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攻占应天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天灾频仍，社会矛盾恶化。顺帝妥懽帖睦尔继位后，勤于政事，任用脱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史称“至正新政”，包括颁行法典《至正条格》，以完善法制；颁布举荐守令法，以加强廉政；下令举荐逸隐之士，以选拔人才。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顺帝统治后期，逐渐沉湎于享乐，加之元廷内斗不断，人民饥寒交迫，由此而引发了农民的反抗斗争，其中以红巾军的斗争最为重要。农民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统治。在以红巾军为主体的元末农民战争中，最终推翻元朝统治，并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幼名重八，参加农民起义军后改名元璋，字国瑞，出身于贫苦农家。其父在淮河流域到处躲债，想找一个地方做佃户，能过仅能糊口的生活。他在兄妹中是大难不死的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外，其余孩子都因无力抚养而送人或嫁出。十七岁时，朱元璋被迫入皇觉寺为僧，做了小行童。但是不久当地出现饥荒，寺中无人施舍也度日艰难，主持只好打发众僧云游化斋。只做了五十天行童的朱元璋只好云游于江淮地区。沿路乞讨三年后，朱元璋又返回皇觉寺。这时，农民义军正声势浩大，定远（今属安徽）人郭子兴占据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使元将彻里石花不敢贸然进兵。公元1352年闰三月，朱元璋毅然出寺投奔了郭子兴。朱元璋战功卓著，深得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也将自己的养女嫁给他，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朱元璋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九月，元丞相脱脱攻陷徐州（今属江苏）。义军首领赵均用、彭早佳等率残部逃至濠州。郭子兴一味谦让，反为赵均用等人挟持，朱元璋闻讯后，率兵救回郭子兴。义军诸将积怨更深。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遂于至正十三年，返回乡里招募兵士，同乡徐达、汤和等700余人纷纷投效。
公元1354年七月，朱元璋率部在定远、滁阳（今安徽合肥东北）一带活动。不久，因彭早佳、赵均用等人将朱元璋所隶700余兵改属他将，朱元璋因此带领徐达、汤和等24人脱离了郭子兴离开亳濠州，南略定远。其后，朱元璋等以设计、诱降、用兵等方法，将队伍扩大到2300余人。征战中，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
不久，彭早佳、赵均用挟持郭子兴前往泗州，后来彭早佳在战斗中流箭身亡，赵均用更加独断独行，甚至想要置郭子兴于死地。朱元璋闻讯，贿赂赵均用的心腹，郭子兴才得以脱险，率部返回滁州。朱元璋也率领自己的数万人，归属郭子兴。
后来，虹县（今安徽泗县）人胡大海、邓愈，怀远（今属安徽）人常遇春前来投奔，朱元璋都委以重任。朱元璋用兵，军纪严明，逐渐得到了人民的爱戴。
公元1355年三月，郭子兴病逝帅。当时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建国号宋，改元龙凤，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有勇有谋，手下又有一批将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攻下太平（治今安徽当涂）。至公元1356年二月，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大败元将、中丞蛮子海牙所部，朱元璋在江南立稳了脚跟。听从了老儒陶安的建议，朱元璋领兵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并以此为中心，向外开拓，相继攻下镇江（今属江苏）、宁国（今安徽宣城）、江阴（今属江苏）、徽州（治今安徽歙县）、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扬州（今属江苏），逐渐开辟了以集庆为中心的根据地。韩林儿的宋政权因此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左丞相。
朱元璋占据集庆及周围州县之后，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招揽人才，复兴学校。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人相继入金陵，拜见朱元璋。他奉行儒士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认真备战，从而使其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加强。
二、诛灭群雄
公元1359年，朱元璋陆续攻占浙东余下各地，常遇春克衢州、胡大海克处州，至此朱元璋部控制江左、浙右各地，向西与陈友谅部相邻。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但是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兵力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取得了暂时迅速发展的机会。
