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货便宜？因为中国人多，而且吃苦耐劳。那么多同胞加班加点干活，就为挣一份辛苦钱养家糊口。好多外国人受不了这份苦，也不打算受这份苦，他们看不上中国人的“血汗工厂”。中国人靠辛勤汗水奔小康，人家却对“凭力气挣饭吃”说三道四、借题发挥。每每想到此处，我心里总难免酸涩。埋头苦干、拼命硬干错了吗？这不是我们引以为荣的民族传统吗？古老的民族精神难道不能托起一个引领风骚的当代中国？
能！
有一个老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能够成为世界的典范。
拍中国人马屁的老外？
这人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他叫佩塞施基安，德国籍伊朗心理学家，一个走南闯北的老知识分子。这位年逾古稀的老爷子著书20多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40个心理治疗中心。佩氏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一个生活质量模型，他认为，生活质量由四个方面决定：
躯体/感觉——自我感觉如何？
成就——工作、事业如何？
交往——人际关系怎么样？
幻想/未来——超越现实的精神世界。
根据佩氏理论，任意一个领域的片面发展或者不健全都可能产生冲突。他认为，人应该把自己的精力尽量平均分配到四个领域中。打个比方，一位快马加鞭（成就）奔向目标（幻想）的骑手，在保养好坐骑（身体）的同时，还要预备着被马掀翻时有人再扶他上马（交往）。
从1986年开始，佩氏10次来华讲学，7本著作被译成中文。他不但在大学教室里讲心理学，而且走进中国家庭传播佩氏理论。我就是在一次家庭聚会上遇到了这位精力充沛的老爷子。当时，他一边放幻灯片一边告诉大家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在场的人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跟着他听了几次比较正式的讲座。我发现，他每次讲课都不忘夸奖中国人几句，而这溢美之词的基调就是他的生活质量模型。佩氏认为中国人在生活质量模型所涉及的四方面均表现出色：
躯体/感觉——注重美食却身材苗条，没有美国人的肥胖；
成就——勤劳工作——“中国制造”遍布全球；
交往——人际关系和谐——良好的家庭观念、尊老爱幼、尊师重教；
幻想/未来——底蕴深厚，开放性和包容性并举的文化传统提供了充实的精神世界。因此，佩氏得出结论：中国人平衡、和谐的生活方式可以为世界树立榜样。佩氏的说法让我扬扬得意。一高兴我写了篇文章《跨文化视角中的和谐人生》。没想到，同事和朋友甩来鄙夷和质问：俗套！这种让国人扬扬自得的话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确，描绘洋人对国人的夸奖是宣传稿的基本套路，“靠红线”的痕迹太重。翻翻这几年的报刊，一方面“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穿上斗大的黑体字外衣轮番上阵、闪亮登场，另一方面知识界精英疾呼国人不要沉湎于中国崛起的讨论而不知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何处。一边要激发民族自豪，奋勇前进；一边在警告民族自恋，山外有山。
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在飞速发展的轨道上狂奔，而她的人民却对终点提出了疑惑。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回归自我，还是迷失自我？这些年来，中国成为世界热点。蜂拥而至跑马占地的不光是拥有天文数字资产的各国财阀，川流不息粉墨登场的还有门类繁多层出不穷的学术流派。佩氏恰恰是国内掀起心理咨询热潮中登陆中国的外国学者之一。难道他是为了推销自己的学说拍中国人的马屁？我泱泱大国在吸引外资、输出“中国制造”的同时就不能对外输出精神财富？佩氏接受采访时的诚恳和我对老祖宗精神遗产的崇敬不断地搅动着我的大脑、翻腾着我的内心——中国人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自己？中国人究竟可否影响世界？我把朋友、同事和自己的疑问通通塞进电子邮件抛向德国，静候佩氏的回应。
这里要交代一下，佩氏信仰巴哈伊教，在伊朗长大。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巴哈伊教自从创建那天起就受到历任政府的镇压和驱逐。和许多巴哈伊教徒一样，佩氏选择了移民。1968年，他在德国完成了高等教育后，创立了积极心理治疗法。佩氏具有东西方文化背景，对宗教冲突、战争和东西方之间的误解感触颇深。他的学说以跨文化为特色，追求世界多样性的统一。佩氏认为自己的理论适用于全人类，领会佩氏理论的人不仅知道自己如何处世，而且还能逐步影响自己的家庭、社区、国家乃至世界。这和中国传统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身处世之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佩氏回信说：“全球化把人类领进了一个开放的社会，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世界观、种族、成就和生活方式的人群互相来往。中国有自己的儒、道、佛，中国人不但开放而且对异族没有偏见，因此可以在交流的基础上向他人输出丰厚的人生哲学传统。这样一个相互沟通的过程意味着中国人具备在四方面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躯体、成就、交往、幻想。”佩氏的积极心理学注重寻找和挖掘人的潜力，把潜力看成一种能力。他的意思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具备成为世界典范的潜力。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美好的发展前景。至于现实嘛，“没有直达幸福的电梯，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争论
佩氏把目光投向未来，而我更关心现在。他的答案让我意犹未尽，于是我找到了我的忘年交，花甲之年的瑞士心理学家葛安倪和葛碧建夫妇。从1996年开始，他们在中国各地做心理学培训。这些年来，两位老人在北京和珠海都安了家，在中国打发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超过了安居瑞士的时日。这对夫妇还是佩氏的朋友，他们颁发的结业证书就是佩氏主持的德国威斯巴登心理治疗研究院签发的。
