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除“潜藏危机”
关于中兴的“国有民营”，还有一件小事需要提到。最初在创办中兴半导体公司时，启动资金是由691厂担保，通过陕西国防工办借到了国防科工委的200万美元。当时，很多企业借钱都没有还（毕竟都是国家的钱嘛），但中兴却一直坚持规范操作，最先是按1：2（美元比人民币）的比价偿还，后来美元升值到1：4后，又按新的比价偿还；表面看，这只是一种商业信誉的体现，但是这种做法，也使中兴避免了一种产权上的“风险”。想一想，如果当时中兴没有坚持还钱，那么借来的200万美元，也许就会无形中演变为“股本金”。这并不是主观臆想或耸人听闻。北大方正就是一个例子，当初借了10万元创业，最后改制时所有的净资产都被当做这10万元的增值。
四通创业时从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20万元，结果也成了说不明、理不清、越改制越乱的产权。
纵向看中兴的产权变化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为第一步；
在“两权”分离基础上构建“国有＋民有＋民营”的体制和机制为第二步；
第三步通过改制上市，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股权结构优化，所有权获得增值，经营权更加规范。
这个过程在成功的国有企业中是相同或类似的，比如联想、TCL。
国企产权制度上的突破关键点有二：一、经营者完全独立拥有经营自主权；二、经营者（特别是创业者）拥有明确的股权。中兴初期用承包经营的方式获得自主经营权，后期用国有股东授权经营的方式继续保持了自主经营的原则。至于经营者拥有股权，一般有两种目的：一种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另一种是无股权反过来会威胁到经营权的独立性。中兴属于哪一种动机呢？笔者从中兴的高层和外界的报道中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是从中兴半导体公司时期股东纷争给经营决策上带来的直接影响看，中兴维先通这个集资成立的民营企业，其初衷更接近后者。
解决体制上的潜藏危机后，在新成立的中兴新，经营班子终于可以放手实现他们的通信“狂想”了。“包括侯总在内，管理层的心都很高，对公司的发展有更长远的眼光。”一名早期员工这样评价道。正是这种远见，使中兴半导体时期，经营班子总是要不断面对来自更看重短期利益的股东们的反对，尤其是当经营者的决定将既得收益用于技术研发的时候——因为这与短线投资者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在一次次对股东的说服工作中，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中，而不是把挣到的钱尽数分掉。在这个过程中，中兴从贸易时代，发展到了模拟交换机时代，接着进入数字交换机时代，从用户机市场进入电信运营商市场，逐步建立起一个大型技术企业。
一个反面的例子是，1993年，由长春邮电学院创办的深圳长虹通信公司也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销售额远远超过中兴。但是，它一赚到钱便被股东分掉了，在研发投入上严重不足，结果在通信市场的洗牌中没落了。
多赢之道
从产权改革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其他国有背景的企业，中兴的确是幸运的。这中间有个人的因素，比如侯为贵本人的政治智慧，但也不乏客观的原因，中兴远在深圳，远离其主要股东691厂，距离总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控制的欲望，所谓“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都是这个道理；另外，中兴在各个股东的业务中，最初并不占主体地位的，经济上的预期要大于政治上的预期，这也部分促使股东方放手让中兴去走自己的路；再比如，航天部对691厂行使管辖权，’是国有资产的代表方，而中兴又隶属691厂，这样的产权结构可以使中兴较少受到一个强有力的产权所有者的干涉。
现在有人把产权问题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认为是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根源。但回顾中兴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这种看法不全面：中兴之所以能够保持经营的活力，产权的解决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以侯为贵为首的主要骨干都拥有了股权，实现了所谓的“当家作主”。但是，这只是事情的表面，实际上真正的根源是他们获得了经营管理的独立自主权；如果不能解决经营自主权的问题，任何形式的管理者持股都无助于企业的经营。一些国有企业改革有个老习惯，是谁出资谁负责，结果是大家都负责经营，却是谁都没有经营责任。责任链条上的人多了，最终责任也就不了了之。
中兴经营自主权的获得，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董事长与总经理良好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在国有企业中，最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就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矛盾，结果导致各自的角色不明确或者越位，谁都不能真正对企业的经营负起责任。这种矛盾再向上延伸一层，实际上就是********的问题，而在像中兴这样实现了股份制的企业中，则又存在各个股东之间经营权的控制问题，或者大股东通过董事长控制经营。凡此种种，结果就是经营班子并没有真正实现独立自主的经营。中兴在这方面也是幸运的，无论是侯为贵之前的董事长张太峰，还是张太峰之前的曲征，他们作为国有股权的代表，都对以侯为贵为首的经营班子采取了一种完全放权的姿态，他们几乎从来就不介入经营问题，在一些人眼里他们的角色甚至显得有些弱势。但侯为贵认为自己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维护了一种相对单纯的经营环境，其中包括与董事会的关系。“正是董事长们的无为而治使中兴变得有为。”一位中兴老员工说。
笔者认为，企业自主经营权和有效监督权的设立，在国企改革中至关重要，现在它们在相当一部分企业中都是缺位的。在国企改革中找到一个让投资者、监管者、经营者和员工都共赢的解决之道，这大概是中兴“国有民营”改革的另一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