里。发根虽然不务正业，却非常讲究江湖义气，外头（周围村里）有一帮拜把子兄弟。这些人早就知道这位盟嫂是潘金莲、阎婆惜一类的角色，于是便明察暗访，各个击破，很快弄清了真相。最后几个人一起把三名凶手都处决掉，为把兄弟报了仇。这件事虽然是私刑私处，但当时的官府也不究不问。也因为被处分者都是罪有应得，倒也无人追究。横竖前后死去的四个人都是李果村人，铲恶除害的都是外村人，也不会给本村村民之间留下什么积怨，只是苦了发根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亲无故，最后恓惶地死去。
在那个世道里的确没有什么“王法”，人们靠老天靠不住，靠官府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一个人力量单薄就多结交几个人，“结拜兄弟”的风气因此就盛行起来。“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些愤世嫉俗的血性青年本来就想踩遍天下不平路，自然想通过拜把子壮大声势。一些老实巴交的人也想倚傍在团伙的羽翼下找个荫庇，免得受旁人欺侮。所以，上至三十大几，下至十七八岁的男性村民，大多在本家宗族之外，又有了另一种兄弟“排行”。有些人甚至同这一帮换了帖又同另一伙“结拜”，以至于在这个“把子”内是老五，在另一个“把子”内是老二。“拜把子”为什么也叫“换帖”呢？因为结拜的人要把自己的生辰八字以“金兰帖”的形式分赠给每一位参与者收存，你给他，他给你，等于交换。所以村里有文化的先生们又有了一项显示能耐、摆谱耍款的公干，那就是撰写《会盟存证》，书写生辰帖子，主持拜盟仪式。一般的拜盟仪式都要郑重其事、要办得有模有样，财大气粗或者有头有脸的更是要摆席设宴大造声势。
这里抄录一份《会盟存证》（戏文中称之为“金兰帖”）的样本（成员排行及生辰八字部分略），供大家欣赏。
天地至广、方以类聚，形色至杂，物以群分。龙乘云而升天，虎因风而走圹，鱼遇水而奋鬣，人得友而立功。此情此理，亘古如斯。吾人曷不结盟以建大功哉？是以刎颈廉蔺，千古传为高风；总角孙周，于今犹称雅谊。吾等虽愚，且忘陈雷之义也；地位卑薄，应知林左之风也，金兰不订，贡禹之冠何弹？王荀班联，须贾之袍焉得。故乌牛白马，曾拜兄弟之谊，素犬丹鸡，亦定同庚之约。古人既开先格，吾侪当步后尘，同结桃李之盟，共效桃园之义。奉行古事，勿敢从略。（参与者人名略）一行人等，同盟于某地某处，参拜天地诸神，焚香发愿曰：神灵默佑，愿百年同好，天地为证，当戮力同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日敬众父母为我父母，他日视众儿孙为我儿孙。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必互帮互衬到永远。谨将各人名姓年庚生日行某详写于前，以便称呼。吾等×人皆出心愿，绝不反悔，保存斯书，以作存证，云尔。
注：
（一）反长毛、打捻子：清朝后期朝廷与农民起义间镇压与反镇压的战争。“长毛”是满清政府对南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蔑称；“捻子”是他们对北方捻军的蔑称。发生在汾城当地的有著名的“京安之战”。据《襄汾县志》记载，清同治六年（1867）西路捻军在守领张宗禹统率下，从陕西进入山西，晋南震惊。时进士出身的京安（现古城镇京安村）籍人柴友芝，专办山西潞安、泽州、平阳、汾州等府地方武装，恰遇回籍。遂指挥当地团练乡勇二百余人，堵截捻军。12月24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捻军一部从豁都峪出山进抵古城，得知京安有民团堵御，遂南撤。次日，捻军集中数倍于民团之兵力，向京安城堡发起猛攻。未几，捻军进入京安，柴友芝所带壮勇，大都死伤，余皆遣散，柴被杀。捻军继而向北，援助东路捻军，向直隶、山东开拔。
（二）推翻满清政府：1911年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到全国响应，最后推翻了封建的满清政府。发生在汾城当地的有著名的泰山沟战役。据《襄汾县志》记载（引用时有删节）：泰山沟，位于赵康镇。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襄陵、太平、曲沃、绛州四县民众积极响应，聚众练武，组织义军。靳殿华、钟仁义、陈万金、陈安君、赵乐善等志士。高举“建立共和，驱除鞑虏”的旗帜，组织襄、太、曲、绛四五百人，在泰山沟庙内集中训练，密谋起义。11月29日（农历十月初九日），驻平阳清军总兵谢有功的巡防队，在太平知县周云，民团首领仪奎青，县衙管带张××的配合下，共调集千余兵丁，秘密包围泰山庙，发起进攻。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派少数清兵伪装成义军混入庙内，使义军处于被动。为了摆脱不利局势，义军首领钟仁义指挥大家分东、南两路突围转移。突围主力在泰山庙东北的吴家坟、卫家坟与清军主力遭遇，战斗非常惨烈。附近村庄的民众闻讯，纷纷手持锨镢火枪支援义军，汾东陈万金部也赶来接应，正在曲沃的副统领赵乐善也率部连夜驰援。三路义军，里应外合，扭转了被动局面，形成了对清军的反包围。清军三十余人被消灭，三十多人投降，两个头目被活捉。义军夺回了四枚被敌人枭去的同伙首级，解救了50多名被扣押人员，成功地转移到曲沃、垣曲一带，战斗中陈万金、孙安君两位首领壮烈牺牲。
（三）1938年3月至1943年5月，汾城襄陵一带发生的较大型战斗：
襄陵渡口袭击战、峪口战斗、北膏腴伏击战、鸡鸣山伏击战、湖李刘村反击战、三官峪伏击战、荀董据点夜袭战、南梁斜里伏击战、南泰山阻击战、西阳景村突围战、西王据点袭击战、桥儿上突围战、瓦圪塔阻击战、薛村关帝庙歼灭战、小梁河伏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