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公石与德隆楼
一代书法大师胡公石在宁夏工作期间，只给“德隆楼”清真餐厅和“宁夏宾馆”题过名。如今，胡公石老先生已离世多年，但他的手迹草书“德隆楼”还高高挂在德隆楼清真餐厅门楼上，爱好书法和仰慕胡公石的人们，路经德隆楼清真餐厅时都要抬头看看胡公石老先生的书法真迹。
胡公石自幼喜爱书法。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受教于当代书法大师于右仁先生门下，亲聆教诲，精勤临池，历时13年之久，深受于右仁先生的笔墨精髓。新中国建立后，胡公石任天津市人民政府秘书处秘书、市工商联秘书。1958年，支宁来到宁夏。
1958年，21岁的刘德华在银川市电器安装队当电工，刘德华被派往展览馆搞装电灯工作。展览馆领导让胡公石领着刘德华拉线架灯，一来二去，两人在工作间拉起了家常，加深了了解。当得知胡公石是一位书法家时，刘德华敬然之情油然而生。胡公石和刘德华家都在新市区，有时上班两人在车站相遇，刘德华就给胡公石买张公交车票，两人结伴而行。后来，刘德华调到银川跃进服装厂当了汽车司机，有时，刘德华把汽车开回家，早晨上班时，顺路就把胡公石带到老大楼车站，胡公石下车后从老大楼步行到展览馆。
1973年后，刘德华的家从新市区搬到老城，此后，刘德华就少了和胡公石的联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公石落实了政策，先后担任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社长、宁夏书画院院长、宁夏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等职。1988年5月，刘德华下海经商，在鼓楼北侧开一家店名为“德隆楼”的清真餐厅，餐厅万事俱备，就差店名牌匾。刘德华很少和书法家圈子的人来往，想找一位书法大家来题写店名，思来想去，突然，想到了忘年之交胡公石老先生，于是，刘德华买了100多元钱的礼品，来到胡公石的家里请他写个牌匾。胡公石一看当年老友刘德华，高兴万分，刘德华说明来意后，胡公石老先生欣然提笔，给刘德华题写了“德隆楼”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刘德华买来的礼品，胡公石老先生婉言谢绝，胡公石老先生说，你和我都是老朋友，不要客气了。
事过十多年后，有人出高价索买胡公石老先生的题字。刘德华说，胡公石老先生和我是几十年的深情挚友，我怎能把老先生的字画卖了呢？至今，刘德华把胡公石老先生的字画仍收藏在家中。
1992年12月，胡公石调往江苏，担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草书社社长。1997年，胡公石老先生走完了他曲折跌宕的一生。胡公石先生为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书法事业特别是草书艺术贡献了毕生精力。
曾是学校林立的文化街
有着一个世纪的沧桑历史，又曾是学校林立、历史厚重的文化街，是银川市区的一条主要街道。这条街曾诞生过宁夏最早的一所中学，即银川一中；还有在抗日战争初期，燃起省城银川宣传抗日烽火有着70多年历史的原“宁夏省立实验小学”（今银川市实验小学），还有办学达半个多世纪的宁夏历史名校，即银川二中。这条街承载见证过旧银川苦难深重的历史。1938年秋，日本飞机对文化街狂轰滥炸，无辜贫民和“宁中”学生身受其害。这条街东起中山北街，西接公园街，全长1.75公里。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化街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新老银川人对文化街的百年历史仍萦绕心中。
文化街最早称为文化路
文化街是宁夏有史以来最早建有中学学校的一条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废除科举、举办新学运动的推动下，宁夏知府赵维熙和举人吴复安将坐落在原银川二中院子里的文庙“银川书院”改为“宁夏府中学堂”。民国2年（1913年）易名为朔方高等小学，民国8年（1919年），学校又改名为甘肃省第五中学，同年与甘肃省第八师范合并，史称“五中八师”，为四年制普通中学。民国18年（1929年），民国宁夏建省后，按照民国政府教育部属地管理的要求，原甘肃省“五中八师”划归民国宁夏省政府教育厅管辖，第五中学改名为宁夏省立第一中学。为了扩大教学规模，改善办学条件，“宁夏省立第一中学”由原址搬迁到今文化街“银川妇幼保健院”位置，简称“宁中”（今银川一中前身）。革命烈士张子华、孟长有、李天才、何自成等都曾是银川一中的教师和学生。原“甘肃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搬迁到今文化街自治区政协位置，改名为“宁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宁师”。老银川时因文庙和旧考棚在此而被划为文化区，这条路也就被老银川人最早称为文化路。
文化路上的“宁夏省立实验小学”
1935年，已主政宁夏的马鸿逵为了培养马家孙子马家骅、马家驹，出资成立了“宁夏省立模范小学”，校址在新华街原东方红电影院位置。为了办好这所小学，马鸿逵指示省教育厅要严格把关，通过考试择优录用学生。考试由省教育厅统一命题，从宁夏“省立师范附属小学”、宁夏“县立学堂巷小学”、宁夏“县立教育巷小学”等几所小学的各年级中报名考试选拔，招收小学生120多名，设置初小一至五年级各一个班。马家骅、马家驹没有参加考试分别插班到二年级和四年级就读。经过一段时间办学后，马鸿逵看到学校教学规模太小，教学设备落后。为了把这所学校办出水平，1936年，马鸿逵投资在今文化街自治区供销社位置新建了一所小学，把原“宁夏省立模范小学”从原址搬迁到新址，改名为“宁夏省立实验小学”（今银川市实验小学前身）。
文化路最好的学校
由于马鸿逵非常重视这所小学，同时又是官办学校，新建学校的教室、办公室、礼堂、宿舍、桌椅、教具、图书、体育器材、运动场地等设施齐全，老师都从外地高薪聘请。学校无论是从教学规模、教育经费，还是师资水平、教学设备软、硬件条件等，在全省都堪称一流。“宁夏省立实验小学”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令省城银川百姓刮目相看，神往关注，犹如我们现在的重点小学一样。当时的军政要员、普通百姓都希望把自家的娃娃送进这所小学去读书。“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当时又和坐落在文化街同时新建，坐南向北的“宁夏省立第一中学”“宁夏省立师范学校”毗邻，家长们都想把自家的娃娃送到“宁夏省立实验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又能就近考入省城“宁夏省立第一中学”或者“宁夏省立师范学校”，生活方便又省心。因此，“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在当时银川是一座条件最好、师资力量最强、社会名气最大的一所小学。由于“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宁夏省立第一中学”“宁夏省立师范学校”三所学校在一条街道紧挨排列，三所学校在今文化街的建筑占地面积又足足占了半条街，每天上学和放学，学生们背着书包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文化街成为省城银川的一道文化风景。
民国宁夏省政府还曾整治过省城银川街巷，一时把全城所有铁匠、铜匠铺赶到文化路，老百姓还把这条路一度叫过“铜匠市”。1947年，民国宁夏省政府民政厅把这条路正式起名为“文化街”。“文化街”掐指算来至今已有60年的地名历史了。
名副其实的文化街
1954年，银川二中在文化街原文庙的大院里建校成立，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为了支持自治区的文化建设，中央人民政府从全国各地选调大批文化单位来到宁夏银川，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文史馆、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宁夏歌舞团、宁夏越剧团、宁夏京剧团、宁夏秦腔剧团、宁夏话剧团等一大批文化单位陆续落户到文化街。后来，银川市第十五中学、宁夏电视台，也相继建在文化街。这条街成了银川市区名副其实的文化一条街。
百年一中
银川一中是宁夏成立最早的一所学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废除科举、举办新学运动的推动下，宁夏知府赵维熙和举人吴复安将原银川书院（原银川二中院内文庙）改为宁夏府中学堂。赵唯熙亲任学堂监督，吴复安任副监督。学堂于同年招收了第一期学生共40人，分甲乙两班，甲班收秀才，乙班收童生，甲、乙两班的学生奠定了老银川一中的最早教学基础。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府中学堂因经费拮据而一度停办。民国2年（1913年），易名为朔方高等小学；民国8年（1919年），学校又改名为甘肃省第五中学，同年与甘肃第八师范合并，时称“五中八师”，为四年制普通中学。民国18年（1929年）因宁夏建省，改名为宁夏省立第一中学，学校搬迁到现文化街银川妇幼保健院位置，民国23年（1934年），学校开设了高中。
民国26年（1937年），马鸿逵将宁夏省立第一中学高中班、初中班、年龄在17岁以上的学生全部编入教导团，以扩充兵力，致使该年3个初中班仅有6个人毕业。后因时局动乱，学校不得不多次迁址。民国31年（1942年）迁回银川。民国37年（1948年），解放战争解放军大捷不断，马鸿逵再次在学校征兵，高二班学生40多人仅剩5人，全校减少学生100多人，宁夏第一中学濒临绝境。
1949年9月23日，银川解放，这所古老的学校终于重见天日。1950年3月，人民政府为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将私立贺兰中学与宁夏第一中学合并，仍为宁夏中学，学校由原址迁到南郊陈家寨原贺兰中学校址。
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改称为银川中学，由银川专署文教处领导。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改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第一中学，简称银川一中，由自治区文教厅和银川文教局双重领导。1960年，经上级决定与银川卫校校址对调，搬迁到老银川原城区利群东街位置。
1976年，银川一中在学校原址上拆除了旧有房舍，新建了两幢教学楼，共计42座教室。新建电教馆一座，设闭路电视、语言实验设备各一套，为实现教学现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1985年，学校为支援西海固地区的教育，帮助山区回族人民开发人才，新建民族楼一幢，创办了寄宿制民族班。17年来，共招收宁南山区农村子弟1506人，已培养出毕业生15届1139人，其中考入各高等院校838人，并有900多人毕业后回到家乡，活跃在山区各县的各个行业，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9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了全区教育大会，决定新建一所示范性回民高级中学，以加快对回族优秀人才的培养步伐。为了充分发挥名牌学校的作用，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将“宁夏回民高级中学”校牌挂在银川一中，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2000年9月30日，宁夏回民高级中学在银川一中正式挂牌成立。
2002年秋季银川一中迁入新址。新校址占地120亩，由教学楼、办公楼、实验楼、科技楼、体育艺术馆、学生公寓等组成，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建筑群错落有致地分布于校园。学校建有国际标准400米塑胶跑道，草坪足球场，还有塑胶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百年一中，成为全国先进、西北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学校。
西花园机场的“达官贵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处曾承载宁夏航空历史的机场旧址渐渐被人遗弃淡忘了。老银川人每每路过此地，都要深情注目，多看几眼当年的西花园机场。
西花园机场自1934年通航至1997年转场，历史记载已有60多个年头了。民国时期，西花园机场曾接待过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宋子文等达官贵人。解放后，西花园机场空前发展，为宁夏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宁夏航空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三易机场
1933年前，宁夏航空建设在全国来说还是一片空白。马鸿逵主政宁夏后，提出了发展宁夏航空建设的计划。1934年春，民国宁夏省政府把修建机场列入省政府投资计划。经过选址，选在了距省城银川以东20公里左右，今兴庆区掌政乡黄河边一处比较平坦的河滩地修建简易机场，名为“东昌机场”。
机场起用后，因紧靠黄河岸边，地势低洼，黄土泥的机场跑道常有积水，机场周围住家少，也很少有人去养护跑道。机场距省城银川只有一条20公里左右坑坑洼洼的黄泥路，夏天尘土飞扬，雨天车陷泥塘。机场旅客和迎送客人的主人以及机场工勤人员，常常是在省城银川车马市雇个牛车、马车或者骑个毛驴来往于机场和省城银川之间。欧亚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飞宁几次之后，觉得“东昌机场”设施落后，黄土泥跑道不适应飞机的起降、不利于发展宁夏民航事业，于是向民国宁夏省政府提出另建机场的要求。民国宁夏省政府决定在满城（今银川新城）修建新的飞机场。满城（今新城）原来是满族人生活工作的小城，城中住有几百户人家。民国宁夏省政府命令宁夏县县长戴义赞，限期把居民从城中迁出，自己联系住处，每间民房补偿拆迁费6元。很多妻儿老小找不到房子，无处安身，只能在满城城墙外侧，挖洞穴居。满城百姓苦不堪言。满城机场地势较高，土质跑道比较坚实，交通方便，距省城银川10公里左右，但是，满城机场跑道狭短，东西城墙间距仅800多米左右，南北距离更短，按照飞机起飞要求，飞机要有1000米左右跑道滑行，才能保证一般小型飞机的起降安全。满城东是一片湖泽，西是一条灌溉农田的支渠。民国宁夏省政府当时财政困难，无力再投入资金把跑道拓展到城墙外。而且，修建机场时又没有进行规划和设计，机场建成后，只能起降一般小型飞机，而大型军用飞机无法降落满城机场，机场变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看着新建的机场用不成，民国宁夏省政府又在满城西边西花园处选址新建机场，名为“西花园机场”。而满城机场则作为马鸿逵的军营训练部队使用。
蒋介石专机降落西花园机场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为了动员马鸿逵从西面围剿红军，10月19日上午10点，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带着张学良飞抵宁夏省城银川，马鸿逵偕四姨太刘慕侠，带领省政府八大处长官，到西花园机场迎候。11点多钟，一架由西南方向飞来的飞机徐徐降落在西花园机场。久候的马鸿逵及四姨太刘慕侠，疾步奔向舷梯。机舱开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仪表堂堂，宋美龄身穿丝绒旗袍、耳坠翠环、脚蹬高跟鞋、手拎小皮包，风姿绰绰，走下舷梯。马鸿逵全副戎装，披挂整齐，正步上前，双脚“喀嚓”一并，行了一个军礼。随行欢迎的八大处长官穿着整齐的军装，笔直地站立着等待着蒋介石检阅。蒋介石同马鸿逵寒暄了几句，向欢迎的人群挥了一下手，就和宋美龄钻进了小车。
