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领导关系把就是不一样，败得这样面目全非，不但不对其实行问责，还写信安慰他。这情形和当年越王杨侗对王世充差不多，但杨侗那时候是朝中无将可用，而此时的唐朝兵多将广，更何况裴寂根本就算不上是“将”。同样是战败，一年前，在对西秦薛举的高墌之战中，大将刘文静一回到长安即被罢官免职。可见，李渊太偏爱裴寂了，真有点“乾隆爱和珅”的意味，失去了应有的原则。他让这个败军之将“镇抚河东”纯粹是拿矮个泥鳅当高个黄鳝使。当然，这是好听的说法，如果用通俗的说法，就是“捉鬼当人用”。这只鬼泥鳅不仅没对河东起到“镇抚”的作用，反而胡乱指挥，出了许多馊点子，把本来就乱成一团的河东弄成了一团糟。
裴寂度索原大败以后，唐朝关中主力基本告罄，已经没有再次增援太原的能力。宋金刚在击溃裴寂后立即率定杨军顺介休北上，与自己的大舅哥刘武周在太原城下胜利会师，再次对太原发起总攻。
李元吉本来眼巴巴地等着裴寂来给自己解套呢，然而，他眼中的救星却在半路上被别人给“下套”了。面对定杨军的重重包围，李元吉心里已拿定了主意。九月十六日夜，他一脸英雄之色地对自己手下的将领刘德威说：“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
望着领导大义凛然的样子，这个和香港天王刘德华的名字只差一个字的刘德威感动得恨不得让皇子给签个名。可这个小忽悠并不是出城打仗的，而是出城逃跑的。当天夜里，他以出城战斗的名义，带着精锐士卒和自己的妻妾马不停蹄地逃回长安找爸爸去了。
李元吉还真应了一句民间俗语：走了狗屎运。他刚离城不久，刘武周就挥军来到太原城下。皇帝的儿子都跑了，谁还愿意卖力守城？刘武周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大唐的发祥地。
太原失陷后，李渊大发雷霆，他对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幼小，未习时事”，所以才派窦诞和宇文歆辅佐他。而这两人却抛弃“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基”的太原城，实在是不可饶恕。他将满腔怒气全部撒到了宇文歆身上，认为他是陷城的罪魁祸首，表示要将宇文歆斩首。
李渊同志虽然脑子没有进水，但他的表现却将人类自私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失城之责明明在他的儿子身上，他却亲疏有别，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这个黑锅盖到宇文歆头上。幸亏李纲是个极富正义感的贤臣，不然，宇文歆就被李渊当做替死鬼给咔嚓掉了。
这个李纲就是早年那个被由西域胡商“串岗”为造反山大王的何潘仁强迫聘任为长史的那个才子，李渊因爱其才，太原起兵后不久就将他从地方直调中央。李纲并没有因为皇帝的暴怒就去附和他的观点，反而针锋相对用自己的观点否定了李渊的观点。他大胆指出“今日之败，诞之罪也”。认为最应该承担责任的应当是驸马爷窦诞。因为对于四皇子的骄奢放纵，具有姐夫和辅臣双重身份的窦诞不但不对其进行规谏，反而为他掩饰，致使纰漏越变越大。而宇文歆在劝谏无效的情况下，早就将这些情况上奏了朝延。他对宇文歆的定性和李渊的认为恰恰相反，是一个感情色彩浓厚的祈使句：宇文歆“乃忠臣也，岂可杀哉”！
读史使人感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太多个性秉直的诤臣，他们不畏强权，不惧献身，在真理和正义面前，坚持原则，不谄媚附势，不权云亦云，他们是浩瀚史册中熠熠闪动的亮色钻石，金贵无比。然而比照现今，即使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大汉先民可贵的刚正遗风似乎正渐行渐远，多半情况下，我们只能遥望历史的背影了。
李纲的反对意见很快有了效果。第二天，李渊就主动召见李纲，态度诚恳地对他表示感谢，说，因为有你，才使我没有滥施刑罚。
对于太原失守事件，李渊也对他的观点予以部分认同，说“元吉自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至于李纲的“罪在窦诞”一说，李渊持保留意见。对于窦诞不制止儿子的作恶行为，他为女婿开脱的理由是：“歆既曾以表闻，诞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
皆非其罪，皆非其罪！三个人，你我他，都没错。要错就是刘武周、宋金刚错了，他们不该大老远跑来攻打太原。既然案件牵涉到高层，那就各打五十大板，负负得正，相互抵消吧。在那个君主高于宪法、我是皇帝我做主的时代，李渊能做到这样已经算是一个明主了。
