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主要学说
荀子名况，字卿，也叫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他的生卒年代至今尚难考定。从记载看来，他的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38年之间。他曾游学于齐，在“稷下”学宫讲学，被尊奉为老前辈。后来又做过楚国的兰陵（今山东峄县东）令，他还到赵国议过兵，去秦国考察过政治，晚年定居于楚国兰陵，从事著作和教育。他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韩非、李斯。现存《荀子》三十二篇，除书末六篇是弟子附加的以外，大都可认为是出于荀子的手笔。
荀子生活于战国末期，当时各封建诸侯国经济、政治联系越来越密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结束战国以来“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他的思想学说反映了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他是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他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早年他虽出身于儒家，但后来对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都进行过批判和总结，是先秦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之一。他对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批判，是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高峰，把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大大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荀子的天道观是唯物主义的，他高度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素朴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观点，在他著名的《天论》篇中全面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天”不具有宗教的神秘性，它不外是“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寒暑”等自然界变化的现象，而这些自然现象的变化是没有意志和目的的。他说天不因人怕冷就取消了冬季，地不因人们厌恶辽远就缩小了面积。在这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明天体的运行，自然界的变化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它并不因社会政治的好坏为转移。荀子还正确地指出人有充分的主观能动作用，能适应和利用自然规律，从而征服自然，他提出了光辉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这样，就正确地处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有力地批判了思孟学派所鼓吹的天命可以支配人事的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荀子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对于战国时期法家推行封建变革、发展生产的理论概括，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积极精神，并对后来唯物主义思想家有重大影响。
荀子的认识论也是唯物主义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他认为人具有认识外界事物的能力，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这种对事物规律可知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世界可知论。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问题上，荀子既意识到思维活动的重要性，又肯定了知识来源于感官经验。荀子还在名实问题的探讨中，坚持名实相符的观念，并在他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唯物主义的逻辑学说，对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荀子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发展了前期法家主张变革、前进的思想，认为社会是不断前进的，是一代胜过一代，他高度赞扬推行法治的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远远超过历代“先王”。因此，他提出“法后王”的进步历史观，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封建政权的要求。
荀子在人性论上，他和孟子的“性善论”相对立，主张“性恶论”。他说：人性就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里好愉逸”。认为人都有“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的本性。故有“欲”必争夺，危害封建社会的礼义，造成天下大乱，所以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他这种离开人的阶级性抽象地谈论人性“恶”，与孟子的“性善论”一样，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但荀子的“性恶论”却重视后天的学习和积累，强调环境影响的作用。即他所说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因此，荀子认为人们只要肯学习受教育，就有由恶转善的可能。故他不承认有什么“天才”。认为所谓的“圣人”也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积累的。“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因此，荀子的“性恶论”在重视后天学习，强调环境影响作用方面，是与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相一致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荀子政治上的“礼治”论，是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的。既然认为人性是“恶”的，故他主张“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以使天下都转而为善，而趋于治。他认为人类是先天平等的，后来只是由于“君子”受教育能“积礼义”成为“善”者；而“小人”由于未受教育，“恶”的本性未改，遂成为“恶”者。由此，他进一步提出虽是王公贵族的子孙，如不学习礼义，不符合封建制度的“礼”的标准，则降为庶人（平民百姓）；而庶人的子孙如若学习礼义并合乎“礼”的标准，则可上升为统治者。这种“礼”显然是对旧的世卿世禄制的否定，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而且，荀子还根据新的阶级关系，改造了儒家的“礼治”思想，对“礼”的内容作了新的阐述。他认为“礼”的要求应是：作君主的要“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作为人臣的要“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作父亲的要“宽惠而有礼”，作儿子的要“敬爱而致恭”，作兄长的要“慈爱而见友”，作弟弟的要“敬诎而不悖”；作丈夫的要“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作妻子的“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这实际是把儒家的“礼”改造成为封建的伦理纲常名教，为后来汉代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的整套封建伦理思想，提供了某些因素。除此，荀子还进一步把“礼”的内涵扩大，把“礼”说成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即认为礼是法的基本条理，也是法的纲领，这就给“礼”赋予了“法”的内容，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法制的要求。后来他的学生韩非便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这一思想，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据。但荀子的“礼治”和法家的“法治”不能等同起来，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荀子是将“礼”的作用放在刑法之上，认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主要是靠礼义道德教化，而不能完全依靠刑罚和奖赏。可他的“礼治”思想，也确是由“礼”过渡到“法”的一座桥梁。他的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成为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并非偶然。