马鸿逵刚到宁夏没什么家当，到机场迎接的只有三辆小汽车，即两辆小卧车和一辆敞篷吉普车。蒋介石和宋美龄坐一辆，张学良坐一辆，马鸿逵自己乘坐敞篷吉普车尾随在后面。三辆小车向省城银川疾驰而去，八大处的僚属有的骑马、有的骑自行车，在后面紧紧追赶。从西花园飞机场到省城银川有10多公里路，沿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民国宁夏省工商界、教育界、群众团体、知名绅士，还有学生队伍，街道居民，夹道欢迎。蒋介石的车队直奔马鸿逵的大公馆。这次宁夏之行，蒋介石和马鸿逵密商了围剿红军的阴谋。
1949年9月，银川解放前夕，马鸿逵从西花园机场逃离。
20世纪30年代的“宁夏旅平同学会”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宁夏莘莘学子为了报效祖国，纷纷报考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北师大。他们在北平求学期间组织了“宁夏旅平同学会”，在宁夏籍学子“旅平同学会”中涌现出张子华、李天才、孙殿才等优秀革命青年。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张子华任周恩来秘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李天才在天津从事工人运动遭到逮捕，后被敌人杀害；孙殿才后来成为解放后的宁夏省委常委兼副省长。
当年旅平同学会的大多数学子都已故去，今年94岁的徐梦麟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当年“宁夏旅平同学会”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一幕。
宁夏老乡组织“旅平同学会”
1929年8月，在北平上学的宁夏学生自发组织了“宁夏旅平同学会”。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文化知识、交流学术经验，经委员会决定，1931年2月创办同学会月刊《银光》。《银光》对宁夏的政治、教育等设施提出了一些评论，阐述了人民议会选举代表的意见，揭露了军阀官僚压榨人民的罪状。因此，引起了宁夏人民的思想共鸣。一些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纷纷来信投稿，表示热烈支持，从而激发了会员们的情绪。
1934年，中共中央河北省委曾组织动员大批青年学生参加支援抗日同盟军，宁夏旅平同学会学生王子端结识了孙殿英部的一位旅长，得知孙殿英部经宁夏赴青海的消息后，经与宁夏旅平同学会负责人商量研究，决定支持孙殿英部西进，借孙殿英部之力，将马鸿逵赶出宁夏。为此，旅平同学会写了一份建议书，陈述宁夏人民反对马鸿逵的罪恶统治，同学会表示支持孙殿英部进入宁夏。于是，宁夏旅平同学会给孙殿英部做向导，同时联络各个地方力量，组织武装，支持孙殿英部进入宁夏，攻打马鸿逵。
“旅平同学会”的革命志士
1931年8月，张子华、孙殿才、李天才等共产党员陆续在“宁夏旅平同学会”中吸收积极分子，引导他们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张子华组织带领宁夏学生参加北平各院校学生在天桥、前门游行，组织学生听取进步教授的演讲。
“九·一八”事变后，张子华等人动员组织宁夏学生参加北平“反帝大同盟”。当时河北保定师范因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惨遭镇压，全校师生举行罢课斗争。消息传来，北平学生积极响应，各大、中学生成立了“同学会”，发动各市学生在天桥召开大会，号召民众支持学生的斗争，并组织“南下请愿团”以绝食、卧轨等行动迫使北平铁路局派专车载送平、津及东北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联合各党派及抗日群众团体一致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收复失地。
1931年路秉鉴考入民国大学，在校期间参加了“读书会”及“反帝大同盟”。后由张子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往于北平、天津做秘密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路秉鉴离开北平，参加了游击队，在太行山一带抗击日寇，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6岁。1932年，李天才在华北工运会地下党组织内担任宣传工作，受中国共产党委托，从同学会中吸收进步青年孙殿才、张子华、阎廷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织“读书会”建立学习制度，学习马列主义及进步书刊。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影响下，“宁夏旅平同学会”由此走向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3年，马鸿逵主政宁夏以后，便千方百计对同学会进行迫害。
秘密联络点“顺天公寓”
1935年，宁夏旅平学生多数都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内。当时考入北平的学生较多，他们都住在民大附近的“顺天公寓”。马鸿逵、沈德仁（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及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接到告密，说同学会是共产党组织，其中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分子。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据此，便暗中派特务进行监视。1935年1月，“旅平同学会”会员谈尚彦从宁夏探亲回到北平后，同学们在西默阳饭馆聚餐为他洗尘，席间大家取笑谈尚彦是“陕北老板”。不料被暗地监视的特务听到，一直跟踪至顺天公寓。
第二天，特务就带人到顺天公寓将樊应福等10余人逮捕，先送到国民党市党部，后又转送到北平第一监狱。为了继续逮捕，特务们又将樊应福、席怀瑜二人送到他们在顺天公寓的房间内作诱饵。第三天恰好宁夏省政府给旅平学生发放补助费，学生们陆续到顺天公寓领补助，并想借此机会相见聚会。凡是走进席怀瑜房间的学生，特务们一问是宁夏人当即就抓起来。第四天，公寓的伙计把情况告诉了姚启，姚才走脱；刘兴汉和爱人昌淑静刚到公寓门口见小伙计摇手示意，便也当即离开而幸免。徐梦麟得知同学们被捕的消息后，想急于知道详细情况，所以假扮找房子的学生。到顺天公寓，他暗中把小伙计叫出来，了解情况后便先给他舅父黄光写信请其设法营救；后又和刘兴汉商议，给宁夏省政府及被捕学生家属写信，要求帮助营救。大约过了六七天，特务们陆续放回了些人，最后剩下阎廷栋、谈尚彦、席怀瑜、樊应福、梁飞彪等5人，被认为是主犯。这些人直到1935年5月中旬，才被营救出狱。
事后据了解，是《银光》月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激怒了马鸿逵。马鸿逵便指使特务给北平市党部去函，密告《银光》月刊是赤色分子所办，须严加防范。有人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诬陷同学会为共产党组织；聚餐时有人称“陕北老板”，更加引起监视特务的注意。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宁夏旅平学生除少数人暂留北平外，大部分都逃离。北平回来的宁夏学生，由教育厅组织了3个抗日宣传队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大会进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为此出动了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许多爱国学生。次日，全市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宣布总罢课。国民党政府又决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针对这一情况，北平各学校组织领导各校师生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1937年平津沦陷，上海、南京、济南、武汉等地相继失守，各大城市的国立大学迁往内地后，通知学生返校复课。兰州、汉中、重庆等地的宁夏学生逐渐增多，他们继承了“宁夏旅平同学会”的传统，在各地组织“同学会”或“同乡会”，并发行了《奴隶》《夏声》等刊物，揭露和抨击马鸿逵集团统治宁夏的罪恶、宣传抗日。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该组织学生积极参加了各种爱国运动，马鸿逵对反对他的学生软硬兼施，但学生们毫不妥协，继续斗争。国内《新民晚报》记者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万物有马》的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马鸿逵统治宁夏的劣迹。宁夏学生在反马和反国民党斗争中表现得异常坚决和勇敢，后来不少人奔向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春，“宁夏旅平同学会”停止活动，它在中共宁夏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董必武在宁夏
董必武于1963年来到宁夏银川视察工作时，石观达、刘万保银川两位老人曾亲历了董必武来银的那段经历。
“鉴貌辨色，摄影传神，妙机其微，与物争新——题赠石观达同志董必武一九六三年十月。”这是196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来宁视察工作时，为时任《宁夏日报》摄影组组长的石观达的题词。董老的题词一直给石观达以很大的鼓励和鞭策。为了永远铭记董老的教诲，今年78岁的石观达老人将董老的题词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
董必武副主席来宁夏视察工作时，也曾到原银川市红花公社北塔大队进行调研。今年78岁的刘万保老人仍将他与董必武副主席42年前的合影悬挂在家中。
这两位老人讲述当年董
必武副主席来宁夏视察工作的经历时，对董老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说得十分准确、十分具体，他们充满感情地说：“董老体恤民情的亲民作风使我们终身难忘！”
一幅意味深长的题词
1963年10月的一天，“塞上江南”银川秋高气爽，这一天，银川市红花公社北塔大队的2000多农民兴高采烈地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董必武副主席在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杨静仁等领导的陪同下，轻车简从、兴致勃勃地来到北塔大队视察工作。时任《宁夏日报》摄影组组长的石观达肩负此次视察工作的采访、拍照任务。
石观达回忆往事仍饱含深情、激动不已，每一处细节都不曾忘记。他说：1963年10月的一天深夜，《宁夏日报》总编辑张源同志通知我，让我到交际处（宁夏宾馆）找自治区党委秘书长胡永连，有重要采访任务。我知道深更半夜通知我，肯定有特别重要的人物要来宁夏。果不然，是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志来我区视察。次日，董老听取了自治区党委的工作汇报。
随后，自治区党委书记杨静仁同志请示董老：‘您来宁夏视察工作，可否公开报道？’董老回答：‘可以。’后来区党委又通知了《宁夏日报》的顾页、宁夏新华分社文字和摄影记者等同志参加报道工作。随后我们陪同董老到了青铜峡水利建设工地、银川北塔大队等地视察。
%石观达一路跟随采访、拍照。董老在宁夏逗留的七八天时间里，每到一处都仔细听取汇报，详细询问情况。董老的音容笑貌和平易近人给石观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石观达以一个普通记者的身份，精心地选取角度，捕捉精彩瞬间，加上他解放前学过人像摄影的艺术功底，因而拍出了许多难得的照片。按区党委领导同志的意见，石观达放大一套完整的董老在宁夏视察的照片，由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负责送给董老。在董老离开宁夏银川的前一天，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通知石观达：“董老请你去一下。”当石观达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董老下榻的交际处房间时，董老和他的夫人何莲芝、秘书都高兴地站起来与石观达握手。董老关切地询问石观达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董老说：“听你口音好像是南方人。南方人到宁夏生活习惯不习惯？”“你的同事中外地人多吗？”“你们经常下乡采访吗？”……几天的接触使石观达对董老备感亲切，没有一点陌生感，他无拘无束地回答了每个问题。接着董老亲切地说：“你送我的照片我都看了，拍得很好。”董老夫人何莲芝接着说：“董老过去拍的照片已有不少了。这次你拍的照片，有几张他很满意，你能不能给董老多洗几张？”石观达高兴地说：“行，可以！”董老亲手挑出了四五张照片说：“谢谢你了！”半小时的见面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很快结束了。
临别时，董老很仔细地问了石观达的名字，还问了曾跟随采访的另一位记者的名字，并让秘书记下来。石观达当晚就把董老要的照片洗好了，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在董老行前送到董老手中。视察结束了，董老几日来与一名普通记者石观达的亲切交往似乎也就此中断了。
没想到，半个月后的一天，宁夏日报社收发室的老何告诉石观达说：“中央办公厅给你寄东西来了！”“中央办公厅怎么会给我寄东西？”石观达惊奇万分，急忙打开一看，见里面装着两本虽然普通却有着不寻常寓意的笔记本。其中一本的扉页上写着董老给石观达的16字题词：“鉴貌辨色，摄影传神，妙机其微，与物争新。”这16个字的每笔每划都写得十分认真、遒劲有力，很见功夫。短短16个字，既有对石观达摄影艺术的评价，又有对摄影记者石观达的殷切希望和鼓舞。小小一件礼物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片深情！另一本笔记本是董老托石观达转交另一位记者的。难怪董老曾仔细地问过另一位记者的名字。“董老想得真周到啊！”收到这么厚重的礼物，石观达十分激动。他说：“董老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工作那么忙，还想着一个普通记者，这让人太感动了！”
石观达说他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董老在临别银川时，送行的车来到了宾馆，董老却忽然独自向后面走去，众人不解地跟了上去。只见董老来到宾馆餐厅，同每位厨师、服务员握手、告别，连声说：“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们！”厨师、服务员们都深受感动。看到这情景，石观达后悔没带照相机，未能把这感人的情景拍下来，但这动人的一幕却永远留在了石观达的脑海中。
