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所里的一百天，是高恒清一生中最为灰暗最为难熬的一段日子。
没有受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人，是最能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的。再苦的日子其实也能适应，时间一久神经也就逐渐麻木了。每天重复着一样的煎熬，一样的期盼，像窝里的蚂蚁，这让高恒清时时想起“蝼蚁偷生”这个成语。最令人难以承受的并不是这些看得到的东西，而是内心里的那种焦虑，对案子发展无能为力的无力感，对未知结果的担心，对家人的思念，等等等等。一切都令人焦虑，完全是一种折磨。
进看书所八、九天之后，妻子为他请的律师到看守所会见了高恒清。除了本人的律师之外，在看守所被羁押期间一般是不能与亲属会见的，除非是判决后所谓的“投牢”前有一次机会，还有就是审判时能在法庭里顺便见到家人一面。因此在押人员只有通过律师，才能了解案情进展，并顺便知道家人的情况。律师给高恒清带来了几件衣物，已经交到了门口，经过检查后会送到号里。
律师打量着高恒清，他也打量着律师，像野地里两只孤狼相遇。两个人坐在不同的椅子上，中间隔着冰冷黝黑的铁栏杆。律师自我介绍姓李，白白净净像个书生，拿了几张纸先让高恒清签了名字按了红手印，是委托书和授权书之类。和蔼亲切地介绍了一下案情又问了高恒清几个问题之后，律师换了一种语气，责怪口供不好，不该把所有事都揽在自己身上。律师说，以他多年的经验，笔录上的那些事，不是高恒清一个人能决定能办妥的。他提出的一个疑点倒也合情合理合乎实际，起码公司财务部对每套房子来龙去脉应该都了如指掌，能够顺利办妥房屋预定和购买的更名手续并收取下家新客户的房款，只凭高恒清的签字是不可能畅通无阻的，因为高恒清并不分管财务部。而这其实也正是在经侦支队受审时，那个姓王的支队长一开始劝说他如实交代的重点之一。另外，律师更是转告了妻子对高恒清的不满，指责他不该将所有的现金都说成是交给了自己，明眼人都知道这其实是怎么回事，哪个上家谁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原先预定的房子涨了价，痛痛快快一分钱不拿就纷纷退房呢？这自然也是支队长当时暴怒的主要原因。对于高恒清始终坚持全部都由自己承担这一点，妻子和律师显然都心存疑惑和疑虑。疑惑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疑虑的是会因此而加重他的罪行和刑罚。面对律师质询的眼光，高恒清也不多说什么，只说自己经过了慎重考虑，算是用一场赌博来争取获得最好的结果，要是赌输了多蹲几年大狱也就认栽了。他让律师转告妻子如果公安局要求退赃，就如数缴纳给公安局，不必问为什么，更不必纠缠那些钱当初是不是全都真的给了自己，其他的事就只要安心照顾好孩子。律师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有关的法律条文，高恒清却摇摇头示意他不必再多说。在律师不满和疑惑的眼光中，管教打开烤在铁椅子上的手腕把高恒清带走了。
又过了将近二十天，在办理批捕手续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检察院来人宣告对高恒清正式批捕。从会见室签完批捕通知书回到号里，高恒清足足沉默了两三天，也不和任何人说话，一个人呆呆地想事情，其实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本来他还抱有一丝希望，幻想着能在批捕前被释放，那就意味着这个案子就到此终止了。他知道，一般而言，检察院都是在初步看完公安局移交的卷宗材料后觉得被法院宣判有罪的可能性很大之后才会批捕，也就是说基本上批捕之后不经过宣判就从看守所安然无恙出去的可能性很小。想到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每每悲从中来，眼泪不听命令地在眼眶中打转，即使他拼命掩饰也被号里其他人嘲讽了几番。
后面的日子里律师又来过几回，还是老生常谈，而且听得出来妻子对高恒清把事情全部兜下来一个人扛的做法很是恼火，通过律师的嘴巴隔空传递过来的火气比起初更大，说要是高恒清再不找机会把事情还原成本来应该有的样子，肯定会因为帮别人扛罪自己却被多判几年，那家里人为什么还要帮他东托关系西找人地费着精力花着钱欠着人情来回折腾呢？高恒清无从辩解，只是沉默。