荀子在哲学和政治思想等方面，都为新兴地主阶级战胜奴隶制和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提供了理论武器，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但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存在剥削阶级的偏见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如他认为：“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即把君主统治人民的封建等级制度看成是天经地义的。同时他也不可能看到劳动人民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根本力量，所以他讲的“人定胜天”，并不指的是劳动人民，仅认为只有“君子”才能“理天地”。而且在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学说中，在许多方面还不能贯彻到底，使他摆脱不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特别是他的“礼治”思想，都曾为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纲常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这些又被后人发展为比较完整的封建专制理论和封建伦理纲常。后来这些都曾被历代封建王朝用来加强对人民的政治统治和精神奴役。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反动作用就愈来愈加明显。今天我们所要彻底批判和肃清其影响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韩非及其主要学说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古代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他出身于韩国贵族，少时曾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在韩国时，他曾多次向韩王提出变法革新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于是便发愤著书立说。据说秦王政（即秦始皇）看到他的著作后，赞叹不已，说：“我得见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甘心了。”公元前234年，秦国兼并韩国很急迫，韩王派韩非出使到秦国。李斯怕韩非得到秦王信任，故进谗言把他投入监狱。次年（前233年），韩非被迫自杀而死。他的著述被后人辑成《韩非子》一书。
在政治思想上，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学说，总结了他们在政治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集法家之大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学说体系。韩非在“法”方面，主要是祖述商鞅。他主张明法令，设刑赏，奖耕战以富国强兵。但韩非对商鞅有继承也有批判。他不满意商鞅言法而不言术，不能防止臣下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削弱君主的权力。同时，他也不满意申不害言术而不定法，结果造成政令不一，违法增多。因此，他主张兼用法、术，讲求法和术的结合。什么是法和术呢？他说：“法者，编著于图籍，没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这就是说，“法”是官府公布的成文法，是封建官吏据以统治人民、维系封建统治秩序的国法条规。“术”是君主暗藏于心中的权术，是驭臣治民的手段。韩非认为君主治国没有法，就要乱，就不能建立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有了法，没有术也不行，因为法是要通过官吏臣下去执行，君主就要有一套驾驭和支配臣下去执行法律的手段，就要有术。只要有了法和术，君主倒不必是贤者能者。他说：“上法而不上贤”，“有道之士，不必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这等于说，只要君主有办法，并对君主有利，什么坏人都可以用。故他十分强调法和术的兼用。所以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另外，韩非还吸收了慎到重“势”的思想。他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也。”他说的“势”，就是权力。韩非认为“权势不可以借人”，即不能大权旁落使臣下“擅权”。一国之君要想巩固统治，不被别人搞掉，君主就得权力独掌，行独裁专制。只有如此，才能加强中央集权的威势，法与术的推行才能获得根本保证。因此，他特别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主张。这样，韩非就把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法”、“术”、“势”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加强君主独裁专制的理论和手段。当新兴地主阶级运用它来对付奴隶制残余和封建割据势力，为秦朝统一，建立全国性的封建专制国家时，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进程，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要看到，他这套封建君主专制理论，即是在和奴隶制残余和封建割据势力斗争时，也主要是用来统治广大人民的。韩非把荀子的“性恶论”发展到了极端，认为只有“威势”可以“禁暴”，“厚法”不足以“止乱”，因此他主张用严刑峻法去制止其为“恶”。所以他赤裸裸地主张用暴力和残酷的手段来压迫和剥削人民。把人民只当牛马来驱使，人民群众不仅丝毫没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甚至连讲话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这就是韩非所谓的“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而且他还提倡愚民政策，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主张。人民如要学习，没有别的，就只准学习法令，如要从师，就只准以吏为师。企图使人民变成愚昧无知的、一切“听吏从教”的顺民。他还诬说地主致富是由于勤俭，农民贫困是由于懒惰之故，极力为封建剥削而辩护。所以，韩非的这套封建专制理论自始就有其反动性的一面。当地主阶级在全国建立封建专制政权之后，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巩固，它就更加成为专门对付人民、维护封建统治和处理统治者内部关系的手段，这就愈来愈失去其进步意义而趋于反动。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制度濒临瓦解崩溃，韩非的这套封建专制理论就完全沦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立物。其中韩非所提倡的那套权术思想，后来也纯粹成为我国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争权夺利而玩弄阴谋诡计的理论根据。其反动性更为明显。
在自然观上，韩非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在对老子的“道”的唯心主义批判改造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韩非在他的《解老》、《喻老》等篇中，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为物质，“道”则是物质运动的总规律，因此他说“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对老子唯心主义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因此，他否定天命鬼神，把迷信天命鬼神视为亡国的征兆之一。他尖锐地指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因而他岽尚人力，提出“乱弱者亡”，“治强者王”，把国家的兴亡看成是力量强弱的结果，而与天命鬼神无关。并且宣称当世是“争于气力”的时代，“使民以力得富”。韩非这种否定天命鬼神、崇尚人力的朴素唯物论的无神论思想，是对战国以来儒家思孟学派的那套唯心主义天命观的有力批判。
在认识论上，韩非还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著名观点。他这种注重以事物的概念能否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及强调要通过实际的功效来检验人的认识是否正确的观念是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扬了荀子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优良传统。
韩非对当时各派学说，也是以是否切合社会的实际和功效作为评判的标准。他还把当时代表新旧势力的不同学说的根本对立，提高到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上加以论证。他借用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矛盾律的内容：“楚国有个卖长矛和盾牌的人，他夸自己的盾牌说。‘我的盾牌非常坚固，什么东西都刺不进去。’接着他又夸自己的长矛说。‘我的长矛锋利极了，什么东西也能刺穿。’旁边有人问他道：‘拿你的长矛刺你的盾牌怎么样呢？’于是，这位楚国卖长矛和盾牌的人被问得目瞪口呆，没话回答。”韩非由这个寓言故事所得出的结论是：“夫不可陷之楯（盾）而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这即是现在常说的“矛盾”一词的来源。韩非是我国较早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矛盾”一词的人。
