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叹，鸡如此警惕，最终还是被人上下其手，在蛋上做了手脚。做鸡本来就悲哀，被囚在圈中，供人宰杀。奉献肉体前，还在不断地奉献鸡蛋。现在连痛痛快快地下个蛋的自由都被剥夺。蛋黄的颜色，竟由人来主宰。人类对禽类的事务未免也插手太多。
作为一只被鸡下下来的蛋。它应该有属于自己形状和颜色，自然地拥有先天的禀赋，这是造物主赋予的权利，也是自然天性的组成部分。连蛋黄的颜色都由不得自己，这蛋还叫什么蛋？脆弱的蛋、孤立的蛋，还不能争抗。不然，其结果不外有二：其一，鸡飞蛋打；其二，以卵击石。
由此想到做人，为了适应这个社会，身处底层为生活奔命的人，不得不时时处处改变自己，以求被群体接纳。一个在单位工作十几二十年的人，回想自己当初到这个单位的情形，恍如隔世，觉得那个自己简直不是自己。那个正直、善良、朝气蓬勃、嫉恶如仇、敢说敢做的小伙子，无论如何，在今天这个自私、圆滑、琐碎卑微、精明世故、虚如委蛇的人的身上找不到影子。社会的颜料已经改变了他原初的颜色。
思维是人的核心，相当于鸡蛋的蛋黄。《一封致加西亚的信》曾在社会受到普遍欢迎。其实，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由内而外彻底改变一个人，从心灵开始改变颜色，进而把人异化为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洗脑”、“改变人的思维”这些词，被社会堂而皇之地推崇，为追逐“效益”和“利润”，那些处于底层的、被管理的人们，何曾能坚守自己的个性、把握自己的命运？
当一切都纳入技术的视野，海德格尔曾担忧，技术时代，人如何做人？因为世界的核心首先改变了颜色。当人们在莱茵河上建造发电站时，海德格尔忧心重重，因为如此一来，莱茵河就成了发电站的一个部分。莱茵河的自然意义被部分消解。在现代技术的演进和社会的嬗变过程中，人的个性差别与原本意义也将日见式微、步步消解。
对此，周国平先生论道，人和自然两方面都丧失了自身的本质，如同里尔克在一封信中所说的，事物成了“虚假的事物”，人的生活只剩下了“生活的假象”。一个人，如何能做到不改初衷？在诱惑中、在碰壁时、在趋利思维里，在精明的盘算中，原初的颜色不知不觉，已一点点更改。
拥有一颗原生态的心，殊为不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像那只脆弱的、孤立的蛋。但如果想追寻做人的完整意义，就必须保有一颗原生态的心。捍卫我们的“蛋黄”的原色，须时时拒绝世俗的社会用、功利的颜料，实用主义地涂鸦。
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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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可能比明晰的语言和思想更为复杂。它往往涵盖了意识，和欲辩已忘言的潜意识。我曾看过聋哑人与聋哑人之间的谈话。他们几乎能用眼神进行交流，极少辅以手势。难以言传的交流中，眼神替代了语言。
京剧中，有数不清的脸谱，每张脸谱都生动。却无法媲美梅兰芳大师的两池春水，那善睐的明眸让人遐思，男人原来也可以风情万种；有一种悲哀和愤怒是最深刻的，凝聚在鲁迅先生的那一道横眉，可是横眉之下的深邃怒目让横眉也苍白；而绽开在海角天涯，那令人心碎的美的一瞬，是被追逐的鹿回望猎手弓箭的哀怨一瞥。鹿回头，鹿的眼神犹如一声叹息，美，制止了杀戮；断桥相会的浪漫，剪烛西窗的誓言，莫不是水眼含露、惊鸿一瞥、一见倾心，天上人间，来世今生，要说情人间有一种约定，那应该是望断春心之后，眼神的轻轻一碰。
而世俗中的眼神，却缭绕着人间的烟火，描绘出人生的种种心境，敷衍出滚滚红尘的不同面具。可以不置一词，褒贬又尽在其中。
但凡喜时，喜上眉梢；但凡怒时，豹眼环睁；但凡哀时，声泪俱下；但凡乐时，眉飞色舞。眼神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弱者的怯懦、强者的张扬、百姓的善良、官人的专横、穷人的无助、歹徒的凶顽等等情态，何须言表，世相种种，均可在眼神中一一阅读。同事之间，友好、信赖、激励、欣赏的眼神，给人的感觉如沐春风。相反，三五成群，低低耳语，互相交换着诡秘的眼神，谎言的风暴已在酝酿，随之，另外一个人，可能会遭到空穴来风的袭击。这世间，眼神有温暖的，也有彻骨之寒的。
我国古代之察人术，察人之要津全在于看人的眼睛，君子的眼神如朗星明月澄澈坦荡，小人的眼神如茔头磷火游移闪烁。一个人的眼神往往在向世人表明他的处世态度和原则。是忠诚正直，还是奸诈邪恶，去看看他的眼神，他便穷形尽相了。
无独有偶，国外有位饱经世故的哲学家，是天生的小儿麻痹症患者，不过一只坏腿正好成了他了解别人的气压计或晴雨表。陌生人初次和他见面，如果把不怀好意的眼神停留在他的坏腿的时间比停留在好腿的时间长些，他就有所疑忌；如果此人只把幸灾乐祸的眼神停留在他的坏腿上，而不去注意那条好腿，哲学家便决定不再和他进一步交往。语言总有可疑的一面，哲学家从眼神中找到了两条通往人性幽深处最隐秘的通道。
有时，眼神比哲学还深奥。
