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在位六十一年）、八岁就成为皇帝的康熙，一生也就生养了五十多个子女，这个“全员劳动‘生产率’”和李渊相比，差得太远了。来个无厘头的假设：要是李渊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当皇帝，那他一生会生出多少个子女呢？具体数字不好假设，但比照他晚年的生育速度，轻松过百应该没有悬念。若此假设成立，那他就是中国所有皇帝中唯一一个子女超百的人。
李渊虽然生了那么多儿子，但除了嫡子，其他的多是平庸之辈，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只有最小的儿子滕王李元婴因为建造了著名的滕王阁而广为世人所知。
李渊准备起兵时，太原城当时物资、武器储备丰富，兵员充足，具备了造反的一切必要条件。但有一个问题是李渊最担心的——太原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刘武周已经占据了太原以北的地区，而且他还得到突厥的支持。李渊担心自己打出关中以后，后方老巢被刘武周乘虚而入。而太原一旦丢失，自己便成了无家可归的“无房户”了。所以，当前的第一要务是怎样使自己出兵以后免于遭到腹背受敌之忧。
他想到了刘武周的后台老板——突厥。只要搞定了突厥，只要突厥不点头，刘武周就不敢南下侵扰太原。而且，李渊也想从突厥那里搞些战马过来以充军用。于是，李渊决定向突厥示好。他给突厥可汗始毕写了一封信，信里表达了三点意思。
第一点是说他“欲大举义兵”，迎接远在南方的杨广重新回归长安朝廷，然后像杨坚在世的开皇年间一样，重新与突厥和亲。
第二点是说如果始毕可汗愿意派兵和他一起打到南方去的话，他很高兴，但希望突厥士兵在南进时不要侵犯隋朝百姓。
第三点最关键。他说如果可汗嫌路远不愿意一起南下也可以，自己将会把缴获的战利品全部送给可汗阁下。这一点李渊说得特别干脆：“征发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李渊知道突厥不可能劳师动众和自己到南方去，他之所以这样邀请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真诚，以博得始毕的好感。因为当时，李渊没有回旋的退路，要想起兵就必须争取突厥的支持。
写这封信的时候，李渊是一副装孙子的“卑辞”语气，用的是下级给上级领导的口气。在信封的落款上也费了心思，用的是“李渊启”，而没有采用他下属建议的“李渊书”。在汉字语境中，“启”和“书”的含义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启”有以下对上的意思，而“书”仅指平等关系。李渊因有求于突厥，不得已自降身价，应该说是一种必要的斗争手段和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后世很多人凭此认为，李渊此举是对突厥“主动称臣”，我以为这有点儿言过其实了。
在汉字中，“下之达上”有六种不同级别，按照从高到低的规格分别是：表、状、笺、启、辞、牒。最高级别的“表”是上给皇帝的，像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西晋李密，非瓦岗寨李密）的《陈情表》即是此意。而李渊用的“启”字属于第四种，离君臣级别相差得很远，所以说“称臣突厥”一说太过牵强。
始毕可汗接到信后当然高兴，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太美好了，好像突然之间掉进了蜜罐里。以前他经常送钱送物给中原皇帝杨广，杨广还老欺负他，他还憋着不敢发火，怕杨皇帝揍他。现在才过去几年，情况颠倒过来了。中原人一个个排着队上门求他，给他送财送宝送美女。
高兴之余，始毕给李渊回了封信。信中他首先把杨广大臭特臭了一顿，说他上次在雁门被自己打得跟小瘪三似的，杨广见“我辈攻之，竟不敢出”。然后他对李渊表明了自己的两点想法：一点是坚决不同意从南方迎回杨广。（李渊本来就是忽悠他的，迎杨广回来不是找死吗？）说杨广要是回来了，不但要杀你，而且也肯定会派兵攻打我。另一点是希望李渊“自为天子”，如果这样的话，他将“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
对于始毕的第一点，双方观点一致。而对于第二点，两人则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突厥一把手支持李渊自己做天子，这是天大的好事，李渊没有理由不答应啊。
不答应的理由太有了。其实这个分歧是两个政治集团在进行一场政治利益的博弈。始毕劝李渊称帝，台面上看是好意，台底下名堂多着呢。他是希望李渊和刘武周、梁师都、李子河一样，成为突厥领导下的天子，他自己做“皇上皇”。做中原皇帝的“父皇”，可比方便面有面子多了。
当然，始毕在信里并没有明说这件事，但有些事情双方心知肚明，答应称帝就是加盟突厥，这是“潜规则”。到时候，突厥半软半硬派人送来一面狼头大纛，你接还是不接？接了，你从此便“卖身”于他；不接，那可是重大外交问题，弄不好始毕一生气，说你玩弄他纯真的感情，在背后捅你太原两马刀，那李渊可就一切玩儿完了。这时候，如果突厥要抄李渊的太原后路，李渊起兵根本无从谈起，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李渊绝对不能得罪突厥。