陈友谅占据江西、湖广之地，并且与张士诚联盟，东西夹击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企图消灭朱元璋势力。
面对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召集众将商量对策。刘基认为当前形势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陈友谅，必须集中兵力消灭他。虽然陈友谅的势力最大，但是他杀君自立，将士离心，故而不难战胜，只要诱敌深入、设伏以待。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他让陈友谅的老友胡大海诈降，约定在江东桥做内应。
不久，陈友谅果然统领大军进击应天府，赶到江东桥时，才发现桥是石桥并不是木桥，才知道上当了。此时，朱元璋率军奋力厮杀，此时天空中下着倾盆大雨，将士们水陆夹击。陈友谅大败逃回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朱元璋乘胜收复了太平，进而攻占安庆（今属安徽）、信州。陈友谅本来就丧失民心，此时大败，将领更是乘机纷纷叛离，投奔朱元璋。
公元1361年八月，朱元璋于江州大败陈友谅军，陈友谅沿江逃到武昌（今属湖北）。朱元璋军占据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西）。公元1362年正月，陈友谅部属、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献龙兴府（今江西南昌）投降。朱元璋接管此城，更名为洪都府，返回应天府时，留邓愈领兵戍守。不久，降将再次反叛，洪都失守，邓愈败逃应天府。四月，徐达领兵收复洪都，派朱文正、赵德胜、邓愈率兵镇守。朱元璋在江南的势力日趋壮大，引起了元朝政府的猜忌。十二月，元帝派遣尚书张昶授朱元璋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企图以此收买、招抚，但遭到朱元璋的拒绝。
公元1363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统兵救援，但当他赶到安丰时，吕珍已经杀死了刘福通。朱元璋击退吕珍，救出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趁朱元璋北上救援之机，陈友谅领兵号称60万，包围洪都府。一时间，吉安（今属江西）、无为（今属安徽）等州县相继陷落。洪都守将朱文正等率领士兵坚守城池长达85天，使朱元璋得以集结兵力，赶赴救援。陈友谅得知朱元璋亲自率兵，退兵至鄱阳湖准备迎战。双方出动水军，激烈交战，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其部将张定边护卫其子陈理逃往武昌。
公元1364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建置百官，仍以龙凤纪年。二月，亲自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陈理最终出城投降。随后，诸将分兵东征西讨，平定割据南方的诸势力和红巾军。至二十五年，只剩下张士诚一支势力最强的割据武装尚未被征服。
当时张士诚占据南至绍兴（今属浙江）、北达济宁的大片地域。朱元璋令徐达、常遇春先筹划攻取淮东、随后于高邮大战张士诚军。
公元1366年五月，朱元璋发表檄文《平周檄》声讨张士诚。张士诚于高邮战役后，南下占据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并以此为都，据有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朱元璋令将士先攻取张士诚外围据点，以孤立之，随即双方对峙于镇江。张士诚屡战屡败，投降元朝，被封为太尉。此后，张士诚与另一支割据势力方国珍勾结，与红巾军为敌，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0万大军征讨张士诚。十一月，包围平江府。
在进攻和平定窃据江南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朱元璋亦加快政权的建设。自至正二十六年起，改筑应天城，修建新宫；设文武科取士，制定律令、礼仪、《大统历》等。吴政权已初具规模。
公元1367年九月，朱元璋所部攻克平江府，活捉张士诚。随后，大军分兵两路进攻割据在浙江台、温地区的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兵败投降。逾年，元福建行省平章、占据闽中八郡的陈友定势力亦遭覆灭，福建遂得以平定。江南地区大部为朱元璋势力所据。
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即为明太祖。此时，元朝尚据有北方半壁江山，而两广、四川、云、贵及福建等地尚有割据势力。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随后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大业。
朱元璋将重点放在北伐上，同时分兵平定南方诸割据势力。由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平定河南、山东，进逼大都（今北京）。元顺帝仓皇逃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北伐军攻占元大都。之后为扫除元朝残余势力，北伐军继续兵进上都，元顺帝继续北逃。公元1371年四月元顺帝病死，残部向北退至和林（今属蒙古国）。自洪武元年至十四年，大明军先后平定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经过前后二十年的南征北伐，明朝终于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消灭了元朝政权，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三、明朝统治政策
