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些深受其害的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们一方面厚颜无耻地向当局申请救助，另一方面不知羞耻地领着高额的奖金。
别说美国民众看不惯，就连总统奥巴马都看不惯。
所以他必须通过这样的政策来限制这些高管中饱私囊的举动。
但是有一人例外。
这个人就是戴蒙。
在奥巴马公布税收政策后20天的2月4日，戴蒙就从摩根大通获得了一笔价值大约1700万美元的奖金。没有人对他的薪酬表示不满，民众反而称赞：他配得上拿这些钱。
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戴蒙为摩根大通创造的业绩始终受到民众的客观对待。
在2008年的时候，戴蒙被《市场观察》杂志提名为年度最佳首席执行官候选人，这是当年全美银行业唯一的入选人员。
在2009年年中，摩根大通被英国《金融时报》旗下杂志《银行家》评为全球最具实力的银行。这家杂志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推出“全球银行1000强排名”，该项排名在业内很有影响力，被称为是世界范围内全部银行综合实力的标尺。
在2010年4月前后，美国《巴伦周刊》将戴蒙评价为全球30大最佳首席执行官之一。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这30位首席执行官所领导的30家公司的股票，在3月19日之前的12月里，平均涨幅为91%。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几乎是标准普尔指数同期涨幅的两倍。
在华尔街，除了戴蒙，谁还能做到这一切？
帝王的重要职责就是要引导民众找到光明。
在赢得华尔街之后，戴蒙也赢得全美民众的心。大家希望戴蒙能够从华尔街这个池子跳出来，跳到更大的平台上去，比如担任美国下一任财政部长。
这个呼声越来越强烈。
戴蒙对此有两手准备。他曾说，如果他离开摩根大通，那么摩根大通需要一段时间调整来适应他的离去。但是如果能够为国家发挥更大作用，他对国家的关心会胜过对这个公司的关心。
也就是说，他始终有一颗时刻准备为国家服务的心。
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次贷危机让民众对华尔街怨言很多，在这个时候奥巴马要是提议由来自华尔街的人出任财政部长，对这位刚刚竞选成功的新总统来说风险有点大。
总统应该会采取保守的做法。
果然，奥巴马在2008年12月提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为财政部长。
盖特纳的胜出也在意料之中。毕竟这位哥们在次贷危机拯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戴蒙也没有失败。他的能力没有问题，只不过当时的环境逼着总统需要保守罢了。
我们不能迁怒于环境。
虽然不能入主奥巴马政府成为财政部长，但实际上戴蒙已经是华尔街上的政治家。
这一点没有人会质疑。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莫妮卡？兰利在2009年3月的一篇报道中说了一件令人值得揣摩的事情：当有金融机构高管请求奥巴马改变金融政策时，奥巴马立即让助手给戴蒙打电话。
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听一听戴蒙有什么高见。
奥巴马对戴蒙的依赖，或者戴蒙对奥巴马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戴蒙与奥巴马的私交很好。甚至要好于总统与其内阁顾问的关系。他们的私交是在几年前的芝加哥时期建立的。当时戴蒙正在芝加哥担任美国第一银行首席执行官，而奥巴马正在为竞选参议院职位而努力。两人结交后就经常通话，或者共进午餐，相互之间增进了解。
哥们的情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培养起来的。
戴蒙曾专门组织过饭局以帮助奥巴马认识更多的商界要人。作为回报，奥巴马也会将他认识的政界人士介绍给戴蒙认识。两人都愿意将自己的人脉资源贡献给对方。
没想到这种友情日后随着两人的崛起而引人瞩目。
虽然戴蒙没有成为财政部长，但在华尔街人眼里，戴蒙与总统的距离并不比财政部长离总统的距离远。他就是隐于民间的财政部长。
其实他有最忠诚的心。
未来的事情交给未来，当我们来讨论忠诚的时候，其实是对历史的总结。
总结历史总是有意义的。误解和猜疑都会在复盘中烟消云散。
在威尔的自传中，言语之中透露出对戴蒙的不满。这些不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威尔觉得戴蒙表现出极强的权力欲。也许在威尔的潜意识当中，戴蒙就应该老老实实地甘于二把手这个角色，而不是对一把手的宝座虎视眈眈。威尔不希望别人夺他的权。
第二个方面是威尔觉得戴蒙越来越不尊重他。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延续，当一个领导人觉得下属要争权的时候，就会变得极其敏感和多疑。即便是戴蒙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也会觉得戴蒙有变化。事实上在戴蒙从一开始跟随威尔的时候，他就不曾停止过与威尔的争吵。
以前威尔并不觉得有什么，而现在他却觉得戴蒙在有意冒犯他的权威。
其实是树未动，而风动了。
第三个方面是威尔觉得戴蒙在搞自己的小团体。按照威尔的话说，就是戴蒙和他的嫡系有意将某些信息对他屏蔽。这让他不能容忍。他觉得这就是戴蒙在背叛他。
是否是背叛，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件事情上进行推断。
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银行合并后，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里德和威尔成为花旗集团的联合首席执行官。按照里德的原意，随着合并交易的完成，他们两人应该同时退休，将一切交给继任者。
当时来说，戴蒙是最合适的继任者。
这一点连里德都毫无疑义。里德很欣赏戴蒙，不仅主动邀请戴蒙夫妇到家中做客，还试图创造和戴蒙一起旅行的机会。然而戴蒙却客气地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他知道威尔一旦知道他和里德走得很近，就会很生气。
他不想让威尔觉得他和里德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
由此可见戴蒙是坦荡的。这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判定：在戴蒙是否有意培养自己的小团体上，威尔可能误解了戴蒙。也许富有魅力的他只是赢得了别人死心塌地的追随而已。
如果这算作错误的话，错并不在戴蒙身上，而是在那些追随戴蒙的人身上。
威尔将这笔账记到戴蒙的头上，这对戴蒙确实不公。
我们在文中已经对如果戴蒙和里德结盟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如果戴蒙能够接受里德的示好，也许最终离开的不是戴蒙，也不是里德，很有可能是威尔。
到那个时候，威尔再骂戴蒙不够忠诚也不迟。