董老爱吃银川产的“红方腐乳”，在银川视察期间的每日饮食都由交际处（现宁夏宾馆）餐厅准备。一日吃早餐，当吃到小碟盛的原银川豆制品厂生产的“红方腐乳”后，对陪同就餐的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杨静仁说：“味真美，好吃！”几日后，董必武视察宁夏结束，临行前特地买了一坛银川产的“红方腐乳”带回北京细细品尝。从此，董必武副主席年年托人从银川带回一坛“红方腐乳”。董老逝世后，他的家人还时常追忆董老生前最喜欢吃的银川的“红方腐乳”。
董必武关心银川植树
当年36岁的红花公社北塔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万保在42年之后，回忆起董老在北塔大队视察的情景时，老泪纵横、深情难忘。刘万保回忆说：“头一天接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的通知，说董老要来我们大队视察工作，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天一亮我就把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大队党支部的所有成员和各生产队队长，让大家做好迎接准备。”
董老在时任自治区党委领导杨静仁、马玉槐等人的陪同下，深入农家小院、田间地头，访贫问苦，询问农民的生活状况，一年能打多少粮食，农民能不能吃饱？董老还问北塔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万保：“汉民一年能吃几斤肉，回民一年能吃几斤牛羊肉？农民一年能挣多少工分？”刘万保一一做了回答。董老还嘱咐刘万保说：“你们基层领导一定要关心农民的疾苦，把农民的冷暖挂在心上，让农民吃饱穿暖。”刘万保点头称是。
董老十分关心植树，他看到北塔大队附近的唐徕渠渠岸上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就问陪同人员：“这里为什么不种些树？”
自治区党委书记杨静仁介绍说：“这里地势低洼，土地盐碱化严重，种树不容易活。”
董老接着说：“银川地处西北，风沙大，唐徕渠是灌溉银川平原的主要水利枢纽。植树造林对防风固沙、保护植被都很有益处。你们要想办法在这里多种树，想办法让树活。”他还再三要求各级领导每年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让宁夏山川绿起来。董老风趣地说：“隔两年我还要来宁夏看看。”
北塔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万保回忆说，在董老离开宁夏后的第二年，即1964年春，北塔大队党支部遵照董老的指示，在全大队8个生产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并在唐徕渠两边种植了大量沙枣树、柳树等耐干旱、易活的树种。
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北塔大队和唐徕渠渠岸绿树成荫，实现了董老的愿望。董老在银视察工作期间，还健步登上海宝塔塔顶，一览银川塞上美景。他满怀豪情，当即作诗一首：
银川郊北赫连塔，高势孤危欲出云；
直以方形风格异，由于本色火砖分；
登临百级莫嫌陡，俯视三区极可欣；
田野农民皆组社；庆丰收亦乐清芬。
此诗深切表达了董老关心宁夏人民的深情厚谊。
从这一年起银川有了电影
第一个电影放映员
说起宁夏电影的渊源，原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李庆跃说：“章万宝老先生是引领宁夏电影事业的第一人。”
章老先生祖籍内蒙古阿拉善霍硕特旗，生于清朝光绪十二年（1886年）。少年时代的章万宝几乎每年都进京城罗王府当差，京城林立的店铺和繁荣的商贸活动使得章万宝接触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他学会了修理钟表和其他的一些小物件。
塔旺布理甲拉当权期间，清王朝国势日衰，内忧外患，自顾不暇。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慈禧太后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地位，笼络皇亲国戚，安定内部，将溥仪之妹许配塔王之子为妻，同时选了当时最时髦的一台35毫米手摇无声电影放映机和《野猪林》《巡抚拿贼》《日俄战争》《白雪公主》《满江红》等几部无声影片作为陪嫁品，送给了塔旺布理甲拉，供塔旺和王府贵族们享乐之用。但苦于无人会使用，放映机被闲置了一年之久。一次偶然的机会，章万宝的技术得到了塔王的赏识，于是塔旺便让他担当了放映电影的任务。虽然章万宝以前没有接触过电影，但是凭着他的聪明和刻苦努力终于掌握了无声电影的手摇放映技术。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塔旺布理甲拉的手摇无声电影放映机在定远营塔王府运转了十几年。由于当时中国的电影刚刚起步，发展十分缓慢，新影片的购进也很困难。放来映去就那么几部影片，深居府第的王公贵族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老影片重复出现的画面，视觉上也味同嚼蜡，逐渐对这些影片失去了观看的兴趣。于是塔旺布理甲拉就把这个1906年的时髦玩意，于1925年送给了为他们效劳多年的章万宝。
%这时，已处而立之年的章万宝，对王府的工作已深感厌倦，想出去另谋生路。于是，章万宝便辞去了王府的差事，带着塔旺布理甲拉送给他的这台35毫米手摇无声电影放映机，从定远营迁居宁夏府城银川，以放电影谋生。自此，宁夏府城银川从1925年起有了电影，老百姓也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有影无声的稀罕物，章万宝也成了宁夏第一位电影放映员。
最初，章万宝和宁夏府城银川的一家私人京剧班班主合伙在新华舞台（旧址在鼓楼南街处）售票放映无声电影，收入四六分成。观众座位男女分开，男左女右。这家剧场以演戏为主，人多就唱戏，人少就放电影。那年头影院观众场场爆满，气氛热烈。看电影比看戏的人多，于是每每上演几段京剧剧目后，就会末了接茬放场电影，美其名曰“戏票搭赠电影”，应该说是电影搭售一出戏还差不多，因为观众多是冲着电影来的。后来章万宝又和有名的“十三红”戏班在大舞台（即振声舞台，现银川剧院）合伙经营，戏影间出。
无声电影在当时的宁夏府城银川确实是个新鲜事物，老百姓生计艰难，购票不多，但有钱人、军政官员，却购票踊跃，影院天天座无虚席，以致章万宝的影、戏生意兴隆，两年时间，他就靠这台放映机挣了不少钱。有了钱，章万宝便在银川城内柳树巷买了一座四合院（即鼓楼南街，原新影照相馆处），开了一家宝珍照相馆，以照相为生，兼放电影。
1935年，章万宝对放映机进行了技术改造。章万宝请了当时电灯公司的赵工程师将放映机的电石光源改装为炭精，画面光亮度提高了不少，放映效果好了很多。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手摇放映机逐渐被电动机取代。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出现，对章万宝的无声电影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冲击，加之章万宝的放映机年久失修，仅有的几部影片磨损程度也很严重，又无新的影片来源，没几年，这台在宁夏府城银川活跃了近30年的无声手摇放映机，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一部电影
1942年，马鸿逵成立“宁夏社会教育巡回工作团”，利用民众教育馆的放映设备和一台美国造的“柯达基”16毫米的无声放映机，组建了宁夏第一个无声电影放映队。
这个电影队建立后，除了为银川群众露天放映电影以外，还配合当时的形势在当时宁夏所属的贺兰、永宁、磴口、陶乐、阿拉善旗等地区巡回演出。从1937年到1949年，先后放映了《保卫祖国》《饮水卫生》等既有故事性又有一定教育意义的无声电影和纪录片。这些影片虽然是为国民党政府宣传服务的，但同时也传播了一些社会科学知识。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马鸿逵组织电影队并邀请中国电影制片厂新闻影片部为他拍摄、编辑了一部记录宁夏风光的35毫米的无声影片。这是民国宁夏第一部反映宁夏本土的风光片。片中内容主要反映了宁夏的古建筑和风土人情，尽收了银川古城的承天寺塔、玉皇阁、钟鼓楼以及宁夏回、汉民族在田间地头耕作的田园风光。解放后，这部风光片由于没有很好地保存，片头和片尾都已经不全了，片头的字幕也没了，内容模糊不清。尽管马鸿逵出资拍摄、编辑这部风光片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但是片子毕竟记录了当时的劳动人民改造宁夏的真实状况。
第一个电影院
宁夏银川解放前，银川有个“三晋会馆”（即现在的金凤凰电影文化中心），就是山西晋南、晋中、晋北等地的商人在此聚会的地方，他们在一起相互交流信息及结识联络山西老乡，每年还举行一次看戏、品茶、看电影的大聚会。1948年下半年，马鸿逵特派通讯营的技术师到北平用120两黄金购买了一套慈禧太后用过的35毫米德国“三环牌”有声放映机用飞机运到银川。几经选址，都没有合适位置，后觉得“三晋会馆”位置好、人气旺，马鸿逵遂下令组成一个装配调试组，强占了“三晋会馆”。
经过精心调试和安装，1949年春节间，马鸿逵与达官贵人在“三晋会馆”第一次观看了有声电影《红佛传》，这就是宁夏银川解放前最早的一所有声的“三晋会馆”电影院，可容纳观众400余人。后来这座电影院成了马鸿逵消遣、娱乐的场地。
那时候，马鸿逵看电影享有特权，电影院在前排中间为他特设了一个大竹圈椅，并设一张茶几，摆上水果茶点，他边吃边看。马鸿逵平时看电影，他来了电影才能开演，放什么影片也由他来决定，马鸿逵看得前仰后合，高兴了就连放几场，一直到深夜，观众也都得陪着他。有时，晚8点钟开演时间到了，马鸿逵不来，电影就不能准时开演，观众都得等着。电影院跑堂的一路小跑到马公馆询问，马主席今晚是否来看电影。马鸿逵有时公务繁忙忘了看电影的事，警卫便告诉跑堂的说：“今晚马主席有事，不去了。”跑堂的回来对电影院的老板说：“马主席今晚不来了，电影不能开演了。”电影院的观众无奈只好退票离去。那时上映的主要有《红佛传》《香涧泪》《小姐的秘密》等纯属搞笑的影片。这些影片是通过兰州市片商任振方从“上海大中华影片公司”租来的。每部影片租金是50块银圆。当时电影院的观众座位是长条椅，一般市民因为票价太高，买不起电影票。而且票价每天都在涨，时隔一天票价就可能会上涨一倍。
解放军接管“三晋会馆”
1949年8月28日，西北重镇兰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奉彭德怀总司令的命令，挥师北进，9月23日宁夏银川和平解放。当时20岁的李庆跃随同解放军十九兵团直属电影队一九一师师部一起进入银川，驻在马鸿逵的将军第大公馆里。兵团直属电影队入城后，遵照军管会的命令，首先接收了伪“宁夏省社会教育巡回工作团电影队”的全部放映设备：3台16毫米无声电影放映机、两台直流发电机和20多部无声影片。当时，负责移交工作的原放映机队队长熊楚霞在解放军还未入城、银川处于兵荒马乱的时刻仍安于职守。他把移交的电影机器设备擦拭得干干净净，在银川解放后完整无损地移交给兵团电影队。
%后来这套设备又移交给新建的宁夏人民电影院。紧接着电影队按上级指示又接管了马鸿逵的“三晋会馆”电影院。在此基础上，经上级批准，电影队拆除了“三晋会馆”的庙式门楼，砌砖涂泥，整修门窗、场地，缝制帘幕，并在大殿后面隔了几个房间作办公室，还把大殿对面敬神唱戏用的木板台子用木板条隔起来作机房，安装好机器，又在修饰一新的大殿中挂起了洁白的银幕，门窗挂上了黑色的布帘，租来了长条椅子作为观众席座。经过20多天的精心准备，宁夏解放后的第一个宁夏省人民电影院（即现在金凤凰电影院的前身）建立起来了。
重建电影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在举国欢腾的时刻，陕北地区的干部奉命陆续到达银川。大约在阴历的八月十五日前后，甄尚贤代表军管会政治部在“三晋会馆”的大殿里召集开会，宣布任命从陕北来的张志德为宁夏省人民电影院院长，吴可兴为副院长。
张志德原是三边文工团的干部，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他精明干练，作风洒脱，性格爽朗，工作很有魄力。新成立的电影院主要任务是：迅速整修“三晋会馆”，安装调试机器，吸收工作人员，尽快为银川广大人民群众放映电影。
“三晋会馆”原先是个财神庙，后来由山西晋中、晋南地区来宁夏的商人把它改为这个名称。大殿正中曾有关云长的塑像，逢年过节，虔诚的信徒们烧香祭祀，祈求发财吉利，1948年被马鸿逵强行霸占作为电影院。破烂不堪的古庙，由于年久失修，门窗透风，积尘盈尺，蛛丝成网，鸽雀群居，穴鼠横游，饿犬栖息。在解放军十九兵团电影队接收时，这个地方已是一片凄凉惨淡的景象。
那时，刚刚解放的宁夏，百废待兴，在“三晋会馆”这个破烂摊子上重修电影院困难重重。军管会只调拨给两匹黑布和两方木料，作为修缮影院用，还有一辆美国的女式倒闸自行车，作为电影院唯一的交通工具。
在张志德的带领下，拆除了庙式门楼，砌砖涂泥，堵洞洁壁，整修门窗，缝制帘幕，并在大殿后面隔了几个房间作办公室，还把大殿对面敬神唱戏用的木板台子，用木板条隔起来作机房，门前悬挂起了“人民电影院”几个大字。安装机器也是大家出主意，想方设法。35毫米德国三环版放映机是吴可兴技师亲自安装的，发声部分和扩音机是请省人民医院X光技师崔志远和无线电技师荣兆金义务协助调试的；万国动力发电机，是请汽车队技师温发帮助组装的。安装调试机器，有时连天连夜。那个时候，生活很艰苦，电影院和其他单位的职工一样，实行供给制，吃的、穿的和用的都由上级发给。在整修电影院的过程中，有家的回家吃饭，没有家的上街就餐，晚上则在其他地方借宿。大家对革命道理虽然懂得不多，但为革命的信念和自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大家工作起来，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喊苦叫累的。
经过20多天的辛勤劳动，顺利完成了整修场地和安装机器的任务。坚持着又在修饰一新的大殿正中挂起了洁白的银幕，门窗挂上了黑色的布帘，还以每个月两车无烟煤的代价，从新华舞台京剧班王子君女老板那里租来了长条椅子，作为观众坐席。就这样，一座初具规模的宁夏省第一家人民电影院建立起来了。
%争相观看电影《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建国初期，新影片极少，加之国家供片系统尚未建立起来，电影院上映的影片，除从接收的马鸿逵的旧影片中选了3部故事片《红佛传》《王宝钏》《香涧泪》外，主要是从兰州的片商任振方那里租映的。为了丰富银川人的电影生活，人民电影院引进一部没有译制的苏联影片，为了使观众看懂电影，电影院请来宁夏中学的俄语教师现场翻译解说。这位教师把汽车司机译成车夫，当场有位司机黄玉秀立即提出质问，认为把司机译成车夫，是对工人阶级的诬蔑。造成电影暂时中断，后经电影院领导和翻译解释，才又继续放映。
1949年12月中旬，我国第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摄制完成，为了让广大群众都能看到这部影片，宁夏军管会政治部向各机关、团体、学校和部队发出了关于宣传、放映好这部影片的通知。电影院接到通知后，做了认真的准备，在影院门口挂起了大幅广告，广告画突出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在市区的大街小巷里张贴海报。全院职工一齐出动，挨家挨户，送票上门。
