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迪南·拉萨尔在《葛慈》出版八十多年后写的《弗兰茨·封·济金根》，被作者自称为“五幕历史悲剧”，所选择的时代背景和题材与《葛慈》也差不多。可是，我们把它与《葛慈》这部成功的历史悲剧略加对比，便发现《葛慈》的上述所有优点，都是《济金根》所没有的。它缺少历史剧应有的富于时代特色的背景，在主人公“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因此济金根仅仅只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只是被任意歪曲成了一个“革命者”，而不像葛慈似的，是个受着时代环境和阶级地位制约的、个性鲜明突出的历史人物。因此济金根的悲剧根源被错误地解释为了他的狡诈，而不像葛慈似的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在一系列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冲突中必然地走向了覆灭。即如语言运用吧，《济金根》独白多，对话冗长，且用的是生硬的韵文，跟语言自然有力而且个性化的《葛慈》绝难相提并论。
《葛慈》为什么被誉为一部杰作，受到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许多有识者的赞誉？拉萨尔的《济金根》为什么为人所不取，遭到了革命导师的严励批评？从本文对《葛慈》的粗浅分析评价以及将它与《济金根》进行的简单对比中，这些问题似也可以找到一些解答的线索吧。
论《维特》与“维特热”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德国近代杰出的诗人、作家、学者和思想家。当今世人公认他为继但丁和莎士比亚之后西方精神文明最卓越的代表；恩格斯称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是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是“最伟大的德国人”。他一生辛勤写作，在六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完成了大量各类题材和体裁的作品，代表作诗剧《浮士德》更被视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欧三百年历史的总结”[31]，人类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光明灿烂前景的壮丽颂歌，“德国人世俗的圣经”[32]，欧洲“现代诗歌的皇冠”[33]。可是，在1832年《浮士德》第二部问世前，也就是说当他还在世的时候，歌德之为歌德，歌德之享誉世界，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24岁时写成的一本薄薄的“小书”——《少年维特的烦恼》。
迄于18世纪70年代，德国文学尽管已出了温克尔曼、莱辛和克洛卜斯托克等有影响的理论家和作家，但与英、法、意、西等国相比尚处于落后地位，有人甚至视德国为“没有文学的野蛮国度”[34]。是歌德，具体地讲是《维特》，一举改变了这种可悲状态，使一股强劲的“维持热”席卷了整个欧洲；从此，歌德便作为“维特的作者”而受到世人的景仰，德国文学也提高到了与英法等国并驾齐驱的地位。
这《少年维特的烦恼》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它何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应该怎样解释“维特热”这一表现了它巨大影响的文学和社会现象？它在我国的介绍和研究情况如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为了探讨这几个在今天仍不无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将对《维特》这部世界名著作一个比较系统和概括的分析介绍。
一《维特》与歌德
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任何文艺家的创作，都与他所接触的那部分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具体讲，一位作家写什么书，怎样写，往往取决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歌德尤其如此。晚年，他回顾自己一生的创作时说，他的所有作品“仅只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一个个片断”。《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小说，则可算是这些“片断”中极为典型和至关重要的一个。它直接而全面地反映了歌德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而在歌德一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他的青年时代（1770-1775）又有着十分突出的意义。要认识歌德，特别是青年歌德，不能不认真读《维特》，倾听他借青年主人公之口所作的“自白”；反之，要深刻理解《维特》，也必须对歌德的有关生活经历进行足够的了解。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作家，理解作品，而且还能使我们窥见《维特》这部杰作形成、产生和取得成功的秘密。
