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唯一一次被拒之门外的，是他对“S-1”计划的审核。那是罗斯福总统亲自批准的“曼哈顿计划”的前身，属于高度保密的范畴。这个计划要动用的20亿美元，被巧妙地分配在联邦预算的各种项目下，是很难被察觉的。但是杜鲁门还是嗅到了这20亿美元的气味，顺着钱的流向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工地。他打断热火朝天干活的工人，向他们打听情况，看看纳税人的钱是否用得其所。工人对这位矮个子的参议员爱答不理，只告诉杜鲁门说，自己在干“每小时1.35美元的活。”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薪水，杜鲁门放心不下，穷追不舍，但是那位负责项目建设的陆军少将毫不客气地请他离开，让他向白宫打听。结果，白宫冷冷地告诉他：别管闲事。
1944年，当罗斯福第四次竞选连任时，副总统人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民主党执政11年了，大家都想在利益问题上分一杯羹，各派博弈的结果是各派共同妥协，哪一派的代言人都不能成为副总统人选。这样，没有任何门派而且成绩卓著的杜鲁门成为各派妥协的产物，他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当罗斯福获知杜鲁门被提名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后，想了半天，喃喃地说：“哦，对，对……我不是任命他主持那个军事调查委员会的吗？”实际上，这个任命不是来自于总统，而是来自参议院。但是罗斯福相信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提名杜鲁门一定有政治上的道理，就点头说：“那就杜鲁门吧。”
七月底，罗斯福总统宣布参与当年的总统竞选，并同时公布他的副总统人选是哈里·杜鲁门。罗斯福的声明引发了美国人互相沟通的欲望，他们交头接耳地谈论着，杜鲁门是谁？杜鲁门的对手——共和党的副总统竞选人挖苦说：“杜鲁门——这个名字我没有记错吧？”最后，还是《时代》周刊为杜鲁门解了围，这家杂志用轻蔑的口吻说，罗斯福的竞选伙伴是“密苏里州来的、头发灰白、个子矮小的后辈参议员”。
在罗斯福毫无悬念地成功连任总统后，杜鲁门被认为是搭着顺风车当上了副总统，而罗斯福总统似乎也这么看。至少在公开场合，罗斯福很少提及杜鲁门。在83天的副总统生涯中，杜鲁门负责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务性工作，这样就使副总统既不至于无事可做，又不会在总统旁边碍手碍脚。结果是，当杜鲁门上台时，成了美国历史上最缺乏准备的总统。
杜鲁门技不如人
在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前一天，杜鲁门慌乱中找到一本《圣经》，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监督下，杜鲁门就是手按这本《圣经》完成了对美国人民的宣誓。就职典礼结束之后，杜鲁门发表讲话说：“我将按照我认为是总统的做法，努力继续下去”——虽然他已经成为白宫的新主人，但他仍然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把那位已经在温泉逝世的人称为“总统”，以至于当一位新闻记者称他为“总统先生”时，他竟然不知所措地说：“我想你不必这样称呼我。”
这倒不那么重要。要紧的是，杜鲁门没有参与过战时先是与丘吉尔、后又与斯大林的大量通信联系——显然是罗斯福总统没有让他参与这样的工作。因此，美国新总统对丘吉尔只是略知一二，而对斯大林则是一无所知。这对于即将来临的胜利和胜利之后的世界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前，杜鲁门从来没有进过白宫的作战室，而且从没有听说过原子弹，倒是约瑟夫·斯大林对于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了如指掌。至于指挥战争的知识，杜鲁门几乎和《华盛顿邮报》的普通读者差不多——事实上，《华盛顿邮报》一直是杜鲁门的主要消息来源。由此不难理解，整天泡在首都的记者在得知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之后，忍不住仰天长叹：“天啊！杜鲁门要当总统了！”
是啊，杜鲁门真的要当总统了。和他的前任比较起来，杜鲁门不仅见识短浅，而且从形象上看简直是个乡巴佬。他说话时语调很高,又很平板，缺乏罗斯福总统讲话时抑扬顿挫的韵味——那种颇似预科中学生的腔调，使人一听就觉得他身份显赫。重要的是杜鲁门总是学不会怎样念稿子，不知道该在哪里停顿、在哪里强调或在哪里恰如其分地渲染。往往是听众需要鼓掌的时候,他还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念稿子；听众根本不想鼓掌的时候，他却停下来等待掌声。而一旦扔掉秘书写好的讲稿，杜鲁门先生却讲得非常生动。
不过，杜鲁门注定是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人，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陪同总统听取军官们的汇报时，马歇尔惊奇地发现，军官们从不需要重复第二遍，因为新总统对部队番号、军舰舰名、作战计划、敌人部署、后勤供应的数字记得十分清楚，并能在需要的时候加以引用。见证这一切的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欣慰地说：“我想他会很快掌握总统工作的要领，取得人们的信任。由他当总统而不是由亨利·华莱士，我认为是天赐之福。”
