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渊明的一生，是矛盾与痛苦的一生，他的思想始终处在斗争的激流之中。陶的生活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归田以前（365—405年）。陶渊明生长于乱世，在其青少年时代，就有济世的思想：“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猛志”、“思远翥”，充分显示了他要在政治上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封建时代的文人欲济世，便要做官，而且还要做一个廉洁的官吏，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济世的目的。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中写道：“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这确切说明了，他要做一个对亲孝、对君忠的廉洁官吏，用以实现其济世的“猛志”。
抱着欲干一番事业的济世愿望，陶渊明于二十九岁那一年才出来做个州祭酒的小官，却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所谓“不堪吏职”是指陶受不了当小官的种种束缚和折磨，这是他为官不久回家的主要原因。在《饮酒》诗第十九首中也透露了一点他这次出仕的思想情况：“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这“志意多所耻”乃指封建社会中的小官吏，需要阿谀奉承才能站住脚，而陶却认为这是一种羞耻的行为。因此在思想上便产生了矛盾，而终以回家解决了这一矛盾。
陶渊明欲干一番事业的愿望，决定了他不可能长期在乡村待下去。大约在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他又至桓玄那里去做事。刚到任没多久，陶渊明又感到厌倦与苦痛。《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第二首说：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此诗是陶渊明因执行桓玄的公事，在旅途中写的。可能由于桓玄的种种丑行，加上行役之苦，使他对仕途感到厌恶。“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就是他当时内心矛盾的真实写照。陶渊明在写此诗的次年，还写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事实是桓玄这个军阀，使陶渊明干一番事业的思想再度受挫，他又要回到“田园”过隐居的生活去了。正当诗人思想犹豫之际，他的母亲死了。陶就借丁忧的名义，于401年冬天辞去了桓玄的官职，回到故乡来。
虽然陶渊明离开了桓玄，第二次在官场碰壁，但他济世的志向仍有增无已。在《荣木》一诗中说道：“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诗人感到自己已接近四十岁的人，再不及时建立功业，恐时不我待了。为此他要驱车策马再去施展抱负。这时刘裕在招兵买马，陶渊明便又做了刘裕部下的参军。
封建时代的官吏，虽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同，然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都要残害异己。在这一点上，刘裕与桓玄没有什么两样。当陶渊明看到刘裕残暴的真面目，仕与隐的矛盾又出现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中他写道：“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这两句诗说明了他的思想矛盾和变化过程。他最初出仕确有自己的理想，但已走过来的路告诉他，济世理想不可能实现；同时他又认为仕宦之途束缚了自己，因此他又要归隐。陶渊明离开刘裕的幕府并未马上回家，他又作了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随着刘敬宣的离职，陶渊明回到了故乡，其时约在405年3月。
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是在405年秋天。这次出仕并非出自本心，因此他上任不久，思想上又引起了波折。诗人在《归去来兮辞序》里讲得很清楚：“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虽然在官仅八十余日，他深有感慨：“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这种违反自己理想和性格的官宦场所，对陶渊明这样正直的文人来说太痛苦了；加上督邮的到来，让他束带折腰去迎接，使他积于胸中的愤怒一朝爆发了，断然地与官场最后诀别了。
陶渊明曾想做一个廉洁的官吏，并以此来实现其济世之志，经过几次出仕，终于使这个理想破灭了。在十三年的时断时续的仕宦生活中，他确实“违己交病”，真是度日如年。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归田后的田园生活中去。
（二）归田——刘裕代晋（405—420年）。这个时期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幻想中的田园与实际田园生活之间的矛盾。由于过去十数年时断时续的官场生活使他失望和厌倦了，因此他把归田后的田园生活幻想得十分美好。如《归去来兮辞》中的一些话：“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陶渊明对归田后的欢乐，做了种种设想。他要亲自去耕作，农村到处充满了春天的气息，“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他还设想在耕作之余，可以登山涉水，高呼吟诗。另有《归园田居》第一首：“……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设想中的田园生活是如此平和、闲适而具有诗情画意。