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反目
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是从。可渐渐地，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
梁启超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他退休。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狠狠斥责了梁启超一顿。
武昌起义爆发后，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您从来不让别人发表意见，自己的观点又不能让弟子心悦诚服，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他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康有为是“大言不惭的书生，对政局丝毫不清楚”。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我不能与老师共为国家罪人！”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还写诗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
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逝世于青岛。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我自横刀向天笑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北京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中，父亲谭继洵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僚，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在姐弟中排行第五，最小。他12岁时，他的母亲、二姐和大哥染上瘟疫，在五天内先后死去。谭嗣同也被传染，昏死三天才苏醒。他父亲为此给他取个“复生”的别号。
谭嗣同从5岁起开始读“四书五经”，学习作诗填词。少年的谭嗣同聪慧异常，胆识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从20岁起，历时十年，谭嗣同驰骋西北高原，漫游祖国河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合计路程达八万余里，照谭嗣同自己的说法，是“堪绕地球一周”。
谭嗣同在壮游中曾多次作诗抒怀：
“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刀迭来苍茫！”“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
甲午年谭嗣同正好30岁，他写了《三十自纪》一文，规划出全面改革中国的方案，还准备全力以赴将此付诸实施。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开始“百日维新”。为了加快推行变法，壮大维新派阵营，光绪皇帝决定起用一些新人来推行变法。于是，在宣布变法的第二天，下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束送黄遵宪、谭嗣同上北京，准备接受授予的新职。但是，未等谭嗣同的大志付诸实现，顽固派们便准备先行下手绞杀改革派了。9月21日早晨，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假借光绪帝的名义，请慈禧“训政”。慈禧重掌清廷大权，废除新政，戊戌变法就这样失败了。
政变发生的当天下午，谭嗣同在自己住地与梁启超等人紧急筹商对策。他与大刀王五计议密召“京津健儿”去中南海瀛台劫出被幽禁的光绪，未成；他又与梁启超去找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容闳等人，准备促请英、美、日驻公使出面“设法保护皇上”，结果也落了空。至此，谭嗣同眼看事情已无可挽回，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我们前几天想救皇上，既已无法可救；今日想救康先生，也已无法可想。现在我已无事可做，惟有死！”
第二天，北京城内风声更紧。谭嗣同知大难即将临头，显得更加沉着坚定，从容地准备自己的后事。他找出自己多年的诗文书信稿本，其中包括《仁学》手稿，来到梁启超避居的日本驻华使馆中，交给梁启超，请梁保管，并要梁早点逃往日本。梁劝他一道出走，谭说：“如果没人留下来，将来如何发展维新；但如果没有死者，又如何酬答圣主。”谭希望梁启超把改革大业继续进行下去，而自己决心为变法、为光绪帝献出生命。
在这危急的时刻，大刀王五也一再劝谭嗣同出走，并自愿做他的保镖。可是谭嗣同决心已定，拒绝出走，并取下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何足惜。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中国还没有因变法而流血的，今天就从嗣同始。”
谭嗣同作好杀成仁的准备。他在自己的莽苍苍斋里照常每日习文练武。他突然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担任巡抚的老父谭继洵，必然要受自己牵连，情急之中心生一计：他取出往日父亲寄来的七封书信，烧去信纸，留下信封，再摹仿其父口气与笔迹，给自己写下七封假信，每封都有训斥儿子、反对变法的内容，指责谭嗣同不忠不孝、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等等。信写好后，谭把它们放在屋内显眼处。
9月24日，慈禧下令将谭嗣同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位军机章京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
9月28日下午，慈禧下令不经任何审讯，将谭嗣同等六人斩决。清廷刑部官吏将嗣同等六人提出监狱，从西门出。刘光第等昂首不跪，谭嗣同更是高声指责，场景十分壮烈。
下午三点半钟，谭嗣同等六人被押进刑场。成千上万的人哭泣着为他们送行。有友人为刘光第等送来西鹤年堂药店的鹤顶血，要他们服下，立即昏迷，可以减轻就刑时痛苦。刘光第推开说：“读书数十年，到今天才有用了，拿去。”谭嗣同则悲歌绝命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第一个被杀的是康广仁。当时行刑的刽手所用刀较钝，一刀下去，鲜血汩汩然冒出，脑袋却没有掉下，康广仁因痛苦挣扎，全身衣裤尽裂。
面对这痛入骨髓的惨状，谭嗣同等悲愤而又平静。杨锐被杀后，刘光第将其头捧过来，用纸擦掉血，放回杨锐脖颈处，然后引颈就戮。林旭就刑时，其神色不变。
谭嗣同是第五个被杀。他大踏步走向就刑处，仰天大笑。
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后，清政府还残暴地下令将六人的头颅悬挂在刑场上示众三天，莽苍苍斋的义仆刘凤池于当日午冒险将谭嗣同的无头尸体运回浏阳会馆，以自己的全部积蓄六十两银子购棺装殓。三天以后，刘凤池又将谭的头颅找回，请人缝合尸首，暂时安葬。第二年，刘凤池又护送谭的棺木回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正式安葬。谭墓前的华表上刻着一副对联：
亘古不灭，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谭嗣同年迈的父亲谭继绚果然因谭嗣同的保护，没有受到更大的迫害，仅被革职回浏阳老家。他因儿子的壮烈就义，思想也受到很大的触动。他对哀哀啼哭的谭嗣同夫人说：“儿呀，不要悲伤，今后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不是我这个曾当过巡抚的老父亲，而是你那为改革献身的丈夫！”
章太炎怒砸总统府
章太炎学问淹博，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但他的疯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他持论偏激，行为怪诞，自称“章神经”。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这与英国文学家王尔德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公赴美演讲时，海关检查员问他有什么东西需要报关，他说：“除了天才，别无他物！”真是神气非凡。
袁世凯弄权，为了拉拢这位“章疯子”，曾经聘他为“总统府的高等顾问”，并颁发勋章给章太炎。然而袁世凯很快就发现自己看走了眼，他知道了章太炎是一个不好利用的人。而章太炎在袁世凯手下做了一阵“官”以后，逐渐地认清了袁世凯的为人。他发觉袁世凯是一个居心叵测、想要葬送民国恢复封建专制的野心家。加上处处听来和看到的袁世凯的桩桩件件龌龊事，便要去找那位独夫民贼好好理论一番。
大冷的天气，他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袁世凯颁给他的大勋章，直闯总统府。接待员将他安置在接待室中等候，他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轮不到他。一怒之下，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他径直往里闯，警卫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随后又将接待室中的桌椅板凳一应摆设全部砸了个稀烂。
袁世凯自然恼怒异常，可迫于舆论的压力，他不好给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将他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新居。在钱粮胡同的居所，无法出门，就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称之为“鞭尸”。
闹归闹，可还是出不去。于是章太炎又决定绝食。谁劝也不行。老章饿得直打晃了，他的学生王揖唐来了。老章说：“你给老袁当说客吗？”王说：“不是。”然后两个人闲扯了半天，王漫不经心地说：“听说先生想绝食而死？你想，袁世凯要杀你不是太容易了吗？他为何不杀你？就是不想担一个‘杀士’的千秋骂名。现在可好了，你自己想死，这下可遂了袁贼的心愿了。”章太炎一听这话，有道理，马上坐了起来，大喊一声：“上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