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在办理对外交涉过程中，深感王朝统治危机空前严重。他不顾中央一品大员和帝师的高贵身份，多次前往粤东会馆和南海会馆访问康、梁，同他们商讨维新变法事宜。又上书光绪帝力荐康有为才堪大用。光绪帝对康有为从此“倾心向用矣”。1898年5月，光绪帝决心变法。翁同龢代光绪帝草拟了宣布变法的“国是诏”和开办京师大学堂的谕旨。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布“国是诏”，酝酿已久的维新变法终于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就在“国是诏”颁布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强令光绪帝下令将翁同龢开缺回籍。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幽禁光绪帝于瀛台。诛杀谭嗣同等变法“六君子”，通令缉拿康、梁等人。在围剿维新派的过程中，慈禧一伙也未放过翁同龢，下令将他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在贫病、惊恐中在籍生活了七年，于1904年7月去世，享年75岁。
两代帝师翁同龢
翁同龢身为清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状元宰相，且两入军机，又身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1865年11月，经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诉和负责嵇查书房事务的醇亲王的联名保举，翁同龢被命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翁同龢入值书房后，先给同治帝进讲《帝鉴图说》一书。是书出自明代宰相张居正之手。张氏为了辅导年幼的明神宗，特地将自尧舜以来天下之君，撮其中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编成一个个小故事，每个故事加上标题，再配上一幅工笔图画。此书最适合幼儿阅读。翁同龢讲得既浅显，又明白，同治帝颇爱听。此后他还给同治帝讲授《圣主庭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略》、《毛诗》、《孟子》等，指导同治帝写诗作论。直到1871年因母亲去世，回籍丁忧，才离开弘德殿书房。
翁同龢在授读同治帝期间，还奉旨前往养心殿给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法编》一书。先后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十五个专题。他的进讲剖析得当，交代清楚，两宫皇太后感到满意。
1875年同治去世，慈禧拥立4岁的载恬为帝，承嗣咸丰，改元光绪，这就是光绪帝。次年光绪帝在毓庆宫读书，翁同龢又一次被命在毓庆宫行走，担任帝师，授读光绪。从此时起直到1896年书房裁撤，他担任光绪帝师长达二十多年之久，付出了巨大的辛劳。翁同龢一面大力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今文经学中的“微言大义”和改革进取的思想，企图从中找到社会兴衰治乱的缘由，挽救民族危机及日益衰微的王朝；一面通过书房进讲，指导光绪学习批阅洋务折件，向光绪帝灌输社会变革思想，教导光绪了解世界大势，勇于创新，开创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光绪帝后来之所以能发动维新变法，追溯起来与其书房教育分不开，是翁同龢一手点燃了光绪帝维新变法的思想火花。
灵芝为谁而生
湘阴是左宗棠和郭嵩焘的老家。同治三年，湘阴文庙长出一棵灵芝草，郭嵩焘的弟弟写信给他，信中提到了这件事，开玩笑说，文庙产灵芝是吉利之兆，象征郭家的荣发。左宗棠听说以后，放话说：“湘阴文庙真要是有祥瑞，那也是因为我左宗棠封爵的缘故，与郭家有什么相干！”郭嵩焘，曾署理广东巡抚，后来因左宗棠参奏罢官。郭曾在樊燮一案中给左帮忙传信，有救命之恩，又在咸丰皇帝面前大力推举他，有保举之力。左宗棠死后，郭嵩焘回想两人一生交谊，写挽联如下：“世需才，才亦需世；公负我，我不负公。”
“状元红”与“元宝肉”
清朝同治年间，苏州状元陆润庠的父亲早离人世，家里很穷，全靠寡母做针线活度日。陆润庠年轻有志，读书十分用功。他有一个癖好，喜欢喝绍兴黄酒。虽然家里穷，还是照喝不误。陆润庠住在阊门内荷叶街。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都林巷，巷口有一座酒店。陆润庠天天要到这家店里去喝黄酒。酒店老板见他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刻苦读书，满腹文章，相信他将来一定会发迹，所以，情愿把酒赊给他喝。后来，陆润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酒店老板还借给他一大笔路费。