拿下太原后，突厥的代理人定杨可汗、解事天子刘武周面临的形势一片大好，他充分感受到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李渊斗，其乐无穷”的美妙。太原是个大城市，车如流水马如龙，比刘武周一直定都的马邑繁华不止三两点。于是，他以战胜国的姿态将都城迁到了太原。
一切安顿妥当之后，刘武周继续自己的“股本扩张”计划，又派宋金刚率领全部主力南下，进攻晋州，并很快占领晋州城，接着挥军一路向南进军，进逼绛州（今山西新绛），同时由绛州平行东推，兵锋直指龙门（今山西河津）。
龙门是连接黄河东西两岸的重要渡口，绛州是护卫渡口的屏障。如果这两座城池失守，就相当于给刘武周发了一张自由往来长安的通行证，定杨军可以以此为跳板，进退自如地杀向唐朝的都城长安。与此同时，宋金刚还分兵出击，攻打绛州东侧的翼城和绛县。此时，整个山西已基本处于定杨军的控制之下，唐军被压制到靠近黄河的山西东南一隅苦苦支撑。
这时候，“裴跑跑”裴寂在哪里呢？他又在干些什么呢？
叫裴寂带兵打仗，纯粹是赶鸭子上树。鸭子知道自己不会上树，但裴寂却不知道自己不会打仗，他把自己假想为很会打仗。《资治通鉴》鉴定裴寂“无将帅之略”是完全中肯的。二十年前，有部电影叫《战争，让女人走开》，而根据裴寂的战斗历程以及他在河东干的那些不叫事儿的事，完全可以翻版出一个“套牌”影名：《战争，让裴寂走开》。
宋金刚一路进攻，裴寂一路闪避。当时的裴寂被势不可挡的定杨军逼到虞州（今山西运城）和泰州（今山西万荣）的角落里，这是山西的最南端，已经退无可退，再往下就是河南了。
面对强敌，裴寂的战争口诀就是一个字：躲。不但自己躲，还要求人民群众也躲。他的战术思路是坚壁清野，和当年杨广对付造反者的手段一样，强迫民众集中迁移到城邑坞堡内，让所有的村寨都唱“空村计”，使定杨军什么补给也得不到。而且，裴寂干的比杨广更绝，更不得人心，因为形势紧急，他除了用强制手段迫使当地土著马上离村离庄外，还将他们所有一时带不走的粮食资财全部焚毁。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等于让大家净身出户，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
也是啊，你们两军打仗，凭什么让毫无关联的第三方——老百姓砸锅焚米为唐军买单呢？官逼民反，这一蠢策并没有取得正面效果，反而使民众“惊扰愁怨，皆思为盗”。在这种百姓人人自危，担心自己一夜变成穷光蛋的情况下，造反就有了市场。夏县的吕崇茂揭竿而起，聚众杀死县令，占据县城，自称魏王。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吕崇茂主动向刘武周示好，接受定杨军的领导。
那时的夏县今天依然叫夏县，隶属于现在的山西省运城市，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老城，之所以叫夏县是因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曾在此建都。这座县城位于当时裴寂所在泰州的东南方向，虽然很小，但它成为唐军大后方呼应刘武周的智能棋子后，就必须要尽快“马日象田”地将其将死，以绝后患。于是裴寂率军自往讨伐，结果再一次充分证明了“裴跑跑”的军事无能，这个拥有正规军的丞相级别的国家大员竟被一个小县城的乡间土豪打得落花流水。
见裴寂搞不定吕崇茂，李渊后来又下诏，命令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四人领兵攻击夏县。为了拔掉这颗肉中钉，唐朝派出了以一个郡王带队的豪华阵容出战，吕崇茂的面子可真够大的。不过，令李渊没想到的是，他妈妈的弟弟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表弟——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在此之前就已经生出谋反之心，正当他决定要反水响应刘武周时，吕崇茂的造反打乱了他的节奏，他只得暂时将造反计划搁置起来，以待后发（具体事件下文详述）。派这一个已生出反心的野心家去镇压那一个野心已露的造反者，在当年的皇帝表弟杨广和将军表哥李渊之间也曾发生过，这一次在皇帝表哥李渊和尚书表弟独孤怀恩之间再次重演。此类“双表事件”再次印证了本人在本书第一部推出的“历史是台复印机”的观点是经得起历史实践考验的。看来在中国古代，表哥表弟有点表里不一，喜欢做表面工作，和表哥表妹动不动就生死相许、海枯石烂的感人故事相比，实在是天差地别，难道真的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甭管表哥表妹是不是相吸，反正吕崇茂确实是吸引来了一帮同性的大老爷们，这帮爷们可不是来和他海枯石烂的，而是想让他“命枯尸烂”的。永安王李孝基率领唐军星夜兼程赶到夏县，将县城团团围住，猛烈攻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