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皇帝位，是为明太祖。明初的官僚机构沿袭元朝，于中央设置中书省，由左右丞相（初称相国）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地方则设行中书省，总理地方军政事务；另于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
朱元璋认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是导致元朝统治走向衰败的根源。为此，他着手对官制进行改革。
公元1376年，强化明朝集权制统治的改革首先从削弱地方权力开始。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罢免平章政事及左右丞，而将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12个布政使司以及南京直隶区，共计13个行政区划。公元1382年，又增置云南布政使司（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北平布政使司治所〕后，遂改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直隶区，寻复增置贵州布政使司，于是便为两直隶区、13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于布政司分置承宣布政使，职掌地方民、财两政；提刑按察使，职掌地方司法刑狱；都指挥使，职掌地方军事防务。三职互不统属，各自直属朝廷有关机构。三职合称“三司”，将原来无事不统的行省权限，分为军、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以此避免地方长官的专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集权。
布政使司区划之下，简化为府（或直隶州）、县（或属州）两级，分设知府、知州、知县为长官，均由朝廷任免。县以下划分为里甲，凡110户编为一里，设里长主管钱粮之事，里甲主管差役派征之事，里书主管税粮等事。里下设甲，一甲十户，轮流担任甲长。城镇都市中则分坊、厢，有坊长、厢长。里、甲、坊、厢长皆由官府指任或佥派。明朝由此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十分严密的统治网，有效地将臣民百姓控制在网中。
废置行中书省后，地方军、政、财及监察司法诸权悉收归朝廷，皆集中于中书省，于是作为总领中书省的丞相权利更加膨大，这与朱元璋的本意相背。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于是废去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而将中书省及丞相之权分属于六部。秦、汉以来实行一千六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体系也属于罕见的专制政体，施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后期由于监察权被废止，国体失衡很快衰败。宰相制度的废止，标志着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高度强化。
丞相罢置之后，朱元璋又对监察机构——御史台进行改革。公元1382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以及13道（一布政使司为一道）监察御史，分掌13道，监察、检举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朱元璋赋予都察院极大的权力，他们虽然品位不高，但政治地位却很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上则规谏皇帝，左右言路，下则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朱元璋此举是为了以小制大，以内制乱。此外还专设六科给事中，以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成为专事六部的监察机构。理刑审狱时，都察院须和大理寺、刑部共同进行，合称“三法司”，避免“专于一司”的弊端。
在军队建置方面，朱元璋于洪武初置大都督府，由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又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然只掌兵籍、军政，不能直接统领军队。选授军官之权则由兵部掌管，而调遣、发兵指挥权都掌握在皇帝一人手里。军队的编制为卫所，大体每卫5600人，置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1120人，置千户为指挥官。每千户下辖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112人，长官为百户。其下设二总旗，每总旗下辖五小旗，每小旗10人。府县各卫归各布政使司的都指挥使司管辖，其上归统于五军都督府。军士另立“军户”之籍，且世袭，不得随意脱籍。每逢征战，由皇帝下旨，兵部佥发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则奉命统卫所兵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兵士返归卫所。军制上的改革，极大地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
