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人受着同样不由他支配的亲和力推动，常常又不能顺从自己的“命运”，于是就生出了无数“千古知音难觅”和“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慨叹，酿成了无数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的悲剧。
《亲和力》中的四位主人公正是如此，他们两个死了，两个可悲地活了下来，命运都是悲惨的。因此，评论家们又进一步认为，《亲和力》乃是一部如希腊悲剧一样的命运悲剧。当代著名德国评论家******·本雅明在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亲和力》看法的长文《歌德的〈亲和力〉》中，就特别强调小说所表现的婚姻恋爱关系“神秘的”性质。
爱情小说——伦理小说——命运悲剧，至此是否已经穷尽这部左尔格所谓“含义无穷的艺术杰作”的内涵呢？其实未必。
举个例子来说，倘使请西方现代精神分析学派来评论《亲和力》这部书，来分析一下夏绿蒂生的那个奇怪的男孩，他们多半又会作出新的有趣的解释，并且发现在歌德的亲和力和弗洛伊德的力比多以及荣格的类型学说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
婚姻与爱情发生矛盾，婚姻不能持久，由于婚姻造成不幸和悲剧，这样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司空见惯，由来已久，而且仍将长久地存在下去。对于问题的产生根源、解决办法以及避免造成不幸和悲剧的途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在《亲和力》这部小说中，歌德是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探讨了这些重大的人生和社会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认识。我们完全可以不同意歌德那带有宿命色采的亲和力理论，但他关心人类命运和勇于破除陈腐观念、诫律的精神，却令人钦佩。《亲和力》这部小说也有力地证明，歌德是一位超越了自已时代的伟大思想家。
诗人歌德一生多恋。人们常常以他和女性的关系大做文章，颇多微词。就连我国“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先躯者之一的郭沫若，他虽崇拜歌德，自比歌德，却也对这位“西洋贾宝玉”“只晓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表示不满。[111]而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歌德是受了几分委屈了。诚然，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歌德是有过远比常人为多的“风流韵事”，而且轻率和负心的情况也不只一桩，对此，他在《葛慈》、《克拉维歌》以至于《浮士德》中，都作过所谓“诗的忏悔”。可是，综观诗人整个的恋爱、婚姻经历，应该说他并不幸福。他觅到的知音不多，少数真正的知音如夏绿蒂·布甫和玛丽安娜·维勒美尔却又不能结合。有的女友如丽莉·薛纳曼和封·施泰因夫人还以自己的任性乖僻，带给他了痛苦。歌德最终娶的只是一位制花女工，她虽美丽、善良、贤淑，对歌德的生活多所关怀、照顾，但在精神上离大诗人和大思想家的他却相去甚远。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剧本《斯苔拉》和诗歌《西东合集》等等，都是不幸的或无望的爱情的产物，《亲和力》也属于这类作品。
歌德在小说中借助艺术形象，对恋爱婚姻不和谐的问题，进行了冷静而痛苦的思索。读《亲和力》，我们似乎听见了歌德对自己一生多恋所作的辩解：他是一个“无条件地在爱”的人，年龄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宗教诫条、法律准则、伦理规范等等，都不能成为爱的障碍；因为，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由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所决定，因此可以讲，爱就是命运。
《亲和力》被视为老年歌德的一部杰作，它在艺术表现方面自然也是成功的。前文已指出它那鲜明的思辩色采。在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没有精炼警譬的语言，生动感人的故事，以及巧妙的细节安排。作者歌德只是事件的冷静叙述者和剖析者，书中主人公是循着一个严格而冷酷的逻辑，一步步接近了不幸和死亡。