歌德出生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城。18世纪中叶，在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下名存实亡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是一座具有相当自治权的帝国自由市。城里手工业和商业已很发达，但仍保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和其他种种中世纪的封建陋习，如规定平民必须穿不同于贵族的服装以防“僭越”，等等。诗人的祖父是一个从外地来的裁缝，后靠经营旅店起家。诗人的父亲卡斯帕尔·歌德年轻时上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曾到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游历。可是，尽管学识渊博，广有家财，他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仍受着城里占支配地位的贵族社会的蔑视，想以不领薪俸为条件在市政府谋取一官半职而不可得，一气之下便花钱从帝国皇帝卡尔七世处买了个有名无实的皇家顾问头衔。从此他被迫赋闲在家，借收藏书画和用意大利文写游记消磨时日，养成了孤僻、抑郁和固执的脾气。后来，他与家境清寒的市长的长女结了婚，婚后便更多地把精力花在对自己年轻的妻子以及子女的严格教育上。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诗人歌德，一方面享受着良好的教养，能过一种无冻馁之虞的悠闲生活；另一方面，也受家庭影响，产生了对腐败的贵族社会和封建等级制的不满。在《诗与真》第6卷中有一段话，很可说明他少年时代所受的这种影响：
对于市里的事，我父亲只能以私人的身份表示关切。他对市政方面这种那种失策的愤慨常常溢于言表。再说，我不是看见他经过那么多钻研、努力、游学和受了种种教养以后，到头来仍得过一种我怎么也不希望过的离群索居的孤寂生活么？这一切，形成了压在我心灵上的一个可怕重负……[35]
1765年，16岁的歌德被送往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但他本人的兴趣却在文学和绘画方面。三年后因病辍学，于1770年4月转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斯特拉斯堡地处德法边境，不仅城郊自然环境优美，而且比德国其它地区更快、更多地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新思潮的熏染，是作家、学者以及不满现状的市民青年的荟萃之所。就在这里，歌德结识了当时已蜚声德国文坛的理论家赫尔德尔，在他的引导下读荷马、品达和“莪相”的诗歌，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哥尔斯密的《威克菲牧师传》（1768）等小说，并协助赫尔德尔搜集整理民歌。特别重要的是，歌德在这儿接触到了卢梭的“回归自然”的理论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哲学。他后来在《诗与真》中写道：“对于我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我全部思想方式发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就是斯宾诺莎。”[36]经赫尔德尔和歌德等人共同努力，在斯特拉斯堡掀起了德国自宗教改革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反封建思想解放运动——狂飙突进运动。
1771年8月，歌德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后回到故乡，在父亲督促下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可是他很快地便把事务所丢给父亲经营，自己却常去附近一带的城乡漫游。1772年初经友人麦尔克介绍，他参加了达尔姆施塔特城的一个感伤主义者团体，经常与那些见花落泪、对月伤情的时髦男女一起，沉溺在对于友谊和爱情的幻想中，耽读克洛卜斯托克和“莪相”的哀歌以及斯泰恩的《感伤旅行》（1768）之类的小说。
1772年5月，歌德遵照父命到威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威茨拉尔是座空气陈腐得令人窒息的小城，帝国法院更以办事拖沓而恶名远播。歌德因此把实习的事抛到脑后，终日悠游于景色宜人的乡间，在那儿“研读荷马、品达等人的作品，干他的天赋、他的思想方式和他的心令他感兴趣的事情”[37]。6月9日，在一次乡村舞会上，他结识了天真美丽的少女夏绿蒂·布甫，对她产生了热烈的爱慕。但夏绿蒂已经订婚。尽管她的未婚夫克斯特纳和夏绿蒂一家对歌德都十分友善，他仍因失恋而感到痛苦，终于在9月11日不辞而别，回到法兰克福。
关于歌德在威茨拉尔的情况，克斯特纳曾在同年秋天给友人的信中作如下描述：