太原城里，李渊手下将佐得知突厥可汗要李渊自称天子的消息后，都非常高兴，纷纷劝他“从突厥之言”，称帝建元。这种“皇帝不急太监急”也属正常，李渊要是成了皇帝，拥有了天下，那他们这些跟着造反的人不也都成了新朝的VIP人物了吗？但李渊就是李渊，自有常人不能比的地方。他认为目前不能称帝，否则会目标太大，成为众矢之的，要求大家想出一个更为妥帖的办法。
最后，在裴寂等人的建议下，李渊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即尊杨广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
李渊不是武林高手，但这招儿出手很绝。把杨广由现任皇帝搞为“退居二线”，遂了始毕可汗的意。另立的皇帝还姓杨，借此向世人表明，天下还是杨家的，我李渊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是为了匡扶朝纲，为了结束暴政乱政，让全国人民过上小康新生活，并没有非分之想。乍一听，还真显得有理、有利、有节，但谁都知道李渊的司马昭之心，连李渊自己都觉得“此可谓‘掩耳盗钟’”。但不管怎么说，盗钟总比赤裸裸地抢钟更容易让人接受些。
总调子定下以后，李渊命人将檄文传发到各郡县，要求各郡县接受太原郡的领导，加入自己的太原兵团。同时要求郡县改换旗帜。在旗帜颜色的问题上，李渊同样动了一番脑筋，当时隋朝旗帜是红色的，而突厥的旗帜为白色。隋朝皇帝都已经换岗了，旗帜再用红色不大合适。但白旗更不能举，容易被误解为突厥的臣属。权衡再三，李渊决定采用“模糊程序”，重新创造了一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杂用绛白”旗帜，就是一半儿红一半儿白。李渊果然是个天生的表演艺术家，连旗帜都“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哪一方看着都觉得这旗有自己的“血统”，这也是一种“颜色革命”吧。
为了进一步拉拢突厥，李渊派人出使突厥进行斡旋沟通，请求突厥支持一些马匹并派遣军队和自己一同出战。与此同时，他自称大将军，建立大将军府，开始“天‘子’散花”，给手下加官封爵：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为铠曹（掌管铠甲），女婿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两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分别封为陇西公和敦煌公。同时将军队分为三路，士兵统称为“义士”。在统领军队的问题上，两个儿子权力相当，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小儿子李元吉则主持太原的军政工作。
李渊的三个儿子在起兵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在那个崇尚多子多福的时代，李渊的儿子确实给他带来了很多幸福。三个儿子像三驾马车，都派上了大用场，一个看家主内，两个带兵主外。对一个造反者来说，把家和枪杆子交给自己的亲骨肉是最令主帅高枕无忧的事情，永远不用担心他们以造反的名义反过来造自己的反。这方面，最有希望问鼎皇帝宝座的李密感受最深。他就是缺乏可以无限信任的将佐，不敢远攻长安，而在自己兵败受挫后也没有可以投靠的信任将领，到最后不得不钻进李渊的网里，自己把自己捆住了。
铁的事实证明，在造反之前先多造出几个儿子很必要也很重要啊！
突厥始毕可汗很给李渊面子，他派柱国康鞘利等人押送着一千匹马来到太原，并答应发兵随李渊入关，在发兵的人数问题上，始毕特别豪爽地甩出一张“空白支票”，说人数的多少随李渊定，李渊填多少，他就发多少。
对突厥带来的一千匹马，李渊好中选优，只买了其中的五百匹。他的部下以为李渊舍不得花钱，便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私房钱买下另外五百匹。
李渊真的像一个象棋高手，他的棋子走出一步，后面的好几步都已经想好了。他知道，胡人的马匹和羊一样多，如果这次财大气粗地全部买下，以后他们会将更多的马匹源源不断地送来，那时候财政就吃不消了。所以，他故意只买一半儿，有意识地向突厥表示自己荷包不鼓，很想全买但又买不起。这种善于拒绝、巧于拒绝的高超的外交手法比他的子孙们强了不知多少倍。一百多年后的唐代宗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回纥也向唐朝“岁求和市”，一匹马换四丈绢，每年回纥都赶来好几万匹马，使得唐朝朝廷苦不堪言。
在康鞘利北返时，李渊命令刘文静随其一起赴突厥请求对方发兵南下。其实这也只是李渊玩儿的一个把戏而已。他内心根本就不希望胡骑进入中原，一方面是因为胡人野蛮暴烈，喜欢侵扰百姓。另一方面他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假如出兵顺利，到时候突厥占据城池不走可就麻烦大了。之所以装着急不可耐的样子请突厥出兵，是因为怕刘武周勾结突厥找自己后院儿的麻烦。也就是借此向刘武周传达出一个信息：我是和突厥共同合作开发中原的，你可别动我的太原奶酪！这种行为和一个成语很相吻合：狐假虎威。
既然是虚张声势地拉大旗扯虎皮，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当然是越少越好了。所以，李渊私下里悄悄告诉刘文静说：“千万不能要多，几百人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