朱元璋分置行政、监察、军事机构，使之各自相对独立，不相统率，互相制约。由此朝廷内外大权独操于皇帝一人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此得以空前强化。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在其他方面采取了诸多的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公元1397年，正式颁行《大明律》。《大明律》前后经历20多年，其间朱元璋曾亲自裁酌，有过3次大的修订。律文计30卷，460条，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内含五刑、十恶、八议各款。《大明律》言简意赅，然却严酷无比，充分维护了君主极权的利益和需要。在此之前的公元1385年，朱元璋曾亲自编撰并颁行《大诰》，之后又颁行《续篇》和《三篇》。洪武三十年，从中择重选出有关条例，附为《大明律》例。其中汇集有惩治官民贪赃受贿、侵吞税粮、偷逃赋役、流亡逃匿等案例和凌迟、枭示、族诛等重刑。这从法律上确定了君主的绝对权威。
为了稽察臣僚及百姓中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威胁自己皇权地位的言谈举止，朱元璋更采取公开的恐怖措施。他于即位前后，曾派遣心腹或检校、佥事等下级官吏，侦察、打探臣僚暗地的言行，及时上报。公元1382年，改而设立锦衣卫，置锦衣卫指挥使，下属南、北两个镇抚司，除负责侍卫、缉拿盗贼奸宄外，还监察在京大小衙门官吏的不法行为。锦衣卫镇抚司设有法庭和监狱，可随意捕人、审讯，所用酷刑，如刷洗、抽肠、剥皮、锡蛇游等，多达数十种。锦衣卫的设置，加强了君主对臣僚、百姓的控制。
与设置特务机构一样，廷杖亦是朱元璋威慑朝臣公卿，维护皇权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一度滥用。凡朝臣有过失，或进谏触怒了皇帝，即于殿上杖责大臣。据《明史·刑法志》所载，朱元璋之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人皆被廷杖致死。不仅如此，为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朱元璋以各种罪名加害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两度入狱，受到株连的人多达5万余人。剪除这些与自己同生死的功臣，为朱元璋的独裁统治彻底扫除了障碍。
朱元璋即位之初，十分重视兴办学校，自中央至地方分置国子学、州县学、民间社学三类。洪武十五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置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学官。监生分官生与民生两种。每年由州县学按规定名额保送入国子监，主要学习《大明律》《大诰》、四书、五经等。结业后可以直接授予官职。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兴尊孔，以此作为约束臣民思想言行的手段。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大兴文字狱，望字生义，曲解文意，而后罗织罪名，戕害文人。如浙江府学训导赵伯宁为海门卫撰《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被认为“则”近“贼”之音而惨遭杀头之罪。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亦因“生”“僧”谐音而被杀。凡此种种，文人稍有不慎，即在文字上惨遭灭门横祸。
朱元璋在兴办学校的同时，也重视科举制。公元1371年，始设科取士。考试分三级：未入学的童生先参加州县级考试，合格者入州县学，称为生员；省级考试为“乡试”，每三年一试，中试者称“举人”；中央一级的考试为“会试”，于乡试的次年进行，中试者再参加“殿试”，及第者即为“进士”。进士分三等：一甲赐进士及第，取三人，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人数不等；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人数亦不等。所有进士皆可任官。“卿相皆由此出”。然而科举又以“八股取士”，即规定考试专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题则以朱熹的注为依据，不允许擅自发挥。到明中叶以后，这种答题的格式便严格规定为排偶分股的文体，即“八股文”。“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自明初开始推行的科举取士之法，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朱元璋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从他即位之始，逐步加强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最终达到高度集中的皇权统治。
四、谋臣刘基