放映开始后，电影院从清晨到深夜，一场接一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观众云集，盛况空前。有的观众带上吃的东西不回家连看数场，也有的观众把座位包下来，全家轮流观看。影院门口争相购票的观众摩肩接踵。在放映中，每当银幕上出现毛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话的镜头时，场内一片欢腾。当听到毛主席以深厚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场内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宁夏电影百废待兴
刚解放的银川城内，电力工业极为落后，供电单位只有官商合办的“宁夏电灯公司”。发电设备简陋、陈旧，仅有两台老掉牙的发电机，合起来的发电量还不到1万瓦。由于电力不足，城内只能晚上供电，白天停电。人民电影院是用电量最大的单位之一，电力供应不正常，致使影院三天两头停映，有时电影放映了一半就停电了，电影院只好用一台老式的两百瓦发电机发电。
有一次，人民电影院放映我国第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这时，全场观众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声浪此起彼伏，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场内一片寂静。观众愕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坐在后排的一位军队老干部放的枪。他说：“为了亲眼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我等了好几天才买到了一张票。在毛主席正要出现的时候，忽然前面的人都站了起来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又急又气，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一枪。”老干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深深打动了工作人员的心。为了满足这位老干部的愿望，院长张志德立即通知机房将有毛主席镜头的一段影片重新放一遍。这位老同志很受感动，流着泪说：“你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我很受教育，感谢你们满足了我的要求。”他后悔自己做错了事，表示回去后一定向上级主动检讨。这是人民电影院建立后，放映新中国摄制的第一部纪录片时，出现的一件事。
随着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发展，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宁夏广大人民群众看不到电影的状况，结束了电影院用银元向私人片商租映影片的历史，而且新影片源源不断，放映范围也从城市扩大到工矿和农村。
%1950年初，新中国建立后摄制的故事片《桥》《回到自己队伍来》《中华女儿》《无形的战线》《白衣战士》，纪录片《淮海战役》《百万雄师下江南》《伟大的友谊》《烟花女儿翻身记》《红旗漫卷西风》等影片陆续登上了银幕。影院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从根本上结束了旧影片垄断宁夏银幕的历史。
电影每三四天就换一部新片子，一天也只放映两场（白天一场、晚上一场），有时好的影片晚上加映一场。电影院每换一部新影片，总有一位解放军首长到电影院看电影。这位首长陕西口音，戴一付黑边眼镜，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他每次到电影院门口，好像有个规矩，总是走到前面的小警卫员把事先买好的两张票交给收票员，然后自己进场。他态度和蔼，进场时总是和收票员打招呼：“你们辛苦了”。时间长了，影院的职工对这位解放军首长也熟悉了，但还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他和一个女解放军干部一起来看电影，张志德才告诉大家说：“那就是宁夏省委书记、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副政委潘自力，那位女干部是他爱人，是人民影院旁边省人民医院的内科大夫姚淑贤。”
有一次，潘自力书记来影院看电影没有买上票，电影院请他进去看，为此他再三给警卫员嘱咐：“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补买两张票。”即使在30多年之后的今天，李庆跃谈起这件往事时，依然钦佩不已。
近代银川“活档案”——《宁夏府城图》
应银川市文化局特聘，1989年，赵文续老先生根据自己的记忆和有关文献资料，以传统工笔绘画技法，开始创作巨幅画卷《宁夏府城图》。1989年8月至1992年10月，他独自完成了《宁夏府城图》南半部。此后，赵文续老先生在患病期间，其弟子杨月宏完成了《宁夏府城图》中部。而后，又由赵文续老先生构图，携弟子与银川市美术馆专业人员一起，于1998年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之前，完成了《宁夏府城图》北半部的绘制。至此，历时十载，长达40.90米的巨幅画作《宁夏府城图》大功告罄。
《宁夏府城图》倾注了民间艺术家赵文续老先生的全部心血，它填补了宁夏民间艺术领域的空白，给人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生动的珍贵历史资料，对研究宁夏府城历史、民俗、风情及银川市城市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过去的宁夏府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手工业经济不发达，基本属于半封闭自给状态，诺无大灾害之年，粮食能够自足有余，粮秣、副食加工，日用品如铁器、陶器、纸张等手工作坊集聚在府城之内。
《宁夏府城图》总长40.90米，图内集纳各种人物2000余个，绘制了城郭、草木、水塘、寺庙、民宅、作坊等不同物象近500多处，展开全图，人们便可对当年宁夏府城的旧城旧貌、市井风情尽收眼底。所以，《宁夏府城图》被银川人誉为近代（明、清、民国）银川“活档案”。《宁夏府城图》中有正在造纸作坊制浆、滤纸、土墙上晾晒纸张等操作人物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宁夏府城社会经济发展凝滞迟缓，属小商业、作坊和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状况。
赵文续先生采用铁线描技法，半工笔半写意的艺术手法，以古建筑群为主体，市场人物为主旋律，展现出西北“塞上江南”古老的世态人情。店铺错落有致，米粮市的斗行人头攒动，新华街商铺的古色古香，柳树巷“晋商八大家”生意兴隆，羊肉街口的肉摊毗肩接邻，铁匠街的火热场面；车市车水马龙，绸布店、山货店、生药铺、饭馆正忙着招徕生意。
人物栩栩如生。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长衫、着旗袍的夫妇，梳羊角的小儿，卖瓜果鲜菜的农民，逛街的农家女子身着红绿艳丽布衣裤裙，顾盼俊俏。还有杂耍的，牵牲口的，算命、卜卦、弹琴说唱的，亦有沿街哀求的落魄乞丐……
还有众多寺庙。观音寺、承天寺、三宫殿等红墙黄顶，巍峨肃穆；香客虔诚进出，道士、和尚、尼姑合手迎送；香烟、纸灰漫溢佛堂；残寺破庙萧然冷落在斜阳下。
再往远看，有七十二连湖湖湖相间，水波荡漾，芦苇茂密相间湖面；府城的土路上有坐马车的人、有驮煤的骡马、有驮盐的骆驼、有街头乘凉的百姓，还有行走于市井的小贩。
旧宁夏府城随着岁月的变迁、银川解放50多年来的社会进步及大银川的城市建设，旧宁夏府城几近湮没了，而《宁夏府城图》留住了历史的足迹，让后人更加了解老银川。
赵文续老先生缘何会萌生创作《宁夏府城图》的动意呢？银川原为西夏国都，元初曾毁于一旦，但明清时期城内亭台楼阁、花园水榭、寺庙道观、民宅作坊错落有致，其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独具一格，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后虽因地震毁坏许多，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乃至四五十年代尚有部分遗存。在这一建筑群落里，回、汉、满、蒙等各族人民和睦共处，独特的民俗文化和城市结构，已为当时勾勒出一幅生动别致的生活画卷。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银川市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今，除个别角落外，已很难寻觅到过去的踪迹。银川历史上是何景象，除文字和口碑尚能给人们一些模糊印象外，物象资料已属凤毛麟角。
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五大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的启迪下，银川市艺术研究室萌生了以绘画形式再现银川这段历史风貌的动意。而诱发这个动意的技术前提及史料依据，正是艺研室1985年外聘的民间艺术家赵文续老先生为《中国民间舞蹈集成·银川卷》中的《花篮舞》《狮子》《跑旱船》绘制的数十幅人物、服饰造型图案，以及他本人在五大文艺集成工作中提供资料时所表现出的惊人记忆力、绘画天赋和技能。
用文字记述历史，这是人们常用的手法，用视觉形象记录历史也不鲜见，但用传统绘画展现过去银川的风土人情，对银川来讲，至今尚无先例。
绘制《宁夏府城图》，要求按当时银川城市建筑的整体结构进行，按照赵文续老人的构思，既要体现建筑沙盘式的结构特点，又要成为一幅绘画艺术作品，这对赵文续来说无疑是一件难度极大的工作。
%赵文续老先生的弟子杨月宏说起他对老师的追忆和眷恋，深情地对记者说：“十多年来赵老先生为《宁夏府城图》这一浩繁长卷巨著绞尽脑汁，以其毕生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尽其最大的艺术功底，为其钟爱的艺术、眷恋的乡土、矢志不移的抱负而耕耘着。赵文续老先生年事已高，常常在创作激情涌动下连续挥毫，但身体日渐虚弱，右眼已失明，左眼视力也已不济，运笔时总觉得宣纸上有雾罩之感。而铁线描则以纤毫毕现的技法见长，他全凭娴熟的手笔凭感觉绘画。医生检查说赵老先生体质太差，应好生休养，否则可能不久于人世。他听后坦然一笑，认为生死由命，顺其自然，现在只有抓紧时间作画。赵老先生用视力较好的一只左眼和每日一餐素食所维系的虚弱躯体坚持作画。其创作的艰辛可想而知，而坚忍的毅力和精神更是不能不令人敬佩折服！”
老银川是怎样报时的
鸣放午炮
老银川时，一年四季每天都有放午炮的惯例，什么叫放午炮呢？就是到了正晌午时（中午12点的时间），通过午时正点放午炮，让人们知道这是中午12点了（详细参阅本书第246页“晌午炮”）。银川解放后，银川市政府还派专人鸣放午炮，1955年，全国统一实行“北京时间”，这一古老报时传统才废止。
高音喇叭报时
五六十年前，科技通讯还不发达，信息交流落后，半导体收音机还很少见，老式真空管交流收音机虽然市场上有售，但绝大多数家庭买不起，能买起手表或能戴起手表的人还是极少数，更没有电视媒体。如何将“北京时间”，一秒不差的传递到每个城市，银川市政府在银川东西解放大街的电线杆上安装了高音大喇叭，每天准时播放中央广播电台的时事新闻和“北京时间”，从而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那时，银川还掀起自己动手组装矿石收音机的热潮，有条件的家庭在五金商店买来漆包线、二极管、三极管等材料组装成简陋的矿石收音机。这种收音机音质较差，接受效果不是很好，只能接收银川广播电台的电波，虽说组装的矿石收音机远远不如现在的半导体，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让人们通过广播知道了外面的信息和每天的时间，在那个困难时期，银川一、二、九中学还涌现出许多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乌鸦报时
过去，家家户户都住土房子，每家都有一个小院子，有了小院子就要养鸡养鸭。养鸡一来公鸡叫鸣报时，二来吃肉改善生活。那时，除了公鸡叫鸣给人们报时之外，自然界中还有一种飞禽在天空中飞翔，每天为人们及时报时，这种飞禽就是被银川人称之为乌鸦（俗称老鸦）的一种鸟。每天清晨乌鸦成群结队，密密麻麻，黑压压一片，遮天蔽日一齐起飞，从银川南门城外穿越老城飞临银川上空，分别落至新华街茂密丛林东花园的白杨树（今新华饭店位置）、新城位置的西花园和贺兰县公路两侧的白杨树冠上，到了下午5时许，乌鸦准时归巢返回。因此，老银川人常以乌鸦的往返来确定时间。经常串门的婆姨们，只要听到乌鸦的鸣叫声或者看到乌鸦的身影，嘴里就会念叨，“啊哟，老鸦都回来了，该给老汉煮饭了”。
据姚克平老人讲，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老银川乌鸦群飞的场面，堪称十分壮观。1956年夏，当全国进行“除四害”时，唯有银川独树一帜地变成“除五害”。在“除五害”动员大会上提出，乌鸦也是银川一大害，必须消灭干净。为了彻底消灭乌鸦，打一场射杀乌鸦歼灭战，银川市公安局对积极参加射杀乌鸦者，出具公安局证明允许人们使用土铳火枪射杀乌鸦。一时间，银川城内土铳火枪声大作，乌鸦被土铳火枪射杀，纷纷落地，乌鸦遭此劫难后再也不敢落户银川了，从此，再也听不到乌鸦给人们报时了。
“钟鼓楼”上没有钟
钟鼓楼台基始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为宁夏知府赵宜喧主持建造，并手书了洞额石刻题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宁夏地方绅商捐资在台基上又建了三层楼梁架，后因“款绌停辍”。直到民国6年（1917年），才由宁夏县知事余鼎铭接续重建，并在四角增盖了券棚顶角坊。落成后的钟鼓楼，曾悬大钟一口。
钟鼓楼是一座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古代建筑物。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宁夏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以及国民党县党部的办公地址，就设在钟鼓楼上的东北角坊。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9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以及宁夏地方知名人士，一同在钟鼓楼上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对钟鼓楼进行了多次加固维修。近年，又在钟鼓楼四周增辟了环形花坛，楼上建立了党史陈列室。现在，钟鼓楼为宁夏和银川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上了年纪的老银川人还依然把
鼓楼叫做“钟鼓楼”。“钟鼓楼”上面没有钟，为什么还叫“钟鼓楼”？这就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铜钟悬挂在鼓楼上当作空袭警报器的缘故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占绥远省的日本飞机曾三次盘旋宁夏省城进行袭扰轰炸，当时宁夏省城的马鸿逵驻军还没有空袭警报器，为了防止日本飞机的空袭，马鸿逵下令把闲置在省城内小关帝庙处的4.2吨重的大铜钟，搭上梯子让士兵人拉肩扛往鼓楼上悬挂，并派一个排的士兵轮流日夜看护，只要听到日本飞机空袭的声音，士兵们就用悬好的大粗木桩猛击铜钟，钟声就代替了空袭警报器，钟声“咚、咚”一响，整个宁夏省城的老百姓都能听到。
日本飞机第二次空袭宁夏省城时，这口大铜钟还真派上了用场，钟声一响，省城老百姓就四处躲藏，从而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鼓楼上的铜钟完成了其历史重任。民国宁夏省政府把铜钟从鼓楼取下，放置于“中山公园”蓬莱岛山上。自此以后，宁夏省城的老百姓就把沿袭鼓楼的老称谓改叫为“钟鼓楼”。