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就在作者归田后的第三年（408年），他的“草屋八九间”被突如其来的大火烧光了，诗人不得不暂时避居在船上：“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不仅无处居住，连生活也逐渐发生了困难。诗人在五十岁时写的《杂诗》，其中有一首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已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何伤！”虽然努力劳作，却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无法经常维持。在陶渊明个人生活出现了困难的同时，他还看到了农村广大农民生活的艰辛：“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农民不仅要忍受天灾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还常常遭到人祸使他们家破人亡。《归园田居》第四首和《还旧居》第一首，都说明了这一点。军阀混战，使农村遭到巨大的破坏。由于战争，使农村“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农村和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完全出乎诗人的意料之外。陶渊明刚归田时，把农村设想成人间乐园，但现实告诉他，也教育他，他过去的设想，只是幻想罢了。诗人的思想又处在新的矛盾与痛苦之中。
陶渊明虽然归田了，但归田之后，他的思想境地是怎样呢？《杂诗》有云：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这是作者五十岁时写的诗。从归田到写这首诗，已近九年的时光。在这九年中，他常常痛苦而失眠（“不眠知夕永”）。其苦痛原因，除了上面我们已谈到的理想中的田园和实际情况的田园不相符使他失望外，“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句，又透露了他的出仕与归隐，实现壮志与稳居到底这两种思想常常处在矛盾的斗争中。
（三）刘裕代晋——陶潜逝世（420—427年）。在这段时间内，现实黑暗政治使他不满，而他又无力改变，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幻想的社会中。诗人幻想的社会蓝图较完整地反映在《桃花源诗并记》的诗文中。他幻想人人劳动，人人自由，没有压迫，不收税租，没有战乱。陶渊明思想矛盾的症结就在于他所希望的，在中古时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而诗人仍在不息地追求。
陶渊明晚年的思想矛盾，还表现在虽然他已归田多年，但青年时的“壮志”不仅未磨灭，反而在临死前几年，却有回光返照之势。如《读山海经》等诗，歌颂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从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来分析：他少年时代是“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又感到“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仍“猛志固常在”。虽然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多次出仕他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实现壮志的思想却永未泯灭。
二
陶渊明一生所经历的三个时期，思想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就其实质来考察，可以归结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陶渊明的理想具体内容是要治国、安邦。如前所述，在他看来治国安邦，就需要有明君贤臣共同干一番事业。就陶渊明自己来说，他要做一个廉洁的官吏。是做怎样一个廉吏呢？一是“发忠孝于君亲”；二是“大济于苍生”。由于陶渊明长期生活在农村，而且亲自参加过劳动，主动接近过农民，并能反映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疾苦，这在封建统治阶级官吏和文人中，则是罕见的。所以总体看来，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实际上是封建时代民主的，或者说是进步的政治理想。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现实，其特点是阶层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互为交织。这里我们着重谈谈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斗争，特别要着重谈谈桓玄和刘裕这两个军阀，因为陶渊明在这两个人手下做过官吏。桓玄是桓温的小儿子。他是一个残暴的专制统治者，凭借其父的威望和利用当时皇室和士族的矛盾以及士族之间的矛盾扩张自己势力，终于在398年成为士族反对晋室的盟主。在桓玄的头脑中，没有半壁河山沦陷和整顿纪纲、治国安邦的念头，他所悬想的只是当皇帝。果然在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了帝位，改国号为楚。刘裕呢，他是新起的军阀，借讨桓玄为名而起家。当他打败了桓玄之后，虽然也曾北伐，收复了关中许多土地，但是他为了急于爬上皇帝的宝座，很快返回建康，致使已收复的国土再次沦陷。刘裕当了皇帝虽然在限制士族、起用庶族上取得一定成就，但他为了权位，对国家统一和富强，基本上也是置之于脑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同样做了不少残害异己的事。陶渊明出仕时，碰到的是这样两个残暴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而且又生活在这样门第森严、士族门阀横行的东晋社会现实中，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像陶渊明这样正直的文人，由于时代条件和阶级的局限，他所企图摈弃的正是他生活所依存的，因此他的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是不可避免的，无法解脱的。