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去见大王
赵均用说罢站起身来，健壮魁梧的身躯上盔甲一阵抖颤，一夜没有休息的他们都是兵不解甲，铠甲着身，随时准备战斗的将士。
他用尖锐的目光瞄视了一下彭大和耿思，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友善地说道：“走吧，咱们去大王那里，看看他如何安排。”然后敏捷地向屋外走去。
走出耿思的大营，天已经大亮，东方呈现鱼肚的白色。
秋天的气候凉爽，天高远而纯净，只有晴朗的天空上飘着少许白色的浮云。
街上静悄悄的，不过时不时会从远处传来鸡鸣犬吠的声音。
元朝末年的萧县县城相当繁荣，城镇格局清晰，街道布局合理，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商铺，如果不是李二起义攻下这座小城，这时商铺也应该是准备开始营业的时候了，人们大概已经起床忙碌了。
中国人勤劳是生长在骨子里的，从人类开启文明之光起，在中原这片肥沃土地上生存的中国人一直是引领着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流人群，是走在世界经济前列的国家和地区。
这与中原这片土地肥沃有分不开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重农抑商是政府政治纲要的主基调，原因就是中原地区土地肥沃，适宜粮食生产，只要你勤地就不懒，只要你细心耕作大地就能够保证你吃饱穿暖，不需要你交易经营，照样可以发展延续和生存。
所以古代中国的帝王政治并不希望民众过多的参与经商牟利，他们认为过度的商业化不利于人口稳定，不便于统治管理，所以你看从商朝开始中央政府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家集权管辖制度。
古代中国早在商朝就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家权力任命制度，逐步消除氏族部落权力分散的局面，向集权化发展。这种思想来源于当时中原东部东夷居住的地区。
中原东部的东夷是中国集权政治体系的发明人，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根据地。孔子出生在山东就说明这一问题。
儒家思想是二元制国家权力任命制度的根基，不要以为商朝时还没有孔子，儒家思想在商代就不存在。其实任何思想都有它的沉淀期，儒家思想就来源于历史文化的早期沉淀。
古代中国商、汉、明、清都是二元集权政治的政治制度，而周、晋、唐、（辽宋金三国）、元则是三元分权政治的政治制度。
不要误解古代中国没有分权制度，周、晋、唐、（辽宋金三国）、元都是权力分散管理的政治制度。
古代中国从商朝到清朝一直在演绎集权制度和分权制度的斗争，古代政权也是在集权制度和分权制度之间来回摆渡。
走在清冷的街道上，三人的马蹄声和随从们的脚步声清晰响亮，当当拉滴啦嗒嗒声很刺耳。
三人无暇顾及街景，一心赶路，只怕误了大王议事。
这时赵均用已经没有太多顾虑了，他也想一举拿下徐州城，因为徐州终究是个城市，这里不比萧县，萧县只是个小镇而已，屁大点地方攻守都是易事，但是攻打徐州绝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他也知道只有攻下徐州他们的大干政府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他这个右丞相才能成为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崇高权势显赫的人，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坐上李二的位置，取代李二成为大王。
为啥古代位高权重，地位极高、权力极大，掌握着朝廷命脉的人都想篡权呢？
因为古代中国皇权特权太大了，太诱人了，并且古代政治没有完善的契约制度。
契约制度来源于商业市场经济制度，是合作、合同信誉运行机制，而古代中国的皇权制度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政府，因其重农抑商，所以不重视契约信用制度也不足为奇。
契约制度是平等主体之间为了达到某种利益目的，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达成的一种合作协议的信用机制。
契约制度在儒家文化中是由“信”来代表的，但是“信”不是出自孔子之手，孔子没有在他的思想中提到过“信”。因为农耕社会不需要商业规则，所以孔子也没有“信”的概念，“信”的概念是西汉董仲舒提出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的。
信作为守信用，实践诺言的概念由来已久，《左传》上就说：“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但是因为孔子没有在他学说中重视“信”的概念，所以古代中国政治纲要也没有过分重视信誉精神，对平等主体之间为达成合作、合同、互惠互利的契约精神并没有太多讲究。究原原因仍是中国人讲太极讲圆通，没有多边立体概念的原因。
不讲多边立体概念就不用讲团结合作，讲互惠互利的契约信用精神。简单说你不重视工商产业，你就无需讲究契约信用精神，农耕生产没有太多的契约信用可讲，只要你种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所以说信奉儒学，并且儒学知识高深的人多数都不讲契约信用，儒学的根是植根于农耕生产之上的学问，讲仁，用仁，用德。如王莽，王莽是大儒，儒学知识高深，他就很仁爱，很体恤下民，他儿子打死仆役，被他斩首悬挂于城头示众，但他对朝廷不义不信。
赵均用在起义军起事之初就抱有这种心态，准备好“弃君之命，不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这支队伍能打好仗？这支起义军能够成功？鬼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