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李思勉写道：
徐大人要雇人打柴，现有柴夫甲、乙、丙三人。
甲、乙两人合作，十天填满柴房；乙、丙两人合作，十二天填满柴房；甲、丙两人合作，十五天填满柴房。
问徐大人：若独丙一人打柴，多少天填满柴房？
侯芊芊见此，困惑问道：“你怎知徐大人要买柴火？”
李思勉忍不住笑：“这是假设。”
侯芊芊道：“即便是假设，哪个柴夫敢如此怠惰，竟要一旬！怕是刁奴欺主呢！”
李思勉苦笑：“哎呀，你莫当真，这是算术题，那徐大人精于此道，他见此就知我亦道中人，故必请我进门。”
侯芊芊不信：“他连老侯的拜帖都拒了，怎会被这三个柴夫叫开门，若真如此，老侯的脸也没了。”
李思勉着下人将“小学六年级思考题”送去徐府，然后对侯芊芊道：“不是这么说的，朝中党派争斗之恶，叫旁观者也齿冷。徐大人若对我们热情亲切，必然要被东林党污蔑与魏忠贤有牵扯。”
“他拒绝过，也就避嫌了，若再有人非议他，他只拿这题目出来，朝中除了他徐光启，没人解得出，谁还有话说？”
侯芊芊道：“既有这么多弯弯绕绕，那你总对魏上公直呼其名，若叫魏上公耳目得知，这就妙了吗？”
侯芊芊说的有理，但李思勉做不到尊称魏忠贤为“魏上公”。
他说：“我一呆公子，劣名远扬，没人会把我话当真，且我没功名，没有影响力，不要紧的。”
侯芊芊说：“你以前呆，现在不呆……”
她又说：“柴夫到底要多少天填满柴房？”
李思勉笑：“那甲要二十四天，丙要四十天，乙却不是个整数，十七天多几个时辰……”
侯芊芊怒：“你就是耍人！四十天才能填满柴房，哪有这种蘑菇柴夫！这柴夫丙怕就是你吧！”
李思勉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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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邀请李思勉夫妇来家。
“二位年侄远道而来，老夫不曾远迎，反而拒见，实在无礼了……”徐光启衰老而平静，微微颔首致歉。
李思勉鞠了一躬：“小侄深知徐大人病体不便，徐大人不必挂怀。这次小侄和拙荆来拜访徐大人，实和父上无关，纯是小侄自己的想法。”
徐光启拿起“打柴算术题”，笑问：“年侄不是为这个来的吧？”
李思勉笑：“徐大人明见。小侄是为番薯与洋文来的。”
徐光启表情变严肃了。
李思勉道：“徐大人虽以儒学作文，以八股入仕，却以洋教立身，以西学执政。因此朝中人不能接受徐大人，但小侄却以为，徐大人之道，对我中华大有裨益！宗教固然在此之外，但西学却该大加推广！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有扬有弃，取长补短，这才该是中华的未来！”
徐光启惊得吸了一口气，若在教友面前，他恐怕已经是闭目祷告了。
只听他说：“年侄尚未弱冠，却已有这般恢弘远见！如能入朝执笏，必是我大明之幸！”
李思勉尴尬，苦笑：“徐大人谬赞了，小侄对八股制艺一窍不通，只对匠作、农学、军工，天文、地理有兴趣。若不是家父给我资本，我此生怕都是籍籍无名。”
徐光启道：“年侄何过谦？方你一席话，将我数十年想说未说的都说尽了，实是醍醐灌顶！年侄不必称我大人，我痴长你父几岁，你喊我伯想必你父也不会介意。”
李思勉和侯芊芊：“徐伯父。”
徐光启对侯芊芊说：“你父与我虽无交际，但我拒他拜帖不见，是我无礼了。”
侯芊芊见徐光启对李思勉评价甚高，相当高兴，早不介意开始的事了：“徐伯父，省身已经同我解释了，我明白的。”
徐光启又说：“二位年侄伉俪情深，即便论及国家大事，也不分开，殊为难得。”
李思勉解释道：“徐伯父，拙荆本想避讳，但我想让她旁听学习。因我听闻国外女子，也颇有懂政事的，我既要纳西学，就连这也一并接纳了。虽不敢比那班昭续《汉书》、书《女诫》，但将来也愿她做我的贤内助。”
（班昭是班固和班超的亲妹妹。班固书《汉书》，未竟而卒，班昭奉旨续写《汉书》）
徐光启笑得白胡子抖动起来：“哈哈哈！贤侄不拘一格，实乃性情中人！”
侯芊芊听到“贤内助”，脸有点红，因她也知道自己是什么猴样儿，绝算不上贤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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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父，你著有《甘薯疏》，想毕你亲自试种过番薯，也知道这种作物适应性强，耐旱，耐贫瘠，产量大，那为何我大明至今只有零散地区在种，没有将其广泛推广？”李思勉问出一直困惑他的问题。
徐光启见他如此清楚番薯习性以及番薯在国内的种植范围，知他心系苍生饱暖，对他就更赞赏了。
“贤侄，若论高产、耐旱、耐贫瘠，高粱也不输番薯，高粱更兼耐盐碱，但高粱也不是我大明主要农作物，你可知这是为何？”
（明末番薯种植时间短，较为野化，产量没比高粱高多少。）
李思勉倒没想到这点，老实说不知。
徐光启叹了口气：“若要百姓种番薯、高粱，那朝廷须先保证番薯高粱卖得出价格。”
时下赋税政策是“一条鞭法”，一条鞭要求农民交银子，而非粮食。
因此现实往往是这样：农民种细粮，如稻米、小麦，收获后卖掉，换了钱交税，剩下的钱换杂粮混合糠菜给家人吃，混个饿不死。
就算种了高粱、番薯，卖不上钱，交不了税，也是白搭。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的积极意义被破坏殆尽，只剩下消极意义越发扰民。到天启年，民间已经不大遵守一条鞭了，而是回归到用粮交税。
但就算用粮食交税，地方税务官也只要细粮，不要无法折银的番薯、高粱。
哪怕税务官妥协，肯收番薯、高粱，那收的量绝对要大，要远超赋税才行……既然如此，农民又何必种番薯、高粱自找苦吃呢？
另外，明面上粮价是由朝廷制定，但实际上却是由各大粮商财阀操控的。
就像物价总局里有粮商的人，而粮商只要细粮，那番薯这种水分足，不耐久贮的粮食能卖得出钱就怪了。
粮商为什么只要稻米，因为稻米能储存数年，能保值，随时可以拿出来操作捞钱，尤其在明末这种气候恶劣，饥馑频发的时候……
另外，明朝知识传播的速度是非常慢的，想要快速传播番薯，最有效的法子是皇上下令，第二就是由读书人群体进行宣传。
但士绅群体的本质是地主剥削阶级。
“种番薯”的建议，已经动摇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用一小块地就能吃饱，谁还需要租借地主的地？地主又怎么抽头农民的钱？
再者，不论阉党还是东林党，都不想要卖不出钱的番薯。
李思勉父亲李效实，侯芊芊父亲侯太常，甚至徐光启自己，都不希望自家庄子大量种植番薯……
所以这些新式作物，从引入中国起，就没有得到官方的推广。
哪怕是清朝，也是到乾隆年间，因人口激增，人均土地减少，朝廷才积极推广番薯、马铃薯、玉米这“源自南美洲的三大作物”，实际上，这三大作物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
唉，大明末年，各个领域都仿佛泥潭，若身在其中，就寸步难行。
谁有勇气毅力将其改革，拨乱反正？没有人……没有人啊！
所以才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来推翻这一切，重新洗牌，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