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活到现在能不能躲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想答案大概是确切的，一次也躲不过。鲁迅先生怕的倒不是这个，他是怕“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时光过得慢，“现在”还是“现在”，还不到明年。
别的事不甚了了，说文坛吧。一件是不久前作家韩少功状告评论家王干、张颐武，结果是韩少功胜诉，吵得沸沸扬扬。另一件也是不久前，《诗刊》社状告《太原日报》。罪名大约是一样的，差不多是“侵犯名誉”之类。前一件尘埃落定，法大于天，不说也罢。有趣的是《诗刊》社某负责人的两条表白：一是说文章作者金汝平是一位诗作者，不久前还给《诗刊》投过稿；二是《诗刊》某负责人公布了《太原日报》某负责人给他的信。《诗刊》社还算网开一面，说对文章作者可以抱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太原日报》则不行，非上法庭不可。
记得多年前王蒙说过：文学界（或是作家，记不清了）自己（“自己”两个字下面应该打两个重重的圆圈）不要吁请干预。王蒙说的是政治干预，他当时也未必想到还有法律干预这一说。对于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是每一位作家都深恶痛绝的，然而平心而论，自己吁请干预的也不在少数，为的是证明自己的正确（谋一个什么位置的话免说了罢）。现在当然不会有作家去吁请政治的干预了，以此去混政治地位的另当别论。但是骨子里有些东西可不是一下子就去得干干净净，别的招儿传下来不容易，这个招儿可是简便得很，于是操起了法律的武器。
文学批评差不多相当于冷兵器时代作战，战至三百回合不分胜负是常有的事，况且也不必非要分出胜负，战斗本身也正是文学批评意义本身。可是有人偏“谁鸟耐烦，一拳打死那厮，洒家自去吃酒快活”。法律的武器可是普遍得远了，一个“侵犯名誉”的罪名，百战百胜。雨果和霍夫曼的两拨人最多也只是在剧场里打架，20世纪30年代即使是再下流的文人也还没有把鲁迅告到法院（政治上对鲁迅的迫害和人身上对鲁迅的攻击是另一回事）。
时代进步了吗？
你可以说这事情超出了文学评论本身，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分清是非，可是在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至少不是文学心态。倘若回到20世纪50年代，不想法子把那两位评论家和《太原日报》副刊部的负责人打成“右派”还见了鬼了。不管怎么说，总得有一把大刀在自己的手里抡着。其实，把世界上的人都砍光了，自己的日子也未必好过，没人给你烙大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