说起铜钟，还有一段历史故事呢。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朱元璋的将领王清、张秦在收复宁夏时，缴获了被烧毁一寺庙中的一口残钟，后将此事上奏朱元璋，朱元璋看奏后下旨“此钟胜鼓鸣”随拨银万两，加铜改铸为铜钟。王清、张秦得此钟后与元朝溃军激战数十次都敲响铜钟以壮军威。元朝士兵听到钟声犹如听到炮声，十分害怕。弃甲抛矛，不战自降，王清、张秦的将士听到钟声，士气大振。据传闻，数次战斗，拉铜钟的战车压坏数十辆，累死百头黄牛，后来战事平息，大铜钟遂存入明朝驻宁夏省城兵营。清朝末期，历经数百年的铜钟，在战乱中沉睡于宁夏省城南门外深水湖中，后来被清军发现捞出，放置在宁夏省城内小关帝庙处（现步行街原市公安局位置），该地方当时也是民国宁夏时期的陕西省商人会馆。
1960年7月，历经沧桑的大铜钟被列为“四旧”险些被砸碎，后经热爱“中山公园”的园林工人们全力爱护和暗中保护，才使得这一数百年的历史文物得以保存。如今这口通高210厘米、口径127厘米、4.2吨重的大铜钟，被安置在银川“中山公园”银湖中心的鸣钟亭里。此钟历经元朝、明朝、清朝、民国至今，它吸引着中外游客前去观赏，领略这庞然大物的历史风采。
“烟村墩”缘何而来
金凤区良田镇有一个村子叫烟村墩，老银川人家喻户晓。村子有500多户人家，1900多人口。几百多年前，“烟村墩”四周是一片湖泊、芦苇、碱滩，没有居住人家，这里最早有个烽火台，是以狼烟而得名。后经历代相传，坊间百姓就把这个烽火台演绎叫为“烟村墩”，至今在坊间流传。
据“烟村墩”一位老人讲，“烟村墩”最早有一座桥，名叫“杨福桥”（读音）。
这座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据史料记载，旧银川城附近有个最大堡寨，名叫“杨显堡”。在今永宁县胜利乡杨显村，因为该堡最大，地理位置重要，是统领其他十三个墩的最大烽火台，这十三个墩中有南沙墩、威远墩、芦花桥墩、高家闸墩、沙城子墩、羊房桥墩等。其中，“羊房桥墩”就坐落在被后人称之为的“烟村墩”。这十三个墩子以5公里距离为一个标志，以旧银川城最近的“羊房桥墩”为中心，在一条轴线上，南北走向。旧银川老百姓没有地名概念，更没有取名的建筑物，一片空旷的“烟村墩”只有一座桥，人们便把这座桥称之为——杨福桥。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为对付外来侵略，历朝历代都要在边关要塞建立烽火台。
据史书记载，明朝时边塞将领就在“杨福桥”附近建立烽火台。随着历史地演变和宁夏方言的变化，人们便用谐音把“杨福桥”叫做“羊房桥墩”。“羊房桥墩”也随着烽火台的历史作用被人关注。后来清朝入关，清朝政府先后在旧银川（今北门外位置）和新城建立满营，继续监守各边关要塞的烽火台。满人进入旧银川，给旧银川老百姓带来了北方标准方言，边塞官兵按北方标准方言读起羊房桥墩时不能按宁夏方言发音，久而久之就略读为“羊桥墩”。宁夏许多方言字音都有弱化的习惯，如“华雁湖”读为“华义湖”，“闸庙桥”读为“闸木桥”，历史上的“羊房桥墩”也因为读音的变化，其读音是“房”字弱化，后经代代相传，最终演绎成被后人称之为的“烟村墩”了。
民国时期，由于战事频繁，军事通讯设施落后，电话、电报不发达，获取军事信息，只能靠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烽火台来传递军事情报。烽火台土墩子修有楼梯式的台阶，土墩子上备有柴草，有专人看管，宁夏地处边关要塞，一遇战事和外敌入侵，只要点燃柴草，烟雾就直冲云霄，顿时广袤的银川平原，边关烽火台便狼烟四起。“烟村墩”距旧银川城5公里左右，旧银川守城的官兵一看到“烟村墩”冒起大烟，就知道边关要塞有军事行动。于是，城内就做好战斗准备，迎战入侵之敌。“烟村墩”的土墩子，高六七米，宽有十几米，是连接烽火台的最大土墩子。
1929年4月12日，甘肃河州的马仲英率1万多人攻打省城银川，马仲英率部从河西走廊穿越滕格里大沙漠，沿北草地抵达阿拉善旗定远营，在蒙军的带领下，经苏峪口越贺兰山，直扑宁夏省城银川。这时边关要塞的烽火台，一个紧挨一个地点火冒烟，向省城银川报信。守城官兵看到“烟村墩”烽火台狼烟四起，便知道边塞出事了。于是，急忙报告民国宁夏省政府主席门致中。早在上年8月马仲英部第三次围攻河州时，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调令驻防宁夏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要其主力吴鹏举、冯安邦两个旅驰援河州，后因甘肃战乱不止，吴鹏举、冯安邦两个旅脱不开身，一直未回到省城银川。因而使省城银川没有主力部队，由于城内军事防务空虚，门致中得到马仲英攻打银川的报信后，立即组织省城银川仅有的300多名官兵，奋起抵抗。由于双方军力悬殊，门致中部寡不敌众，省城银川很快就被马仲英部攻占，这就是宁夏近代史上痛楚的“马仲英侵扰宁夏”事件。
望远桥轶事
望远桥旧名叫“王元桥”
在银川通往永宁县的109国道上有一座历经风雨沧桑，见证昨天和今天的百年历史老桥——望远桥。望远桥虽然不大，但在银川百姓心中却小有名气，它是解放前出入银川的南大门和唯一要道。
望远桥的老名叫“王元桥”。相传明末清初，永宁县今望远镇住有一王姓大户有钱人家，王姓大户人家生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取名叫王太，二儿子取名叫王洪，三儿子取名叫王元。不久，王姓大户三个儿子相继长大成人，为继承父辈家业，老大王太在今永宁县仍叫王太的地方买田置地，安家立业，一时成为当地的首富，由于王太的宅子墙高院深，院墙都是用黄土夯成的，远远一看像个堡子，因此，当地人就把王太的名字和他住的堡子联系到一起，把它叫为“王太堡”，传叫至今。二儿子王洪在今永宁县望洪的地方另立门户，独自创业，当地农民就用有钱人家的名字，把该地叫成王洪，解放以后，永宁马鸿宾县人民政府把王洪这一姓氏地名改为谐音“望洪”。三儿子王元留家守业，一日，王元看到本村架在大新渠上的木制小桥破烂不堪，马车、行人过桥稍有不慎就有掉下渠的危险，王元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征得家人同意后，王元决定为村里老百姓做一件好事，由他出资筹料、筹工改造危桥。村民们听说王元要为大家做好事，于是，家家户户出人出力，在一个冬闲时间，经过大家的辛勤劳动，桥墩、桥桩换成了新的，桥面也比过去平坦加宽了许多，马车、行人过桥安全无恙。当地村民为了永记王元的善举，就在桥的两侧树了一个标志牌——王元桥，从此，人们就把这座桥叫为王元桥。这里还有一座“万缘寺”，村民的娃娃都在这里上学堂，为了让人们好记，村民们就把“万缘寺”学堂改口叫为“王元桥学堂”。
“王元桥”有座“万缘寺”
过去“王元桥”周围的寺庙很多，寺庙的建造结构和雕塑艺术堪称一绝。有一座寺庙人称“万缘寺”，据当地老人讲述，“万缘寺”的方向与其他寺庙不同，汉人建寺庙按传统习俗都是坐北向南，而这座庙却是坐西向东。相传该庙是成吉思汗在宁夏时所建，这可能是与汉人兴建寺庙不同的原因吧。在他们依稀尚存的记忆中，“万缘寺”大殿的梁上刻有道光三十二年重修字样，庙内塑有一佛二菩萨，墙上的壁画是西游记故事，院内有一口铜钟，足有千斤以上，钟上铸有重修“万缘寺”时所有捐款人的名字。当年军阀吴佩孚从省城银川到西安，车子路过王元桥“万缘寺”短暂休息，并在“万缘寺”磕头烧香。抗日战争时，日本飞机轰炸省城银川，马鸿逵和家人跑到“万缘寺”躲避飞机轰炸，20世纪50年代初，“万缘寺”的千斤铜钟，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中，被当作破铜烂铁砸毁，说是造飞机大炮。
“万缘寺”庙门前还有两棵参天大白杨高耸入云，过去省城银川夏天雨水多，遇到瓢泼大雨，乌鸦、麻雀争相在大树上栖息，相互挤压，大雨一停，挤伤和被踩死的麻雀，黑压压地成片落下，村民们家家户户出动，提着篮子背着筐子捡拾麻雀，麻雀肉成了穷人的美餐。两棵参天大白杨还是望远桥的坐标，过去省城银川一马平川，人们进出省城银川5公里左右就能看见这两棵参天白杨。
“王元桥”是省城银川的南大门
“王元桥”距省城银川7公里，马鸿逵主政宁夏后，为守好省城银川南大门，在“王元桥”派驻一个营的兵力把守。兵营设在王元桥西边，桥头南北方向盖有两座岗楼，岗楼上设有岗哨，昼夜看守盘查过往行人，桥的两端拉有铁丝网，桥的西北两头还有两个用石头修建的大碉堡，两个碉堡的机枪射击口直对着“王元桥”。“王元桥小学”校门前有一片大荒滩，驻地的马鸿逵士兵就把它修成了练兵的操场，“万缘寺”也就成了驻守“王元桥”营部的办公室。每天早晨军号声一响，马鸿逵的士兵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操练声、拼刺声响成一片，学生们上体育课时，还会三五成群围看士兵们舞枪闹棒。
“王元桥”街面南北长不到300米，街面全是土坯房，包兰公路穿街而过，过去有钱的人要去远行，交通工具就是骑毛驴或者坐马车，没有钱的人就是靠两条腿。走累了，便在“王元桥”歇息一下，歇息就得有吃有喝。于是，“王元桥”附近的村民们，便在街面上开起了饭馆卖起了茶水，还有给牲畜填料、饮水的马厩，十来家饭馆店铺不大，品种单一，经营清一色的杠子面，吃起来非常爽口入味，老板们谁也不抢谁家的生意，生意做的红红火火。
1949年9月，省城银川即将解放，马鸿宾、马全良、卢忠良等民国宁夏省政府主要军政人员来到王元桥，亲自迎接从永宁仁存黄河渡口上岸后，由杨得志、李志宁、曾思玉等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挺进省城银川。马鸿宾在王元桥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时至20世纪90年代，改名后的望远桥109国道两旁，饭馆、餐厅林立，每到饭口，过路的司机和行人，络绎不绝在此歇息就餐。具有传统经商意识的望远桥人，利用马路经济，掘到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桶金。
因种植红花而得名的红花渠
唐徕渠有八大支渠，这八大支渠是铁渠（大清渠）、良田渠、大新渠、太子渠、满达渠、果木渠、罗渠、红花渠。其中红花渠最为著名，据记载红花渠是公元678年开凿挖成淌水的。
明朝时，红花渠的名字就出现在明德宗时的《宁夏志》中“红花渠，在城外，自西南转东北而去”。为什么称为红花渠呢？是因为两岸农民大面积种植红花药材而得名，红花是有名的药材，又是朝廷的贡品。当时红花渠没有渠名，当地百姓就以渠两旁的红花取名，把这条渠叫成红花渠，流传至今。
红花渠渠首从银川苗木场附近的唐徕渠右岸，环绕银川城区东南方向，向北流到八里桥村末梢。渠全长13公里，引水能力3.5立方米/秒，渠上有桥9座，跌水1座，大小斗口36座，灌溉原郊区红花乡、满春乡7个村31个生产队。灌溉农田面积达1.27万亩。后来，红花渠两岸成为银川市主要蔬菜生产基地。
红花渠依傍黄河水造福红花渠两岸百姓，银川解放后，红花渠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两岸的村民，利用红花渠的渠水灌溉农田，在红花渠两岸种植水稻、麦子、蔬菜。那时的红花渠水波荡漾，黄河鲤鱼、鲫鱼时常跃上水面，水质没有污染，没有生活垃圾和各种漂浮物，更没有水道堵塞的现象。农民都知道，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保护利用好红花渠，因为有了这条渠，地里的庄稼就能得到浇灌，庄稼好了，粮食多了，农民的日子也就好了。所以红花渠两岸百姓与红花渠大自然关系融洽。人们在红花渠两岸种了杨树、柳树、沙枣树等，别有一番景象，与两旁的农田遥相呼应，真可谓是沟渠纵横、绿树摇曳、麦浪滔天、瓜果飘香，一派塞上江南的好风光。
改革开放前，银川城里的人吃粮吃菜是定量供应，生活紧张，而红花渠两岸老百姓的日子却比城里人的生活过得宽裕、富足。
美丽的红花渠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红花渠两岸的村庄逐渐多了起来，人口也相应增加，20世纪70年代后，红花渠两岸人口由几千人增加到上万人，如原先的高台寺村，以前只有5个生产队后来增加到13个生产队。由于当时银川蔬菜种植面积少，冬天人们吃的蔬菜就是储存的白菜、萝卜、土豆老三样；夏天是大地菜，韭菜、西红柿、茄子等，品种单一，市场蔬菜供应紧俏。为了解决银川城人们的吃菜问题，银川市人民政府予以政策指导，指示原郊区人民政府要红花渠两岸的各个村、队，由种粮改为种植蔬菜，银川市蔬菜公司根据银川城市人口的蔬菜需求，又向各个村、队下达了种植蔬菜的目标任务，要求每年为银川城供应几十万公斤蔬菜。于是，大面积的稻田、麦田改为蔬菜大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蔬菜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又开始新建蔬菜大棚，冬天种植茄子、辣椒、西红柿、韭菜等反季节新鲜蔬菜，深受银川老百姓的青睐。
随着城市发展延伸，人口增多，红花渠两岸的农田、蔬菜大棚不见了，红花渠两岸的农田被征用，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红花渠的灌溉作用逐年弱化，两岸的民居成为外来打工者的居住地，红花渠两岸的环境、卫生、管理越来越差，红花渠也逐渐成为银川城的“臭渠”。红花渠每年只淌4次水，每淌一次水，垃圾污物横漂红花渠下游，渠水干涸时，渠里的垃圾、污水臭气熏天，严重损伤了首府银川的形象，被人们称为“龙须沟”和“垃圾渠”。
进入20世纪，银川市政府下决心把整治红花渠作为民办实事的一项工作，投入力量，疏浚渠道，清理垃圾，使这条昔日美丽的红花渠又重现风采。
百年老字号“协力厚”
北京有个“同仁堂”，银川有个“协力厚”，它们都是当地城市的百年老字号药店。“协力厚”创建于1843年，历经道光、光绪、宣统、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迄今已有160多年历史的“协力厚”，成了见证银川熠熠生辉的缩影。
如今“协力厚”后人李逢春（协力厚第四代掌门人）将老字号传承下来，发扬光大，协力厚成为银川不可多得的百年老店。日前，李逢春娓娓道出了“协力厚”的百年沧桑，讲述了“协力厚”的过去和今天。
同心山成玉协力土变金
协力厚的创始人李保忠是河南禹县唐洼村人。禹县是全国药材零售批发聚集地，药栈多，南来北往的商人多，药材生意十分活跃。受当地人影响，1843年，李保忠和兄弟几人筹了几块大洋，就到禹县创办了“唐洼药栈”（协力厚药栈的前身），靠卖药材为生。
1909年春，曾祖父因病去世。同年秋，因战事频乱、民不聊生，药材生意愈做愈难，家人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将药栈迁往西安的大麦市街（今鼓楼西），起名“同心裕药栈”，继续经营药材生意。西安是西北重镇，人口多，经济条件好，大街小巷药店诊所多。“同心裕”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生意做的异常困难，每天的营业利润难以维持生活，生意每况愈下。
1911年春，家人听说宁夏府城银川晋商八大家生意红火，医院药店少。为了谋生，举家迁往宁夏府城银川。
1914年，祖父李芝秀花50块大洋在今羊肉街口解放东街西夏金店处买了两块地皮，用松木建成了三层木质结构的药庄，有70多间房屋。这在当时都能和马福祥的大公馆相媲美，药庄和马福祥的大公馆是前后街。祖父李芝秀便请时任宁夏护军使、陆军中将马福祥给药庄牌匾题字。马福祥欣然答应，提笔写下“协力厚药庄”5个大字。牌匾选用楠木制作，长2.6米、宽1.8米，四周用檀香木镶边，是一块花钱不菲的上乘牌匾。药庄门面房零售药材，后屋收购、加工。药庄门口立着两块招牌：“同心山成玉，协力土变金”，在羊肉街口好不显眼。银川城的老百姓有个小病小灾都在“协力厚”购药，因而“协力厚”的生意金满钵盆。
1949年9月，银川解放。祖父李芝秀是银川市工商界的代表，又是宁夏和平代表团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进驻银川后，祖父拿出500块大洋，买肉买面，做了500斤面的羊肉夹馍饼子，慰问解放军。祖父还和解放军十九兵团的杨得志、曾思玉及宁夏和平代表团团长郭南甫在中宁合影留念。这些历史性的宝贵照片保存至今。