与马歇尔、艾奇逊有着同样感觉的还有美国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在获悉新总统就职的消息后，哈里曼匆匆忙忙地从莫斯科乘坐大使馆的飞机飞往华盛顿晋谒总统。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位大使的行动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因为他不但要乘座性能极差的飞机横渡大西洋，而且需要在没有武装飞机的护卫的情况下跨越亚洲和欧洲。大使觉得即使是冒着生命危险，他也必须把欧洲和苏联的情况迅速报告新总统，因为形势的发展使得他必须这么做。哈里曼大使冒着生命危险要报告总统的是：虽然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已经在易北河会师，但是柏林、布拉格、维也纳等大城市将落入苏联人手里——这也许是苏联红军付出重大代价的必然结果，但却是美国欧洲战略的拦路石。
4月23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听取了哈里曼大使的汇报。事实上，那是一次决定是否与苏联决裂的会议，国务卿退丁纽斯、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海军上将李海以及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都参加了会议。用哈里曼大使的话来说，新总统“了解当地情况、也了解发展过程，并能敏锐地领悟到这些事态的意义”。因为他看过大使与国务院之间所有的往来电报和报告，这令哈里曼感到“惊奇和欣慰”。不过真正让哈里曼大使感到欣慰的，也许是新总统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位大使的建议是：随着二战结束的日益临近，苏联正企图控制整个东欧而无视盟国的愿望，美国应采取必要的行动，不要让苏联感到盟国软弱可欺。
杜鲁门在国内受人欺负已经够让他憋屈的了，他可不想再被克里林姆林宫视为草包。在与马歇尔将军和国务卿退丁纽斯讨论之后，杜鲁门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会见了两位来自莫斯科的重要客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他的高级助手安德烈·葛罗米柯。虽然美苏两国此刻仍然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虽然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始终保持着至少外表看起来还比较亲密的同盟关系，但是杜鲁门对两位苏联使者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还是让陪同会见的哈里曼大使吃了一惊。
新总统要求苏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雅尔塔协定——就像美国和联合王国那样，并警告苏联不要在波兰问题上自行其是波兰流亡政府起初不承认雅尔塔协定中关于波兰问题的协议，苏联就以此为由拒绝让流亡政府参加扩大临时政府的讨论。虽然流亡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发表声明表示承认雅尔塔协定，但苏联仍然坚持将其排除在波兰新政府之外。。杜鲁门威胁说，只要红色傀儡还在东欧当权，波兰就不会被接纳进入联合国。杜鲁门语调高亢，态度生硬，令两位苏联使节难以克制自己的愤怒。
“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话。”莫洛托夫愤怒地对新总统说。
“如果你们履行协议，就没有人对你这样讲话了。”杜鲁门生硬地回答说。不仅如此，杜鲁门还让两位苏联使节把这些话“一字不落”地转述给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很粗暴，粗暴到连我都有点担心。但我确实为新总统感到自豪。” 哈里曼事后追述说。
然而更自豪的事情还在后头。在杜鲁门会见莫洛托夫两周之后，苏联红军攻克了柏林。苏联元帅高尔基·朱可夫在柏林接受了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的投降。在此之前的5月1日，阿道夫·希特勒用7.65毫米口径的手枪朝自己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死时他56岁。和他一起殉葬的除了他的情妇艾娃以外，还有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战争埋葬了戈培尔，但是留下了他那句臭名昭著的有关“真理”的论述：宣传家必须编造自己的真理。凡是对党有利的即为真理。如果这个真理与真正的真理相符合，那更好；若不符合，那就必须使它们之间符合。伟大的、绝对的真理是：党正确，元首正确，党和元首永远正确！
戈培尔终其一生寻找的真理，最终在1945年的5月得到了诠释。如果说真理只有一个的话，那么1945年的真理就是：世间也许没有完美无缺的正义，真正的厉鬼也许不怕下地狱。但是正义毕竟存在，厉鬼终将滚到地狱里去。
德军投降的第二天，即1945年5月8日——这一天碰巧也是杜鲁门总统61岁的生日，杜鲁门总统的声音出现在美国的广播电台中：“在上帝的帮助下，盟军经过牺牲和全力以赴之后……”总统下面的话已经不再重要了，聆听广播的人们像泄洪一样涌上街头，他们忘情地呼喊、跳舞、拥抱甚至接吻——《纽约时报》描述说，庆祝胜利的那一时刻，男人都想和女人接吻，而女人也渴望别人来吻她。一位身穿海军制服的士兵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热吻的照片，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不仅如此，这些庆祝胜利的人们还把手里所能够抛出的任何东西都抛向空中——直到一个父亲发现他抛出的是自己的婴儿之后，才发现自己对胜利的欢呼有点过头。但是没有人注意这位父亲的懊恼，因为狂欢是庆祝胜利的唯一途径。
赞曰：
见贤思齐 杜鲁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天降大任 副总统萧规曹随革故鼎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