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书”和“运书”是善意的昭示，“毒饺子”和“扣书”是敌意的表露，两者之间缺了什么呢？按刘晓峰的话说：“日本离我们很近，但是我们很少仔细去看看日本。有人天天喊，有打倒日本的，有中日友好的。但是谁真正地把对方的东西好好地作个分析？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太落后了。不仅如此，就是对中国的研究上，日本学界也在某些领域领先于中国，这让中国学者心里很不是滋味。比如唐令研究，日本就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在唐朝发展到高峰，唐朝的法典由律、令、格、式等形式组成，多达百卷，有六七千个条文，对后世影响重大。特别是《令》，规定了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指导和规范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活动的有序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律”还能看得到，令、格、式在元明以后就废弃了、失传了。7世纪，日本大化革新时，制定的法律基本上沿袭于唐代的律令，并在日本有效施行200多年，后来大部分条文也失散了。从1904年开始，日本学者中田熏先生开始研究“唐令”，试图将其复原。他的工作没有做完，便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四代日本学者历经100多年的努力，先后在1933年和1997年，出版了《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等多部著作。
刘晓峰是学中文出身，一聊起日本人在中国文史方面的学术成就，就不禁大发感慨：“直到今天，我们的唐令研究，也不敢说比日本人先进多少。我看到《唐令拾遗补》的时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们中国人讲汉唐啊！你自己最重要朝代的国家制度，最好的研究在人家那儿。历史研究就是这样，重要的东西人家做出来，你绕不过去。”
在学问上，中国这几十年的确没闹出什么名堂。2009年年底，大科学家钱学森去世。他留下的钱氏疑问触动了整个中国的神经：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根子出在教育上。姑且不说日本教育比中国先进多少，就凭四代学者用100多年潜心研究一门学问的精神，就值得眼下的中国学人深深思考。如今的中国学府有种奇怪现象，一边批判社会浮躁，一边制造浮躁。安贫乐道、潜心研究的知识分子早已不是主流，好在这批人尚未全部消失。2006年年底，我国学者整理出版了《天圣令》，使“唐令”研究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本著作面世后，不少日韩学者跑到中国来买书，算是给中国学术界挽回了点面子。
学术研究并非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之物。拿战略问题来说，优秀学者作出的对外政策判断要比政客更有远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为了解决“满蒙问题”，曾经向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请教。内藤湖南一生9次来华，前后跨越35年。在1907年进入学界之前，他就以一个“中国通”的记者形象活跃在明治中、晚期的政界和文坛上。进入京都大学执教后，内藤走上了研究、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道路，进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史大家。在与石原莞尔的对话中，内藤湖南明确地说：“满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中国不可能整体上被日本征服。石原莞尔认为内藤湖南不过一介书生，不久便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历史证明，内藤湖南是正确的。
日本的民族性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论面积，日本没有河南省大；论人口，不及中国的1/10；论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说，两者旗鼓相当，但是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10倍还多。日本凭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所有中国人思考，也是诸多中国学者研究日本的原动力，比如刘晓峰。他在日本学习生活了10年，逐渐从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解读出中日两个民族的不同。刘晓峰认为，欺负弱者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现。中日两个民族的不同，表现在青少年如何对待被欺负的方式上：中国孩子受了欺负告诉老师，而日本孩子宁可忍受欺负也不会找老师。
日本每年都有被欺负得自杀的少年儿童。2006年年底，日本出现了一系列学生自杀事件。国际舆论在震惊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关注了自杀现象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因素。2006年11月初，文部科学大臣伊吹文明收到一封匿名自杀预告信。由于无法找到写信的中学生，伊吹文明决定发表电视讲话劝说这名中学生放弃轻生之念。然而10天内，又有17封信陆续寄到文部科学省。这些自杀预告书的共同内容是校园暴力、同学欺负、老师漠视、不堪忍受、一死了之。这期间，6名十余岁的学生自杀身亡，其中有因为被嘲笑矮小而跳楼的12岁女生和被勒索两万日元而上吊的14岁男生。曾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美国广播公司（ABC）驻亚洲首席记者MarkLitke就这一事件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日本的剧痛——受欺负的孩子自杀》。文章指出，欺负弱小是日本的现实，在校园中造成的祸患历史悠久，强迫学生服从集体行动的压力更是享有盛名，而自杀在日人本人心目中被看成解决纠纷的荣耀之举。
日本青少年受欺负，为什么不找老师和家长寻求解决办法？老师和家长明知孩子受罪为什么不干涉？这要归结为日本人的集体意识。日本人最怕的，是被集体抛弃。一旦被抛弃，生不如死。日本人从小就有强烈的群体和伙伴意识，宁可待在集体中忍受，也不愿超越伙伴的层次去找老师解决问题。而这种伙伴和全体可以伴随一生。对于老师和家长来说，维系集体意识十分重要，他们也是在这样的群体中成长起来的。