韩非在《解老》等篇里，还批判吸收了老子思想中的朴素辩证法的因素，阐述了他的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如说：“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即看出自然事物的不断变化，没有永恒的东西存在。
由此，韩非进一步发挥了法家的历史进化观。他批驳了儒家的“法先王”的错误观点，坚决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即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要求统治者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采取应变的措施。这种历史进化观念就成为韩非变法的理论根据。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变法革新的积极精神。
但也应指出，就在韩非从事物具有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法观点出发，十分强调厚今薄古的历史进化论的同时，在他的《解老》篇中，也还提出与此相背离的看法，说什么“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企图为新兴地主阶级寻求某种绝对的、永恒的秩序，表明出他思想上的阶级局限性。而且，他在历史观上也跳不出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窠臼，把社会各发展阶段的出现，都说成是“有圣人作”的结果，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孙膑著的《孙膑兵法》的主要内容
孙膑，齐国人，孙武的后世子孙，生死年代不可考，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20年。约与商鞅、孟子同时。他是战国中期兵家的代表人物。
孙膑曾和庞涓一起学兵法。后来庞涓当了魏国的将军，自以为能力不如孙膑，暗中召孙膑至魏，借故施以刖（yuè月）刑（割去膝盖骨），又在脸上刺字，将他软禁起来。孙膑得到齐国使者的帮助，逃出魏国，到了齐国。齐将田忌十分器重孙膑。把他推荐给齐威王，被任为军师，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能。在他辅佐下，齐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其中最有名的是公元前353年齐国和魏国的桂陵（今山东菏泽县东北）之战。孙膑用避开敌人锋芒而攻其虚弱的战法，趁魏军精锐部队在赵国都城邯郸，国内空虚，派兵进攻大梁（今开封，魏国的都城），迫使魏军回救大梁。孙膑在桂陵设下埋伏，大败魏军，解了邯郸之围，创造了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法。公元前341年孙膑在援韩攻魏的马陵之战，诱敌深入，使魏军追到马陵，给予伏击，魏将庞涓兵败自杀，魏太子申被俘。齐国两次大败当时强大的魏军，声威大振，一度出现了“诸侯东面朝齐”的局面。
孙膑所著的《孙膑兵法》，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八十九篇，在《隋书·经籍志》中没有记载，可见已经失传。因此，从宋以后不少人怀疑孙武、孙膑是否各有兵书传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以及其他先秦兵书，使这部失传了一千几百年的孙膑的军事著作重见于世。它的出土使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历史悬案，得到了正确的解答。已整理出版的《孙膑兵法》共三十篇，一万一千多字。《孙膑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先辈孙武、吴起等人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中期的战争经验，反映了战国中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孙膑兵法》提出“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也就是说，必须用战争的手段才能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种鲜明的主张，与代表由奴隶主转化而来的那部分地主阶级利益的孟子，用“仁义”说教来统一中国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
在战略战术方面，《孙膑兵法》提出了“以寡击众”、“必攻不守”，强调进攻，继承了孙武、吴起的积极进取精神。《孙膑兵法》很强调“势”，对如何造成于己有利而于敌不利的作战形势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大大发展了孙武关于争取战争主动权的思想。《孙膑兵法》强调攻城战，比《孙子兵法》把攻城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由此可见战国中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使城市的地位大大提高，所以战争的重点已经转为对城市的争夺。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为攻城武器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说明了孙膑在新时代里对兵家军事思想的发展。还有，在阵法方面，《孙膑兵法》讲了十种原则，指出这些阵法“皆有所利”，将帅要善于根据实战情况，灵活运用其“利”，以达到主动歼敌的目的。这些比《孙子兵法》、《吴起兵法》讲得更加系统和周密。这可以看出战国中期战争规模有较大发展。
在治军原则上，《孙膑兵法》也重视以法治军。特别强调“有功当天就赏，有罪立即就罚”。同时，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非常重视人的作用，主张严格挑选将领和士卒。
《孙膑兵法》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在“形”与“名”的关系上，认为“形定则有名”。就是说“形”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还认为战争是“以形相胜”，就是用实力取胜。并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可知的。这些反映了孙膑的唯物主义思想。关于朴素辩证法思想，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武、吴起关于战争中兵力集中与分散，强和弱，多和少等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用来积极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以战胜敌人。
当然，《孙膑兵法》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对战争的本质不可能有所认识，它的历史观不能越出唯心史观的范畴，对战争指导的论述，也有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是，《孙膑兵法》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为封建统一战争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它的进步性。
先秦的“五行”与邹衍讲的“五德终始”的含义
五行也叫五材，其思想和概念出现于春秋时期。它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以自常生活中常见的水、木、金、火、土五种物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形成。这种不用神而用物质性的元素来说明世界的构成，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五行思想的产生，是春秋时期阶级斗争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
春秋时期五行思想的材料，主要有《左传》和《国语》。从这些记载中，五行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几个内容。首先，当时的思想家认为，五行是人们日常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东西，例如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而五材可以化生万物，即所谓五材之“和”，“成百物……，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其次，五材如何化生万物？在郑桓公与史伯的对话中，史伯说，不同的二物在一起才能发展，产生新的东西（“丰长”），相同的东西在一起就没有发展（“不继”）（《国语·郑语》）。这是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还值得指出来的，在五行思想中，对万物生成到变化的认识，在人类的认识史上，第一次把自然界的无限性和多样性，统一在有形体的物质中。
但是，不能不指出，春秋时代的五行思想，还没有形成唯物主义的体系，而是零散的片断的，是属于自发的朴素唯物主义，因此它还不能彻底地离开天和祖先神。正如列宁指出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是“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哲学笔记》第253页）。正因为如此，这种五行思想，一方面可以被唯物主义者所运用，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被唯心主义者所利用。这在以后的唯心主义者，如子思和孟子的儒家学派（即思孟派），就将这种五行思想唯心主义化。到战国时期的邹衍，更将五行改造成为神秘的“五德终始”了。