刘基，汉族，字伯温，浙江青田县人，元末明初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他也是江南豪俊名贤，是满腹韬略可寄以兴邦治国大业的奇才，与宋濂、叶琛、章溢合称浙东四大名士。曾祖刘濠，在宋代做翰林掌书。宋亡，义子林融举义反元，失败。元政府官员簿录同党名册，牵连甚广，刘基家族亦在其中。当时掌簿录缉拿的官员夜宿其家，刘濠把他灌醉，然后放火烧了宅院，把差官及花名册全部烧毁。官差无奈，受林融牵连的众人全部得以获免。刘基天资聪明却好学习，聪慧过人，博通经史，广览群书，精通象纬之学。后人都认为只有刘基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元末，统治阶级腐朽黑暗，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方国珍起兵，在沿海地区抢掠，官府都没有办法，行省起用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元左丞帖里帖木儿欲招安方国珍，刘基却认为方氏兄弟作为贼首，不诛不得以服众。方国珍重金贿赂官府，最终被招安，并授以官职，反而是刘基被责。刘基一怒之下辞官返回故里。他著的《郁离子》一书便表明了心志。当时为了躲避方氏抢掠的人往往会投靠刘基，刘基稍稍加以部署，方氏及山寇均不敢前来骚扰。
当初，朱元璋占据金华，平定括苍，听说刘基与宋濂都是当世俊杰，曾以重金招聘，而刘基却没有去。刘基的好友孙炎正在朱元璋帐下，他一再写信邀请刘基，刘基才再度出仕。刘基见朱元璋后向他提了十八条策略，朱元璋听了非常满意，建立集贤院款待刘基等人，礼遇有加。此时，韩林儿建立政权，国号为“宋”。朱元璋拜韩林儿为宋王，行君臣之礼。文武官员在中书省设置宋王御座，均行君臣跪拜之礼。唯独刘基从不跪拜，他认为韩林儿不过是个牧羊倌，尊奉他一点用处都没有。于是他进见朱元璋，阐述统一大业的策略。刘基认为，张士诚驻守长江下游，没有长远的打算，不足为虑；陈友谅奉徐寿辉为主，又杀害了他，逼迫徐寿辉的部下归顺于自己。他建立汉国，名号不正。陈友谅的势力处在大江上游，一直觊觎我们的地盘，从没有放弃兼并的野心，应当先消灭他们。一旦陈友谅被消灭，张士诚势单力孤，可以乘胜一举平定长江下游，然后挥师北上中原，统一大业就可顺利完成。这可以说是刘基辅助朱元璋提出的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战略决策。它与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跟刘备纵谈天下大势、确定蜀汉联吴破曹、发展实力、逐步统一天下的战略决策，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县），意欲向东挺进，气势极其嚣张。朱元璋帐下将领，有的劝朱元璋投降，有的认为必须先避开其锋芒，再据守南京（当时称南京为钟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朱元璋意犹不决，刘基也沉默不语。朱元璋知刘基有见地，就把他单独召入内室商量，刘基认为凡是说投降或者说要逃跑的人，都应该杀掉，以免扰乱军心。刘基认为，陈友谅这个时候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我们应利用他骄傲自满、听不进劝告的时机，诱敌入伏，一举重创他们。正是在吴国初创，又突然面对强敌、内部看法不一的危难紧急关头，刘基帮朱元璋拨开迷雾，点破形势，议定决策。这是刘基第二次辅助朱元璋制定出平汉的战略决策。
在与陈友谅交战过程中，朱元璋采用了刘基的计谋，以逸待劳，接连取得了胜利。
这时候，刘基的母亲去世，因为军情紧急，刘基不敢请辞，等到江西诸郡平定之后，他才向朱元璋请求还乡葬母。可是，苗军突然反叛，以致金华、处州失守，浙东军心不稳，刘基在这危急关头，毅然赶赴衢州（今浙江衢江区地区）与守将夏毅共商安抚各属邑，又与平章邵荣共谋收复处州（今浙江丽水县地区），一场动乱才逐渐平定下来。方国珍一惯敬服刘基，刘基服丧期间，他致书吊唁。刘基在给他的回信中大力宣扬宣朱元璋的威德，方国珍便主动依附朱元璋。在此期间，朱元璋也多次写信询问军中事务，刘基都逐一答复，所提建议都非常恰当。不久，刘基回京，朱元璋正准备增援安丰，刘基劝阻他却不肯听从。陈友谅得知朱元璋增援安丰，乘机率军围困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亲自统兵救援洪都，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战斗十分惨烈，双方主力各不相让，一日激战几十次，朱元璋坐胡床督战，刘基守候在他的身边。突然刘基站起来，大声呼唤朱元璋换船，朱元璋匆忙转到别的战船上，还没有来得及坐好，巨炮便击中原来他所乘坐的指挥船，指挥船被炸得粉碎。陈友谅站在楼船的高处，看到这种情景喜出望外，汉军上下顿时欢呼雀跃，以为胜利在握了。不料朱元璋早就隐身到别的船上，继续指挥战船挺进，汉军上下无不惊恐万分，士气丧尽。
当时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决战，相持了三天，没有决出胜负。这又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刘基为朱元璋献计，想要取得主动权，务必急速移军到湖口，誓死扼守，并在鄱阳湖出口处埋设巨木尖钉，使汉军舰艇不能通过。决战那天，朱元璋的军队以逸待劳，陈友谅的军队很快就瓦解崩溃了。不久朱元璋兵临武昌，陈友谅的儿子陈理出城投降，至此朱元璋消除了完成统一大业中的心腹之患。此后朱元璋向东攻打张士诚，向北推翻了元廷，完成了王业，他的战略步骤都没有超出刘基初见他时纵论天下大势所说的范畴。
江南稍稍平定之后，朱元璋建立吴政权，他任命刘基为太史令。刘基又为朱元璋呈上《戊申大统历》。天气大旱，形势不利，刘基请求处理久积冤案，朱元璋便当即命令刘基予以平反，大雨也就从天而降。刘基趁机请求建立法制，防止滥杀现象。朱元璋这时正要处决一批囚犯，刘基便问是什么原因，朱元璋却说了一些莫须有的梦。刘基听完后想了想说：“这是获得疆土和百姓的吉兆，所以应当停刑等待。”三日之后，海宁归降，吴国扩大了疆土，朱元璋很高兴，就将囚犯全部交给刘基释放了。
在江南统一、粮足兵精的情势下，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即皇帝位，定都应天（今南京市），国号大明。明王朝正式建立。朱元璋拜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于是刘基成了大明王朝的重臣。明朝建立不久，刘基便奏请朱元璋立军卫法即卫所兵制。同时又以处州为试点，初步确立税粮标准，在江南富庶地区，参考宋制亩加五合。朱元璋特敕，刘基家乡浙江省青田县税粮每亩免加五合。可见朱元璋对刘基的信任和倚重。
