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遗传”这个词儿，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农业基础知识里面有“遗传”一节，并且还讲变异。遗传讲的是孟德尔-摩尔根，变异当然是米丘林，所以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有遗传和变异这一说。在民间，那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还有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会打洞”。这当然是孟德尔-摩尔根。至于骡子，那就是米丘林。獾子怎么样，没说，但从大量的事实证明，獾子的确没有捕捉过狮子，大概它是没多少变异的。
20世纪，苏联曾一度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说是资产阶级的，唯心的，等等，抬高李森科学派，而李森科承接的是米丘林的一脉。受苏联的影响，正宗的遗传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也受到压制。这当然是正统的遗传学派所不能忍受的。可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育种进步，却都走的是杂交变异一途，类似于米丘林的“梨苹果”，也就是“骡子”，而且还是远缘杂交。这事情说起来，可就复杂多了。
话说远了，本来是要说一件小事儿的。
言归正传。
不知为什么，我比较喜欢藤蔓植物。大概是它老是有一种发展的趋势，老在不断地长，老在不断地伸展，在它的生长中，你觉得不光是它的空间，连自己的心里空间也在不断地扩大着。不像花，开过也就开过了。也不像乔木，老是处于一种静止状态。
乡间，这种藤蔓植物，除了豆角秧，就是牵牛花，当然还有打碗花什么的，只不过是这两样印象深一点。我记得在农村的时候，夏末的早晨，吸着湿漉漉的空气，踩着露水，到地里摘豆角，远处响着鸟儿的叫声，地里却静悄悄的。成熟了的，是那样的饱满。没有成熟的，是那样的生机盎然，而那生机能生出逼人的锋芒来。露水在叶面上晶莹地闪着微光，间或有一滴无声地落下，给泥土多一分沉默与朴素，因而眼前的一切顿时空阔起来，天边的云霞那样远，那样远。
进了城，不会再到地里摘豆角了，只是偶尔到外面看看。在野外，更多的是看到牵牛花，蓬蓬勃勃地生长着，田间，路边，粪堆，特别是早晨，花和藤都迸发着张力。也还是因为喜欢的缘故，后来，我弄了些籽儿，种在花盆里。很好，一样地长叶子，一样地开红花。不过，它不像在野外能开出紫花，因为在屋子里光照不够，所以紫花开不出来。在我，这也就够了。
一种，种了十多年。窗户上爬满了它的藤蔓，把个窗户弄得黑黑的，暗暗的，把一个庄严的办公室弄成野外。
去年，我突然心生一念：种扁豆。
原因也是因为喜欢这种植物。一是喜欢吃炒扁豆；二是它开出的花也很好看；三是它结出的豆角，一簇一簇的，更好看，还给人一种充实感。
于是，找了一个专门卖菜种的店，一本正经地买了一包扁豆籽儿。包装上的那扁豆，真好，真漂亮。看得嘴里都流涎水，心里痒得要命。
种地嘛，我还算是老手，虽然不算行家，至少知道必须把种子种到土里，露在外面不行，挂在空中也不行。专门到外面弄了一些土，配置了合适的花盆。那天，天气不错，似乎也适合下种，心情那就更好了，于是，下种，浇水，一切按程序做好。
等。
那心情就像一个天天盼孙子的爷爷偷看儿媳妇的肚子，既紧张，又神秘，企盼加兴奋，总之是有点乱了方寸。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戏。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戏。
挖开一看，种子早烂了。
那就重种吧。好在这比种儿子容易得多。于是又去重买了一包种子。再种。
又是等。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又是……好，出来了。
老爷，你总算出来了。只要你老人家出来，我给你当孙子。
小心翼翼地侍候着，浇水，不敢少了，也不敢多了。松土，不敢紧了，也不敢太松了。不透气不行，太透气也不行。乡间的话：有了苗苗不愁长，见苗三分收。等它长到两寸高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它开着紫色的花，一簇一簇的，结着果，也是一簇一簇的。秋天，摘下来，尖椒一炒，就着小酒，美两口。唉，美死了，美死了。比阿Q看杀头要舒服得多了。
但是，情况不妙。
首先是出苗不齐，我种了三个花盆，结果只有一个花盆里出来两棵。然后，这两棵开始消极怠工，长得有气无力，面黄肌瘦。这，我种得是扁豆，不是“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小姐，它得像农村的那种姑娘，饱满，壮实，酣畅，满世界放不下她的活力和生机。我是既焦急又无奈，该用的招儿都用了，没用。
秋天，它总算别别扭扭地长高了，也开了花，可是那花真不成体统，蔫蔫的，淡淡的，不说是什么颜色，几乎都算不上有颜色。花落了，倒是结了点什么什么！好像是点什么，但不是豆角，七扭八歪的，说不清是什么，总之不是扁豆。
这就是全过程，种是种了，长也长了，可是既没有看到淡蓝色的扁豆花，也没有吃到尖椒炒扁豆，我倒还想得开，酒有点委屈，一沾我就撒气，弄得我醉了好几回。
看来，种豆也未必得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