邹衍，又写作驺衍，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曾为燕昭王师，又在齐国都城稷下住过。由于他善谈天文，人们叫他“谈天衍”。他还游历过梁、赵、燕、秦等国，宣传他的一套阴阳五行思想，为当时的燕昭王、梁惠王以及赵国平原君所器重。关于他确切的生死年代，今已无法考定，不过从他的活动来看，大约与孟子是同时或稍晚一些的人。据汉代班固说，邹衍有不少著作，但今已失传。今天我们只能从秦汉时代其他的著作中，来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有三方面：一是天文、星历的天论，二是大九州的地理论，三是阴阳五行的五德终始论。其中以五德终始著名于时，对后来的影响也最大。
“五德终始”，又叫五德转移，古代人又叫“主运”说，它是把起初具有唯物思想的五行与阴阳搅在一起，再附会于历代王朝盛衰的历史，把历史依次按五行相胜来排列，并与天的黄、青、白、赤、黑五色的所谓“机祥”相符应，由此再推衍出政令、服色、冠舆等种种的“制度”。这样，每一个历史朝代，受一种“德”的支配。每一种“德”都是由盛而衰，为另一种“德”所代替。例如，虞是土德，其色尚黄，夏是木德，其色尚青；商是金德，其色尚白；周是火德，其色尚赤。到秦始皇时，按五德转移。就应当是水德，其色尚黑。于是秦代就“更名河曰德水”；“衣服、旄旌、节旗皆上（尚）黑”（《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此五德转移，汉代又该从头开始，是土德尚黄了。
邹衍编造的这一套五德终始，其实质是用来论证皇权神授和封建制度的合理性，作为帝王们自称是“奉天承运”的根据。在这当中，邹衍把人与天、人与神沟通起来，其中以阴阳五行为环节，把“五德终始”涂染成神秘的色彩，使历史演变具有神意性。这些都是邹衍虚构的东西，是浅薄的历史循环论，宗教的唯心主义。后来，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将邹衍的五德终始，更细致的演化为“天人合一”的神学，更加迷信和神秘。但是，由于它充满着荒诞无稽，所以不久就被唯物主义者王充等人，驳得体无完肤。从此以后，邹衍的五德终始才衰颓下去。
“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含义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形成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盛况。“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百家”是表示著名的思想家很多。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钘、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等。“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反映出群星灿烂的各种不同流派的学说，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论述，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掺》、《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过去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班固却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
应该指出，这些划分并不全面。比如，在孟子看来，杨朱学派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不小，与墨家常常相提并论，应该是独立的一家。杨朱与老子、庄子很不相同，并非道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更不一样。按“六家”或“十家”的说法，根本容纳不了。后来研究先秦思想史的人们，往往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来套，因而把杨朱归入道家，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这是不合适的。还有，兵家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军事史和哲学史都有一定的影响，而在《吕氏春秋》里已经提到兵家孙膑。现在看来，应该把兵家单列为一“家”。
还应指出，一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也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战国时期重要的儒家学派，就分为孟、荀两家。不论是孟派荀派，都不是简单的继承孔子，而是各有发展。孟子固然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加进了许多新的内容。即使对孔手的礼治思想中加进了法治思想的荀子，其主要思想，仍承袭孔子，不失为儒家大师。可见，同是儒家，变化很大。道家中也有同类情况，稷下学派的宋钘、尹文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如果以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诸子百家”，就会发现：同属一“家”的人，在哲学上却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相反，分属两“家”的思想家，在哲学上却属同一阵营。比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又比如，老、庄与稷下学派的宋钘、尹文同属道家，但老、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而宋钘、尹文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
虽然如此，司马谈、刘歆等从每一“家”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的做法，给先秦思想家的划分标准和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
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各家之间，互相驳难，既有思想交锋，又有思想融合，因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那种把“百家争鸣”曲解为儒法之争，或以儒家及其同盟军为一个阵营和以法家及其同盟军为另一个阵营之争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当时“诸子百家”不是每一家代表一个阶级，更不是凡属儒家就代表奴隶主阶级，也不是凡属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就是法家。历史的事实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从“诸子百家”学术发展的源流看，在春秋战国各阶段，因阶级斗争形势不同，斗争的中心也有所不同。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显学的对立和斗争。在战国早、中期，则出现了儒、墨（子）、杨（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战国早期，在齐国稷下，以黄老之学为主的稷下学派发展起来，但在当时道家势力并不大。只是到了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的出现，才把老子学说加以发展，使道家有较大的起色。当时的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主要是在政治经济领域从事变法改革，他们对儒家思想的斗争不是没有，但理论并不完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论辩的对手是杨、墨两家。到了战国后期，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才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法家对儒家比较系统的批判是从韩非才开始的。可以说在这时的儒法斗争才具有相当的规模。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过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他们的观点互相对立，进行激烈的辩难。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这是说，各家主张虽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样不相容。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补充。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这个抽象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地强调了抽象思维的作用。