欺负弱者和集体意识是日本人民族性的体现。刘晓峰说：“这是一种行为规范，欺负人的有高人一等的观念，被欺负的仍然被承认为集体的一员。这个关系能从小一直维持到走向社会。成年以后，受欺负的即使取得了成就，在新的集体中不再受欺负了，一旦回到老集体，该受欺负还是受欺负，他还觉得挺幸福。这里潜藏了一种日本社会结构的组织原则和思维定式，一种等级意识。比如日语就有浓厚的等级意识，对上、对下、对平辈的话，同一个意思说法全不一样。”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日本文化中尊长凌弱的民族性。2007年6月份，17岁的少年相扑选手斋藤隆被师傅和3个伙伴殴打致死，而肇事者直到今年2月份才被捕。斋藤隆死后，尽管尸体遍体鳞伤，但爱知县警方未经解剖就断定死因是心脏病。
日本相扑协会立刻认可自然死亡之说，直接肇事者、时津风相扑馆馆长山本淳一随即向家属许诺赔偿，条件是立即火化。当孩子的父亲看到尸体上的伤口、淤血和烫伤后，请求新潟大学的医生解剖鉴定，发现儿子是被殴打导致休克后心脏停止跳动。9月底，斋藤隆的父亲向大众传媒哭诉，要求日本相扑协会停止掩盖真相。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日本警方重新调查。实际情况是，斋藤隆死的前一天晚上，相扑馆馆长山本用啤酒瓶子连续击打他的前额，并命令3个同伴殴打他。山本对警方说：“他对是否继续相扑事业态度模糊，我火冒三丈，于是揍他。”那3个肇事者不承认打死了斋藤隆，他们说对于师傅的命令根本不敢还嘴。第二天早上，斋藤隆又被同伴拳打脚踢，而且遭到金属棒球棍殴打，而山本就在一边看着。斋藤隆不省人事后被送到医院不久便身亡了。
这件丑闻发生后引起全世界舆论对相扑和日本传统文化的极大关注。相扑是日本的传统体育运动，被尊为“国技”，是日本文化的产物。日本文献可以查到的历史就有1300多年，民俗中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从相扑手的培养方式上，可以看出日本民族传统的鲜明特征：封闭、残酷、等级森严而自成一体。相扑运动员的培养依靠“部屋”，部屋的最高领导叫“亲方”，也就是师傅，一般由退休的著名力士担任，他对相扑协会负责。师傅每年从全国小学生中选招学员，选中后，学员入住部屋生活训练，与师傅和其他学员同吃同住，所有费用由部屋负担。相扑运动员的训练十分残酷，这在日本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新手训练的必修课之一就是被块头更大的老队员摔打。斋藤隆死后，山本师傅的最初解释是，他在这一必修训练中倒下。
对于这件事，我特意查阅了一些英文报纸的报道。《华盛顿邮报》2008年3月10日的报道说，日本相扑协会给所属53个部屋发放了调查问卷，发现90%以上的相扑馆在训练中使用棒球棍或类似器物。1/3的相扑馆反映，训练中有欺凌弱小和暴力虐待现象。这篇报道还援引日本法政大学教育学教授佐藤茂光的评论，指出虐待同样存在于商业和教育界，尽管更多地表现在心理上：“这种事情全国都有，比如学校和工作场所，可能是我们日本的文化特点。”佐藤教授指出，“二战”前军队对社会产生了无孔不入的影响，相扑部屋里的虐待行为是军队内暴力现象在当代的回音。“迄今未知，日本社会尚没有以民主的方式审视这种行为。”《日本时报》2007年10月18日刊载的文章《谁杀死了斋藤隆》中，也将凶手部分归结为日本文化。“正是这种文化——长久以来基于对长辈的服从和高等级的忠诚——必须对孩子之死承担部分责骂。”
青少年自杀和相扑部屋暴力事件，呈现出日本社会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了解这些日本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有助于中国把握这个强大近邻的民族特征和它的未来行为方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副研究员廉德瑰，曾经阐述了日本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和”与日本的战略“文”的关系。他指出，“和”不一定是平等的，但却是有序的。“和”赋予强者以权威并助长了“欺负弱者”的现象，它不同于中国以家族或血缘为纽带的传统文化，是集体中等级的和谐。等级观念派生出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另一个基本特征，位置意识。
“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傲慢、欺压和控制，当然不排除呵护、提拔与照顾；“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谦虚、服从和顺从，当然如果位置意识发生改变，也会出现“下克上”与桀骜不驯的情况。廉德瑰认为，日本人总是不断地判断着位置的变化，以便迅速调整自己的角色。一旦他们发现自己与对方的位置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上位者或者逆来顺受地成为下位者。日本战略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强者结盟”，从“日英同盟”到“德意日轴心”，再到战后的“日美同盟”，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在“二战”前被某些日本人称为“畜生”，但战后一夜之间“畜生”变成“盟友”了，心态调整之迅速且顺利，让其他民族瞠目结舌、匪夷所思，但在日本人那里这一切却都顺理成章。
学术观点有时不易理解，曾有人简单概括中、美、日三国民族性的体现。中国人受了欺负，总要表达民族感情受伤害；美国人挨了打，肯定要还手；而日本人一旦被打趴下了，一定会跟行凶者交朋友。
中国需要日本朋友
与中国相比，近现代的日本一直走在前面，它有很多优点和经验值得中国学习。比如日本的秩序井然，不仅表现在大街上，更扎根于国民的头脑中。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在海外的日本侨民中造成极大恐慌。1972年出任首相的田中角荣当时在中国，他搭乘运输妇女和儿童回国的第一艘船。从京都上岸后，他发现尽管祖国遭到如此巨大的战争创伤，电车仍然正点运行。正是这份秩序井然让田中角荣觉得日本一定能爬起来。1995年，神户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6400余人死亡。震后尽管缺吃少喝，但没有发生任何哄抢商店、餐馆的事件。发放食物时，饥渴的灾民都自觉排队，还礼让老弱病残。救灾衣物就堆在路边，不用专人看管，日本人在灾难前再次以自律将秩序奉若神明。我曾经两次去日本，亲身体验了一下日式秩序井然。特别是早高峰时间挤地铁时，西服革履的日本人安安静静、泰然自若的神情让拥挤的车厢内少了几分烦躁和不安。要知道，东京地铁和北京地铁一样，上班时间连个扶手都抓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