戴蒙其实始终有一颗最忠诚的心。这种忠诚正如他所言，不是忠诚于某个人，而是忠诚于事实和事业。但这一点不太符合威尔的期望，他希望戴蒙忠诚于他个人优先于忠诚于其他。
而这样又不符合戴蒙的原则。
两人对忠诚的期望出现了偏差，最终造成如同父子般的两人分道扬镳，几乎成为仇人。
但这就是历史。
历史已经不容重来。
这个问题已经有明确的答案。
如果让威尔重新选择接班人，肯定是戴蒙，而不是普林斯。
这是威尔亲自说的。
在2010年1月4日上午，威尔在接受采访时说：花旗集团在次贷危机中的拙劣表现只能归咎于一个问题：人事决策不当。
他不是说普林斯用错了人，而是说自己选错了人。
威尔说：我职业生涯里所作的错误决定之一就是推荐了普林斯接任我的工作。
这是非常直白的后悔话。
在威尔眼里，并不是花旗集团的结构和规模使其陷入了危机，而是银行的管理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而失误的首要责任人就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普林斯。正是因为他对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和对风险缺失有效的监督，才致使花旗集团在次贷危机中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他还说：如果花旗集团的领导人是戴蒙，情况或许就会好一些。
这应该是肯定的。戴蒙领导的摩根大通是次贷危机中损失最少的，并且借着次贷危机这股东风通过两次成功的收购使摩根大通成为华尔街的新帝国。如果让他来领导花旗集团，这一切辉煌的场景应该不是在摩根大通上演，而是应该在花旗集团上演。
但是历史不会给任何人重来的机会。
威尔曾做过挽救。根据媒体透露，早在2007年年底的时候，威尔就积极同原在花旗集团担任过职务现在在摩根大通工作的人进行接触。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这些人能够回来帮助花旗集团渡过难关。但是令他感到恼火的是，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响应。
他们在用沉默为戴蒙报仇。
这就是时光的威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总是让人不可捉摸。
摩根大通的中国版图
戴蒙在华尔街的江湖旧事已经结束。我们现在说些题外话。
这些话和摩根大通在中国的业务布局相关。
这些年摩根大通一直都没停止过在中国发展的脚步，甚至一直在努力地加速，我们可以在摩根大通的官方网站清楚地看到其在中国的历史和重要的时刻：
2002年10月，摩根大通获得外汇及人民币业务全牌照。这是个开局。
这个牌照的获得，进一步拓展了摩根大通在上海分行的资金服务和交易业务平台，使摩根大通在为在华机构提供资金相关服务时变得更为便捷。
2003年10月，摩根大通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牌照。该牌照为摩根大通开通了向其境外客户提供投资中国快速成长的证券市场的通道。
2004年6月，摩根富林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国际集团建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该公司随即推出了其在中国的第一款开放式基金：中国优势基金。
2007年7月，摩根大通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在华建立本地法人银行，即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摩根大通继而成为首家将在华总部设在北京的本地法人银行。
2007年9月，摩根大通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与中山期货组建合资公司：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第一家在华建立的中外合资期货经纪公司。此举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摩根大通的客户提供了进入中国本地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的途径。
2008年2月，摩根大通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被财政部正式任命为中国国债承销团成员，从而成为第一家获此资格的美资银行。
2009年5月和9月，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分别在广州和成都开设其在中国的第四家分行和第五家分行。
2010年4月，摩根大通(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
2010年6月，摩根大通和第一创业证券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成立一家在中国国内证券市场运营的合资证券公司。这家公司将会使摩根大通获得期盼已久的合资券商资格。
在未来，摩根大通肯定还会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
摩根大通始终在努力拓展其在中国的业务。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梳理摩根大通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原因只有一个：通过感知其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来触摸戴蒙对未来的壮志雄心。
摩根大通能够在中国布局，也一定会在其他国家布局。
戴蒙曾说，摩根大通最自豪的事情就是从来不会停止向更为宏伟的目标努力。
在他的心中，摩根大通也许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永远称霸全球。
精英人物的暖意。
写完本书最后一个字，就像是要和戴蒙告别。
依依不舍。
笔可以停下来，但思想却无法静止。戴蒙的点点滴滴始终萦绕在心头。
写作的过程就像是和戴蒙一起去旅行，或者是一次彻底的促膝畅谈，对面而坐，可以在看着他的表情的同时聆听着他的声音，在感受他的情绪的同时感悟着他独特的智慧。
这个过程充满暖意。
我希望能够将这种暖意传递给每一个想了解他的人。
事实上，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中，都有被精英人物温暖的经历。
他们对事业的深刻认知能够指引我们避开繁杂的职业丛林，他们对生活的灵性感悟能够赋予我们辨识生活形色的慧眼，不管他们是否有意，我们都已经将他们当成精神导师。
精神上有导师的人不会迷茫。
于我，我会想起姜总和孙总。
姜总总是能提纲挈领地对生活和工作轻松驾驭，她的思想光芒总是能在我困惑时帮我找到方向。孙总以积极、乐观、追求完美的做事风格和坦荡、热情的处世胸怀赢得了我的追随。
于你，你肯定会想起那些让你感动的人。他们始终在温暖着你，并成为你的榜样。
我们只有被温暖，人生才不会寒冷。
而现在，戴蒙就是氤氲在你我周围的热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