生命像风一样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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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噩耗让我惊愕。先是一位中学同学告诉我，我们的中学校长死了，死于一场车祸。这位校长是这座县城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人方正，治校严谨。死亡的当天，他站在交通路口等车，从身体的右边开来一辆农用车，而校长右眼失明，货车撞到了他。目击者说，农用车的速度快得惊人，这司机为的是多运一车黄沙。
接着，又听说儿时一位伙伴的孩子夭折了，原因是吃了一根黄瓜，这根别人菜地里的黄瓜被喷洒了过量的农药，而孩子偷食时又没有清洗。
我很难将这位威严慈爱的校长生命的最终结局，跟一辆农用车联系起来。也很难想象孩子花朵般的生命会毁于一根黄瓜。这些生命昨天还在记忆中面容鲜活，与我们对话；今天却像一阵风吹过去，去得了无踪迹。
西方哲人说：人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地震、台风、海啸、雪崩等等自然力，往往毫无先兆、防不胜防，成为无法逃避的灭顶之灾。而人为制造的种种“意外”，也在时时刻刻觊觎吞噬人的生命。无意识的自然无可谴责，但一次次可以避免的人为因素，则是生者对逝者犯下的不可饶恕、也没有机会改正的错误。
有人做过统计，在当前社会，致人于死地的“意外”，有两千多种，这让人们为自己能够避免“意外”还活着而感到庆幸。然而，这是何等悲哀的庆幸——既短暂又不可靠。
记忆里有一件事印象颇深，美国洛杉矶的一只猫爬上了树顶，脚被树顶的线状物缠绕，为了解救这只被困的猫，洛杉矶几乎出动了全城的警察。一位体重近三百磅的警察挪动肥胖笨重的身躯借助云梯、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朝着树顶攀登。
在日本，一只背部受伤的野鸭被《朝日新闻》报道后，插在野鸭背上的那根箭引起全体国民的关注，甚至惊动了当时的宫泽首相。费劲周折，最后诱捕了这只野鸭，为之拔箭疗伤。
日本阪神大地震死者过万，美国近期的“卡特里娜”台风之害，让罹难者众。但他们的卡车司机不会为多运一车黄沙而夺路飞车，目中无人；农民也不会为一根黄瓜免受病虫害而毒毙孩子。
人是有思想的芦苇，思想的意义正在于，不让生命的尊严让位于一些人的蝇头微利。否则，生命会像风一样轻，吹过去就不会再吹回来。
心灵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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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瓜摊旁边，一个男人对着瓜农大声地吆喝，用斥责的口吻。怪瓜农动作慢了，又嫌秤称得不好，接着又说装瓜的塑料袋不结实。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总之，是要把“上帝”的优越感发挥到极致。因为他消费了瓜农价值四块五毛钱的西瓜。我在旁边想，如果他消费的是四百五十元或者四千五百元，说不准要骑到瓜农头上去，才会心理平衡。
那张脸，集中了太多的鄙夷和不屑。他意识不到，自己这张修饰得还算精美的脸在我眼里有多难看。
这样的人，我见得很多。有事没事，都会向那些底层的人们张牙舞爪，表达优越感。譬如，见了下属，他们会习惯性地皱起眉头，声音也提高了八度，周围的人善意地去揣测：“他就是这样的人，就这个性。”不料，一转背，见了上司，他已经笑得花枝乱颤。这类人的面部表情在一个水平线上反复，向上看，柔情万种，向下看，冷若冰霜。
帕斯卡尔将人定义为：“无穷小和无穷大之间的一个中项。”借此，可不可以把面部的表情定义为：“最丑和最美之间的一个中项。”并且是可以选择的中项。蒙田在《论相貌》一文中提到古雅典艺妓佛里内，美貌并不是她的过错，美貌换来的巨资，被她用于重建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摧毁了的底比斯城；苏格拉底有一张丑陋的脸，表情却难掩超然的贵族气质。
认识一个人从他的脸开始。一张脸是一个人最贴切的“身份证”。我所住居的城市在一个风景区内。经常看见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外国人虽然高矮胖瘦，长得五花八门。但是，表情都比较单一，就是单纯、快乐、阳光的那种。一位过路的外国老头跟一位被抱在怀里的婴儿逗笑，他的表情跟那婴儿的表情也差不多。
而中国人则不然，无须身份认证，只要看那张脸，就能辨别他是平民还是官员。进而从官员这个类别里又可以分出股长、科长、局长乃至更高。完全能够从那张脸上判断此人是贫穷还是富有，是草根还是权贵。掌握这种识辨的方法，无须复杂的逻辑思维。因为那些富贵阶层，都很愿意把那点幸福感、优越感、富足感和权威感，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
五官上的美与丑，只会在一瞬间反应到他人的印象中，其实并不重要。尽管雨果有意丑化，我们仍然热爱《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而忽略其五官搭配的严重错位。需要关注的是，附着于自然五官之上的表情。那表情，是一个人对人和事态度的标签。种种复杂的反应，正好是心理活动外化的只鳞片羽。
美丑只是五官的属性，而表情则是心灵的证据。
一个人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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