朱元璋出巡汴梁，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留守南京，刘基认为宋元由于法纪松弛，刑人宽纵而失去了天下，现在建国的刚开始更应当整肃纪纲，让御史体察民情，大胆弹劾贪官污吏，不要有所顾虑，哪怕是宿卫宦侍、内外廷重臣，犯法的人有罪，都要及时举报。甚至连太子犯罪也要绳之以法。人们都畏惧刘基执法严明。适有中书省都事李彬，犯贪纵之罪都被监禁起来，左丞相李善长平素与李彬十分亲密，为他求情。刘基不听，照常秉公执法。因此刘基为严格执法竟与李善长结怨，从此也不难看出其为人刚直不阿。朱元璋营建中都（今安徽凤阳）并锐意扫灭扩廓帖木儿，刘基进谏认为扫灭王保保（扩廓）更重要，建立中都应该放在其次，可是朱元璋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不久，定西（今甘肃定西市）失利，扩廓北窜逃到大漠，从此一直成为北部边患。这件事再次证实刘基对问题分析判断的准确性。当年冬天，朱元璋论功行赏，追封其先祖文官职，又大加赏赐刘基，几次想晋封刘基官爵，都被刘基坚决推辞掉。
之前朱元璋因其他事情而谴责李善长，刘基却进谏说，李善长是朝廷勋旧，能团结联络诸将，不宜苛责。朱元璋说，这个人一直对你不满几次想加害于你，你为何还要容忍他呢？我准备立你为宰相。刘基叩头推辞说，宰相是国之栋梁，这就像给房子抽换梁柱，一定要用大木支撑，如果用一些小木条去替换它，整座宫室就要马上倾覆坍塌，决不可以疏忽大意，视如儿戏。刘基虽与李善长有隙，但在对待朝廷大事上，仍能做到不计前嫌、力保朝廷重臣，赤诚公心可见一斑。
后来李善长因“谋逆”之嫌被罢相后，在辅助朱元璋选相问题上，刘基再次表明了自己的鲜明主张。最初朱元璋想任杨宪为相，因为杨宪与刘基是至交好友，彼此了解较多，但是刘基却认为杨宪没有宰相器量。朱元璋又问到汪广洋为相何如？刘基说，他为人浅薄还不如杨宪。又问胡惟庸如何？他打比方说，驾车最怕惊辕，如用胡惟庸驾辕为相，大有翻车的危险。最后朱元璋认为，做宰辅重臣，莫过于刘基其人了。不料刘基对自己的为人也作出了评价，他说，自己疾恶太甚，又不喜欢繁琐，如果为相，且孤上恩。刘基认为天下之大，不怕没有人才，劝朱元璋一定要严格细致地挑选和考察真正的人才。在刘基看来，朱元璋提到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个人都不够条件。这种知人自知、公允论事的赤诚公心，实为难能可贵。后来杨宪、汪广洋做了宰相，果然都失败了。胡惟庸为相，专擅权柄，欺上凌下，目无天子，为所欲为，终不为朱元璋所容，锒铛入狱。这也可以算是刘基辅佐太祖治国任贤的最后一件大事。
洪武三年，授刘基弘文馆学士，又授刘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240石。洪武四年赐刘基告老还乡。回乡后，朱元璋也常问事，刘基都能分析清晰得当。刘基辅佐朱元璋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多有触犯邪恶人物，退隐故里，唯饮酒弈棋。刘基因对胡惟庸多有得罪，还乡后，胡惟庸亦曾进谗言加害，朱元璋虽不降罪于刘基，然而亦多为胡惟庸谗言所动，以致夺其俸禄。刘基入京谢罪，不复敢离京师，不久，胡惟庸为相，刘基愤懑而发病，被护送回故里养病。回到家中，他自知时日不多，便交长子刘琏将一卷天书呈给皇上，并不让其子孙学习这门学问。他本来想写一份遗表，但又怕胡惟庸从中作梗，所以嘱咐了次子刘璟，等到胡惟庸倒台后，再密奏皇上。最后又过了一月，刘基病逝了，享年65岁。
刘基在京居住发病时，胡惟庸带太医诊治，并按照太医所开的方子服汤药，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让他十分痛苦。之后刘基便一病不起。后来中丞涂节，首先向胡惟庸发难，告其谋逆，同时揭露刘基服药的事情，说胡惟庸使刘基服药后致死。
五、改良文风
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幼年家贫，所以没有上过几天学。《皇朝本纪》谓其游方“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可能其启蒙识字即在此期间。从军以后，有了权力、地位，由于事业的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他在众多儒生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文化，经常谈古论今，因而知识增长不少，学问益进。从渡江到称帝，他和幕府中的儒生，如陶安、范常、夏煜、孙炎、杨宪、叶仪、戴良、刘基、宋濂等人，朝夕讨论，讲述经史，经过十几年的学习，中年以后，朱元璋不但了解一些儒家的经义，能写作通俗的文字，并且还能吟诗、作赋，评论文学作品的短长。初下徽州时，朱升请他题字，朱元璋亲写“梅花初月楼”匾额。和陶安论学术，亲制“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门帖子送给他。鄱阳湖之战打败了陈友谅，高兴之余，和夏煜等草檄赋诗。宋濂不会饮酒，在朱元璋面前，勉强饮了几杯，不觉酩酊大醉，朱元璋送以白马，作《白马歌》。
做了皇帝以后，他更加喜欢文墨，毛骐、陶安去世时，朱元璋为其亲自撰写祭文。桂彦良出做晋王傅，特地撰文为他送行。张九韶告老还乡，又做文送行。朱元璋为文质实，主张文章应该写得明白清楚，通达务实，也就是要适应政治需要。他曾著文辩论韩愈讼风伯之失审，认为文章应根据事实，不可随心所欲。
唐、宋以来的文字，无论从上而下的制诰，还是从下而上的表奏，都使用骈俪四六文体，华而不实。唐代韩愈提倡古文运动，虽然在民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后的政府公文依然是因循旧章。对于同时代使用两种文体，朱元璋很不以为然。公元1373年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措施，颁布了《文书式》，“诏禁四六文词”。在此之前，他还让翰林院文臣选唐、宋名家所著“表”“笺”中文章符合标准的作为范本。大臣遵照选出唐柳宗元《代柳公绰谢上表》、韩愈《贺雨表》奉上，朱元璋认为符合其宗旨，规定以后各衙门进表，都要仿照这两篇文章。不但发布禁令，而且颁布样板，以供仿效，比之前的禁令更进了一步。