童叟无欺诚信经营
“协力厚”药庄的药材主要从河南进货。
%河南和银川相距千里，交通不便，大多数药材都是用骆驼托运。药庄主要经营九地、黄连、草梗、甘草、陈皮、金银花、半夏、麦冬、麝香、牛黄等110多种中药材。在加工药材过程中，伙计们严格遵照蒸、炒、炙、煅、浸、烫、淬等不同程序和方法，使得药材质优味纯。药庄坚持“质量第一”的信条，选料真实地道，配方悉遵祖传，加工务求精良。
在当时医疗设备落后，大夫、郎中稀缺的银川，“协力厚”的许多药材都能针对患者的各种疑难杂症，对症下药，患者吃过几副药后，就会有显著的疗效。因此，许多老百姓赠送“协力厚”如“恩同再造”“起死回生”等赞誉的牌匾。
“协力厚”雇有十多名伙计，他们每天很早起来，清扫街道、庭院，擦抹柜椅，然后才洗漱用饭，从早忙到晚。如果有重危病人不能亲自到药店诊治、拿药，药庄就会派坐堂先生赶到病人家里精心治疗，昼夜出诊，送药上门；遇到看病抓药没钱的病人，药庄就免费送药；如果是孤寡老人或残疾病人，药庄就会细心地帮他们煎药。一年下来，“协力厚”光是送出的药材就有数千银元。
甘草是宁夏地方优良特色药材。“协力厚”将甘草加工、切片、用药炮制，分成等级。特等的称榔头草，直径约1寸，颜色淡黄，没有空心；一等有大拇指粗；二等有小拇指粗；三等是红粉草；四等是毛草，铅笔般粗。药庄把干草全部切成2尺长，再切片。一部分蜜制，开方子用；一部分由天津外销出口到南洋。
药庄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经营原则，坚持诚信经营的宗旨。药庄收来的甘草大都是熟悉的农民送来的，“协力厚”按质论价，价格给的公平，受到农民的欢迎；加工批发的甘草质量好、干净、不混杂、加工细、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从而吸引了三边、巴音浩特和宁夏其他市县的药商前来批发药材。在“协力厚”，来人只要把药方往柜台一放，伙计就会端来热茶，让来客休息，不一会，伙计就把包装好的药送到买人药手中。
“协力厚”还有一套有钱大家赚的经营理念：药商买药时不收钱，采用记账签字方式；还买了油印机，每个月印发一次药材明细价目表，发给各地药商，以供对方参考；到了年底，“协力厚”再派专人骑着车子到各处收款。因此，“协力厚”和各地药商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关系，坊间的老百姓对“协力厚”也赞不绝口。
老店新生重振雄风
“协力厚”一路艰辛走来。
1956年公私合营，“协力厚”合并到银川市药材公司，更名为“解放东街药店”。老字号“协力厚”便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银川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后，“协力厚”迎来了第二次发展的机遇。1984年，“协力厚”第四代掌门人李逢春萌生了恢复老字号“协力厚”的想法。他走访各大药店，发现当时银川城共有12家国有药店，却没有私营个体药店。他便到北京国家工商局等有关部门，询问恢复老字号的有关事宜，北京一行给了他信心和鼓舞。于是，从北京回来后，他毅然停薪留职，奔走于办证与开店的忙碌中。证照办全后，他东挪西借，凑足了1000多块钱，在市医院对面以每月30元的租金，租了间8平方米、阴暗潮湿的土坯房；又花了12元钱在旧货市场买了一个木制柜台，做了一个简易货架。一切准备就绪后，“协力厚”重新开张。开张后，“协力厚”的生意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老百姓还不认个体药店。尽管当时老百姓都知道“协力厚”是百年老店，信誉好，可是柜台里陈列的药品单一，以致店面冷清，门可罗雀。李逢春好不懊恼。要想恢复老字号，就要有老字号艰苦创业的精神，有大手笔的气魄，有做人做事的商业信誉。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老字号“协力厚”传承下去。
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李逢春终于在现邮电大楼租到了一处120平方米的营业房。店面邻街，熙熙攘攘的解放街和老百货大楼的人气，给“协力厚”带来了无限商机。
如今，“协力厚”经过近20年的拼搏努力，现已拥有一家医药有限公司，10家连锁药店，300多名员工，每年为国家上缴利税30多万元，固定资产达3000多万元。“协力厚”以百年老店的声誉和创业精神，成为银川市零售药业的佼佼者。
大光明理发店往事
数十年前坐落在解放西街的品牌理发店——大光明理发店（今虹桥大酒店位置），生活在老银川的人们大都知道。大光明理发店环境优美，技术力量雄厚，男女老少发型新潮时尚，每年过节在大光明排队理个新头，烫个新发，那都是享受。
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光明理发店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但是，散落在银川城大街小巷以大光明理发店做招牌的个体理发店却比比皆是，它留给老银川人的那份记忆永远珍藏。大光明理发店浓缩见证了新银川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时代变化。
排队理发
今年70多岁的马长元，曾是光明理发店的第一任主任。马长元回忆说，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初，从全国各地调来大批支援银川的建设者，银川市人口一下猛增到32万。当时全市仅有3家国有理发店，11家合作理发店，职工有106人，且大多数都是公私合营后的老职工。理发座椅106个，高级理发师3名，又都是手推理发工具，工效慢费时间。由于理发网点少，银川市的10多家理发店经常是等候排队，排队理发在当时是家常便饭，落后的理发业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理发的需求。
1971年，银川市有关部门看到理发行业的落后状况后，在有关部门批准协调下，将原有11家合作理发店改为多家国有理发店，同时，选调10名年轻有为，技术过硬，来自于南京、扬州、杭州等地的高级理发师，组建由有关部门投资的新理发店。
新店在解放街原银川饭店对面，面积200多平方米，平房砖木结构，店内新购35把款式新颖的白色沙发式理发转椅，锅炉烧热水洗发，理发师身着清一色白大褂，新店新貌，成为银川市理发行服务业的一大景观。这就是在当时银川理发店中面积最大，服务设施较全的第一家上档次的理发店，为了给顾客耳目一新的感觉，取名为“光明理发店”。
福利理发发型单一
二三十多年前人们理发多数是福利理发，单位每月给职工发理发专用票。
那个时候，女士不让烫发，只能留短发，男士时兴光头，或是直板发，男女发型单一。
1978年以后，男女烫发慢慢恢复，职业女性开始时兴烫发，但仅是单一的大波浪发型；男士以留长发、烫发、蓄胡须为时髦。人们理发讲究华丽，活泼潇洒，开放，追求动态美，男女发式达几十种以上，年轻小伙出于对运动员和明星的崇拜，追风喜欢留背头、小平头，分头或是运动头，三七或四六开分头发型很具有代表性；中、老年人多半理个大背头。那时烫发工艺落后，只有电烫，女士烫头要30多个夹子，再罩一个蒸气大罩子，虽然烫头麻烦，但烫出发型美观漂亮，许多爱美女性烫头，乐此不倦。
企业改制退出市场
197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银川市东西大街改造，光明理发店平房拆迁，搬到了今解放西街虹桥大酒店位置。新店是栋2层小楼，有300多平方米，营业面积的扩大，使室内通风条件改善、服务更上一个新台阶。为了使理发店更上档次，有关部门从上海、山东买来40多把高靠背高级理发转椅，转椅舒适气派，使理发店整体形象得到很大提高；又从全市理发店抽调年轻有为，爱岗敬业，技术过硬，服务态度好的理发师充实到理发店，光明理发店加了个“大”字成为“大光明理发店”。
20世纪90年代后，个体美容美发理发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给传统的国有理发行业带来了冲击。年轻一代理发更加追求时尚，但“大光明理发店”，依然坚守和体现着自己的风格，理发、剪发、烫发和剃须大众化服务宗旨。
1998年1月，大光明理发又要拆迁，这里将要矗立一座上星级的虹桥大酒店，企业改制后，这个有着30多年历史的大光明理发店退出了市场。
如今，在银川的大街小巷里，人们仍能亲切地看到挂有大光明理发店牌子的理发店。店主大都是当年原大光明理发店里的员工，他们依然传承着大光明理发店。独有的风格、低廉的价格和优质的服务，在人们的心目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同福居”几度变迁
银川“同福居”饭馆是老字号饭馆之一，迄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同福居”的最早创办者是宋守福（山西平遥人）和卢某，俩人于1931年在银川市中山市场（新华街灯光球场）租了6间门面房，经营餐饮业，为取吉利富贵之意，取名为“同福居”。开张之日，饭馆内摆了5张方桌、两张圆桌，门上高悬蓝底白字“同福居”三个大字的招牌，两侧挂的是装饰着红布条的幌子。
开业之际，“同福居”饭馆聘请的名厨，就是霍林泉。霍林泉，山西孝义县人，19岁时，于晚清光绪年间随兄到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谋生，因嫌学生意当学徒太苦，便给蒙古王爷府从北京带来的名厨师当了学徒。由于他聪明好学，3年期满，便学到了一手好厨艺，深得当时老王爷的喜爱。师傅离开后，就由他主厨，由于他年轻好玩，经常误了王爷的开饭时间，但王爷不但不责怪他，反而要等到他回来才吃饭，因为只有他做的饭菜王爷才觉得可口。以后随同王爷在北京住了几年，因王爷是亲王，和皇帝有姻亲关系，经常和后宫有来往，霍林泉也有机会和御膳房接触并获益匪浅，所以他的烹饪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对汉、满、蒙各菜都很擅长，南北各菜系也无不通晓。经他烹饪的菜肴，色、香、味俱佳且清洁卫生、爽口。
老王爷逝世后，他便离开定远营去了甘肃兰州。并与一个姓张的朋友开了一个饭馆。那时正值冯玉祥西北军入驻甘肃，来自直、鲁、豫的军政人员经常光顾饭馆，使他这家饭馆的生意很兴旺。
1926年秋末，霍林泉的兄嫂相继去世，子女年幼，无人照顾，霍林泉不得已于同年离开兰州，重新回到定远营。为了维持一家老少五口人的生活，霍林泉于1929年携家带子，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宁夏省城银川谋生。由于他是厨师出身，凭着这门手艺，他先在银川市新华街的一家饭馆掌勺，因其烹饪手艺精湛、菜肴鲜美，颇受顾客好评和老板的青睐，每月有不少的大洋进账，使他们全家的生计有了保障。
1931年，山西人宋守福和卢某来银川谋生，俩人合股开了“同福居”饭馆。宋守福听说新华街一家饭馆有位从京城皇宫里出来的名厨在掌勺，为使“同福居”在银川旗开得胜，赢得开门红，遂约见霍林泉并以高薪聘请他做“同福居”的主厨。霍林泉没有本金，就以入股（入股按比例分红）相许，霍林泉便离开了原来的饭馆和宋守福、卢某共同成为“同福居”的股东，他也正式成为“同福居”的第一掌勺人。霍林泉的到来使“同福居”顾客盈门，生意十分兴隆。
1936年，蒋介石夫妇在张学良、胡宗南和德国顾问瑞纳等人的陪同下，来宁夏银川视察。马鸿逵考虑到蒋介石夫妇是南方人不喜食北方菜，又知道“同福居”的大厨霍林泉擅长做南北大菜，遂请霍林泉在蒋介石夫妇下榻处（今中山公园处），为蒋介石夫妇做他们喜欢的南方菜，每天派小车接送。
蒋介石没有想到在银川这样偏僻的边陲小城也能吃到地道的南方菜肴，非常满意。蒋介石等人在银川住了几日，霍林泉精心打理他们的饮食，事后为表谢意，蒋介石送了霍林泉5筒哈德门香烟等物。由此霍林泉为“同福居”提高了名气，他也名声大噪，“同福居”成为宁夏省城家喻户晓的名饭馆。
1942年3月，“同福居”大老板宋守福另辟新业，把饭馆的资金抽走1万余元，顿时使的“同福居”陷入停业的困境。这时，有个山西富商张学文，知道了“同福居”的现状，同情“同福居”的处境，并对霍林泉的为人很敬重，与霍林泉商量愿意资助6000元让他把饭馆盘下来。霍林泉对“同福居”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愿意看到“同福居”就此倒闭，欣然接受张学文的资助。于是霍林泉重整旗鼓，“霍记同福居”开张了，霍林泉也成为“同福居”的正式掌门人。
时隔不久，马鸿逵为给其亡父马福祥在新华街修建纪念堂，强令饭馆拆迁，“同福居”又被迫停业月余。为了生计，“同福居”不得不从原址迁出，租了马福寿的一幢两层楼房（即现中山南街宁夏日报社对面）恢复营业。但因新址地处偏僻、客流稀少，“同福居”月营业额每况愈下。
1949年9月宁夏银川解放，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十九兵团进驻银川，“同福居”为欢迎解放军，所供饭菜不加利润，每天平均办20桌饭菜，接待银川市军管会干部。饭馆工作人员，每天吃的饭菜也与解放军一样，真正体现了军民一家的情谊。
为了节约房租和找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霍林泉于1952年5月，将饭馆又迁至七真观附近（今新华街，原国营新华照相馆处），营业额这才有所提高。同年6月，霍林泉病逝，享年73岁，“同福居”由其子霍晋三接替经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同福居”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于同年4月申请公私合营，成为全区改为国有的第一家餐饮企业。霍晋三也变为国家职工，直到1970年退休。霍晋三于1992年去世，享年80岁。
历经沧桑的“宝珍照相馆”
在80年前，老银川城柳树巷（现步行街）有一家“宝珍”照相馆，是宁夏第一家照相馆。照相馆给闭塞落后的银川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为银川人开了眼界。人们每逢过年娶媳妇嫁女，都会去“宝珍”照相馆拍照留念。现在还有许多老银川人的家里都还保留着当年“宝珍”照相馆的相片。“宝珍”照相馆老字号自1926年创办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改为新影照相馆至今，它为一代代银川人记载历史、留下倩影靓姿和许多美好的回忆。
定远营的家庭照相馆
章万宝世居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15岁便随其父时常到罗王府里当差，偶尔也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章万宝每年随罗王府管家到京城进货，华丽的店铺和繁荣的市场使他大开眼界，慢慢地有了做生意的念头。因此，他常利用在京城办差的机会，游逛王府井的钟表修理店。当时京城的钟表修理店多是综合店铺，集照相、刻字、镶牙为一体经营。
章万宝聪明好学、善动脑筋，通过观察反复拆装家中老式座钟，慢慢悟到了钟表的机械构造、性能、原理学会了钟表拆卸等修理技术。后来，章万宝又借进京办差之机，购置了各种钟表配件和修理工具。1903年，章万宝创办了定远营第一家钟表修理店。
1910年，塔王正式继任第八代阿拉善左旗亲王札萨克。塔王喜好西方钟表、照相机、电影放映机等。
有一次，塔王在定远营避暑，叫来师傅理发。因推子老化夹头发，塔王便叫管家传章万宝来修理。章万宝以娴熟的技术修好了推子，博得了塔王的赞赏。塔王家中有台德国的莱卡135照相机和手摇式35毫米的无声电影放映机，相传是慈禧太后生前赏赐的，章万宝又逐渐学会了给塔王照相和放映无声电影的技术。
1921年，章万宝哥俩在定远营家中创办了第一个照相馆。因资金有限而无力修建玻璃顶的照相室，只能因陋就简，在家院北墙上挂块用油彩画的草原风光背景，然后用自然光照人像。相机是塔王送的，相纸是英国伊尔福公司的，底版是美国柯达公司的8英寸、12英寸的玻璃干版，洗印相的显影药水用金水或金粉装在小葫芦瓶内。照相曝光时间全凭个人经验来掌握。因当时条件有限没有放大机，只好用相机放大。暗房是用毛毯把门窗堵严，用黄玻璃罩的煤油灯来作光源。照相馆虽简陋，但因是定远营独一家，一时间闻名遐迩，周围牧民远道而来照相留影。第二年，章万宝又让大哥去京城学镶牙技术。
