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离开中国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开始并列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檄文中。到了这个时候，早就在南京开始办公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也就不再遮遮掩掩了，他们开始深入到国民党师一级的指挥部，指导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不过国民党军官中的那些酒囊饭袋并不待见美军的军事顾问团，他们只是把美军的顾问当作后勤部主管，只有在需要大炮和子弹的时候，才会把美军顾问请到参谋部来，装模作样地请他们参与作战方案的制订，然后他们用自己的方案排兵布阵。
虽然有强大的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仍然挽救不了自己失败的命运。正如巴顿将军所说的那样，战场是最公平的，强者胜，弱者亡。中国人民解放军用铁的纪律和优秀的指挥艺术，向美国军事顾问和国民党军队展现了其无可匹敌的战斗力，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三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决定性胜利，这比毛泽东原来估计的五年要少两年。值得一提的是，在与蒋介石军队的战斗中，共产党成功地说服了国民党三星上将傅作义向解放军投诚，在没有开枪开炮的情况下把他指挥的50万军队撤出了战场，从而使一座具有两千年悠久文明的城市免遭战火涂炭，这就是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
共产党的胜利并不让美国感到意外，只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有点惊人。1949年8月，蒋介石跑到了台湾，毛泽东已经在积极筹备开国大典，毫无疑问，美国将“失去中国”。然而即将在北京成立的新中国给华盛顿带来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问题，美国花了那么多钱支援中国，结果却要失去中国，这不是很可笑吗？要把中国、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的问题对普通美国人讲清楚必然大费周折，但是如果不给美国人民一个解释，那么援助蒋介石的这些军火和美元又怎么交代呢？已经接替马歇尔出任国务卿的艾奇逊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件十分微妙的事情，他希望当毛泽东在北京宣布要成立新的中国政府时，美国人民能有点思想准备。艾奇逊希望美国人民能相信，不是美国政府失去了中国，而是中国的事情非美国政府所能左右。艾奇逊精心地准备了这样的说帖，并报请杜鲁门总统核准他以《中国问题白皮书》的形式公开发表。杜鲁门批准了他的请求——事实上杜鲁门总统就是要这么干，他就是要把“失去中国”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在《白皮书》中，艾奇逊写道：
中国内战的不详结局，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在合理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做到了可以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左右这些力量，但都没有做到。
如果仅仅是把“失去中国”的责任推卸给“无法左右”的因素，这无非是一种金蝉脱壳的小伎俩，北京并不会介意，但是艾奇逊却小题大做，他同时宣称：“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背弃中国传统，公开宣布依附外国势力——苏联，而苏联……曾经千方百计地把它的控制范围扩大到远东。”他因此极力主张美国的政策目标应该是防止“苏联出于战略目的控制中国”。艾奇逊认为任何威胁中共的企图只能迫使他们走上完全依赖苏联的道路上去，最明智的策略是和中共发展经济关系，集中力量设法把他们和苏联人分开。艾奇逊向杜鲁门解释说，防止中共成为苏联势力的附庸，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苏联帝国主义在满洲（中国东北）及新疆的活动，同时“小心地隐藏我们把这个岛屿（台湾）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的意图”。
把一个历来属于中国的岛屿从中国版图上 “分离”出去,无论如何小心,总是藏不住的。1949年夏秋之交,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继续追剿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时,华盛顿正在为台湾的未来激烈地辩论。
从战略角度出发,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战略地位,一旦为 “在苏联影响下的力量”所控制,对美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要尽量保证台湾不要落入共产党之手,而是要保留在 “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另外，美国在世界的战线已经拉得很长,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
根据这个分析,杜鲁门总统于1949年3月批准了一项对台湾的政策,规定政策目标是 “不让台、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要将 “该岛屿与中国大陆隔开”;同时又规定只能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而不能以美国军事力量来 “保卫”台湾。
在这种形势下, “分离台湾”的最佳方案就是扶持台湾岛内的独立运动——国务院相信像吴国桢、孙立人这样的 “台独”分子肯定十分乐意接受美国的帮助。然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美国就很快发现,独立运动的力量在台湾岛内不得人心，整个岛屿仍然由拥护蒋介石的人统治着。
“分离台湾”最不可思议的方案，是遏制战略的倡导者乔治·凯南提出来的。他坚持认为台湾的战略价值比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承认的还要大，他说他绝对不能设想让共产党人征服这个岛屿，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凯南主张美国出兵把蒋介石的军队赶出台湾及澎湖列岛,用一个美国的保护国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凯南要求美国政府把台湾与中国严格地分割开来,在中国大陆之外成立一个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政府。他甚至提出美国的行动要像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可能做到的那样”,具有 “决心、速度、无情和自信”。
但是艾奇逊国务卿保持了空前的冷静，他坚持不在台湾问题上激怒北京刚刚成立的新政府。他在 “新闻俱乐部”发表谈话说，中国人与苏联人在东亚各有抱负,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是相互敌视的。为满足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最好不要去激怒中共,而是把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转向苏联帝国主义。艾奇逊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敌人是苏联,目前亚洲大陆上敌对的军事局势对美国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美国的 “环形防御地带”已经包括了阿留申群岛、日本及菲律宾,足以形成完整的威慑体系，无需把台湾和中国大陆包括在内。
杜鲁门总统支持艾奇逊国务卿的意见。“苏联人总有一天在中国会成为‘洋鬼子’的”。他写信给联席会议参谋长范登堡说, “到那时便会有助于建立一个我们承认和支持的政府。”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就台湾问题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决定,表示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人自己的事务,并且特别申明美国不准备对台湾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意见。这个声明是美国最明确地放弃台湾政策的表示。既从中国 “脱身”之后,美国希望也从台湾 “脱身”,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他们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