我们约在一家波斯饭馆见面。葛碧建也是伊朗后裔，信仰巴哈伊教，移民欧洲后接受了高等教育，和佩氏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在餐桌上，我问葛碧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世界的榜样？葛碧建笑着对我说：佩氏虽然来了中国10趟，但没长时间待过。他和很多外国人一样把中国理想化了。我们待了这些年，觉得如果用佩氏的生活质量模型衡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十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过分注重成就，忽略了其他方面。葛氏夫妇这些年来一边在中国讲课，一边积累了不少案例，其中不少是婚姻失败和小孩与父母严重对抗的例子。他们认为中国人在情感关系和子女教育上问题严重。葛安倪则在一旁解释说，其实“二战”后的欧洲也有类似经历，这是摆脱贫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是啊，从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昨天，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今天，也就30年。我们尝到了经济迅猛发展的甜头，也经历了随之而来的矛盾。贫富差距之大犯不着跑去农村考察，繁华都市的犄角旮旯可见一斑。这几年全世界中文热，北京的五道口、清华东路一带成为海外学子会聚之地，国际性和现代化的朝气扑面而来。中、日、韩、意等多国风味餐厅林立街头，各式标新立异的时尚咖啡馆、酒吧和健身中心让你目不暇接，不同肤色、语言、服饰的青年人穿梭于各新建公寓楼之间。可是离这片繁华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便是年久失修的平房和垃圾遍地的土路，这里居住着打造和支撑繁华的劳动者。这鲜明的对比或多或少地说明了现实、廉价劳动力和勤劳吃苦的美德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列车高速前进的巨大动力。这时候为了行驶得平稳、舒适些让车速降下来，就是调度员明白这个道理，列车长、列车员和乘客恐怕也跳不出庐山。所以，葛氏夫妇所说，中国人过分注重工作成就而忽视了生活质量的其他方面，着实是现实所迫、生计所系。
其实，葛氏夫妇和佩氏的观点并不矛盾，而且有些相互补充的意思。过分注重成就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中国人目前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生活方式的优势尚未显现出来，因而无从谈起世界典范的问题。在与葛氏夫妇几年的交往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他们喜欢这里的热闹和东方人的智慧。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他们愿意和聪明人待在一起享受几千年的文化底蕴。至于为什么中国人生活质量不尽如人意，他们把原因归结为——变化。
在葛氏夫妇看来，中国1年相当于瑞士10年。葛碧建曾经开玩笑说，如果为新中国打江山的老一辈领导人再生，他们一定会在接踵而来的变化面前突发心脏病，立刻回到另一个世界。葛安倪则较为严肃地和我讨论过相同话题。她认为西方崇尚物质生活的现代价值观汹涌而来，冲击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如此迅速和突然的变革令一个民族不能及时消化，并在国人的头脑中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于是乎种种心理纠结和社会问题突兀。欧洲花了几个世纪走向现代化，这个过程总体来说是逐步进行的，其间贯穿的革命和暴力可以算是现代化的代价。而中国走进现代化好像只用了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工夫，没有序曲而直奔华彩。但是代价同样要付出，以佩氏的生活质量模型来衡量，中国人忽视了精神和人际关系领域，感情生活不稳定和子女教育失误是生活质量失衡的体现。
我们忘却的，也许最珍贵
我并非完全赞同葛氏夫妇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闷头苦干、朝五晚九、忙忙碌碌、蹦迪泡吧的改革开放一代不妨安静下来想一想，传统的根在平常生活中还有多少生长空间？舶来之物是否太多地改变了我们的言谈举止？这样的例子信手拈来，比如每年的重阳节和万圣节相继到来，新生代中登山的恐怕没有装神弄鬼的多。再说语言，十几年前的译制片中，外国人说的是地道的中国话。那个年代，翻译们为了信、达、雅，一部片子能推敲上半年。可是，现在的译制片已经不说中国话了，翻译的工作是用外国语法组装中国词。这还不算，这种生硬、时髦的翻译体已经悄然成为都市白领的口头禅：“你真的这么认为？”“为什么不呢？”“哇，这个产品有什么新的功能？”当我们探讨中国生活方式可否成为世界典范时，外来的强势文化已经渗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我们的生活方式能成为世界典范，谁能保证它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式生活方式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或许能帮助我们思考。
国王外出打猎迷路，夜晚在一农民家过夜。淳朴的农民热情好客，但并不知招待的是国王。国王回宫后把他提拔为宰相，宰相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大臣们嫉妒了，他们看不起这个农民，于是向国王进谗言：宰相每天早上都要去一间屋子里待好一阵子，肯定是密谋造反。一天清早，国王悄悄跟着宰相进了那间屋子，可是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国王问，你每天来这里做什么？宰相答，我每天都要提醒自己从何而来以感激国王的恩惠，更好地为国家效力。
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经济腾飞是一件突然的事，随之而来的关注和称赞既有利益所趋的成分也有理想化的偏颇。当世界瞩目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是否也应该从不同角度审视自己？至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否可以成为世界的典范，按照佩氏的说法，潜力也是能力，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但是，向外输出文化思想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国力不足时奢谈引领世界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的情况恰恰是，国力尚在积累中，而外来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了我们新生代效仿的榜样。即使有朝一日，我们成了经济强国，引领全球潮流也不是一相情愿的事情，让异族由衷推崇哪儿有那么简单？
佩氏的生活质量模型给中国人提了个醒：只有真正活出透着中国传统的舒服日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才能引起世界的注意，进而成为他人效法的典范。葛氏夫妇则在敲边鼓，这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平衡兼顾而非顾此失彼乃是将潜力变成现实之关键。而我在想，终日为功成名就而奔忙的人儿啊，咱们也找个空空荡荡的屋子坐一下，扪心自问：生活质量还算满意吗？自己舒服吗？人家认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