墨子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经验，即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克服了老子哲学强调抽象思维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视感性认识的长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又吸取了宋钘、尹文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理性认识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又比如，老子强调天道无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儒家纠正了老子这一弱点，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孟子又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吸取了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部分，继承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在“百家争鸣”中各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比如，法家韩非批判继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资料，他作《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唯心主义的“道”，改造为唯物主义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又比如，荀子本是儒家，但他改造了儒家的“礼”，给“礼”赋予“法”的内容，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而著名的法家韩非、李斯都是儒家荀子的学生。可见，儒法两家并非壁垒森严、处于绝对斗争之中。历史的事实倒是与此相反，儒法两家逐渐合流。这种趋势是从荀子开始的。所谓“荀、孟之争”，并不是儒法斗争，而是儒家内部的派别之争，是荀子对孟子思想的批判改造。这种批判改造正是儒法合流的先声。因此，荀子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开始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韩非对儒家的批判也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因为他不仅批判儒家，同时也批判墨家、杨朱学派和道家等，这是在荀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诸子百家。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韩非完成了法家理论的系统化，成为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人物。
到了战国晚期，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据走上全国统一的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百家争鸣”是怎样形成的呢？
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土地制度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大对抗阶级。但是，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这时以“学者”身分出现，对于各种学术问题，天文、地理、数学和物理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而争论不已。“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就是由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的阶级状况决定的。
春秋中后期，周天子地位衰落，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先后夺取了政权，但处于封建割据的状况。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当然还没有能成为统治思想。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使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还有，战国时期“养士”的风气很盛，如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时，在都城近郊的稷下专门开辟了供“文学游说之士”“不治而议论”的学宫。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多达几千人。这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
“百家争鸣”局面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地基本结束了。
总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有重要作用。它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都江堰”和“郑国渠”相继兴建
都江堰是我国战国时期兴建于今四川省灌县西北岷江中游的水利工程。
岷江上游，流经川北山区，坡度很陡，水流湍急，挟带着大量的泥沙。岷江进入灌县以后，就进入了成都平原，水流也变缓慢了。成都平原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以致氓江流域的平原西南部容易水涝，而平原的东北部又缺乏江水、容易干旱。要解决成都平原的水利和水涝问题，只有开一条新河，把岷江水撇一部分去东北。都江堰的兴建正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都江堰水利工程，简要的说来，就是在灌县县城的附近新建内江河道，把流入灌县县城附近的岷江江水分出部分流入内江。原来的氓江河道叫外江，新开河道叫内江。这样，在洪水泛滥时，减轻外江负担，免除外江流域的水患。同时，外江新开辟灌溉河渠，兼具灌溉和排洪的作用。内江系统也开辟许多河流和渠道，可以灌溉也可以通航。内江、外江两大系统成为成都平原上干支河渠遍布、地区广泛的大型水利工程。
早在古蜀国时期，就有劳动人民开凿宝瓶口，兴修水利的记载。公元前251年，也就是秦灭古蜀以后六十多年的秦昭王时期，被任为蜀郡守的李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家。他在修建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
都江堰工程的主要设施，是在灌县县城附近的西北地方的岷江，修筑“百丈堤”，这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起点。目的是保护河岸，不让被上游冲来的石块冲毁。同时加筑挑水坝一条，由江东岸连到江心沙洲，逼使江水直奔右岸正流，准备分水。离百丈堤不远的氓江中心，以大竹笼装卵石，堆砌成鱼咀形状的分水堤，这就是“都江鱼咀”，这是都江堰工程最重要的部分。都江鱼咀延伸于岷江中心，把浩浩荡荡的岷江劈分为二，从这开始岷江分别流入外江和内江。都江鱼咀以下修筑金刚堤，金刚堤分“外金刚堤”和“内金刚堤”，外江沿外金刚堤、内江沿内金刚堤下流。沿内江河岸紧接内金刚堤又修建“飞沙堰”，飞沙堰起堤岸作用，它又不是很高，如果内江江水超过需要而可能引起水灾时，水流可越过飞沙堰流入外江，飞沙堰能起到确保内江灌溉系统安全的作用。内江至灌县县城附近西南的离堆地方，在离堆凿开山道而成“宝瓶口”，内江流经宝瓶口而下，分出大小干支渠，穿入成都平原。外江原是氓江的正流，在外江流域也开辟许多大小河道，组成了大小河渠遍布的灌溉通航系统。都江堰总计分支河流有五百二十多条，分堰有二千二百多道，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里，灌溉面积合古代亩约三百多万亩（古代每亩合今亩五分二厘）。
《华阳国志》记载秦时在江中立石人测量水位，“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就是说水枯时水位在石人足下，水涨时水位不能过石人肩膀。石人测水说明基本能掌握水位规律，从秦汉时代起就逐步摸出“分四六、平涝旱”的规律，就是作到江水小时，内江分入六成，水大时，内江只流入四成，收到避免水旱灾害的功效。在都江堰的河渠灌溉网系统的大小水口，都安置了“斗门”，斗门是用来调节水流的，需要水时打开斗门，水多时可以关闭斗门。由于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治水和管水的办法，古书上把都江堰誉为作到了“水旱从人”。
都江堰附近的河底经常容易被沙砾卵石充填淤高，每年必须淘挖，在每年冬季和初春的枯水季节进行淘挖。淘挖内江时截断流入内江的水使它全部流入外江，然后又以同样方法把水拦往内江而淘挖外江。相传李冰时曾制定了“深淘滩、低作堰”的修河原则，每年进行淘挖，后来发展成为总结经验性的治水“三字经”，以及“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的八字格言。就是在江流遇到转湾拐角的地方，为了水流顺畅，截去突出的陆地部分；江河里如遇有沙洲、小岛，影响和分散水流，就挖掘掉，这就是八字格言的意思。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河管河办法，使都江堰千百年来一直为四川人民谋福利，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古今闻名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水利工程，经历了二千二百多年，经历代维修整治，灌溉面积有所扩大，这是由于不断开辟一些新的干支渠，灌溉面积最大时曾达三百多万亩。虽然这样，它的基本规模和主要设施，当时就已经具备了。今天去看都江堰，当你走上横跨岷江的竹索桥，站立桥上面对自北流来的岷江，浩荡岷江依从人们的意志，被前面的都江鱼咀从中分开，一江分为两江而流。沿内江行至灌县南门外的离堆，堆的极端，下临宝瓶口，内江流过宝瓶口。水流湍激，夏季水涨时，站立堆上，江水惊涛怒吼，犹如山呼海啸，大地像是被摇撼震动，蔚为奇观。在离堆和都江鱼咀附近，建立有李冰父子的祠庙。登上离堆李冰祠庙内的观澜亭，俯瞰都江堰，可以看到江流滚滚，内江外江各堰尽在眼底，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智慧和力量而深受感动。都江堰水利工程雄辩地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人定胜天”的坚强意志，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有无限的创造力，有改造自然的决心和能力，我们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科学文化而感到自豪。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始皇采纳韩国派来的水利工程家郑国的建议，由郑国主持，在关中地区的渭河平原上，开凿了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的大型灌溉渠——郑国渠。这又是战国时期继都江堰之后又一著名的水利工程。