1924年，章万宝让二哥到宁夏城北京人蒋兴亭开的钟表修理店当学徒，半年后返回定远营。章万宝为把家业做大，在定远营创办了首家拥有照相、镶牙、修理钟表、放映无声电影的综合性店铺。
老银川城第一家照相馆
1924年，章万宝的家业愈做愈大，家中几十口人的生活负担渐重。定远营又处在远离银川城人口稀少的小县城之中，于是，章万宝决定携全家到人口较多，商业比较活跃的宁夏省城银川谋求发展。他变卖了家产，用300块银元在宁夏省城银川柳树巷买下临街一座前后院的房产（今银川鼓楼南街新影照相馆处）。由于资金短缺，为把家业做大，开办一家照相、镶牙、修理钟表的综合性店铺，章万宝便和宁夏新华舞台京戏班合伙办了一个以演京戏为主、放映无声电影为次的戏影院，收入六四分成。如果听戏的人少就先放无声电影，人多了就先演戏，吸引了许多戏迷。
1925年9月30日，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暂编二师师长刘郁芬和热河省都督府参谋长蒋鸿遇率部由绥远抵达宁夏城。时任北洋政府西北边防会办的马福祥和宁夏镇守使的马鸿宾请二人暂住余鼎铭的公馆。章万宝和大哥常被叫到马公馆和余鼎铭公馆，给他们拍合影照片或放映手摇式的无声电影。西北军的官兵们闻知柳树巷有个“宝珍”照相馆，都想照个戎装照片给家人寄去。于是，前来照相的官兵络绎不绝。
章万宝和家人白天照相，晚上在新华街、承天寺（西塔）、海宝塔（北塔）等地放映手摇式无声电影，生意红火。10月23日，刘、蒋二人率部向兰州进军。刘郁芬为活跃部队长途行军的娱乐生活，请章万宝随军拍照、放映无声电影。于是，章万宝随军赴兰州，在该部工作3个多月，赚了500块银元，为创办“宝珍”掘了第一桶金。有了一定的资金后，1926年8月，章万宝从北京买来进口的照相器材，开办了以经营照相为主，镶牙和刻字为辅的综合性店铺。店铺临街坐东面西，中间大门上悬挂一块长3米、宽1米的木匾，黑底花边；绿色的“宝珍”二字，是前清举人胡自立亲笔题写。在2米长的“宝珍”二字旁边是几行楷书小字，注明照相的商业行规；大门两边分别是镶牙和修理钟表的铺面。从大门穿过去，便是“宝珍”照相馆的前厅。前厅左右各有一柜台，正面墙上悬挂着用镜框镶好的各种人物照片或风景照片。穿过前厅就是工作间，正厢房门上悬挂着用白马口铁皮制作的仿照王羲之字体剪成的“第一摄影室”；北厢房则是用木板隔开的暗房和做镜框的木工室。章万宝的大哥经营照相、镶牙；章万宝的二哥经营修理钟表。
至此，宁夏历史上第一家照相馆落户旧银川城。
“宝珍”有独特的经营之道：1928年，章万宝亲自到天津高薪聘请法国摄影师雷恩波师徒二人来到“宝珍”，每月利润按四六分成，成为当时银川城商界一大新闻。章万宝之所以高薪聘请摄影师，是为了能拍摄和洗出高质量的黑白照片。雷恩波从照片曝光、冲显底版、修版、印相、冲洗放大、裱衬纸、做相框等整个操作过程都精益求精。同时，宝珍照相馆在每张照片下角均加盖“宝珍”照相馆字样的钢印，以示纪念。在摄影室外间备有专为顾客梳妆整理的大衣镜、梳子等用具，还有为顾客免费保存玻璃底版的服务。当时的玻璃底版不同于今日的软片，个人难以保管。所以，将顾客的玻璃底版按其拍照的时间顺序编号装盒保管，在顾客日后需要时，只要说出拍照的时间或大概的年代，就可以找出底版加印。一年下来，营业额在2万块银元以上。“宝珍”童叟无欺，无论高官显贵，还是布衣百姓，都一视同仁。
给马鸿逵拍照
1929年1月，民国宁夏省政府成立。首任主席门致中亲率四大厅的厅长和高等法院院长来到“宝珍”合影留念，章万宝用相机拍下了宁夏有史以来建省的历史镜头。
1931年12月10日，军阀吴佩孚率部3000多人从兰州抵达宁夏省城银川。在银期间，吴佩孚携家眷在“宝珍”拍全家福，并和下级军官合影留念。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后，章万宝便成为马鸿逵的专职摄影师，还被授予“中尉军衔”。马鸿逵的眷属都喜欢照相，他的长女马宁莲远嫁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之子马步荣，他们每年回银川省城一次，他们都要与马鸿逵拍合影。
1935年冬，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宁视察工作，住在马鸿逵的“将军第”，章万宝被叫去拍照。1942年9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二次来宁。蒋介石穿着一身绿呢军装，披着黑披风，随行的有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马鸿逵和四姨太刘慕侠、国民党八十一军中将军长马鸿宾、宁夏省政府各厅处的长官都前往机场迎接。蒋介石一行人游览银川市容和参观北塔，章万宝跑前忙后，给他们拍照留念。
1943年夏，马鸿逵为孙子马家骅举办婚礼。宴请宾客长达一周，宁夏京剧班、觉民学社、西安易俗社的秦腔剧团、马鸿逵部所属的一六八师、暂九师剧团每天为婚宴助兴演出。旧银川城电力公司全力给“将军第”供电，马鸿逵下令全城各机关、居民停止用电。“宝珍”的任务是照相，仅马家骅夫妇二人的结婚照就印放2000多张。
“宝珍”给马公馆照相，每季度结算一次，由马鸿逵在结算单据上批个“报”字，就由章万宝的大哥拿着批条到省政府财政厅领钱。后来马鸿逵家人照相的开支愈来愈大，在给“宝珍”清理欠款时，马鸿逵提出用“沙克提”转拍照相机抵债。马鸿逵说他是从天津用2000银元买的，于是以5000银元卖给“宝珍”，章万宝无奈，只好买下这部能够连续拍照8英寸或12英寸的大型转拍照相机，这部相机至今还完好无损。
1955年11月，“宝珍”照相馆实现公私合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宝珍照相馆”改为“新影照相馆”。
“天主堂”最早把西药引进老银川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银川城缺医少药，全城仅有德泰永和协力厚两家中药铺子，没有一家西医药铺和门诊。
宁夏银川的西医最早是由坐落在银川解放西街的天主堂引进的。1922年，比利时神父康国泰从甘肃兰州带来很多外国修女到银川，租借马鸿宾在北门的一处房院，作为临时教堂。
1923年康神父购买现银川解放西街天主堂所在地的一些民房和滩地，建造住房和圣堂。比利时神父康国泰一行的到来，给老银川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西药新技术，同时还带来了一些在当时人们很急需的606针剂、阿莫西林、盘尼西林、青霉素、链霉素等西药药品，并在天主堂开设了西药门诊部，为老银川城的老百姓看病打针，方便了疾病患者。从此，老银川有了西医门诊和西药药品。
旧天主堂为东西走向，长20米、宽8米，平房，东门供修女和女教友出入，北门供男教友出入，男教友跪在前面，女教友跪在后面，前排女教友与后排男教友跪凳间隔约1米，供男教友出入圣堂。北房檐向外延伸1米，形成一条宽1米的走廊，房檐边缘用圆木柱支撑，北门房檐上方有一小阁楼，阁楼上装一口铜钟。
天主堂开设西药门诊后，老银川城的老百姓前来看病的络绎不绝。中医看病疗效慢，人们遇到身体发炎发烧等急性疾病，就到天主堂开设的西医门诊求医买药。因为西医医术先进，所用药品都是进口的，疗效显著，前来看病的人很多。马鸿逵和家人遇到头疼发烧、身体不舒服时，又嫌中药苦，也常来光顾天主堂的西医门诊，因此，西医也深受马鸿逵及其家人喜好。
过去银川的妇女流行着裹脚的封建习俗，俗称“三寸金莲”。而天主堂的修女各个都有一双匀称的脚，当她们看到旧银川的妇女们裹着脚领着孩子前来就医，走路颤颤巍巍，一双小脚好像支撑不了身体，修女们百思不得其解，中国妇女为何要裹脚。于是，她们就向裹脚妇女们介绍西方妇女大脚的优点，劝解妇女们不要裹小脚。在修女们的影响下，旧银川的一些思想开放的妇女不再裹脚，也不再给下一代女孩裹小脚了，在旧银川一时形成了“放脚”文明之风。
在旧银川城行医时，修女们发扬博爱众人的精神，对待病人热情耐心，对待贫困患者免费治疗，看病者排队等候。由于门诊过于拥挤，1944年，中国籍修女又在天主堂后院内开设了第二门诊部，虽然医疗设备没有外国修女的先进，但医治技术较好，对患者热情周到，吸引了不少患者前来治病。
1946年，擅长妇产科的德国医师胡爱理大夫带着两位加拿大医生来到银川，在天主堂又开设了一家门诊，修女们跟他们学习新的科学接生技术，使很多难产妇女减少痛苦，救活了许多妇女和新生婴儿。1948年，马鸿逵怀疑胡爱理大夫有共产党嫌疑，便下令将其驱逐出宁夏境内。
1949年，银川解放后，外国神父、修女被当成帝国主义分子遣送回国，天主堂由中国神父接管，第一门诊部也由中国修女接管。1949年，天主堂又在鼓楼附近租了6间民房，将天主堂院内的门诊部迁到鼓楼，办起了“鼓楼西药门诊”，医生和护士及实习生多为中国人。
1950年，天主堂出资4000元将鼓楼门诊与其他私人门诊合股联营，成立了城区第三门诊部，旧银川天主堂西药门诊部遂告停业。
出生于天主教信徒之家，懂拉丁语、法语、英语三国语言，今年已95岁高龄的老人刘静山主教回忆说，解放后，由于极“左”阴霾，天主堂被当成反动组织。“文化大革命”期间，神父被发配到潮湖农场（今天的西大滩），修女被下放到农村，他当时也被发配到了潮湖农场劳改队，在那里待了1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主堂恢复宗教活动，刘静山老人也恢复了主教身份，成为银川天主教堂大主教。
“少战团”70年历史话风云
在20世纪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省城银川活跃战斗着一支抗日先锋队——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
1937年冬到1938年冬，“少战团”在“宁夏省立实验小学”（今文化街自治区供销社位置，银川实验小学前身）宣告成立。在中共宁夏地下党工委的领导下，“少战团”高举抗日爱国大旗，在省城银川街头、平罗、石嘴山、中宁、中卫等地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激发了实验小学全校师生的抗日爱国热情，点燃了全省人民抗日救国的烈火。
省立实验小学的“少战团”
1937年卢沟桥抗战枪声打响后，全国抗战烈火也燃到了西北宁夏省城银川。那时，中共地下党宁夏工委刚刚成立不久，中共地下党组织遵照党中央指示，发动宁夏广大群众，组织宣传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马鸿逵抗日。
同年底，在杨文海、薛云亭、涂春林等教师的组织领导下，“少战团”在省立实验小学正式成立，团长是宋谦和李志纯。“少战团”的宗旨是，为抗日救亡和战地服务，保卫中华，赶走强盗。团员的宗旨是，服从领导、遵守纪律，为抗日服务；不做顺民，不做亡国奴，不做汉奸。学校教务主任杨文海在山西省时就是一位从事过抗日救亡、追求进步的青年教师，他聪明机智，率领“少战团”团员英勇斗敌。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通过社会关系也来到省立实验小学担任教师。至此，“少战团”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全省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宣传救亡活动。薛云亭是一位教音乐的老师，他教的抗日救亡歌曲慷慨激昂，催人泪下。
%省城银川街头宣传抗日
过去省城银川通讯落后，信息不发达，老银川人很少了解外面世界的情况。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人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少战团”把获取到的抗战消息编写好，分头用毛笔抄写在几十张白色粗糙麻纸上，定期在人多的地方，把快讯战报贴在省城银川街头，及时把抗日前线的最新战况传播出去。
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少战团”还自编自演抗日节目，经过排练后，到省城银川街头人最多的地方进行演出。每到一个地方，先由歌词队高唱抗日歌曲，吸引市民，等到人聚多的时候，几位表演能力极强的同学手拿日寇侵华漫画轮流进行演讲，演讲到悲惨激动时，同学们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围观的市民也和同学们振臂高呼。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日寇暴行》街头活报剧时，同学们表演得惟妙惟肖，感情逼真，使抗日宣传活动深入人心。
提灯游行为抗日出力
抗战初期，省城银川虽没有华北抗日的枪炮战火，但银川街头抗日宣传烈火熊熊燃烧。
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寂静漆黑的省城银川夜晚7时许，在杨文海、薛云亭、涂冲苓等老师的带领下，全校100多名师生手提灯笼，高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巨幅标语，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收复东北、誓死保卫华北！”的抗日口号，游行队伍由“省立实验小学”（今文化街自治区供销社位置）出发，向西大街民国宁夏省政府进发，折返向东经鼓楼、柳树巷（今步行街）今新华街，再由南向北经玉皇阁到达文化路基督教堂门口，晚9时许游行队伍返回学校。游行历经两个多小时，沿途群众驻足观看，拍手欢迎。坐落在鼓楼附近的八大字号老板和伙计们鸣放鞭炮，为游行队伍助威呐喊，每到市民围观人多的地方，游行队伍就停下来，市民们和游行队伍围成大圈，同学们高唱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还配合大型宣传画灯进行讲解。
这次被市民称为提灯游行，激发了省城银川市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鼓舞了宁夏人民的抗战热情。
平型关大捷后，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少战团”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把抗日救亡工作从省城银川推向全省各县和学校，为实现“少战团”走上战场，为战地服务的目的，杨文海亲自率领少战团员10多名代表，在10月初的一个早晨来到羊肉街口信义街的“将军第”，要求民国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准许“少战团”奔赴前线为战地服务。
%马鸿逵以“少战团”学生年龄小为借口，千方百计阻挠。“少战团”的代表们据理力争，迫使马鸿逵答应准许在省内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把“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改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
行程全省发动群众
“少战团”走出省城的抗日救亡活动终于实现了。1938年4月中旬至5月初，由30多名少战团员组成的宣传队，全副童子军服武装，佩戴水壶、童子国绳，在杨文海等老师带领下，先后到宁夏省以北的习岗、立岗、姚伏、平罗、黄渠桥、宝丰，以南的望远、养和、望洪、叶盛、灵武、吴忠、金积、彰恩、鸣沙、中宁、中卫、镇罗、石空、广武、宁朔等20多个县、镇，每天行程都在五六十公里，每到一地，少战团员们就住在当地小学，和当地学校的师生们举行联欢会，进行抗日宣传。遇到农民赶集，少战团员们就拿出日寇狂轰滥炸、劫掠烧杀、强奸妇女、残害百姓、刺杀幼儿等残酷暴行的漫画和彩图在集市进行演讲，使生活在最基层的农民们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情况。乡亲们看到日寇的残酷暴行，悲痛欲绝，泪流满面，气愤的咬牙切齿。
“少战团”通过20多天的下乡抗日宣传，进一步在全省掀起了发动群众抗日的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抗日救亡活动开展。
