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两次调查，洛克菲勒意识到自己可能掉进了一个投资陷阱里。于是，他将所有的投资项目，向盖茨摊开，并请盖茨一一核实。盖茨经过核实发现，在洛克菲勒投资的20个项目中，几乎全部是负债项目。
于是，慈善项目负责人盖茨，开始负责管理这些企业。
得到洛克菲勒的授权后，盖茨先是买下13家没有处理掉的公司全部股份，然后大刀阔斧地关闭了一些企业重点发展木材投资项目。盖茨的布局很有意思，在华盛顿州买下5万英亩林地，在温哥华岛买下4万英亩林地，等到这些林地出售时，获得了不低于5倍的投资回报，足以弥补洛克菲勒在北太平洋铁路等项目上的投资亏损。
在管理项目过程中，盖茨表现出过人的眼光与能力，他甚至不失时机地投入了个人资金，获得的回报相当丰厚。到1902年，他获利达到50万美元。
1917年，刚创刊不久的《福布斯》杂志问洛克菲勒，谁是他眼中的杰出商人？
洛克菲勒的回答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盖茨能够把经商技能与慈善天赋结合为一体。”
“给予艺术”
戴维·洛克菲勒是洛克菲勒最小也是最成功的孙子，是洛克菲勒家族走向辉煌的杰出代表与标志。不过，这个孙子有些“叛逆”，在世纪之交写了一本《洛克菲勒回忆录》，打破了爷爷不出自传的家族规定。不过，幸好有这部书，我们才得以窥视到洛克菲勒家族的特殊之处。以下这段文字，是戴维眼中的家族慈善，摘录如下：
自1897年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以后，祖父越来越多地投身于另一种形式的投资：慈善事业。他称之为“给予的艺术”。通过这种投资，他取得了跟标准石油公司一样的重大影响。
祖父自年轻的时候，从刚刚开始经商就记录每一项收入和支出，包括小到一个便士的慈善捐款，建立了一系列账册：首先是账册A，如今该账册保存在波坎蒂克山上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档案记录成了一种家族传统。父亲学着祖父的样子记账，并努力要求我这一代“照葫芦画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也试图要求我自己的孩子们这么做，结果成效不如父亲。
祖父这么做是遵循宗教缴纳捐税的教义，即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献给教堂和做其他善举。随着收入的增加，他的慈善捐款数额也相应上升，一般都达到了他对自己承诺过的捐税比例。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祖父发现自己很难亲自处理慈善捐款事宜。事实上，这是他在那些年感觉到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感觉到自己不仅有责任给予，而且还要做得聪明些，如此难度就增加了许多。“给钱很容易造成伤害。”他写道。那个时候，他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处理其中仅仅10%的资金就占用了所有时间。他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聘请浸礼会（即浸信会）教徒弗雷德里克·T·盖茨主教，请他制定一个更加周全、更加系统的方式，对要求获得资金的所有个人和机构进行评估。幸运的是，盖茨的知识面很广，颇具智慧。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设计分配了一半以上的财富；剩余的大部分最终交给了父亲，而父亲又用毕生的精力继承并发扬他们的善举。
祖父的第一个主要慈善项目是在19世纪90年代创建的芝加哥大学。不过，祖父是在世纪交替之后才将商务事宜抛在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慈善事业上。他首先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于1901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
祖父的设想——那是在与盖茨、我父亲以及该研究院的首席董事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密切合作研究后制定的——是要按照欧洲的巴斯德（Pasteur）和柯霍（Koch）的机构模式建立一个研究设施。在创建该研究院的时候，祖父应用了他在一开始用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原则：他聘请了人才，并给予他们权力。虽然他深深介入了初创和计划阶段的工作，但一旦研究院成立、运作起来，他便打定主意不干预研究院的管理。他觉得把指挥权交给教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合适的。父亲当上了理事会的总裁，确保独立科学研究政策得到严格的遵守。
祖父接下来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大众教育委员会（GEB）——是因为他希望在美国南部建立一个公共教育系统，让黑人和白人都受益。祖父给GEB的捐赠和经营资金在其30年的历史中接近13亿美元。GEB与地方和州政府密切合作，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我们家族一直推崇的公私合作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案例。
创建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第一家带着具体的全球眼光的慈善组织，也是祖父该事业的顶点——要建立一个机构，能够精明地管理他的资产用于慈善目的。祖父为基金会提供的捐助——10年内共计大约182亿美元，按照今天的美元价值，相当于20多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其他机构。基金会对付过钩虫、黄热病、疟疾、肺结核以及其他传染疾病。后来，它成为开发玉米、小麦和稻子的各种杂交品种的领袖，构成了绿色革命的基础，而绿色革命为改造世界各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00年前后，美国的新闻业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期，新闻业的大人物如普利策、赫斯等媒体大亨都成了美国的大人物。
媒体事业的繁荣，当然离不开读者，但真正的推手是广告。随着托拉斯式公司的大量出现，全国性的广告与全国性的广告公司，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媒体由过去的报纸为主进入到了报纸、杂志并举时期。杂志的兴起，与整行铸排机、照相印刷技术的发明有直接关系，后者从技术上为高品质杂志奠定了基础。
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媒体声讨托拉斯的年代，那个劲头与国内近年对垄断型企业的声讨有过之而无不及。标准石油公司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一直是所有媒体的关注对象，不管是公正的还是客观的，媒体都随时在关注标准石油公司与洛克菲勒的情况。
1898年10月11日，洛克菲勒被迫到新阿姆斯特丹旅馆作证，检察官希望洛克菲勒承认故意拖延托拉斯的清算工作。讯问长达5个小时，洛克菲勒一直保持冷静，他的克制与得体回答，让检察官一无所获。第二天，普利策的《世界报》刊登新闻的大标题是“洛克菲勒守口如瓶”。《世界报》发表的评论是这样写的：“面对严密的盘问，一个垄断资本家最管用的招数就是遗忘。洛克菲勒对这一招数运用得可谓无比纯熟。”
这次报道，既不是《世界报》对洛克菲勒与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一次报道，也不是最后一次报道。后来，就是这家报纸，成功地挖出了洛克菲勒父亲的重婚生活，公众第一次知道了洛克菲勒有那么一个父亲。
其实，不仅《世界报》，几乎美国当时所有的报刊，甚至欧洲的报刊，都对这位石油大亨和他的石油王国极其有兴趣。德国人那么严谨，但却是欧洲第一个提出洛克菲勒家族源自德国主张的国家。
在众多的报道中，真正对洛克菲勒帝国形成威胁的，是《麦克卢尔》杂志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