郑国渠的开凿，改变了关中地区的面貌。这一地区雨量稀少，郑国渠对于农田灌溉和战胜干旱收到了巨大的效益。同时又改良了灌溉地区的土壤。关中地区土质带卤性，土壤矿化度高，而泾河河水浑浊，挟带的泥沙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既增加了土壤的肥力，又对降低耕土层中的盐碱含量，有良好的作用。《史记·河渠书》说：“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使关中地区“为沃野、无凶年”就是这个意思。
郑国渠起自今天的陕西礼泉县东北，引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县北汇合浊水及石川河水道，再引流东经今富平县、蒲城县以南，注入洛水。干渠全长约一百二、三十公里。郑国渠的开凿，从选择干渠开始的地方到干渠流经的地域都对开渠和灌溉很有利。泾河从陕西北部流来，上游永寿、淳化等地是群山，冲出群山流至礼泉就进入关中平原。郑国渠干渠开始于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地方（谷口又叫瓠口），这里是泾河冲出群山进入平原的一个峡口。峡口的东面和西面都是山，渠首选择这一很有利的地形，修筑石堰坝，抬高水位，拦截泾河入渠。泾河流经关中平原，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北面有山。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东南略低。郑国渠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使干渠沿着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布置在灌溉区的最高地带。由于把干渠开在高处，不仅最高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郑国渠灌溉面积约为今天的二百万亩左右，渠成以后农业产量增加。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里还说，由于郑国渠的兴建，“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就是说郑国渠的兴建对秦国的富强起了重大的作用，使秦国能够消灭别的诸侯国，最后统一中国。
郑国渠开凿以来，经历代改建和修治，由于泥沙的淤积，使谷口地方干渠首部逐渐填高，水流不能入渠，历代以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的渠首地方，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二千多年来一直为促进农业生产服务，使关中地区成为我国自古以来的富饶地区。
先秦时代天文历法和数学
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天文和历法是人类最早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之一。在我国这门学科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相传在黄帝时代，就有专门掌管“占月”、“占日”、“占星气”的人。同时还传说有大挠、容成两人创立的“甲子”和历法。有关天文历法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的这些传说，可能反映了一部分历史真实。恩格斯说：“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23页（它指天文学）在我国，从仰韶文化起就进入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发展阶段。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当时可能已有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近年来，在仰韶文化的陶片上，已发现了不少关于天文方面的花纹图案，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进入阶级社会的夏朝，天文历法知识大概是较为丰富了。《夏小正》传说就是夏代的历法。再从夏朝国王有用天干命名看，当时可能有“甲乙丙丁……”十干与“子丑寅卯……”十二支配合的甲子了。干支的创造，是我国天文历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很大进步。
到商朝，天文历法巳相当发达。甲骨文中已可看到，商人纪年（商人不称年，商人一祀大致相当于一年）平年分为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并知道分大月和小月。纪日则用干支。十日为一旬，白昼为日，夜晚为夕。一日之中又分为明、大采、大食、中日、昃、小食、小采、暮等时间段落。称过去之日为昔，未来之日近期为翌，远期为来。同时，我们还在甲骨文中看到许多有关日食、月食以及风、云、雨、雪等天象记载，可见商朝的天文历法水平已经很高了。
到周朝，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已有了更大的进步。《周礼》一书中所讲的冯相氏、保章氏是周王朝设立的掌管天文历法的官职。由于周王朝对天文历法的重视，掌管天文历法的人对各种天象的记录、历法的推算都十分注意。比如公元前776年（周幽王六年）的一次日蚀记录，就是世界上最早而有明确时间的记载。进入春秋以后，从公元前720年（鲁隐公3年）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14年）的三百多年间，据记载共观察到37次日蚀，其中有30次是确实可靠的。关于彗星的记载，我国也是最早的。彗星，在我国古代又叫做孛星、长星或蓬星。我们现在通称的哈雷彗星，我国最早观测到是在公元前613年七月（春秋时期的鲁文公14年），而且有可靠的记录。而在西方，这个彗星则迟到公元1682年，才被哈雷所发现，已经晚了两千多年。
春秋时期的天文家们，在恒星的观测和历法的推算方面，成绩是多方面的。从公元前665年（鲁庄公29年）到公元前541年（鲁昭公31年）的一百多年间，不仅有许多的恒星观测记录可以查考，而且在历法的制定方面，也更加准确和完善了。我们知道，一个季节准确的历法，首先要求准确地测出冬至和夏至的时刻。这方面至少在春秋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就做到了，而且作了记录。我国传统历法的三要素——节气、朔、闰，在春秋时期已经完全具备。根据研究所知，到春秋末年，我国还有了四分历，它的岁实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历法。到战国时期，更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天文学家，如齐国的甘德（一说鲁国或楚国人），魏国的石申等人，都在天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甘、石二人不仅测定了黄道附近约120个恒星的位置，以及这些恒星距北极星的度数；甘德还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星经。石申已经知道了日食和月亮的关系。战国时期的天文家还发现了岁星（即木星）在恒星星座中的位置是逐年移动的，走一个周期大约是十二年。当时的天文家又把黄道周围平均划分为十二“次”（十二宫）。用来记载天象发生的位置。这些说明了当时天文家对星球的运行规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随着天文历法的进步，以及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需要，战国时期还创造了一种计时间的仪器——滴漏。这是将一个装水的壶打一小孔，水逐渐漏出，用以计算一天之内过去了多少。这种滴漏计时器，在我国古代一直沿用到明清时的自鸣钟传入后都还在使用。
恩格斯说过：“天文学只有藉助于数学才能发展。”我国数学的产生也很早，今天通行的九九乘法口诀和十进制数字，相传在伏羲时代就有了。汉武梁祠画像有伏羲手执规，女娲手执矩的形象。规和矩都是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应用数学里作圆画方不可缺少的工具。又传说黄帝使隶首作数，开始创造出了数目字。这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因为在仰韶文化的陶片上，就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如“｜‖×λ+”诸形和商朝甲骨文中的二五六七等数字的写法差不多。在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记数法是严格地按照十进制的方法记数的。甲骨文中已有从一到万的数字。十以上都用合文，有关商朝的文献资料上，不仅也有从一到万的数目字，而且还有万以上的亿、兆等数目字的使用。
在周朝，贵族子弟上学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的数就是数学课。而开始学数学课，首先就要学习九九口诀，即《周礼》一书中说的“九数”。可见，那时已把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必修课设置在贵族子弟学校了。由于当时对数学学科的重视，所以到春秋时期，它就更加发展起来，并把这门科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载公元前510年（周敬王10年），各国诸侯派人为周王筑城。晋国的士弥牟在施工前预先把王城的长、宽、高，水沟等需要的土方石方材料、人工以及各国人工往返路程和需要吃的干粮都计算得一清二楚。这说明当时数学已相当发展。
