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玛丽在聊天间隙朝桌子那头望去，尼科尔坐在汤米·巴尔邦和阿贝·诺思中间，她浓密的头发在烛光里像蓬松的泡沫。罗斯玛丽听着，被这场罕见的对话中低沉干脆的声音强烈吸引了。
“可怜的家伙，”尼科尔惊叫，“你为什么想把他锯成两段？”
“自然是想看看侍者肚子里有什么。你不想知道侍者肚子里有什么吗？”
“旧菜单，”尼科尔短促地笑了一下说，“瓷器碎片、小费和铅笔头。”
“没错——但问题是要科学地证明。当然使用乐锯是为了清除污秽的感觉。”
“你们打算使用那把锯子来开膛吗？”汤米问。
“我们没能到那步，我们被尖叫声吓到了，以为他要撕裂什么东西。”
“这一切听起来太特别了，”尼科尔说，“一个音乐家想要用另外一个音乐家的乐锯去锯……”
他们在桌子旁边坐了半个小时，都感觉到了变化——每个人都放弃了一些东西——一种偏见、一种焦虑、一种猜疑，现在他们都只是最好的自己以及戴弗夫妇的客人。表现得不友善或者不感兴趣都显得戴弗夫妇照顾不周，于是现在大家都很努力。看到这种情景，罗斯玛丽对每个人都有了好感——除了麦基斯科，他故意成为派对上的异类。并非出于恶意，而是他决心要用葡萄酒来维持刚刚进门时的好心情。他仰靠在厄尔·布雷迪和艾布拉姆斯太太中间的座位上，对布雷迪发表了一通有关电影的尖刻评论，对艾布拉姆斯太太则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用极其嘲讽的表情盯着迪克·戴弗，只有在他偶尔要和桌子斜对面的迪克讲话时这种情况才有所缓解。
“你不是范·布伦·登比的朋友吗？”他问。
“我应该不认识他。”
“我还以为你是他的朋友。”他气冲冲地坚持。
当登比的话题被岔开，他又尝试另外一个同样不相关的话题，但是每次迪克态度里的尊重都让他无能为力。经过片刻彻底的停顿后，被他打扰的交谈又会抛开他继续下去。他试图再次加入其他交谈，但这就好像不断和一个手套握手，而手套里面的手则已经抽走了——所以最后，他抱着一种身处孩子中间的放任情绪，把注意力彻底放在了香槟上。
罗斯玛丽不时环顾餐桌四周，希望大家都高高兴兴，仿佛他们是她将来的继子继女。桌灯从一只艳粉色的碗里透射出优雅的光，映在艾布拉姆斯太太的脸上，凯歌香槟[3]让她的脸色恰到好处，充满活力、宽容和少女的善意。她旁边坐着的是罗亚尔·邓弗莱先生，他那女孩儿般的清秀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倒也没有过分惊人。然后是维奥莱特·麦基斯科，她的美丽由内而外，因此作为一名尚未发迹的野心家的妻子，她不再努力将自己影子般的地位变得实实在在。
然后是迪克，他忙着招呼大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派对中。
再下来是她的母亲，永远完美。
接着是和她母亲交谈的巴尔邦，优雅流利的谈吐让罗斯玛丽再次喜欢上了他。还有尼科尔，罗斯玛丽突然对她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她是自己所认识的最漂亮的人。她的脸是圣人的脸，是维京圣母的脸，透过在烛光里飞扬的尘埃闪闪发光，被松树间酒红色的灯映得通红。她仍然不动声色。
阿贝·诺思正和她说着自己的道德准则。“我当然有准则，”他强调，“人活着不能没有道德准则。我的准则是反对烧死女巫。每次他们烧女巫，我就愤怒。”罗斯玛丽从布雷迪那里得知，他是个音乐家，但是早年成名之后，已经七年没有创造出任何作品。
下一个是坎皮恩，他不知怎么的克制住了自己露骨的娇柔气，甚至对身边的人展示出无私的母性。然后是喜气洋洋的玛丽·诺思，面对她洁白的牙齿和张开的嘴唇拢起的快乐小圆圈，大家很难不同样扬起笑脸。
最后是布雷迪，他的热忱渐渐变成了一种社交，而不再是粗鲁地反复强调自己精神健全，以及如何通过远离他人的弱点来保持这种健全。