……他具有人们所称之为天才的禀赋，想像力之活跃异乎寻常。他的感情是热烈的。他的思想高贵。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喜欢小孩子，很会和他们一起玩儿……他想起什么就做什么，不管旁人满意与否，合乎时尚与否，生活方式允许与否。一切勉强都是他所憎恶的……他很敬重卢梭，但不是卢梭的盲目崇拜者……他不进礼拜堂，也不去领圣体，很少作祷告。因为，他讲：‘我还没有虚伪到这样的程度。’……[38]
回到故乡以后，歌德久久未能克服心头的苦闷，以致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在《诗与真》第13卷中写道：“当时我在床边上总摆着一把精致而锋利的小刀，每晚熄灯前都要拿起它对着自己的胸口，想试一试能否把刀尖刺几公分进去。可我这尝试一直没能成功……于是，我决定活下去。”
谁料差不多就在这时，另一个人却把他几经尝试而放弃掉的事完成了。消息传来，歌德大为震惊；因为，自杀者不仅是他早年在莱比锡上大学时就认识的一个叫耶鲁撒冷的青年，出事地点也正好在威茨拉尔，歌德在散步时还常常与他相遇；而且，自杀的主要原因也同为恋慕他人之妻遭到拒斥。这种种情况，不能不令歌德联想到自身的遭遇，对同病相怜的耶鲁撒冷的不幸感觉着切肤之痛。为了解除自己失恋的痛苦，歌德本已决心作一次“诗的忏悔”；耶鲁撒冷的不幸遭遇刚好为他提供了所缺少的素材。不过，这一决心最后形诸文字，却是整整一年半以后。1774年初，女作家索菲·德·拉罗歇的女儿玛克西米莲娜嫁给一个名叫勃伦塔诺的富商，移居到了法兰克福。前年，歌德从威茨拉尔返回故乡时，曾顺道访问她家，对她颇有好感。如今重逢，两人都甚为欣喜。歌德在当时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玛克丝——玛克西米莲娜的爱称——仍是一位天使，生活纯朴高尚，使人人都乐于和她亲近；而我对她所怀有的感情，就是我目前生命中唯一的幸福……”[39]
可惜这“唯一的幸福”不久又变成了新的痛苦源泉。勃伦塔诺比玛克西米莲娜年纪大二十岁，已是有五个孩子的鳏夫，除去做生意赚钱以外别无所长，却性情急躁而好嫉妒，自然很快对两个年轻人的交往产生疑忌，以致与歌德激烈冲突。这新的不快，狠狠触动了歌德心灵中旧有的创伤，使他感到更加痛苦。为了彻底医治好自己的伤痛，歌德便终于愤而提笔，开始了《维特》的写作。
关于这部后来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小说的诞生情况，歌德在《诗与真》第13卷中写道：
没过多久，这件事（指与勃伦塔诺的冲突）便使我觉得忍无可忍，一切从类似的尴尬处境中总会产生的不快，似乎都两倍三倍地压迫着我，我必须痛下决心，才能使自己得到解脱。因苦恋朋友之妻而造成的耶鲁撒冷之死，从梦中把我撼醒，使我不仅对他和我过去的遭遇进行思索，还分析眼下刚碰到的这个令我激动不安的类似事件。如此一来，我正在写的作品便饱含着火热的情感，以致不能再分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我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杜门谢客，集中心思，排除一切无关的杂念。另一方面，我又搜索枯肠，重温我最近那段还不曾写出来的生活，把所有有一点关系的材料统统集中起来使用。这样，在经过了那么久和那么多的暗中酝酿以后，我奋笔急书，四个星期内便完成了《维特》……[40]
年青的歌德可谓完全进入了创作的狂热和忘我境内，“就像个梦游者似的，在几乎是无意识的状态下写成了这本小册子”，以致当他最后拿起手稿来进行修改润饰时，“自己也感到十分惊异”。[41]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们就很容易明白，《维特》一书何以如此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它的主人公一个个何以如此血肉丰满，栩栩生动。亲身的经历感受，长久的酝酿准备，按捺不住的创作冲动，“火热的情感”，“集中心思”，“搜索枯肠”——等等这些，就是《维特》的产生过程给我们的启示！
的确，仅仅读作品本身，已经“不能再分辩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了；两者已有机地溶合在一起，成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比生活更集中更典型的艺术的真实。只有在把《维特》这部作品与作者歌德的有关生活经历以及其它背景材料作仔细的对比和研究以后，人们才发现：就主要情节而言，小说的前半部（第一编）大致反映着歌德本人在威茨拉尔的经历和思想感情，维特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都与他有许多相似之处，如能诗会画，热爱自然，耽读荷马，亲近小儿，等等；后半部则主要写的是耶鲁撒冷的不幸遭遇，如在贵族聚会中遭轻侮，在公使馆工作受上司挑剔以及最后自杀身死，等等。而以人物性格论，维特身上既有青年歌德本人乐观、坚毅和热爱生活的特点，也有耶鲁撒冷抑郁、多愁和厌世轻生的倾向。1808年10月，在歌德家作客的法国演员塔尔马问到他与维特这个人物的关系，歌德便告诉客人：“对此问题我总是回答，这是两个人合成了一个形象，两个人中一个沉沦了，另一个却活了下来，以便写出前一个的故事……”[42]也就是说，歌德是把自己和耶鲁撒冷两者的遭遇和性格合在一起，写出了维特的故事，塑造了维特这个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