公元1376年闰九月发生“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特殊天象，时称“星变”，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对此非常重视，特意下诏书，允许臣民指出自己的过失，为时一月，即有十五位大臣上书指出其过失。当时的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篇幅为17000字的奏疏。待奏疏呈上之后，朱元璋让中书郎中王敏读给他听，当读到6370字时，还没有进入正题，这让朱元璋极其愤怒，不等王敏念完，就派人把茹太素召来痛责了一顿。等到次日深夜，朱元璋躺在床榻上，想起这件事就让人继续给他读茹氏的这封奏疏，当读到16500字以后，所言内容方才进入正题。在剩下的500字当中，茹太素共谈了5件事情，其中有4件事情切实可行，即在早朝时命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按照茹太素所提的方案施行。在处理茹氏的这件事情上，朱元璋触动很深。
不久，朱元璋令朝臣会商，研究制定一套固定而可行的格式，使言事者有所遵循。最后于这年十二月以《建言格式》为名，“颁示中外”。朱元璋亲自撰写序文放在最前面。《序》中记述了茹太素上书被杖责的事情始末，明令禁止冗文空言。
公元1379年，朱元璋于阅读送来的案卷时，深感内容重复繁冗，如果文字精简，数件就可以涵盖，因此想：长此下去，不仅皇帝浪费时间，全国上下起草、抄写、编订、报送和阅览这种案卷，又如何得了！进而联想到元朝以吏治国，案牍繁冗，小吏借以为奸，朝廷命官反受其摆布，以致危害蒙汉统治集团利益的教训。朱元璋痛感必须对此加以改革。因此下令群臣减其繁文，定为《案牍减繁式》，于这年八月颁示中外各衙，遵为定式，切实奉行。此事既关乎文风，更涉及案牍的组成，尤为杜绝吏员借案牍繁冗、因缘为奸的重要手段，是朱元璋整顿文风的进一步深化。
朱元璋严禁冗文浮言，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确实开了一代新风，提倡当代人写时文（即所谓“古文”），不仅影响于民间，更重要的是使公文趋于简明通俗，是前所未有的善政。韩愈、柳宗元之后，朱元璋的提倡“古文”，成绩甚大，影响深远。他的提倡“古文”，决不仅是简单的文风问题，无论从出发点、针对性和结果来看，都集中在除弊图治上。所以他的严禁冗文浮言，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性，如果说他是以政治家的视角来改革文风的，并不为过。
六、一代贤后
在朱元璋叱咤风云的一生中，马皇后始终是一个重要人物。她以特殊的身份，卓越的才识，悉心辅佐丈夫的事业，在元末明初的舞台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马皇后生于公元1332年，安徽宿州人。父马公，母郑媪。马皇后本名不详，史书上也没有记载马皇后的本名，历史文献上记载她嫁朱元璋后的称呼都是马夫人，朱元璋称帝后的名号称呼其为马皇后，死后被谥为孝慈高皇后。马公家住新丰里，由于乐善好施，所以家业日渐贫困。后来因为杀人避仇，逃往外地，临行前把自己的爱女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郑媪去世较早，其后马公也客死异乡。郭子兴夫妇对好友的遗孤十分怜惜，把马氏收为义女。由于马氏善解人意，而且知书达理，精女红，深得郭子兴夫妇的钟爱，对她像对亲生女儿一样。
元朝末年，朝廷更加腐败，内斗不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公元1344年，河南、江淮一带大旱，而黄河一带又接连决口，饥民遍野。到公元1351年，河患已经连续了6年，天灾人祸把广大农民推向死亡的边缘。这年五月，江淮流域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次年，郭子兴率领数千人在濠州起兵响应。不久，朱元璋就积极投身到郭子兴的军队中，并深受郭子兴的赏识和信任。就在这期间，朱元璋与郭子兴的养女马氏成婚，从此，朱元璋的职位不断上升，军中人都称呼他为“朱公子”。
郭子兴虽然器重朱元璋，但他性情暴躁，忌才护短，处事优柔寡断。在别人的挑唆下，也曾多次猜疑朱元璋，对他妄加斥责。一次，郭子兴发怒，将朱元璋禁闭在空室，还不允许人给他送饭。马氏得知后，亲自到厨房，偷偷将炊饼藏在怀里，由于饼太烫，腹部的皮肤都有些烫伤了。后来，马氏为了缓和朱元璋和郭子兴之间的嫌隙，偷偷拿出自己平时的积蓄，买一些义母喜爱的东西，求她在义父面前为朱元璋说情辩解。这样，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地位才逐渐巩固下来。马氏平时节俭，但对丈夫却一心侍奉。
公元1355年，朱元璋率领大军渡江，马氏和将士的家眷仍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当时长江交通线被元军切断，和州孤立，马氏鼓励将士们，抚慰亲眷，稳定了后方。攻下集庆（今南京市）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她又亲自为士兵缝制衣物。公元1360年，陈友谅率兵东下，直逼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郊），朱元璋亲自领兵抵御。强敌兵临城下，城中的官员、居民有的准备逃难，有的忙着将金银藏起来，囤积粮食。马氏却镇静自若，将宫中的金银都拿出来犒赏士兵。