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陶渊明生活经历中最主要和本质的矛盾。他的一生活现了一个正直的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刚正不阿、不同流合污于封建暴君的形象。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是值得引起我们深切同情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看到在陶的世界观中既有儒家思想，也有道家思想。陶渊明世界观中的儒家思想，在《陶集》中许多处均有反映。例如他非常重视儒家的经典：“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因为陶渊明重视儒家的经典，所以他崇拜孔子：“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此处的“先师”即指孔子。“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此处的“鲁中叟”也指孔子。由于陶渊明对孔子及《六经》的推崇，他的世界观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此外，陶的世界观中也有着浓厚的道家思想，他承受了魏晋以来的玄学思想，把生死、寿夭、贵贱看得很淡，表现很超脱，采取了“委运任化”的态度。这种道家思想反映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就是过退居隐士的生活。他早年写的《五柳先生传》中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并推崇和欣赏“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生活境界。陶渊明对隐居早就有好感，当他刚走上仕途，便写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的诗句。陶渊明出仕的一段时间内，曾多次表示羡慕随顺自然的田园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世界观中的儒家思想，同他治国安邦、“大济于苍生”的政治理想有密切关系。他的道家思想，又同他留恋和归隐田园“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的隐居生活有密切关系。儒道两家思想同时存在于陶渊明的世界观中，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气氛中，表现亦有所不同。但总体看来，他没有、也不能跳出封建社会的制约。尤其在门阀地主统治极其严苛的东晋时代，他的理想既不能实现，而又着意固执地去追求，于是便幻想出没有剥削与压迫的“桃花源”境界。此种“桃花源”的社会幻想既受儒家“大同世界说”的影响，同时还有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思想痕迹。儒、道两家思想在他创作的《桃花源诗并记》里统一了起来。
陶渊明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由他的阶层地位所决定的。陶渊明出身庶族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均做过地方上的中小官吏。家庭的社会地位，使他从小就读经、史等各方面的书籍；尤其是儒、道两家书，陶更为熟悉。特别是他的祖父对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他在《命子》诗中，以“直方二台，惠和千里”的诗句来描述他的祖父。大意是说，在朝廷和地方的内外职务上，都以正直闻名，其恩惠能普及所管辖的全部千里之内。据此，我们大体可断定他的祖父曾做过太守一类的官，而且在陶渊明的心目中，他的祖父是个清官。陶渊明在其《命子》诗中，还反映出他不仅让儿子了解祖上的历史，而且要求他们学习祖上的为人。从这些事我们也可想到陶在其青少年时代富有理想，欲做一个廉洁的官吏，这同他的家庭出身和家庭影响是密切相关连的。但是两晋时期士族阶层与庶族阶层的矛盾是极为尖锐的。尤其是东晋偏安江左后，政权主要靠北方和东南地方士族的联合力量的支持。当时士、庶界限极为严格。以王、谢为首的百家门阀士族，是南方政权的骨干。大族为了垄断高级官吏的职位，派贾弼之撰定百家士族的家谱。“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弟也”出身庶族的人根本无法在社会上取得较高的地位。这种“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用人制度，像陶渊明的家庭出身，无法取得高官厚禄；无高官职位，当然也就谈不上济世、安邦与治国，因此陶渊明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为此我们说，陶渊明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同他的阶级地位息息相关的。
三
历来研究陶诗的，对于他的思想的复杂性，往往估计不足，没有从其阶层、社会和家庭的诸矛盾中看到反映在他的思想中，关怀清明的政治局面、向往进步的思想倾向（包括对人民的同情与关心）占主导的一面，从而简单化地做出陶渊明是“隐逸诗人”和“反现实主义的诗人”的片面结语。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钟嵘最早说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钟嵘提出这一论点之后，一千多年来同意钟嵘观点者大有人在；直到1978年还有的论者认为：“陶潜是隐士，也是逸民，合称隐逸。南朝诗论家钟嵘说陶潜是‘隐逸诗人’的老祖宗，这话是不错的。”