罗斯玛丽就像是伯内特夫人[4]笔下的恶土里怀有纯真信念的孩子，坚信自己可以离开偏远地区可笑和淫秽的即兴表演，回到家中。夜空中飞舞着萤火虫，远处悬崖低矮的礁石上有条狗在吠叫。餐桌好像朝着天空升高了一些，像一个机械升降舞台，给周围的人一种在黑暗的宇宙中只剩彼此的感觉，仅靠这里的食物饱腹，仅凭这里的光亮取暖。而麦基斯科太太发出一阵奇怪低沉的笑声，这仿佛一个信号，表明他们已经脱离了世界。戴弗夫妇突然变得热情、喜悦、开朗，仿佛是对那些已经隐隐确知自己的重要性，并且为所受礼遇感觉荣幸的客人有所表示，以弥补他们在自己远离的国家中怀念的任何事物。一时间他们或分别或一起和在座的每个人讲话，让大家相信他们的友好和情谊。而那一张张向着他们的脸就像是向着圣诞树的穷苦孩子的脸。接着突然之间就散席了——他们刚刚大胆地带领着客人们超越了欢乐，进入更为罕见的情感氛围，客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尽情呼吸，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那里的存在，这个时刻就结束了。
但是炎热甜美的南方散发出来的魔力已经渗透了他们——夜色温柔，从下面很远的地方传来地中海幽幽的浪涛声——魔力已经离开了这些东西，融入了戴弗夫妇，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罗斯玛丽看着尼科尔硬要她母亲收下她称赞过的一只黄色晚礼包，说是“我觉得东西就应该属于喜欢它的人”——然后又把她能找到的所有黄色物件都放进包里，一支铅笔、一根唇膏、一本小笔记本，“因为它们是成套的。”
尼科尔不见了，不久罗斯玛丽发现迪克也不见了。客人们自己在花园中散开，或者朝阳台走去。
“你想不想去洗手间？”维恩莱特·麦基斯科问罗斯玛丽。
现在不太想。
“我想去下洗手间。”麦基斯科太太坚持。这个心直口快的女人揣着她的秘密去洗手间了，而罗斯玛丽不满地看着她离开。厄尔·布雷迪提议散步去海堤，但是她想，等到迪克露面，她正好能和他待一会儿。于是她留了下来，听着麦基斯科和巴尔邦争论。
“你为什么想要苏联人打仗呢？”麦基斯科说，“这是人类做过的最伟大的实验？那么里弗人呢？在我看来为正义而战才更英勇。”
“你又怎么知道哪一方是正义的？”巴尔邦冷冷地问。
“怎么不知道——每个聪明人都知道。”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我是社会主义者，”麦基斯科说，“我同情俄国。”
“嗯，我是个军人，”巴尔邦愉快地回答，“我的职责是杀人。我和里弗人打仗是因为我是欧洲人，我和共产主义者打仗是因为他们想夺走我的财产。”
“多么狭隘的借口。”麦基斯科四处张望想要找人联手挖苦他，却没有成功。他不知道自己反对巴尔邦什么，既不是对方那一堆观念的无知，也不是他所受教育的复杂。麦基斯科知道什么是观念，随着他头脑的发展，他可以辨认和识别越来越多的观念——但是面对这样一个被他视为“愚蠢”的人，一个身上不具备他能识别的观念的人，一个令他无法产生个人优越感的人，他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巴尔邦是旧世界的最后产物，而且毫无价值。麦基斯科与美国上流阶级的交往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那难以捉摸且笨拙的势利做派，他们从无知中获得的喜悦和他们蓄意的粗鲁，都是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但他们却无视那些使得英国人的庸俗粗鲁具有意义的因素，而将其运用到这里，在这片土地上用一点点知识和教养可以买到的东西，比在其他地方都多——这种做派在一九〇〇年的“哈佛风格”盛行时达到顶点。他觉得这个巴尔邦便是那种人，他贸然喝醉，忘记自己敬畏着巴尔邦——如今招致了麻烦。
罗斯玛丽隐隐为麦基斯科感觉羞愧，她平静地等待迪克回来，心里却焦虑万分。她和巴尔邦、麦基斯科、阿贝一起坐在空荡荡的桌边，沿着小径往石头阳台望去，两旁影影绰绰点缀着桃金娘和蕨类植物，她看见母亲靠在一面亮着灯的门口的侧影，心里欢喜，正要走过去，麦基斯科太太匆匆从房子里出来。
她十分激动，默不作声地拖过一把椅子坐下，瞪着眼睛，稍稍颤动着嘴。他们都看出她憋着满肚子的话，所有人都看着她。她的丈夫自然而然地问：“出什么事了，维？”
“天哪——”她笼统地对大家说，接着又对着罗斯玛丽说，“天哪——没什么，我真的不能说。”
“这里都是你的朋友。”阿贝说。
“嗯。我在楼上看见了一件事，天哪——”
她神秘地摇着头，及时住嘴，因为汤米站起来，礼貌而严厉地对她说：“对这座房子里的事妄加评论不太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