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册封马氏为皇后。朱元璋回忆起早年马皇后跟随他经历无数艰险，才成就大业时，曾把她比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朱元璋每每对群臣称说皇后的贤德，总将她比作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马皇后听了却自谦地认为自己不如长孙皇后。朱元璋知道马皇后年幼便失去了双亲，所以在登基后，曾多次提出要寻访皇后的宗族亲戚加以封赏爵禄。马皇后说，国家的官吏都是贤能的人，而自己的亲人未必贤能却无故受到封赏，而且听说前朝多外戚骄横败坏国家法纪，最终导致国家倾覆。朱元璋只好作罢。史书上说，明代后宫不干政，外戚谨慎不骄奢，这与马皇后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马皇后平时很注意对后宫的教育，她时常向宫人们讲述古代宫闱制度。为了教育后宫，她特令女史官抄录宋朝贤后的事迹，作为楷模。有人说宋朝过于仁厚，马皇后却不这么认为。
公元1370年，诸将击败了最后残留的元朝势力，攻克了元朝大都，将元宫廷的珍宝尽数运送到京师，举朝祝贺。马后立马提醒朱元璋，这些珍宝元朝不能守护，可见不见得是真正的珍宝。朱元璋也点头认为贤能才是真正的珍宝。
朱元璋称帝后，为防止大臣功高震主，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保证朱家子孙世代帝主之业，用极残酷的手段制造冤狱，株连大批功臣宿将。公元1380年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牵连被杀功臣达三万余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马皇后对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很不满意，她一向主张对下属不宜过于严苛，而且不能因小错而否定一个人。据《明史·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李文忠驻守严州，杨宪诬告他有不法行为，朱元璋想要立刻将他召回。马皇后就劝阻他，说：“严州，与敌人接境相连，如果轻易换将恐怕不妥。而且李文忠一直以来就有贤名，杨宪的话是否可信？”朱元璋只要作罢。李文忠后来果然立了大功。学士宋濂的孙子宋慎，被告参与了丞相胡惟庸“谋反”的案子，被列为“胡党”，宋濂因此也被连坐要处以死刑。马皇后为他求情说：“贫民家的子弟对待老师，尚且要自始自终礼仪周全，何况作为天子呢？而且宋濂深居简出，肯定不知情。”朱元璋却不答应。到用餐时，马皇后既不饮酒，也不吃肉，朱元璋看了很惊讶问她是什么原因。马皇后回答说：“臣妾是为了宋先生做福事。”朱元璋踌躇了一阵，放下筷子站起来。第二天就赦免了宋濂，并将他安置在茂州（今四川茂县）养老。吴兴富豪沈秀（万三）多年在海外经商，为全国第一富户，被迫捐献财产修筑三分之一的都城城墙，后又被迫出资犒劳军队。事情被朱元璋知道后，不料触犯了他的忌讳，大怒说：“一个匹夫竟敢犒劳天子的军队，真是乱民呀，这样的人就应该诛杀。”高皇后劝谏说：“臣妾听说执法的人，只诛杀有不遵守法纪的人，不诛杀不祥的人。一个平民富可敌国，这个人就是不祥。不祥的人，上天自然会降下灾祸给他，陛下为什么诛杀他。”经马皇后的劝说，沈万三才得免去死罪，被遣到云南充军去了。
朱元璋即位后，吸取元朝覆亡的教训，主张以猛治国，经常法外用刑，对臣民随意治罪。马皇后也这对这些多加劝谏。朱元璋认为马皇后说得不错，便命女史记录下来。一次，朱元璋生气责骂宫人，马皇后也假意生气，让人把这个宫人带到宫正司（管理宫女的机构）论罪。朱元璋问为什么要这样做？马皇后说：“帝王不能以自己的喜怒哀乐加刑赏。当陛下生气的时候，恐怕会惩罚过重。带到宫正司论罪，则斟酌这个人的过错论罪更加公正。即陛下给人论罪也应该下诏宫正司才对。”朱元璋曾下令让犯了重罪的囚犯去筑城以赎罪。马皇后听说后，向朱元璋进言说：“以服役赎罪，是陛下的恩泽。但疲惫不堪的囚徒去服役，恐仍是免不得死亡。”朱元璋因而赦免了这些重囚筑城的劳役。
马皇后对后宫诸子都能一视同仁，管教很严。朱橚最为年幼，性格放荡不羁，长大后被封到开封做周定王。马皇后对他极不放心，周定王临行时，便派江贵妃随往监督，还把自己身上的旧布衣脱下来交给江贵妃，并赐木杖一根嘱咐她说：“周定王如果有过错，可以披上这件衣拿木杖责罚他。如果他敢违抗，就让人快马来呈报报朝廷。”从此一见到这件旧布衣，周王便生出敬畏之情，不敢胡作非为。以严为爱是马秀英对待子女的原则。对宁国公主、安庆公主，马秀英皇后也要求她们勤劳俭朴，不能无功受禄。而对待朱元璋的义子，她却慈爱有加，细心照顾视如己出。
除领导后宫，勤于内治外，马皇后还运用她的特殊身份，对朱元璋的施政，时时规正。她关心民生疾苦的事迹，尤为人所称道。一天，马秀英问朱元璋：“如今天下百姓生活都安定吗？”朱元璋却说：“这不是你应该问的事情。”马皇后却说：“陛下您是天下人的父亲，我有幸能成为天下人的母亲，孩子安定与否，我怎么能不问！”每当遇到灾年，马皇后就率领宫人吃粗茶淡饭，帮助百姓祈祷。朱元璋有时把赈灾救济的事情告诉她，马皇后就说：“赈灾救济不如事先有积蓄好。”有时朝廷官员上奏完事情，在宫廷中聚餐，马皇后就命令宦官拿来酒菜自己事先尝一尝。味道不好，就告诉朱元璋说：“作为人主奉养自己应该差一些，奉养别人应该丰厚。”朱元璋为此整顿了光禄寺的官员。
公元1382年八月，马皇后病逝，时年五十一岁。病重时，她自知自己的病不能痊愈，怕连累医生获罪，不肯服药，对朱元璋说：“死生，是命运中注定的，况且医生又怎能使人活命！如果吃药不能见效，恐怕会因为我的缘故而降罪各位医生吧？”临终前，她嘱咐朱元璋：“希望陛下能够求取贤能的人，听取别人的意见，自始至终，认真对待，子孙都能够贤能，大臣百姓都能够有所依靠罢了。”朱元璋为之恸哭，以后未再也没有立后。
马皇后不仅是朱元璋的贤内助，而且就其立言行事而言，可以称得起是一代贤后。《明史》赞曰：“高皇后从太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母仪天下，慈德昭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