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英国种植园园主的日记能帮我们了解一下奴隶的悲惨世界。日记的主人叫托马斯·西索伍德(ThomasThistlewood)，他抱着发财梦从英国中部来到牙买加。奴隶在甘蔗地里给他种植财富，他却用恶毒和无耻给予回报。一个逃跑的奴隶让他逮住了，他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抽他一顿，用盐水腌他。让狗把屎拉在他嘴里，满了立即封上，就这么让他待四五个小时。”西索伍德的日记还详细地记录了他跟女奴们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性行为。
奴隶中也有凤毛麟角的幸运儿，比如奥劳达·艾圭阿诺（OlaudahEquiano）。他没去种植园，而是被卖给了皇家海军军官。艾圭阿诺跟随主人周游世界并接受了教育。他赎回自由后来到伦敦，在废奴运动中冲锋陷阵。在他的帮助下，奴隶贸易中的暴行得以在公众舆论中曝光。1781年，装载了440个奴隶的Zong号英国商船由于顶风和迷失航向延长了航行时间。眼看着瘟疫蔓延夺走了自己的利润，船长想起了骗保险的损招。他把133个病奴扔进大海。回国后，船长以航程过长、饮用水耗尽为由要求赔偿，被拒绝。官司打到法院，133条人命的“民事”保险赔偿案居然以船长胜诉告终。
船长的罪恶被揭露后引起极大的社会愤慨。这件事成为废奴运动走向成功的一个里程碑。1807年英国禁止了奴隶贸易，1833年英国宣布其所属领地上的奴隶制非法。
民族自豪
对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这段历史，英国的主流媒体常为之辩解，比如政府没有必要道歉，赔偿更是无稽之谈。不仅如此，更认为废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光芒值得全民族自豪。他们的理由如下：
首先，奴隶制在非洲根深蒂固。以当年的黑人废奴领袖艾圭阿诺为例，他的酋长父亲就蓄奴。根据艾圭阿诺自传，他和妹妹是小时候在外面玩的时候被掠走的。再比如，阿拉伯人早在七世纪就在非洲东部贩卖黑奴。
其次，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英国不但不是始作俑者，而且在仍然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率先禁止。英国禁奴后，跨大西洋的贩奴航线并没有寿终正寝，又有190万黑奴被贩卖到美国南部和拉丁美洲。为了维护正义，英国还派军舰在非洲西海岸拦截其他国家的贩奴船，并为释放奴隶的船员提供奖励。
再次，英国成功禁止奴隶贸易是社会开明、民主制度优越的表现。在废奴运动中，公众基本站在正义一边，而且领军人物都是白人。不仅如此，英国的农田里没有奴隶，城里的黑人劳工也不多见。而美国大不一样，那里的革命者在废奴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虚伪。1865年美国废奴，然而社会歧视又让美国黑人等待、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才迎来自己的民权运动。还有，当年的英国废奴勇士大多是激进分子，而提出禁止奴隶议案的议员威尔伯福斯却是保守党人。这种通过激烈辩论和严格法律程序推动社会进步的稳健模式是世界民主的典范。
最后，英国人没有刻意提倡、推销非洲奴隶。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导致非洲成为商品生产链条中的劳动力输出地，巨大的需求和利润驱使非洲人互相追捕，争先恐后地为新大陆提供廉价劳动力。
果真如此吗？
荣耀与罪恶之辩
仔细翻看历史材料，你会发现，英国人的辩解并不能掩盖英国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主导作用。你还会发现，通过贩奴积累的巨额财富是英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根据英国苏格兰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著作《帝国》所述，英国商船贩运了350万非洲人，占奴隶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值得注意的是，大西洋奴隶贸易持续了四个世纪，参与国众多，而英国人只用了不到150年就贩运了总量的三分之一，其崛起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可见一斑。1768年的一份记录说，欧洲商船当年贩奴总数是97100，其中英国人运了53100，占总量的一半还多。更有历史学家指出，英国商船在18世纪的前几十年就已经初露锋芒，偶尔出现过贩奴数量大于竞争对手之和的情况。
如此，后来居上的“骄人业绩”绝不是因为运气好，英国人曾为此颇费心机。航海力量崛起、出口产品价格低廉、宽厚的金融信贷“功”不可没，英国商人积极主动打破奴隶贸易垄断更是关键性的一步。1660年，英国皇室和伦敦商人组建皇家非洲公司，在陆、海军的保护下专营奴隶贸易。在各地商人游说之下，1697年垄断被打破，私人商船蜂拥加入贩奴行列，此后十年，贩运数量激增五倍。《剑桥不列颠帝国史》记载了1749年一位英国绅士的肺腑之言：“来往于新大陆的众多航运生意、海员家小的生计、不列颠制造业的饭碗，这些主要归功于黑人劳动力……对于这个民族来说，黑人贸易是国民财富和海军称霸取之不尽的基金。”
从更宽阔的世界经济发展视野审视奴隶贸易，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各国历史学家的共识。17世纪初，毛纺加工主导英国制造业，外贸的五分之四是纺织品，主要市场在欧洲。17世纪中期，英国人口增长到达关键点，如果不拓展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工业化进程就可能倒退。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加入贩奴行列。英国制造业产品在非洲换奴隶，在西印度群岛换糖、烟草和酒，在巴西换黄金。而英属北美殖民地成为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后勤供应基地，鱼、木材、马匹和大米源源不断运来，换来的收益又买了英国商品。总而言之，这个商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英国产品出口市场的延伸，而流通得以循环运转的关键是奴隶。