在古代社会中，是否有“隐逸诗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有一篇专论“隐士”的文章说得对：“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因为真的“非隐士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界是不会知道的。”待“隐士”自己或别人给他挂上“隐士的招牌”，并加以“表白、张扬”，这样的人就算不得“隐士”或“逸民”了。在鲁迅看来，人世间不存在“真的”“隐逸诗人”和“田园诗人”。他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鲁迅还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鲁迅的意见是正确的，陶渊明不只是关怀朝政，对东晋政治的腐败他还进行了批判。当他看透了这个王朝政治太黑暗，已无可救药时，他以归田来表示同当时的统治者不合作；在归田以后，继续批判此种政治，直到陶渊明临死前不久，他还写出“猛志固常在”的诗篇。这些都证明，陶渊明不仅“于世事未能忘情”，而且他的政治态度就其主流来说是积极的。对这样一位诗人，怎么能给他戴上“隐逸诗人”的帽子呢？！
又有的论者竟把陶渊明作品和思想简单地判定为“反现实主义的诗人”，持此种论点的人认为陶的大部分作品“是反映他悠然自乐的隐居生活”，他的一些田园诗“非但没有反映现实，反而粉饰了现实，为当时残破的农村披上了一件和平欢乐的外衣，掩盖了阶级矛盾”。还有的文章在责备陶渊明的创作没有反映“兵荒马乱”的生活同时，还进一步说“他笔下的农村生活是一片和平宁静。不但他自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显得‘浑身静穆’；连他村子里的鸡鸣犬吠，鸟啼花落都那么谐和协调，好像人类社会真有什么无差别境界似的”。言外之意，陶渊明粉饰了现实，歪曲了现实。这种说法同四十年前说陶渊明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有什么两样呢？！只不过稍客气一点，没有再给他戴帽子而已。
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陶渊明作品中有关农事和涉及田园的将近四十首诗吧。在这几十首诗中，有的属于强调农业重要的《劝农》诗；有的则反映了陶归田后参加农业劳动和与农民的来往；有的反映了天灾人祸给农民带来的苦难；有几首是陶做官吏时对田园的留恋与向往。陶渊明的描述田园诗中，确实有几首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歪曲了封建社会的农村，但是把这类诗放到作者写作的时代中去，或放在当时写的一组诗中去分析，我们就会感到原来的认识太肤浅了。仅以被有的论者认为表现了“浑身静穆”的《饮酒》诗第五首（即“结庐在人境”）为例。此诗只是《饮酒》诗二十首中的一首，而且在《饮酒》诗中表现此种心境的也只有这一首，其他十九首大都是反映晋宋易代前夕作者的思想矛盾与感慨。笔者以为：无论是仅抓住《饮酒》诗第五首，或者只引用《归园田居》第一首，或者引用其他个别诗篇，倘不做具体分析，更不从陶全部作品中去进行考察，不把作者全人和他的作品放到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中去探析，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不仅这样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此种研究方法也是偏颇的。
有的论者也承认陶渊明思想的复杂性，但却认为“陶渊明的‘壮志’是逐渐消磨掉的”，到六十岁左右，他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尤其是“三首《挽歌诗》和一篇《自祭文》就是陶渊明痛苦和绝望的顶点”。从而认为：陶渊明的“猛志”，到写《挽歌诗》和《自祭文》时，已完全消磨掉了。笔者认为，这种论点与陶渊明的思想实际亦不相符合。我们对陶渊明临终前写的《挽歌诗》和《自祭文》，不能孤立地看，而要同陶临死前几年的诗文联系进行分析，然后再下结论。陶渊明六十二岁时，即在《挽歌诗》的前一年，曾写过《有会而作》的诗，他在该诗前的序言中说：“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小序谈及诗人因庄稼受灾而遭饥馁，同时也想到老农的困窘生活，可见他对世事并未忘情。诗人在五十九岁时写了《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等诗篇。尤其是《咏荆轲》，乃是战斗性极强的诗，可见诗人的壮志不仅未消，其理想亦犹存。我们再往前推一年，诗人在五十八岁时还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诗中除写隐居之乐外，还写了“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战斗事迹，可见他“猛志”犹在；在此组诗最后一首还写了“帝者慎用才”的诗句，说明他不仅未忘怀于用世，而且其理想跃然于笔墨之间。
我们在读《挽歌诗》时，包括一切复杂的文学作品，要透过表面，深入地去理解作品的内在的本质。从《挽歌诗》的表面看，陶渊明悲观情绪很浓重，似乎他早已认识到一死之后，言行两亡：“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好像人死之后，一切都完结了，一切都是空的。这里面渗透着某些思想的消极因素，但是表面的，实质上诗人既然知道死亡已将来临，他还要写挽诗和《自祭文》，正说明他不仅有生之留恋，也有死之悲哀。鲁迅在论及陶的创作及晚年情况时指出：“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既然陶渊明对世事不能忘情和不能忘记死，那么长期埋在他内心的理想和“猛志”，就不会在他临终前夕写《挽歌诗》时完全泯灭，此乃常理中的事。陶渊明这个貌似旷达的老先生，即便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思想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未解决，他的“猛志”也未完全磨掉。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陶渊明是在矛盾与痛苦的折磨中离开人间的，他是饮恨而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