《亲和力》和《维特》题材和主题近似，艺术风格却迥异。要想真正理解和欣赏《亲和力》，似乎得花更多的功夫（歌德说“至少读三遍”）。在这个意义上，《亲和力》又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德国长篇小说。匠心独运的细节安排，逻辑谨严的推理思辨，浪漫主义的神秘色采和象征性，三者被作者成功地揉和在了一起。
尤其是富于浪漫和神秘色彩的象征手法的使用，可以说是《亲和力》的一个十分独特之处。以化学术语亲和力晓喻两性关系的多方面深刻含义，上文已讲得不少，这儿不再赘述。还有歌德给书中四位主人公取的名字，也大有讲究，也有深义存焉。两位男主人公原本同名，即都叫奥托（Otto），只是为免混淆，才常常一个仅称其姓爱德华（Eduard），一个仅呼其职上尉；而两位女主人公即夏绿蒂（Charlotte）和奥蒂莉（Ottilie），她们的名字中同样隐含着Otto这个名字的女性形式即Otte。[112]甚至还有，夏绿蒂生下来的那个神秘的孩子也取名为小奥托。于是，整个的故事，都可以说是在男女奥托之间发生的事情。不过歌德并非在这里玩字谜游戏，而是于这几个同出一源但性别鲜明的名字中，暗藏了深义。就像亚当和夏娃这两个名字具有了象征和隐喻整个人类的意义一样，在小说中的Otto和Otte也可以被理解为泛指一切的男人和女人，泛指被分为男女两性的整个人类。因此，《亲和力》给我们讲的乃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的故事，探讨了形成人类命运悲剧的自然而神秘的原因。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歌德对作品的艺术形式是何等地重视和讲究。大至整个小说的题名，小至主人公们的称谓，无不有助于表现作品深邃的立意和主题。这就是说，即使在一些不起眼的艺术形式中，《亲和力》也如歌德提醒读者的那样，“藏进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值得反复地进行观察，以便穿过“透明的和不透明的帷幕”，最后窥见其中的真义。
还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人物塑造十分成功。这不仅指它的四位主人公都个性鲜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就连一些次要人物也形象生动，呼之欲出。作者为此十分纯熟地使用了对比的手法，甚至是多重对比的手法，取得了突出的效果。如小说的中心人物奥蒂莉，我们不但会自然地将她与性格绝然相反的夏绿蒂对比，还可以与同龄人露娴妮对比；另一中心人物爱德华，我们不但会将“无条件地爱”的他与理智冷静的奥托上尉相比，还可以与同样爱慕奥蒂莉的校长助理和建筑师相比。通过如此多角度的对比、烘托，人物的形象、性格就更加丰满，更加光彩照人。特别是奥蒂莉这个少女形象的塑造，更是令人赞叹，值得深入研究和细加玩味。
《亲和力》不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歌德整个的思想、生平和创作，而且也帮助我们理解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恋爱婚姻的伦理观念和思想基础。东西方在伦理观念上的差异无疑是巨大的。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在四十多年前即已问世的第一个《亲和力》的中译本——为笔者的恩师冯至先生的恩师杨丙辰先生所译，才没有得到我国读者的理解和重视。在实行对外开放和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今天，重新介绍歌德这部“最富有现代精神”的作品似乎更加必要。
近些年，《亲和力》这部小说尽管也有了不只一种新译，但遗憾的是研究、评论仍不多见，在读书界引起的反响更是寥寥。也正因此，笔者在结束本文时，想再次强调一下：无论从哪方面考察，《亲和力》都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杰作，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西方向东方发出的问候”
—浅论《西东合集》
A.“这本书的魅力实在无法形容”。
《西东合集》是歌德即将进入老年时完成的最后一部诗作。丰富、深邃的内涵，精湛、独特的风格，使它成为诗人一生中最成熟和最辉煌的作品，真正代表了他个人乃至整个德语诗歌的最高成就。但是与此同时，《西东合集》也是一部极耐咀嚼、很难消化的作品，因此在1819年问世后以至于整个19世纪，都未得到足够的理解，引起应有的重视；只有同为诗人的海涅独具慧眼，虽然他对曾经给自己冷遇的老歌德并无好感，却第一个在《论浪漫派》（1833）一书中对《西东合集》大加赞赏，说“这本书的魅力实在无法形容”[113]。
