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薄率众占据长白山之后，全国各地的民众迅速跟进，一时间造反者遍地开花，特别是山东地区尤甚。隋朝末期，山东是造反的源头，这一地区人民造反积极性最高，声势最为浩大。在隋末总共的一百三十六次起义中，山东占了三十多起，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起义，除王薄领导的起义外，还有张金称、刘霸道、窦建德、刘黑闼、郝孝德、孙宣雅、孙安祖、孟海公等领导的义军。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山东人民喜欢造反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业余爱好，而是没心没肺的杨广欺山东太甚了。杨广对山东总是特别“关照”，营建东都洛阳，开挖大运河，杨广下诏征调了大量的山东民工进行无偿劳动，饿死、累死、病死的民众不计其数。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山东发生罕见的水灾，洪水淹没了大部分郡县。第二年，走了洪水又来了干旱，全境疫病流行，家家缺衣少食，路上饿殍遍地。
面对满目疮痍，杨广不但不闻不问，反而变本加厉，将山东作为征伐高丽的桥头堡和人力、物力供应基地，在这里增置军府，征兵、养马、造船、运粮。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一切和打仗有关的东西都和山东有关。攻打高丽需要战船，杨广命令在东莱海边日夜不停地赶造船只。工匠由于长时间站在水中工作，许多人腰部以下溃烂生蛆。一个大活人，身上竟然蛆虫翻滚，这是多么残酷和可怕的景象！可是，如果能保住性命的话，即使是那些身体生蛆的人也高呼幸运，因为三百艘战船造完后，生还者只有二分之一。相对于生命的完整，蛆虫在躯体上咬点儿肉喝点儿血，那种不屑真的就跟蛆虫的个头儿一样，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在那个只有死亡不死、君王良心阉割的年代，即便今天不死，这次不死，谁能保证明天和下次，腰上生蛆的“幸运大奖”还会落到你的身上吗？
看完了以上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山东是隋朝的“造反之母”了。
山东之所以比其他地方“倒霉”，是因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便利的海上交通。它上连河北、中连河南、直达涿郡，对进攻东端的高丽来说，这里是最好的战略物资中转站，离前线不远不近，具有弹性很大的战略纵深，而且濒临渤海，水师可从渤海湾直接起航，直扑平壤。
种瓜不一定得瓜，因为有可能瓜还是苗儿的时候就夭折了；种豆不一定得豆，因为有可能瘪塌的豆荚里空空如也。但种下一粒罪恶，收获到的一定是十倍、百倍的反罪恶。杨广就是一个长期播种罪恶的顶级恶霸。他在山东种下了太多的令人发指的罪恶，不得不反的山东人最终点燃了起义的烈火，并将火势吹向全国。
公元613年以前，民众反抗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等地区。但自这年六月杨玄感率军反隋后，造反风潮迅速扩大到江南、岭南、关中、淮南等地，完成了由点到面的重要转变。
杨玄感造反虽然没有成功，但因其身份、地位的极度特殊，对普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一点《资治通鉴》也有记载。杨广在辽东前线听说杨玄感造反后，震动不小。他担心杨玄感会形成气候，急召亲信大臣苏威商议办法，明白人苏威斩钉截铁地说：“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成乱阶耳。”那意思是说，杨玄感为人粗疏，不必为他谋反而担忧，但是，如果其他重量级人物都纷纷效仿他发难，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可见，杨玄感造反的结果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玄感之后，民众造反更是如雨后春笋，齐刷刷往外冒。大家都是一个心理：尚书贵族都反得，我反不得？这和中国“造反之父”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一脉相承。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造反军天不怕，地不怕，不管谁的奶酪都敢动。
公元614年，杨广三征高丽回军时，志得意满地从涿郡赶往洛阳，在经过邯郸时，竟然遭到了杨公卿农民军的袭击，抢去了杨广四十多匹心爱的御马！这太不可思议了，八千个农民军居然就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御驾亲征的大军玩儿打砸抢，这也太拿皇帝不当干部了。