到了战国时期，数学的计算方法上，也有了新的创造。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独创的筹算，大概就产生于春秋时代，而完成于战国。这是和当时的生产发展、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相联系的。根据对考古和文献材料的研究，筹算是以筹——一种用竹或骨作的一根根小棍作工具，把它摆成横式和纵式两种数，来进行加、减、乘、除等计算的。由于算筹的发明与运用，就有可能对复杂的数学问题进行计算了。这不仅在数学计算上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而且，还为后来的珠算发明作了准备，是当时数学发达与进步的重要表现。数学的发达与进步，还突出地表现在数学理论著作的出现。有名的《周髀算经》，就成书于战国时期。《周髀算经》假托周公与商高的对话，对战国以前的数学成就作了很好的科学总结。举世闻名的商高定理，就是在这部书中提出来的。商高定理又叫勾股定理。用现代数学上的一般讲法就是：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它两边的平方和。在西方，一般把它叫作毕达哥拉斯定理。
由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在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在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对世界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先秦时代冶炼与采矿的主要成就
我们的祖先对于金属的认识和应用是相当早的。据传，曾与黄帝大战过的蚩尤是第一个冶炼金属并用以制造兵器的人；黄帝也曾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大约在原始社会后期，我们的祖先就对铜有了一定认识。考古发现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骨凿上已有铜质的污染，经化验含铜0.099。在属于龙山文化的唐山大城山遗址，以及时间与龙山文化差不多的齐家文化遗址中，都曾出现过红铜器。古史相传夏禹铸“九鼎”，虽未得到可靠的实物证据，但夏代已有铜器，是没有问题的。
到商朝，我国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的兴盛时期。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它的特点是熔点低，便于熔铸；比红铜硬度大，可以制造更为锐利的工具。商朝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它的造型复杂多样，花纹精致美观。不仅充分说明当时劳动群众的聪明才智和高度的艺术，而且，表明生产力已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新水平。解放前后都曾发现过不少商朝的青铜器和冶铸遗址，特别是解放以后，先后在河南郑州、安阳、江西清江等地都发现了商朝的冶炼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矿石、矿渣、木炭、炼锅（又叫“将军盔”）以及直径达一米左右的大熔炉。铸器用的陶范、石范等等遗物也有大量出土。在安阳的一个冶铸作坊遗址里，曾发现一个大型的陶范，仅残余部分就达一米二左右。通过研究，我们知道了商朝的炼铜程序与过程大致和现在差不多。一般都是先把开采来的矿石进行人工选择，接着配以适当的熔剂放入炼炉炼出粗铜，然后再将粗铜放入炼锅加进锡炼成青铜，最后把熔化的青铜液浇入预先准备好的范内就得到了所要的铜器（附炼钢过程）。有的冶炼工具，今天看来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比如当时的炼锅，它的形状像一顶古代人打仗戴的头盔，所以有“将军盔”的名称，实际上更像今天的广播喇叭，口大而底小，底部还有腿，这与现代用作提炼金属的坩锅形状很相似。说明商朝的冶炼技术水平是比较先进的。最能反映出商朝冶铜和铸造水平的，是重达1700多市斤的司母戊大鼎。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冶铸技术，那是不可能铸造出那样大型而精美的器物来的。
到了周朝以后，有关铜器的冶铸材料就更多了。周朝也有大量铜器流传下来，而且有关文字记录的材料也不少。《考工记》中，不仅有青铜冶炼的具体配料比例，而且有关于如何掌握冶炼的火候变化的详细记录。这些科学的记录，用今天的冶炼技术去检验考察，也还是合理的。
与青铜密切相关的金属是锡和铅。它们是炼成青铜的重要原料。所以，古代的劳动人民对锡和铅的认识、开采、冶炼也是很早的。当然，早期的青铜不一定是分别炼出铜、锡、铅，然后按需要掺合熔炼成青铜。照冶炼青铜的一般历史发展过程，起初是用铜矿石和含锡的矿石、含铅的矿石混合冶炼出来的。可是，从商、周考古发现看，当时已经越过这种水平了。考古工作者曾在安阳商代遗址发现过锡块和镀锡的铜盔；而铅铸的器物，商和西周墓中已不止一次出现了。除此而外，从考古发现的商代金箔、金弓形器等来看，无疑，早在商代已可以提取黄金。不难看出，商、周时代的铜、锡、铅、金等金属冶炼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至于铁的发现和认识，虽然比铜、锡、铅、金等金属要晚，但在我国，不只是传说夏朝有了铁，知道了铁矿的主要分布区，到商朝确实发现了铁质器物。解放后已不止一次的发现了商朝的铁刃铜钺，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1977年在北京平谷县都发现了形制差不多的铁刃铜钺。特别是藁城台西的商代遗址里，还发现有十几块残铁渣。这些说明商朝用铁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对铁有所认识，虽然目前对商朝的铁是陨铁还是熟铁尚不能肯定，但商朝开始用铁作工具却是无可争辩的了。
西周以后人们对铁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到春秋时期关于使用铁的记载就更多了。据《左传》记载郑国子产就用铁铸鼎，把法律条文刻在上面。在春秋后期，不仅有了铁，而且有了钢。1975年在长沙铁路车站建筑工地，发掘了一座春秋晚期的墓葬。在墓中发现了一件组织结构比较均匀的中碳钢制的剑。过去认为钢是战国中、晚期才有的，由于这一考古收获，就把我国用钢的历史大大提前了。到战国时，由于在冶炼中使用了用皮作的“橐（tuó驼）龠（yuè越）”鼓风，使得冶炼时的温度大大提高，这也是冶炼史上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特别是对于铁的冶炼意义更大，因为铁的熔点远比青铜高，如果没有“橐龠”鼓风，就困难得多，使用“橐龠”后就可以大大提高炼铁的效率和质量。从而有可能取代青铜器的地位而进入铁器时代。
金属冶炼离不开采矿。这方面的有关文献记录，战国以前是很少的。除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中有过寻找矿苗的简单的记载外，似乎还不见直接的记载。但是，我们从商代青铜器的铸造规模看，无疑在商代已有相当规模的采矿手工业。到了春秋时，矿石的开采规模已经相当大了。这方面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目前，我国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了约当春秋早期的采矿和冶炼遗迹，而春秋晚期至战国间的采矿和冶炼遗迹的规模，则更为可观，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秦时期开矿方面的高度技术水平与当时劳动群众的聪明智慧。
自1965年以来，在湖北大冶矿区，不断发现古代采矿和冶炼的遗迹与遗物。1972年2月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重点进行了发掘，从发掘揭示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采矿遗址说明：当时已经十分准确地知道选择何处矿藏最丰富？怎样选择含量高的矿石？从发掘得知，当时已把矿井开掘到地下五十多米的深处，并且解决了井下照明、通风、运输提升、排水、以及巷道的支护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比如井下通风问题，当时的劳动人民已知道利用井口气压的高低差形成自然通风，采取封闭废井通道，使空气沿着掘进方向前进，通到需要的工作地方。这在两千多年前，真是了不起的发明与创造，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是聪明的，他们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为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先秦时代物理学方面的主要成就
我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蚩尤造大雾，使黄帝的士兵都迷失了方向，于是黄帝发明了指南针。这虽然是个历史传说，但却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便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大约在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在采取石料制造工具过程中，偶然发现用某种石科作的工具，如悬挂起来总是指向一定的方位。这可能就是黄帝发明指南针这一历史传说的来源。
又传说，周代第三个国君周成王时，有个叫作越裳氏的兄弟族，曾派使者到成周朝见周成王，使者在路上很容易迷失方向，于是周公就造了一辆可以指示方向的车子送给这位客人。我国车子的发明，相传始于夏代的奚仲。商朝的甲骨文中也有车的像形字，并有记载乘坐车子坠地的生动故事。考古工作者也曾多次发现了商、周时期的车马坑，证明了在商朝是有了马驾的车子。有了车，就有可能把利用磁石指极性制造的指南又指北的仪器装上去，以便驾车行进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不至迷失方向。所以周公送给越裳氏使者可以指示方位的车子的故事，不是毫无根据的。