然而，“19世纪耽误了的事，20世纪给补起来了，”德国著名的歌德研究家特龙茨如是说。[114]因为进入20世纪以后，《西东合集》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成了歌德除《浮士德》之外谈论和研究得最多的一部作品。[115]
对于《西东合集》之费解和不易为人接受，歌德心中自然有数，因此才亲笔撰写了篇幅比原诗还长许多的《注释与论述》（Noten und Abhandlungen zur besserem Verst？ndnis des West-？stlichen Divans），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西东合集》”。[116]这即使不是他唯一一次专门为自己的作品写“导读”，肯定也是最详细、最认真的一次。《西东合集》多么为老诗人所珍视，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在我们译介歌德已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西东合集》这样一部杰作却很少引起注意，至今没出版过单行本，研究更是薄弱，[117]就难怪它在我国读书界影响微乎其微了。笔者撰写此文，意在多少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B.“逃走吧”，去东方“探寻本源古老的奥秘”！
《西东合集》主要创作于1814年至1815年。在此之前的将近十年，由于他视作“自身一半”的爱友席勒英年早逝，歌德没有了在创作上相互激励、相互竞争的伙伴，诗歌之泉随心泉一起几乎完全干涸了。除去十来首自己并不喜欢的十四行诗，除去为扑灭“短暂的冬日爱火”而写成的小说《亲和力》（1809），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回顾往事，撰写青年时期的回忆录《诗与真》上面了。曾几何时，一贯朝气蓬勃的诗人似乎已经老了。
然而这只是假象，诗人的生命中注定还有一些冰雪消融、春暖花开的时日。这带给他“又一个青春期”，使他的诗歌之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越、更加欢快地喷涌、流淌起来的，是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心灵上得到了真正满足的爱情。其时歌德虽已65岁高龄，却仍要在生命力与创造力再度勃发以后，才真正进入夕暮之年。在这个意义上，《西东合集》犹如耸立在诗人的青壮年与暮年之间的一座分水岭，一座夕照映红了的高峰。极目远眺，已觉得那儿景色壮丽非凡；身临其间，更会感到心旷神怡。
对于古老的东方文化，歌德青少年时代已有所接触，并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但是，他之特别属意于包括阿拉伯和中国在内的东方，积极地阅读和有意识地学习其哲学和文学，却始于1813年。这一年，歌德曾大量借阅有关中国的书籍，饶有兴致地练习中国的书法，翻译中国的诗歌，可以说先已到中央之国神游过一次。[118]这一年，应该说并非巧合，正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波纳巴·拿破仑在莱比锡大会战中的失败，带来了封建复辟的黑暗时期。歌德是拿破仑的崇拜者，是资产阶级的诗人和思想家，尽管表面上与周围的封建势力相安无事，适应妥协，骨子里却对仍然封建制度不无反感。特别是眼下和在此前后欧洲大陆出现的****和历史倒退，更令他厌恶和失望。
怎么办？“逃走吧”。可这一次不能再逃往近旁他已有些讨厌的意大利，而是要逃往更加遥远的、神秘的东方：北方、西方、南方分崩离析，/宝座破碎，王国颤栗，/逃走吧，逃向纯净的东方，/去呼吸宗法社会的清新空气！/让爱情、美酒、歌唱陪伴你，/
为恢复青春，将吉赛泉饮汲！[119]
这是《西东合集》中题名《赫吉拉》的第一首诗的第一节。“赫吉拉”（Hegire），在阿拉伯语意即“逃亡”。正如歌德自己1816年在《晨报》刊出的“出版预告”所说，“这名为《赫吉拉》的第一首诗，已经足够清楚地道出了整个诗集的主旨和立意。”[120]那就是为躲避眼前混乱的现实而前往东方，去过以爱情、美酒、歌唱为伴的健康生活，在现世人生的享乐中恢复自己的青春，在他以为仍然淳朴、宁静的阿拉伯世界里满足自己对“原始的宗教、原始的智慧、原始的人性”[121]的向往，去“探寻本源古老的奥秘”。
读完这首在沙漠中行进着骆驼商队，从姑娘的面纱下飘散出龙延香的气息，在温泉和酒肆里回荡着歌声的序诗，我们立刻明白，这一次歌德心目中的东方，只是他儿时已通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和十字军东侵的传说所熟知的阿拉伯，确切地讲只是今天称作伊朗的波斯。在逃亡途中，我们还知道歌德还有一位“向导”，就是他“神圣的哈菲兹”。
C.精神向导和“孪生兄弟”哈菲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