陆润庠中了状元以后奉旨衣锦还乡，在状元楼大摆宴席，宴请苏州的文人学士和官僚士绅。当然，也请了酒店老板。酒席上喝的仍然是绍兴黄酒。陆润庠不忘酒店老板的恩情，风趣地说：“李白一斗诗百篇，我陆某能有今日，全凭这绍兴黄酒呀！”接着，陆状元站起来，说道：“陆某当时受益绍兴黄酒，多蒙这位店主老伯照应。今日，当众拜谢！”众人称赞不已。
在座的一班文人雅士，都晓得陆润庠喜欢喝绍兴黄酒。现在做了状元，名声显赫，红极一时。有人就拍马屁说：“状元公喝了黄酒中状元，这黄酒也红了，就叫做状元红吧。”
后来，苏州城里的一班读书人，秀才啦、举人啦，喝酒都要喝状元红，图吉利，以期在殿试中一举及第，走上仕途，飞黄腾达。
出身湖北监利的朱才哲，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在清乾道光年间出任台湾府宜蓝县令时，深得民心，后曾任台湾道台，台湾百姓称他为“朱青天”。他在台湾度过了三十二个春秋，于同治二年72岁时告老返乡。离台启程那一天，百姓送来大箱小包的礼品，可清廉刚直的朱才哲一一谢绝，最后只留下三十二口空木箱。开船启程那天，百姓搭起供帐，洒泪相送。船出发以后，发现有几条小船尾随而来，原来是新任道台带人来追查。新任道台以小人之心，度忖箱内一定装有朱才哲三十多年来的私房积蓄，不然船何以如此沉重！追上之后，对朱才哲讥笑说：“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呀！”朱才哲明白他的来意，说道：“如果箱内不是金银怎么办？”新任道台回答说：“如不是金银，情愿开一箱赔两箱元宝。
”于是朱才哲命人把箱子当众打开，原来不是什么金银财宝，竟然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新道台满脸惭愧地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朱大人果然是两袖清风，名不虚传哪！但不知装这么多鹅卵石回乡有什么用？”朱才哲答道：“船行大海常遇风浪，若是空船，易被风浪掀翻，因而以石压船，船才稳当。此外这些鹅卵石运回家乡又可以分给儿孙及乡邻学生用作镇纸之用，让他们刻苦攻读，也算我在台湾三十多年的纪念。”新道台听后，脸越发烧得厉害，羞愧地说：“我开了的箱子，愿实行诺言，赠装元宝。”朱才哲答道：“大人不必破财，你出钱赔偿，还不是出自台湾的民脂民膏！”又说，“我看不是道台失礼，是我辞行不周，今天你带人前来送行，我倒要向你道歉。”说完即命家人把自己准备的鸡蛋煮肉送上，说这是家乡上等佳肴，名字叫元宝肉。新道台感动不已。从此“元宝肉”这一菜肴传遍台湾。台湾人民为怀念朱才哲的公德，还修建了一座朱公庙。
李秀成的供状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李秀成于当夜率千余名将士，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在冲到城外后与大队人马走散。天明时分，人困马乏的李秀成潜抵城郊方山一破庙中暂避，结果因随身所带财物而暴露身份，于23日被两个奸民缚送清营。
28日下午，曾国藩赶到南京，几小时后便亲自审讯李秀成。老谋深算的他对李秀成施展了攻心战。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收到了效果，李秀成自愿书写供词。李秀成从7月30日开始动笔，历时9天，在囚笼中亲笔写下数万字的供词。与此前此后的表现判若两人的是，李秀成在供词中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他对曾国藩和清王朝大加谀颂，说“早就听说曾中堂恩深量广，有拯救世人之心”，表示“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心悔莫及”，将天京沦陷喻作“我主无谋，清朝有福”。他自愿以“罪将”之身，出面代为招降太平军余部，从而“尽义对大清皇上，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
可怜李秀成终究还是被曾国藩算计了。此时的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献俘到京城，他们兄弟二人欺瞒朝廷的一些事情，如曾国荃洗劫天京中饱私囊的真相等，便都会曝光，难免会落个欺君之罪。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他都不能留下李秀成这个活口。8月3日晚，曾国藩垂询赵烈文的意见，表示打算不等朝廷降旨，便将李秀成从速“正法”。赵烈文回答说：“中堂已经录有供词，没什么不妥的，而且此贼非常狡猾，不宜把他押解进京。”两人不谋而合。
8月7日，仍在赶写供词的李秀成写下了“昨夜承老中堂叫至驾前讯问，施以恩惠，无以为报”等语。结果墨迹未干，曾国藩就派李鸿裔向李秀成摊牌，表示“国法难逃，不能开脱”，并于当天傍晚将李秀成处死。
幼天王的最后愿望