在这样一个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殖民经济体系中，收益高、回报快的投资使英国私人资本迅速膨胀，而私人资本的充足使英国手工制造业顺利完成扩大再生产。试想，一个国家从农业向工业化的转变如果主要靠政府投资推动，势必增加国民赋税，从而引起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而奴隶贸易客观上避免了这样做的风险，为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开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换一个角度说，奴隶贸易在英国经济增长缺少投资的情况下弥补了这一不足。到了19世纪初，英国俨然已经在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争斗中独占鳌头，国内工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时的经济增长则更多地依靠不断推陈出新的发明和技术创新，适可而止地禁止奴隶贸易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无妨大碍。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兴衰录》中写道：“18世纪英国在工业化前的重商主义斗争中已经极其成功，工业革命无非增强了这一地位并将其变革为另一种权力。”
从立法程序上讲，英国率先废奴也不完全是良心发现的结果。首先，拥奴战线内部出现分裂。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大种植园园主是最主要的拥护奴隶贸易利益集团。18世纪后期，法属西印度群岛制糖成本降低。为了维持利润，英属种植园园主越来越多地依靠英国糖业市场的垄断经营维持高价，招致航运商和糖经销商的反对。此外，在贩奴起家的英国西海岸城市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自由贸易观念开始影响商业阶层，海运商品种类增加，贩奴量下降。
其次，虽然奴隶贸易给英国带来巨大财富，但是暴发户毕竟不是立法者。有政治影响的议员、乡绅、军官、政要，以及地主阶层，极少与奴隶贸易有个人利益关系，而且他们对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没有什么感性认识。当废奴派把议会辩论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引向贩奴贸易的残忍和种植园园主的人格时，极其容易从人性、人权、宗教和道德立场获得支持。
再次，拥奴派曾力图为奴隶贸易穿上“道德”外衣。他们渲染非洲食人族等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习俗，将非洲描绘成荒蛮社会。他们还提出，由于非洲气候恶劣，白人无法生存，更无法改变现状，而非洲人乐意成为文明社会的奴隶。对此，废奴派将计就计，提出更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于是废奴之后，更为严肃和广泛的传教活动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深入非洲大陆，为后来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
为了保证禁止奴隶贸易这一“义举”不被他国破坏，英国的确派出军舰在非洲西海岸拦截其他欧洲国家的贩奴船。但是这种做法费用昂贵、危险，不但收效甚微，而且被法国人讥讽为“愚蠢地断送了自己的财路又见不得别人发财”。英国军舰在非洲西海岸巡逻的结果是，在当今赤道几内亚附近岛屿上建造了永久性军事据点，为树立英国在西非海岸霸权奠定了基础。
至于说阿拉伯人的贩奴行为，倒不妨把旧账新账都翻出来。阿拉伯人没把那么多非洲国家变成殖民地！阿拉伯人没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阿拉伯人也没有把非洲变成冷战战场！阿拉伯人更没有把津巴布韦几乎所有的肥沃土地据为己有！英国19世纪初率先禁止奴隶贸易是国内外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不能排除人道主义因素，但是硬把它说成启蒙的灯塔，未免自欺欺人。
美国黑人历史学家安妮·贝利（AnneBailey）教授2005年出版了专著《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非洲声音：沉默之后》。这本书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展现了非洲奴隶后裔的痛苦回忆。贝利在书中写道：“无论在哪里，只要和非洲人谈起大西洋奴隶贸易，就会有震耳欲聋的沉默，而沉默无法掩盖后悔、痛苦、忧伤、罪恶和耻辱的悲叹。”贝利从采访牙买加的奴隶后裔开始，后来前往西非的加纳追寻他们的亲人。
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造成了难以计数的骨肉分离，而贝利在大洋两岸的探询却没有拼凑出完整的历史，“无法填补的裂口就是历史”。
苏格兰独立梦难期待
我在布里斯托尔大学（Bristol）留学一年，读国际关系研究生。这个专业的学生一多半不是英国人。第一堂讨论课，讲师鼓励留学生积极发言：“不要因为英语不是母语就羞于启齿，我的母语也不是英语。”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是苏格兰人。”一句活跃课堂气氛的玩笑话引出一个政治问题——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关系。最近几年，苏格兰信誓旦旦地闹独立，动静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