只要锄头舞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倒？当造反军已经牛到敢和国家总舵主面对面掰手腕时，这个国家绝对是已经病入膏肓，寿终正寝只是早晚的事儿了。史籍形容隋末农民造反形势时常用到两个词组：群贼蜂起、多如猬毛。
这两个词用得很有意味，里面藏着两种动物：蜂和刺猬。两者体型都很袖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身上带刺。
对杨广来说，造反者就是一个个刺儿头，在他不以为意的时候，一次次刺得他遍体鳞伤，如鲠在喉。
公元615年，河北、山西一带的民变已经呈炸锅状态，到处是沸水流淌，造反者跟田径比赛似的，你追我赶，此起彼伏。河北上谷（今河北易县）的魏刀儿、王须拔以及在龙门（今山西河津）起事的毋端儿的造反军团都超过了十万人，声势很大。
看着北方满地撒欢儿的造反者，杨广已做不到像以前一样目中无贼了，他倒不是担心造反者会对他的政权构成威胁，而是怕这些人影响他旅游的雅兴。因为他已经决定在这年八月再次北上边境地区旅行，所以必须尽快派一个得力大员去那里稳定局势。
李渊自上次装病成功后一直在弘化郡低调低调再低调，夹着尾巴为官做人，生怕皇帝表弟找自己的麻烦。杨广很快就打消了对他的怀疑，又将他召回宫廷继续担任原职卫尉少卿。公元615年，杨广终于被造反的农民军逼得坐不住了，他想找一个靠得住的将领去北方“剿匪”。可是，一扳指头才发现，身边能独当一面的狠人屈指可数。李浑、董纯和鱼俱罗被自己斩了，吐万绪气死了，杨义臣、樊子盖、张须陀等一帮心狠手辣的角色都在各地一线充当扑灭造反之火的消防队员呢。
“打虎亲兄弟”。想来想去，杨广觉得表哥李渊是合适人选。李渊在地方、中央都干过，熟悉大隋国情，带过兵、扛过枪、射过孔雀、运过粮，最关键的是他妈和自己妈是亲姐妹。身为皇帝的杨广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他怀疑你的时候，血亲的危险指数最高，但他需要你的时候，又会大打亲情牌。他和李渊进行了一次提拔前的组织谈话，说了一通诸如“我很看好你的哟”之类的激励言辞后，任命李渊为河东、山西抚慰大使，立刻北上“缉捕群盗”。杨广的算盘小九九拨得噼里啪啦响，他希望李渊为他荡平那些总在他卧榻之旁舞刀弄枪的一班如狼似虎的造反军。可是，他没想到，自己放走的才是一只真正的老虎。两年后，这只一直匍匐瞌睡的猛虎在他还健在的时候就张口咬掉了他的政治权玺，拥立自己儿子的儿子为帝，让孙子跳级接了爷爷的班。
李渊这次担任的抚慰大使是个实权职务，军政大权一肩挑。他不但可以调动征发河东地区的所有军队，而且对这一地区的官员有任命、罢黜的权力，拥有了这两项权力，在山西地区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哥了。
别看李渊脸长得像个老太婆，但人不可貌相，用兵打仗、沙场厮杀绝对是行家里手。他赴任不久就在龙门和毋端儿领导的农民军进行了一场激战。龙门位于现在的山西省河津市，“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隋唐时期，这一地区的农民起义的头领名叫毋端儿，他在这一带攻掠郡县，影响广泛，聚集起了十几万人的队伍。
这年四月，李渊率领部分军队临时驻扎在龙门城，毋端儿听说后，想给这个政府军代表一个下马威，再顺便抢点儿可用的家当，于是带了好几千人马向龙门逼近。李渊得到情况后，不慌不忙地带了十几个骑兵出城迎敌。这事儿听起来跟故事里的事儿似的，人家几千人，你十几人，怎么打呀？又不是去玩儿行为艺术。可这确是历史事实，《旧唐书》里白纸黑字记得清清楚楚。从这次战斗可以看出，李渊是个胆大心细、智谋出众的文武全才，看来其最终登基为帝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必然性的。
当李渊的十几骑人马出现在毋端儿的面前时，那些农民军面面相觑。他们既惊奇又迷惑，不明白这十几个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一个劲儿地想，这些人到底是来塞牙缝的还是做诱饵的人肉包子？就在他们还在惊疑不定、猜谜的时候，神箭手李渊和他的手下“嗖嗖”放起箭来，“所射七十发，皆应弦而倒”。乖乖隆里个隆，七十发子弹结果了七十个敌人，这命中率，那是相当地可怕。这些游击队哪见过这等凶猛的阵势，吓得掉头就跑。李渊指挥城内兵马乘胜追击。这一仗，李渊俘虏了好几千人，毋端儿变成了“一锅端”。对那些俘虏来的农民军，李渊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对他们进行安抚收编。
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渊带领军队在汾晋地区到处打击造反的农民军，可谓哪里有造反，哪里就有李渊，而且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使得这一带造反的队伍急剧减少。李渊果然不愧为“千牛”出身，是把名副其实的“老李飞刀”，刀一出鞘就一鸣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