虽然与外界信息不通，完全不知道公安局和检察院那边对案情处理到什么程度，又都是什么看法，连律师每次对这些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更多地只是口头安慰着说是在争取最好的结果。高恒清感觉到了妻子和律师的努力。前几日经侦大队意外而又不意外地来外提，提票上写的原因是“指认现场”，这种案子哪有什么现场需要指认？当管教在门外大喊“高恒清，办案单位外提！”的时候，号头和几个活跃分子就起哄说这下高恒清惨了，要受皮肉之苦，高恒清自然也有些忐忑不安。而实际上到了经侦大队，担心中的声色俱厉和所谓的上手段都没有发生。审讯时支队长耐着那火爆的性子，一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想让他把钱的实际去处和他上面授意的更大的领导交代出来，无奈高恒清还是在他反复再三强调的严重后果面前不为所动。
高恒清心里有几分安慰，又燃起了前些日子已经基本熄灭的火苗。他已经明确感觉到案子还是有出现转机的可能的，否则就根本不会有这次外提。他知道自己坚持原供，会让妻子非常失望，但却没法跟律师说明其中的关节所在，只有咬紧牙关，继续赌下去了。所有的误会，也只有留待赌成功或者干脆不成功后跟妻子再好好解释，现在实在是什么也不能说。只是如果赌博失败的话，那就一时出不去了，不知道会判多少年，也许会挺长，出去时儿子应该都已很大了。每每想到这里，高恒清总是一声长叹。
思念和等待是一种煎熬。思念家人，等待结果。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令人心神交瘁的煎熬下，高恒清终于看到了希望。
外提回来没几天的一个下午，负责管账的警察在门外喊着每个人的新到账的钱款数目，这是每周五的固定节目，同样也能算是在押的嫌犯们的一个节日。账上钱之前已经花光或者就快要花光的，听到自己的名字个个兴高采烈，要是数字还比较理想就更加兴奋，盘算着下周买点什么，即便也就是那么有限的几样。盼了好久没听到自己名字的，不免失望以及失落，想着下周那可怜的萝卜汤和发糕伤心伤神。所以，不管是账上来钱还是家属送来过冬的衣物之类，都被叫做“送温暖”。
高恒清的名字被喊到三遍，钱数都是一千，一共三千元。第一次叫到他名字时，高恒清坐在地铺上，看了看门口，没有凑过去。他一向不爱凑热闹，更不爱往人堆里挤，门口早已挤满了人。第二次叫到他时，他从铺上下来，在门口那推人的外围等着，想着等最后的时候上去问问是谁给打进来的钱，如果是家里打款过来，不会分两次，一定是有别人给他打钱了。没想到的是竟然有三个人这周给高恒清打钱，不等问明白，号头和铺上的几个人便议论开了。
吃过晚饭，大家热烈地讨论起今天来账的事，这已成了每个周五吃过晚饭看电视前的常规节目。除了分享自己和别人的温暖之外，账上没钱的还会琢磨着找哪个来账的挪借一下。问到高恒清，他便如实说三笔钱都不是家属存的，其中一个是当官的，另两个根本就是陌生的名字。一个几进宫的老皮子突然高声喊着高恒清的名字，还对着他拱了拱手，大声地说：“恭喜恭喜！老高你有好事了！”
老皮子从年轻时便不走正路，偷鸡摸狗混了大半辈子，对看守所和监狱比对家里还熟悉。六十多岁的他进进出出这里已是家常便饭，对于里面的事和官司方面的道道儿经历和见识得多，分析得倒也有几分道理。据他分析，这几个人在高恒清进看守所时没有给他账上存钱，偏偏都两个多月了才突然像商量好一样，每人都打了1000元，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也带来了一些信息。一种可能性是刚刚得到消息，另一种可能性是早就得到消息但是当时没存钱。第一种可能性，由于另外两个存钱的人的名字高恒清并不熟悉，可以基本排除，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给别人存的钱别人却不知道是自己存的。那么仅剩的第二种可能性便是早就知道高恒清进看守所，但案子结局不明朗或者干脆就是很不理想，所以不想有什么瓜葛。但到了今天这个时候，他们几个突然差不多同时给高恒清存钱，应该是抱着高恒清出来好见面的念头。而另外那两个没用自己名字存钱，是出于一种谨慎的考虑，肯定也是官员之类的才会这样，还是有所顾虑。用别人来存钱，一是不想张扬，二是高恒清出去后大家说起来也算是尽到了朋友的心意。三个人都同样存了一千元，说明他们都觉得这个案子在一个月内会有最后的结果。
高恒清对官司里面这些弯弯绕儿不那么熟悉，但是他肯定不是笨蛋，否则在职场上也坐不到那样的位子。听了老皮子的话，自己心里再一琢磨，也就觉得老皮子说的可能还真就八九不离十。
有了期盼，后面的日子就过得反而更慢，更加觉得煎熬。本来高恒清已经渐渐习惯了号里的生活，内心也逐渐平复，不再去多思考案子的事情，甚至有了随遇而安随波逐流的念头，这下看到了希望之后反倒每天坐立不安起来，如同一只苍蝇在玻璃瓶里看到外面的光线就拼命不停撞着玻璃一样。每次铁门外的走廊里响起管教的脚步声或者说话声，他的目光便瞬间移向门口，心跳加快，总盼着管教喊一声：“高恒清，释放！”他也知道自己心太急了，哪有那么快就解决，而且要是有什么确切的消息，律师应该早就提前来会见他告诉他了。本来已经习惯的高恒清，后面的日子反而觉得度日如年。
直到那天，律师终于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