现在能确知用来定方向的仪器，最早的可靠记载是在战国末期的法家著作《韩非子》一书中。在《有度篇》中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意思就是用司南这种东西测定方向。而所谓司南就是后来的指针一类的仪器。当时不叫指南针，也不叫指北针，而叫“司南”，直到汉朝都还叫作“司南”。最早的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琢磨成的。它的构造，是将磁石制成一把小汤勺样的东西，然后放在光滑平面上，勺柄即自动指向南方。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所讲的“慈（磁）石召铁”，这又是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春秋以后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进而又发现了磁石吸铁的特性，从而有可能出现人工磁化的铁，这是继磁石指极性后物理学上的又一重要发现。
在战国时期还创制了凸面镜、凹面镜和凸透镜。从而在物理学光学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就。我国古代的镜鉴制的一个人。今天流传的《墨经》学、光学等自然科学成就和记录。
又据《周礼》一书讲，周朝设立有司烜氏，是掌管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的。取火于日的“夫燧”是什么呢？按《考工记》中讲，是用金（即铜）和锡各居其半的合金作的，又叫“鉴燧”。照此“夫燧”就是一种不透光的凹面镜。可是，我们知道，在太阳光下可以形成焦点取火的除凹面镜外，还有凸透镜，根据汉朝的无神论学者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讲的“阳燧”，就是先秦时期所说的“夫燧”。王充记载说，这种东西是“消五石”而铸成，铸成后再加工“磨砺生光”，对着太阳就可以点着火。现代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也是白砂石、石灰石等加高温熔化处理制成的。所谓消（炼）五石，大约就是将白砂石、石灰石等等可以制造玻璃的原料加热熔化制成的类似玻璃之类的东西。从考古发掘看，在战国墓中常有琉璃球、琉璃璧之类物品出土，说明当时可能确有原始的玻璃。用这种玻璃加工磨制的凸透镜，就是“周礼”上讲的“夫燧”，汉朝人叫作“阳燧”。这是光学上的一项重大发明。
另外，先秦时在力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考工记》中有关于惯性的记载。《墨子》一书中，关于滑车起重可以省力和杠杆原理的运用等等，都有很好的记述。《庄子》一书中还有桔槔的记载。据说孔子的弟子子贡从楚返晋，在汉水南曾见一个农夫吃力地从井下用瓦罐打水抱去浇地，子贡就劝他改用“桥”，即桔槔。结果是“挈水若抽，如泆汤，一日可灌百畦。”这个故事说明，大约春秋时，我国已用它提水灌溉了。
先秦时期这些物理学上的种种成就，是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特别是指南针与凸透镜的发明，它的意义尤为深远，这一点已为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所证实。
先秦时代医药卫生方面成就
我国的医药卫生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熟悉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一说遇十二毒）的传说故事，不仅说明我们祖先在不断探索药物治病过程中，曾遇到了许多困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且告诉我们，对于医药的有意识的探索，早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据研究，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发现的部分细小的尖状器，有可能就是人们用以治病的砭石之类的原始医疗器具。
到了商朝，医药卫生已相当发达。甲骨文中已经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疾病名称，如果用今天的医学去分科，大致可分为脑神经科、五官科、内科、外科、妇产科等。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卜问生育的记载，具有对预产期推算的科学因素。从甲骨文中关于“小疾臣”的记载看，商王朝已不完全是医巫不分，而是除了有所谓勾通神人的巫觋（xí习，男巫）外，还设立有医官。由于医与巫的分设，商人在和疾病作斗争中，已不单纯靠祈求鬼神的迷信手段了，而是更多靠药物治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1973年在藁城商朝遗址中，就发现有桃仁、杏仁等植物种子。从发掘情形看，很可能是储存以备药用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种果仁还和我国古代医书中用作通便润燥的五仁丸药方的主要成分是一致的，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五仁丸药方是我国古代人民长期和疾病作斗争中，以实践经验积累发展起来的。考古发现的桃仁、杏仁等，是商朝就已了解这些植物果核的药性，并用来治疗疾病的物证。
周朝的医药卫生比商朝更加发展了。周人继承商人，不仅专门设有医官，而且明确把医生分为内科（疾医）、外科（疡医）、饮食卫生科（食医）等。说明这些方面的医学水平巳相当高了，才会有这样多的专门医生。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除了治疗人身的疾病外，随着生产斗争及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需要，还分出了兽医和验伤的法医。当时的兽医，不仅能一般地治疗家畜的疾病，而且发明了阉割家畜的技术。从而进一步掌握了人工控制家畜的生长和繁殖，使其更好地朝着人们需要的方面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相畜学家。如善于相牛的宁威，作有《相牛经》；善于相马的伯乐，作有《相马经》。法医的出现是同春秋战国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有关的。《礼记·月令》中有命刑法官“瞻伤、察创、视析、审断，决狱讼必端平”的记载。即根据受伤的不同情况，作为断案的依据。这些是医学科学进一步发达的重要表现。
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带规律性的理论来，是人们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也是把科学不断推向更高水平的又一重大标志。在春秋时期，已归纳出了“六气失和”（即风、寒暑、温、燥、火六气）会引起疾病的理论，为后来祖国医学中的“六气”致病说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还出了不少有名的医生。如《左传》中记载的秦国的两位名医：医缓和医和，不仅在秦国作医生，而且受秦国的派遣去给晋国的国君诊病。春秋时的药物也大大增加，除了植物外，还有动物、矿物，用作药物的矿物，动植物，据后来战国时期的一些古籍中有关记载推知，大约有一百多种之多。
春秋以前是学在官府，医药科学也主要掌在官府手里，用来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但春秋以后，除了官府医药学外，民间医学也大大发展起来。战国初期的名医扁鹊，就是出生在春秋末的一位民间医生。他们不仅自己到处为人治病，而且还带了不少徒弟，都是医术很高明的。特别是扁鹊，他可以用看色、听声、观形的方法诊病，还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了切脉诊病法，从而为后世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奠定了基础。扁鹊在药物制剂方面也有许多创造，现在中医通常用的丸、散、膏、丹、汤剂等就是他的创造；除了用药物治病外，他还利用传统的针灸、按摩等方法。他不仅长于内外科，而且对于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等都非常在行。
到战国中后期，在医药卫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有许多医学方面的著作流传，直到今天，都还是中医必读的传统书籍。有名的《黄帝内经》就是这个时候成书的。这部医学经典，不是出自一人一时之手，而是长时期内无数医学家的集体成果；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古典医学著作。原书共有十八卷，包括《素问》和《针经》（后来又叫《灵枢经》）。它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到临床疾病、预防卫生等多方面都作了辩证的论述。这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从这部书中强调的“治未病”——即预防为主的医疗思想看，当时已经不单是消极的治病，而且还积极地注意身体的保健和疾病的预防。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一书中，也总结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比如书中提出要使人体健康少生病痛，就要注意使血脉流通；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不要吃大肥肉和饮浓烈的酒，不要吃的过饱，也不要过饥，否则有损健康。
总之，在医药卫生方面，先秦时代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为祖国的传统医学打下了基础，为人类的医学科学和保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