与国民党宁夏县党部合署办公的中共宁夏特别支部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在北平爆发后，各种进步思想开始在宁夏地区传播。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誓师五原，通电全国，宣誓遵循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进行国民革命，并将自己统率的国民军改为国民军联军，中共党员刘伯坚担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负责全军的党务、政治、宣传、组织、训练等工作。此时，冯玉祥派两个师途经宁夏开往西安，中共党员伏龙、肖明、李秉乾、马云堃等随国民军联军宣传队赴宁夏开展工作。中山日报社也由绥远迁至宁夏城。11月28日，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司令部和总政治部驻宁夏城。
%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的力量，时任刘郁芬部政治处负责人的钱清泉赴陕北与党组织联系后，带领牛化东、吕振华等进步青年30余人途经宁夏到兰州参加刘郁芬举办的政治训练班。这时，钱清泉应驻宁国民军联军中共党组织的要求，将李临铭、贺维新、王兆卿、陶振亚、马思然、郭维华等7名中共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做地方工作。这些留下来的中共党员与驻宁国民军联系宣传队及中山日报社的共产党员马云堃、贾一中等，一起在宁夏城鼓楼上建立了宁夏第一个共产党员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支部书记由李临铭担任，马云堃主持日常工作。因为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为了公开对外工作的需要，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还帮助建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李临铭为常务主任。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国民党宁夏县党部实行合署办公，办公地址设在鼓楼东北角。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驻宁国民军联军共产党组织在宁夏的上述活动，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背景下进行的。1927年，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宁夏特别支部划归陕西省领导，继续开展工作。
马鸿逵的官邸“将军第”
在信义巷，有一座三进院落的砖木石条结构的平房，门前东西向的街道两端，各建一结构精巧的木质牌坊，有100余间。它是1923年马福祥任宁夏护军使时所建的一处砖木结构的平房，这里后来成了马鸿逵的官邸“将军第”。
“将军第”坐北向南，人们又叫它“大公馆”。
院内有走廊、台阶、花池，纵深达今中山北街“山东老饺子馆”以北信义市场巷口。大门是一座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砖木结构建筑。因马鸿逵从天津购进慈禧太后后宫里淘汰出来的发电机电力不足，所以门灯始终昏昏暗暗。高耸的大门楼上镶嵌着一块石额，墙基都是贺兰石，雕刻着花鸟文章，厅首镶着石刻镀金“将军第”三个大字，是当年甘肃督军张广建所书。
解放后中共宁夏省委曾在此办公，宁夏省建制撤销后房屋被拆除。在大宅门东首，街口中间横建一牌坊重檐叠牙，雕花绘画，牌坊上蔚蓝底花边，是当时省城内的一大景观。两边的柱基用八块大石板围砖加固，车马行人从中间穿过，牌坊在解放后扩宽马路时拆除。门前有一堵砖雕拼砌的大照壁，还有一对石鼓和一对石狮。大门两侧面朝北的房屋是卫兵的住房。进大门是前院，前院东西两侧各有数间厢房是侍从人员的住屋。通过前院进二门，迎面是一幢砖木结构、高大轩昂的二层平顶式楼房，楼下是会客厅、楼上是书房。楼房四面都有回廊，东西两侧各有数间“砖包城”结构的厢房，这里是主人工作、活动的中心。绕过楼房进入后院，后院又是一个布局严谨的庭院，由上房、厢房及其他建筑组成，是主人和家眷生活起居的地方。隔街的偏院则是停车、养马等为其服务的各种辅助建筑。
马鸿逵一到宁夏，就大兴土木，对被马仲英烧毁的“将军第”进行重修和扩建。扩建工程种类繁多，工匠有来自天津的能工巧匠外，还有甘肃河州、宁夏的砖瓦、油漆、木工等各类工匠艺人。1935年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来宁夏视察，当时宁夏还没有像样的宾馆，马鸿逵便把蒋介石夫妇接到自己的“将军第”居住，也就是在这里，蒋介石和马鸿逵秘密协商出兵围歼已到陕北的红军的阴谋。
马鸿逵初到宁夏当主席时，正值壮年。那时在马公馆当差的人都记得，每天一早，马鸿逵骑辆自行车准时从“将军第”出发，沿着满是尘土的街道赶往省政府办公，他的几个卫兵也骑着自行车紧随其后。20世纪30年代初的宁夏省主席就是这样去上班的，这成了那个年代银川市民眼中的一道“风景”。后来马鸿逵发胖了，不能骑自行车了，连小汽车也钻不进去了，就改乘双排座马车去上班。没有变的是，他的卫兵仍然骑着自行车跟随在马车两侧护驾。马鸿逵自1933年入驻宁夏府城银川，到1949年宁夏解放前逃跑，在统治宁夏的16年期间，他在“将军第”居住了16年。
“将军第”还有过一段马鸿逵与当时八路军总部参谋身份的张子华（宁夏中宁人）协商在银川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的故事。1937年8月下旬，张子华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来到银川，在“将军第”会见马鸿逵，张子华向马鸿逵表达了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立场。马鸿逵说：“你此次返回故里，阿扎甚为欢迎。阿扎我与你叔含章共事多年，平日兄弟相称，情同手足。论辈分，阿扎我还是你的长辈呢！阿扎与你们家族是世交，你们家族对宁夏事业之进步与发展是有贡献的。本主席今后还要仰仗王氏家族鼎力相助呢！”他胖胖的身子向前动了动，两眼全神投向张子华，试看张子华作何反响。张子华表情严肃地说：“马主席，你把谈判的题目搞错了吧！我此次奉八路军总部之命来与你共商合作抗日大计，是谈国事，而不是道家事。”“对，对。阿扎国事为重，国事为重啊！”马鸿逵自知走了火，面红耳赤地说。经过这次会谈，在1937年至1938年期间，马鸿逵也作出了与共产党改善关系的姿态，释放了被关押的同志，但是，在银川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事情被搁浅。
1949年，银川解放前夕，马鸿逵被列为战争罪犯，他深感罪孽深重，于是将一切军政大权交由其子马敦静掌管，他本人携带家眷和部分亲信30余人飞赴重庆。至此，马鸿逵永远离开了他的“将军第”大公馆。“文化大革命”时期，“将军第”大公馆被拆除，老银川人再也看不到“将军第”了。
“大庙”的历史变迁
历史上银川古城，素以庙、寺多而著称。其中坐落在现富宁街的“福宁寺”（今双宝菜篮子超市位置）和“福禄寺”（今天成娱乐中心位置，俗称大庙）最为有名。
大庙为明末清初在此地填土打夯建起的一座高高的寺庙，庙内修有戏台，供有菩萨、罗汉等塑像。1739年一场大地震，简陋的大庙被毁于一旦。后经善男信女募捐筹款进行修缮，恢复了原貌，但戏台没有再重新修建，每年的农历7月15的大庙庙会，仅搭个临时戏台为老百姓演出，大庙便又热闹起来了。因而，大庙在旧银川城中家喻户晓。直到1956年“福宁寺”和“福禄寺”（大庙）被拆毁改为商业用地。
据当年居住在大庙的老银川人说，旧银川城东高西低，每到雨季，城里的雨水都由东往西漫灌。大庙坐落在城西，当年修建大庙时，为预防大庙被水淹，修建大庙的能工巧匠们就从城外拉来黄土，在此处垫起了5米多高、面积1亩左右的土台子，坐西向东，被称为“福禄寺”（俗称大庙）。庙墙是用土坯砌的，庙内有上殿和厢房，庙的后面是一个大水坑（现在的大庙新村处）。
银川解放后，大庙改成了豆制品加工厂。
那时，城乡汉民家家户户都养猪，人们经常来豆制品加工厂排队购买豆腐渣，用来喂猪，每到春节前宰猪，一部分猪肉拿到猪市上去卖，留小一部分自己家用过年。
20世纪60年代初期，银川市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大庙豆制品加工厂豆腐渣一时间成了抢手货。人们为了填饱肚子，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寒风凛冽，都要排队领号去买豆腐渣。人们把豆腐渣买回家后，掺点土豆、白菜、萝卜，用锅一煮，少许放点面，再撒把盐，就是一家人的饭食。大庙后面有一片大水坑，水坑有20多亩地大，3米多深。那个年代老银川城排水工程落后，每到雨季城市的污水都排进大水坑，夏天，居住在附近的人们钓鱼、养鸭；冬天，大水坑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人们滑冰、戏耍，娃娃们在冰上打老牛、滑冰车。
后来，豆制品加工厂搬迁到西门唐徕渠，大庙简单整修了一下，用泥巴砌了柜台、货架，摆了几口大缸盛装酱油、醋，经营副食、蔬菜。从此以后，人们便把菜店叫大庙菜店。
1958年，银川市蔬菜公司成立，商业部门投资，又把大庙菜店装修一番，整治了后院，砌了几间菜场，增加了蔬菜、副食的花色品种，扩大了经营面积，改善了店容店貌。大庙菜店由此成了银川西城区最大的一家国有蔬菜门市部。
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深秋，一连几天银川秋雨连绵，雨水积满了大庙周围的街巷，大庙菜店的后院也积满了很深的雨水，堆放在院子的大白菜、青萝卜，顺着雨水往外漂。顿时，大庙的主要街道富宁街上大白菜、青萝卜四处漂浮，一时间，富宁街漫过膝盖的雨水中人头攒动。居住在四周的居民见此情景，纷纷拿来袋子、竹筐，大人娃娃不顾瓢泼的大雨，都来争抢打捞白菜、萝卜。这次大雨给大庙蔬菜门市部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大庙后面的大水坑被填埋，成为今天的大庙新村小区。
1987年9月，为了改变大庙蔬菜门市部的经营格局，适应市场需求，银川市商业部门投资、建成营业面积为278平方米的富宁街菜市场，经营蔬菜、副食、肉食、调味品、豆制品及烟酒等700余种商品，为银川市的市场繁荣作出了成绩。
老银川的印刷工业
民国初年，落后的宁夏省城银川，机器印刷工业是一片空白，只有柳树巷（今步行街）有几家经营石印、油印、木板刻印的手工作坊，根本没有铅印、活字版印刷的先进印刷工业。
省城银川传授活字印刷第一人
1929年1月，新成立的民国宁夏省政府，百废待新，尤其是省城银川电报、电话、印刷业的落后，使省政府信息不畅通，上传下达不对称。
为了解决省政府政令不畅的难题，尽快让省政府各厅、局、县等行政机构运转起来，首任省政府主席门致中，在努力解决省城银川没有电话的同时，首先着力解决省政府因公文、发布通告等纸张印刷的困难问题。在门致中的建议努力下，省政府从地方建设经费中拨出3000元，筹办成立了宁夏印刷局。省政府派人从南京购置1台平板对开印刷机、2台圆盘印刷机，摇臂操作、脚踏式半自动化机械。虽然生产效率很低，但比旧式石印、油印、木板刻印等大大前进了一步。
铅字是老宋字体，没有一号铅字，但是，二、三、四、五号铅字比较齐全，并有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铅字，制作字盘后就能使用。行距用的铅条、各种型号的空铅、花边、铅线以及刨切刃具等附属材料都比较齐全，印刷纸张全都从天津、北京等地采购。
印刷车间在民国宁夏省政府后院的几间平房里（今解放西街农业银行位置）。
当时，省城银川印刷技术一片空白，设备到位没人会安装，于是，宁夏印刷局从江苏南京请来一位年近40岁左右的张国俊工程师，靠手工操作，一边安装一边试车，几天后设备安装好。紧接着就在省城银川招收印刷学徒。招工告示发出后，报名者络绎不绝，经过筛选招了30多人，分排字、机印两个班，每班10名工人，由张国俊进行理论和技术操作培训，课程内容是根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材进行编排授课。张国俊便成为省城银川第一个传授活字版印刷技术的人。
为了保证印刷水平和质量，宁夏印刷局还从兰州高薪聘请6名有经验的技术工人，指导印刷生产。有了印刷厂就解决了省政府枢纽机关办公的大难题，省政府的公文、通告、公告、表册、传单等办公用品源源不断送到印刷厂，方便了许多。
工人手摇脚踏，在作坊式的印刷车间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人上班穿长衫，戴礼帽，相互称先生，不叫师傅。
印刷局工人大都是单身汉，住房条件差，睡的是通铺土炕，卫生很差。但每日三餐吃的是大米白面，每星期吃一顿肉，每人每月扣5元多伙食费。工人的待遇就像当兵的，每人冬夏发一套单棉衣，每月给一块肥皂，鞋袜自备。
1930年4月，马仲英率部扰宁，攻占了省城银川。马仲英的师部驻扎在印刷局大院里。战火燃起，印刷工人早已跑光，印刷车间和生产设备没人看管。
吉鸿昌就任民国宁夏省政府主席后，把失散的工人又找了回来，恢复了生产，委派军务处长孟启芬担任印刷局长。在吉鸿昌的积极努力下，宁夏有史以来的第一张铅印报纸《宁夏醒报》在印刷局又重新开印了。随着印刷生产规模的扩大，增设了石印、装订两个车间。石印印刷技术的运用，拓展了印刷服务领域，省政府举行大会或在中山公园举行集会时用的横幅、宣传标语等都用石印印刷或套色印刷。
后来随着印刷技术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印刷局还印起了宁夏发行流通的地方铜元钞票，票面有100枚、200百枚、500枚。不久，宁夏印刷局撤销，合并到宁夏建设厅成立印刷股，搬迁到利群街原银川一中的院子里，继续印刷报纸。印刷局在当时虽然设备简陋，没有电力，工人只有30多人，可以说这是省城银川走进近代半自动化新兴工业的开端。
1934年2月，孙殿英进攻省城银川，《宁夏民国日报》又被迫停刊。1935年1月，宁夏战火逐渐停息，民国宁夏省政府恢复了宁夏印刷局，印刷局又从原银川一中搬迁到中山南街，今宁夏日报社位置。
随着民国宁夏省政府机构的扩大，大量文件、事务的不断增多，由于印刷设备老化，有时军政部门的一份文件或者一个通知都常常是在印刷局排队等候印刷，远远不能适应军政等各部门信息对称的工作需求。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加快办事速度，省政府通过集资筹集到一笔资金，到南京购买新的印刷机和各种铅字、铸字机、铜模等。印刷设备由南京用汽车运到包头，再由黄河逆水行船，水运由包头到银川，整整走了5个多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三民印刷厂抽调8名技术工人来到省城银川，帮助印刷局提高印刷技术力量。省政府派财政厅长兼军需处长赵文府出任印刷局局长，为了加强经营管理，印刷局增设了会计股、营业股、工务股、庶务股，职工人数增加到50多人。新印刷设备的运行提高了印刷质量和工艺，印刷局承印的各种印刷品，纸张整洁，字迹清晰，并能印刷课本、书籍等。
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银川，省政府撤到黄河以东防守，印刷局随省政府迁到中宁县，几个月后，日军没有侵占省城银川的动向，印刷局又随省政府迁回省城银川，在北门外旧满城的一座村院里印刷局临时安置了下来。为了防备日本飞机轰炸重要机关，印刷局还在四周做了伪装，继续开印《宁夏民国日报》《扫荡简报》和承印省政府机关的各种文件、公告、通知等纸张印刷品。
1949年9月，宁夏银川解放，军管会接管了印刷局，印刷局又从旧满城搬到原宁夏银川新华印刷厂位置，后又搬到今《宁夏日报》社后院工厂，成立了《宁夏日报》印刷一厂、二厂。“文化大革命”期间二厂更名为“宁夏银川新华印刷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